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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潤要比他自己所認為的更有影響力。事實上，他不但是找到了一些富豪，根本是推動了其中一些的產生，或者說一定程度上他製造了他們。
這件事情說來話長：
所謂的美式富豪，基本上是一些創新企業的創辦人，電腦軟體或者是互聯網，接下來應該是基因領域，反映了後工業時期財富的積累方式；俄羅斯式富豪則是一些石油商人，比如尤科斯石油的霍多爾科夫斯基，體現了這一地區濃重的轉軌特徵。
中國的富豪榜則充分體現了混合經濟的這一概念。既有轉軌的一方面，也有企業家創造個人傳奇的另一方面。當然這段時間，也開始有了美式富豪，中國迅速發展的互聯網產業造就了若干年輕的創業者。
我們知道，中文版的《財富》是免費訂閱的，只是需要填一份有關讀者情況的表格。表格很普通，但是有一個欄目不由得讓人“格登”一下，在所在公司的單位類型一欄中，集體和私營企業被歸於同一類。作為中國人，當然知道集體所有制企業和私有企業很不同。
最初的時候，《福布斯》將一些浙江人列名于富豪榜，這令當事人困惑。和大家的認識不同，浙江經濟的成功發展，恰恰得益於當地人對這類敏感問題的模糊處理，一些企業的類型是模糊的；一些經理人創辦並掌控企業，但是這和所有權是兩碼事情。
在90年代初期的時候，人們開始討論這一問題。和大家的認識不同，那些創辦並掌控企業的經理人並不熱衷於參與這一討論，一位經理人在電視上表達了對這一問題感到費解，另一位經理人則在報紙上撰文對討論本身提出異議。他們的擔憂是有道理的，明晰產權會給企業帶來混亂。
年輕的胡潤是執著的，排行榜一年又一年的推出。他首先改變了公眾對事物的認識，公眾開始接受他們的鄰居成為億萬富翁這一事實。隨後管理層，我指的顯然是決定產權歸屬的主管部門也有了更積極的態度。既然每個人都那麼認為，那些創辦並掌控企業的成功經理人也放下了最初的擔憂。
這裡面有那麼一個奇怪的因果關係，首先已經上了富豪榜，然後才成為真正的富豪。至於排行榜上列名的少數美式富豪，則進一步強化了富豪榜的定義。富豪榜實際上推動了這一階段企業的轉制。
我是浙江人，所以我對那裏的情況更敏感一些。相信不是胡潤對浙江有特殊政策，這種情況應當有普遍性。到目前為止，這特定的幾家企業轉制後，企業保持了一個平穩上升的勢態，或者轉制會是企業業績持續上升的動力來源。
這就是胡式富豪榜的優勢，不僅僅是先發制人，胡潤將自己和中國經濟聯繫了起來，根本是將自己鑲嵌入其中，他已經和這裡發生的變化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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