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蔣經國神話

透視蔣經國神話

02/09/2003/00:00

華夏經緯網

“蔣經國，台灣想念你 !”

“CCK,TAIWAN MISS YOU”（蔣經國，台灣想念你），這是國民黨今年紀念蔣經國去世15週年系列活動的主題詞句。2003年1月13日，泛藍陣營的高級領導人紛紛前往謁陵，併發表重要講話。在國民黨紀念蔣經國的音樂會上，主調是懷舊的爵士樂。主辦者說：這是因為經國先生生前是很浪漫的。在國民黨掌控的媒體上，“蔣經國時代”被描繪成“那是一段讓人民看到希望的日子”。 1987年12月25日，蔣經國以孱弱之軀出席台北中山堂的“行憲紀念大會”，這是他最後一次出席公開活動。當天，剛成立一年多的民進黨在中山堂舉行抗議活動，要求國會全面改選。據說蔣經國退場時，朝抗議人群深深地注視了許久。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因身患多種病症，嘔血去世，享年78歲。此後台灣進入長達12年的李登輝時代。對於這12年，國民黨的《中央日報》批評說：“李登輝執政12年，造成國民黨出現了歷史、倫理、組織和政權的斷層。”面對李登輝給國民黨造成的這個巨大斷層，並且鋻於國民黨目前的落魄地位，台灣泛藍陣營迫切需要正本清源，並利用“蔣經國牌”來重新喚起民眾的支援。所以，在2003年1月13日這一天，泛藍陣營的領導人陸續來到大溪蔣經國的陵寢，以各自的方式宣示自己的嫡傳地位。從當天謁陵時間先後來看，情況是這樣的：清晨6時半：曾經擔任蔣經國英文秘書的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率先到達。此舉被媒體評論有新年“搶頭香”之勇，把國民黨現任主席連戰比了下去。清晨7時：同樣曾經擔任蔣經國英文秘書的台北“市長”馬英九到達，在蔣經國的靈前下跪，行叩拜大禮。這個當天別人並未克隆的伏身叩拜大禮，也把其他人都比了下去。上午9時半：蔣經國的兒子，剛剛認祖歸宗的國民黨“立法委員”章孝嚴，第一次以蔣家後人的正式身份謁陵，以其同蔣經國在血緣上的親近，把其他人都比了下去。不過在當代台灣的體制下，這點血緣關係在政治上幫不了章孝嚴什麼忙。上午10時15分：國民黨主席連戰在大批部屬簇擁下到達，台灣媒體形容這是一個龐大的“上香團”，其場面之隆重，把其他人都比了下去。 13日全天：受蔣經國提攜並繼任其職位的李登輝並沒有來。據說他正在家裏潛心整理與蔣經國的對話錄（今年3月將出版），其淡定與瀟灑，把所有國民黨人都比了下去。 15年前，蔣經國帶著巨大的肉身痛苦和精神痛苦嘔血離世。15年後，落魄的國民黨不僅丟掉了在台灣的“執政權”，丟掉了民心，而且龐大的“黨產”也丟得差不多了，痛苦離世的蔣經國，成為了國民黨應對2004年大選的救命稻草。國民黨的這種謁陵盛舉，在其歷史上並不是第一次。1947年5月5日，在南京中山陵400多名國民黨編余將領集體哭陵事件，就是一個前例。這批落魄者穿得將軍呢，佩戴軍功章，在遊人的圍觀下痛哭流涕，發泄著對時局、對個人處境的傷懷和憤懣。現在，困頓中的台灣似乎進入了一個懷舊時代，不僅有蔣經國，還包括李國鼎、尹仲容等等，都以傳奇時代的傳奇人物身份，隆重出現在大眾視野中。進入中年的台灣民眾津津樂道于前朝舊事，沉湎于“全民拼經濟，熬夜看少棒”的共同記憶，而對“扁政府”治下的台灣現狀怨氣勃發：經濟不景氣，戰和前景不明朗，黑金事件依然頻繁，現實中已經沒有幾個公認的正派人物、公眾英雄；從島外形勢看，大陸經濟總量在膨脹，像抽水機一樣抽取著台灣的資金；日本人大前研一最近預言，今後三年是台灣惟一擁有籌碼與大陸談判的時期，錯失機會，將一無所有，無條件投降。即使是贊同“一個中國”立場的國民黨，也不希望無條件投降，他們要拼回“政權”，拼回台灣對大陸的對等地位。而這一切，都需要台灣民心的支援。馬英九一語道破天機：“經國先生”是本黨最寶貴的資產，甚至是民眾對本黨的信心的來源。

回望“蔣經國時代”

國民黨來臺後的台灣社會經歷了三個重大轉捩點：第一個是1975年蔣介石去世，蔣經國上臺；第二個是在蔣經國去世前的1987年，台灣當局宣佈解除實施了長達38年的戒嚴令——世界上實施世界最長的戒嚴令。以筆者看來，第二個轉捩點比第一個更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或者說，真正的“蔣經國時代”，差不多是在蔣經國去世前才開始的。李登輝“執政”的12年，至少在島內政治方面，是延續了蔣經國所期望的政治改革路向，並取得了諸多實績。台灣社會也由此迎來了第三個轉捩點：2000年的政黨輪替。至於李登輝的“台獨”和“媚日”，當然為海峽兩岸人民所不齒。蔣經國是台灣政治轉型事業的開創者，在他生前，解嚴、開放黨禁和報禁、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兩岸互通資訊等等，都已成為事實。立足於本土社會的民進黨上臺，可以說與蔣經國也有關聯，蔣經國生前就重視台灣政治的本土化問題，注意培養本土政治人才，他甚至選擇了一個土生土長的農經專家李登輝來擔任“副總統”。但是蔣經國並非台灣政治轉型事業的惟一開創者。我們不能忘記，在戒嚴時期的台灣，在“肅清匪諜”的濫殺濫捕下，是台灣的黨外力量在勇敢地、努力地耕耘，最後其力量終於蔚為大觀，民主轉型成為社會共識。此外，來自國際社會的壓力，對於蔣經國發動台灣政治轉型，也是一個比較直接的原因。在蔣經國去世前，對於台灣的未來發展，他有四點計劃。第一點是民主化，包括全面選舉。第二點是本土化，外省人壟斷“政權”的時代必將結束。第三點是作為“完成前兩點的關鍵”，必須繼續提倡民生主義，大幅提升“國民”所得和生活水準。第四點是震撼性地要與大陸“發展工作關係”。李登輝時代在政治轉型方面基本上是蕭規曹隨，包括民主化和本土化。1991年4月，台灣當局召開“國民大會臨時會”，制訂“憲法增修條文”，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1992年5月，台灣“立法院”取消“陰謀內亂罪”及“言論內亂罪”。1994年，台灣“省長”直選。1996年，台灣舉行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總統”民選。2000年5月20日，非國民黨籍的陳水扁成為台灣地區的新領導人。據筆者的粗淺觀察，在某種程度上，雖然蔣經國是在1975年成為國民黨的新領導人，但真正區別於前一個時代的“蔣經國時代”是始於1986年他公開表示考慮解除戒嚴，而止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此前的蔣經國“執政”時代，仍然是蔣介石戒嚴時代的延續。當然，蔣經國上臺後在民生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但關於注重民生，蔣介石在1949年2月1日的溪口日記中反省失敗教訓時就已幡然醒悟，這不能算是蔣經國的特色。90年代中期之後，李登輝由蔣經國事業的繼承者，轉而成為台灣的“麻煩製造者”，他憎恨國民黨的心態也日漸流露，台灣社會那種團結、奮進的形態被打破，社會進程變成了混亂和動蕩，“沒有蔣經國的蔣經國時代”也就此結束。因此，似乎可以說，“蔣經國時代”是由半個蔣經國和半個李登輝共同完成的，即由蔣經國“執政”後期和李登輝“執政”前期共同構成。泛藍陣營借謁陵來否定“李登輝的12年”（1988~2000），而推崇蔣經國的13年（1975~1988），似乎沒有看到蔣經國13年前期的“蔣介石特色”，也似乎沒有看到李登輝12年前期的“蔣經國特色”，這是對歷史事實的漠視。雖然蔣經國在島內外受人景仰，但我們不能忘記他緊跟其父蔣介石在臺實行白色恐怖的種種行為；雖然李登輝已經是千夫所指的“台獨”分子和“媚日”分子，但我們也應當對於他執政前期執行蔣經國政治轉型路線所取得的成績，從實事求是的角度，給予一定程度的肯定。

蔣經國的政治遺產

蔣經國的政治遺產包括兩個部分，一個是開創了台灣政治轉型路線，另一個是他個人的人格魅力（廉潔、親民、勤政等等）。從目前泛藍陣營在大溪謁陵時發表的言論來看，他們更注重後一部分遺產，並試圖通過弘揚這部分遺產來喚回民心，重建泛藍陣營的競爭力。而對民心到了鞠躬以求的地步，這實際上也是拜蔣經國政治遺產的前一部分所賜。在台灣戒嚴時期，民心是不重要的，在“反攻大陸”和“肅清內部”的政治任務之下，民眾的種種自由都可以被限制、被剝奪。後來蔣經國決意要實行政治轉型，就必須首先解除戒嚴令。馬英九回憶說：經國先生曾讓他研究“戒嚴”（martiallaw）的含義，以及國際社會對台灣戒嚴的觀感。馬英九告訴蔣經國，“戒嚴”的英文意義是“軍事管制”、“沒有法律”，國際上當然對此持有惡感。蔣經國大感驚訝：“我們沒有這樣啊！”連連說台灣被誤解了。這場詞彙探討，也可算作是後來“解嚴”的一個“非線性原因”。 1986年10月7日下午，蔣經國在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Graham女士時，正式告知對方檯灣“將解除戒嚴，開放組黨”。馬英九回憶說：在將蔣經國的原話翻譯給來訪者時，他產生了一種“我們正在改寫歷史”的強烈感覺。當天晚上，馬英九走出病魔纏身的蔣經國的臥房，仰望著深秋的星空，想到“經國先生”斷然改革的魄力和嘔心瀝血的形象，“內心交織著深刻的敬佩與強烈的不忍”。馬英九還極力讚頌蔣經國“少說話、多做事”的為人。蔣經國早年曆經磨難，生性寡言沉靜，但話一旦說了，往往擲地有聲。例如他針對台灣“十大建設”所說的“我們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在晚年解除戒嚴前說的“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在如何認識權力方面所說的“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去用它”；在權力交接方面所說的蔣家人不能也不會再做“總統”等等，都已刻錄進歷史。需要指出的是，蔣經國的人格魅力不是民主條件下的那種，而是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體制下的特有現象。威權主義之下的人格魅力具有內生、超凡的特徵，其左右國勢與民生的程度，是其他條件下的領導人難以企及的，往往是一個眉頭聳而天下動，結果則往往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威權主義領袖往往還具有近乎自虐的“勤政”、“日理萬機”的魅力。在外國記者眼中，蔣經國具有“深入追根究底的精神，全然蔑視我們所稱的民主權利，可又展現出在此間罕見的忠勤任事、專心致志精神；有一股內心發出的精神力量，驅策他每天上午6時半就起床，全速工作到半夜”。蔣經國晚年多病，飽受身體疼痛折磨，據說他在“榮總”醫院的病歷卡可以堆到腰那麼高，他的主要病症是糖尿病、視網膜模糊、腎臟發炎、雙腿肌肉壞死。作為政治強人，蔣經國集黨、政、軍、特種種權力於一身，難怪會積勞成疾。蔣經國嘔血而亡，其人格魅力則再上層樓。15年來，前來大溪蔣經國陵寢瞻仰的人潮不斷，每年都有100萬人上下。15年來島內媒體對歷任“總統”的民調，他總是獨佔鰲頭。蔣經國逝世15週年之際，民意調查顯示，對於半個世紀以來台灣的歷任領導人，有45%的民眾認為蔣經國對台灣民主發展貢獻最大（其餘是李登輝24%，陳水扁8%，蔣介石5%）；61%的民眾認為經國先生對台灣經濟貢獻最大；50%的民眾覺得蔣經國“執政”時代的社會風氣最好。這個時代居然也成為懷舊者的最愛，須知蔣經國“執政”的大部分時間裏，台灣仍處在“戒嚴”和特務橫行的狀態！對於經歷過那個時期的台灣民眾來說，蔣經國“執政”時代絕不是一段“閃亮的日子”。蔣經國把留蘇時對蘇聯制度的耳濡目染，和他父親蔣介石的中國式集權政治理念結合起來，在台灣實行嚴密的特務統治，黨外的政治活動空間幾乎沒有，倒是使海外的“台獨”運動成為了反體制力量的代表。1970年4月24日，發生了蔣經國訪美遇刺事件（未遂）。海外“台獨”積極分子黃文雄向蔣經國開槍那年，黃正在美國康奈爾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另一名行刺參與者鄭自財當時在紐約當建築師。這些人不僅在島內成為了“英雄”，在國際上也成為了“英雄”。蔣氏父子的集權統治之下，民主運動受到壓抑，反而方便了“台獨”運動的異軍突起。這當然也可算作是蔣經國不經意中留下的“政治遺產”。

蔣經國歸來

在離開人間15年後，蔣經國似乎有“歸來”為國民黨2004年大選助戰之勢。“蔣經國”能否救現在的國民黨，事實上還要看國民黨自己能否脫胎換骨，自我改造。 “蔣經國”不僅被國民黨“招魂”，請回台灣參加大選，而且也曾經在80年代末期在大陸登岸，成為當時大陸政治改革的某種方案的象徵。這個方案當然就是曾經熱門一時的“新權威主義”。當時持此論者談到：中國需要有像蔣經國這樣溫和的新權威主義領袖……當蔣經國去世時，成千上萬人在街頭列隊致哀，島上鮮花販賣一空，為什麼？他終結了自己家族的統治，取消黨禁、報禁，他的心態就是：好吧，我是專制者，可我是最後一位專制者，我將運用我的權力，確保引進民主。當時大陸旁觀者看蔣經國的眼光，總算是比較清楚的：蔣經國是專制者，但把自己定義為最後一位。而現在的國民黨呼喚蔣經國“歸來”，卻囿于黨派利益，無法正視蔣經國為人詬病的那一面，乃至陶醉於“蔣經國”和“蔣經國時代”的光環裏，而不能正視本黨目前所存在的種種問題。在半個多世紀的台島政治視野之外，還曾有一個“蔣經國”，卻不知他會不會回來。1935年，身在蘇聯的蔣經國發表了給母親毛氏的公開信，信中說：“您的兒子已經開始了新的生活道路，他也許永遠不會回來了。他也許永遠不會再落入父親——那個笨蛋的手中，去做一個可憐膽小的孩子。”這封信在中國歷史上曾經留下了一個沈從文“邊城”式的懸念：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 1937年，在中蘇合作的氛圍下，蔣經國被史達林送回中國。但那個在給生母公開信中存在過的“蔣經國”，那個在上海參加“五卅運動”而遭中學開除的蔣經國，那個繼而在北京參加爭取民主運動而入獄的蔣經國是否歸來？在蔣介石身邊受教、在溪口學曾國藩家書、在蔣政權黨政軍中廝混並充當“太子”角色的蔣經國，無可挽回地落入了他父親的手中，成為他父親路線的首席執行官。直到他生命的最後時刻，那個青春年少的蔣經國似乎才突然歸來。沉重的精神十字架壓得這個人嘔血而亡，而血吐乾淨了，他就會真正快樂起來。（莊禮偉）南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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