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聞喜縣一天三頓飯，兩頓是吃‘海鑫’的飯”，山西運城市經貿委副主任張堂民這樣評價海鑫鋼鐵集團有限公司對當地生計重要性。
因年初其董事長李海倉在辦公室被槍殺，海鑫公司這個在福布斯中國富豪排行榜也榜上有名的家族企業引起了人們的持續關注。3月底閉幕的運城市人民代表大會上，李海倉之子、新任董事長李兆會以新當選的市人大代表的身份出席會議，開始了其在政治舞臺上的初次
亮相，他才22歲。
一個家族企業在因暴力事件而短暫停頓後，一切都在繼續。對聞喜縣乃至運城市甚至於對山西省而言，這個家族企業的興衰已遠遠超出了企業本身，維護其繼續發展等於維護一個地區的正常發展。
李海倉的力量
李海倉被殺兩個月後，從山西太原到運城，仍能感受到李海倉事件的影響力——李海倉的角色此時更像是“英模”。如同80年代人們判斷電影裏的角色除了好人就是壞人一樣，記者採訪被放行也要經過這樣的詢問：“是正面報道還是反面報道？”
3月22日，海鑫公司總部從舊樓搬到新辦公大樓，高大氣派的新樓裏聚集了聞喜縣城的各色人物：政府機關裏的工作人員同時也在這裡謀到了職位，他們對自己的雙重身份並不忌諱，因為縣裏的口號是：“海鑫的目標就是聞喜的目標，海鑫的困難就是聞喜的困難。”樓裏的警察很多，一個執勤民警說，鎮派出所在海鑫公司總部大樓裏有40多人，在廠區60多人，警力這樣密集，他說與李海倉遇害有關。李海倉的父親李春元解釋說：“隨著海鑫公司規模越來越大，省裏面1992年就批文下來，在這裡專門成立派出所。”
李春元是川口村的支部書記兼村長，川口村是李海倉的出生地，在中國也算得上是富裕農村的標誌——李春元說，1994年川口村就是山西省裏的億元村，現在成為5億元村。在川口村，農民全年的農業稅一年6萬多元全部由“海鑫”出資；每個村民在“海鑫”都有股份，而“村委和支部每個月都由我們給發工資。”李春元說。
李海倉和他的家人顯然不只是川口村的英雄。說起海鑫公司與聞喜縣人的關係，李春元是很開朗地笑了：有了“海鑫”，農民都成了工人，不當工人的開飯店、搞運輸，搬個石頭都能賺錢。從這一點上也就不難理解李海倉死後當地人的反應了。據說李海倉過世三天后是小年，從小年到正月十五，川口村和鄰近幾個村子沒人放鞭炮，沒人貼春聯，“海鑫”常務副董事長辛存海向記者解釋說，當地風俗是，死了親人，第一年不貼對聯，第二年貼黃對聯，第三年貼綠對聯。
在民間，有關李海倉的小道消息還在流傳，而在運城市裏，李海倉的生前身後事顯然已是當地政府抓的一項工程。早在2月9日，李海倉逝世後的繼承人問題就成為市裏的一件大事，當地官員向記者介紹說，在公司方面推舉李海倉之子李兆會任新董事長後，“市委、市政府在海鑫公司現場辦公，就公司董事長變更及人選形成一致意見。”另有山西省委有關部門負責人說，李海倉事件發生後，聞喜縣28位縣級領導除留4位主持日常工作外，其餘24人全部到海鑫公司協助處理案件，日夜輪流值班。
3月底運城市召開兩會，開會前，市工商聯王常偉會長忙的另一件事是，召開一個因李海倉出事而推遲了兩個月的工商聯執委擴大會，“落實李海倉的遺願。”此前，王常偉參加的另一個重頭會是市裏專門組織的對海鑫公司報道的協調會，“市委宣傳部和海鑫公司各組織了一套班子，我們對海鑫公司的宣傳要有報告文學、電視片……”運城市經貿委副主任張堂民曾親自撰寫過有關海鑫公司和李海倉個人的報道，他說，海鑫公司是山西省的兩面旗幟，北有“蒙牛”，南有“海鑫”。
謀殺案的背後
一個鮮有人注意到事實是，兇手馮引亮與李海倉的較量幾乎是聞喜縣造紙業與鋼鐵業較量的一個縮影。運城市公安局刑警支隊綜合科姚青龍說，馮引亮是80年代在當地比李海倉起步要早、名氣更大的鄉鎮企業家。初中畢業後他回村務農，在1995年承包東鎮村南街造紙廠，兩年後又承包鎮造紙廠，1993年在東鎮村南街辦起了“舒菱造紙廠”。
1991年之前，馮引亮的風光是有目共睹的，“他人長得高大排場，專車就換了四部”。命運轉捩點在1994年，先是馮引亮在10月因偷漏稅被縣檢查院收容審查，此事以補稅結束後，政府對造紙廠要求關停。
運城市委宣傳部部長王水成曾在聞喜縣任職6年，他告訴記者，1993年，李海倉以聯合股份制形式，與湖南冶金廳、河南冶金廳、上海冶金廳和北京鐵路局共投資9800多萬元，在東鎮建成了山西省海鑫鋼鐵有限公司，名字一個取李海倉的字，一個代表三個冶金廳。當年總資產就突破了1億元，銷售收入近2億元，納稅總額也突破了1000萬。運城市委有關負責人說：“海鑫公司結束了運城地區沒有上規模鋼鐵企業的歷史，也由此奠定了其在全省鄉鎮企業、民營企業中的重要位置。”與此同時，王常偉說，鄉鎮企業對地方經濟的拉動作用開始顯現，“無工不富”的概念在領導階層開始形成，在運城地區掀起了新一輪辦廠熱。王水成說，80年代中期國家按農民人均純收入劃定國家級貧困縣，聞喜縣是山西省35個國家級貧困縣之一。王常偉認為是海鑫公司的發展使聞喜縣摘掉了貧困縣的帽子。
鋼鐵企業的大問題是用水，辛存海介紹說：“運城地區缺水，沒有地表水，以前用水多用地下水，而水利部門關於地下水的採取量又有限制。”這時政府出面了，“政府幫我們在海鑫公司周邊壓縮關停了一批效率低、耗水量大的企業，主要是一些造紙廠。”
從姚青龍給記者畫的示意圖上，海鑫公司廠區是大略的“凹”形，如果去掉中國間的四家造紙廠，廠區就是一個完整的方塊。這四家造紙廠因“用水問題”都關了，馮引亮的造紙廠是靠廠區北邊的一家，也是四個造紙廠中比較大的。每家造紙廠的地皮都是從生產隊承包出來的，關掉後四個造紙廠的地都荒著。這以後，在不長的時間裏，聞喜縣幾千家小造紙廠幾乎全部關閉，興旺的造紙業垮下來。
馮引亮承包土地的期限今年三四月份到期成為最終的導火索。警方說馮引亮希望將自己開辦的舒菱造紙廠賣給李海倉，“談判”從2002年年底持續到1月21日，事發前一天“仍沒有結果”，馮引亮對妻子說，“明天再最後找海倉一次，行不行就算了。”
政府愛上企業
在死前兩小時內，警方說，李海倉向福建打了1.2億多元的款子，一個比海鑫公司現在規模大三四倍的新廠正在那裏籌建。辛存海說這是李海倉生前籌劃的一個大項目，“公司要進一步擴張，想要走出本地，到沿海建一個規模在1000萬噸以上的大型鋼廠。因為李海倉的死，這個項目在時間上肯定要延緩了”。知情人說，成本問題，加之福建省提供了大量優惠政策，海鑫公司早有在晉外投資之意。但對山西省來說，這是政府最不願意看到的。
運城市委提供的資料說，從1993年到2002年的10年間，海鑫公司為聞喜縣地方財政上交的稅金總計達3.86億元，佔該縣10年財政收入總額的34.7%，所佔比例從1993年的9.79%提高到2002年的48.8%。辛存海說，海鑫公司有9200名員工，絕大部分來自周圍農村的剩餘勞動力，他們人均年收入是1.2萬元戶，而一般人家的人均年收入只有3000元，“所以每天來找活的很多”。
張堂民說，在中國，企業發展離不了政府，而運城市政府“已經把環境作用發展到了極限”。當聞喜縣喊出“海鑫的目標就是聞喜的目標，海鑫的困難就是聞喜縣的困難”時，正值王水成任縣委書記。王常偉說，1997年海鑫公司搞五年發展規劃，擴張最需要解決用地問題，而擴張用地就有老百姓的賠償問題。張堂民說話很簡潔，他概括說，“他徵地，老百姓不同意，政府幫做工作”。
據了解，當時縣委、縣人大、縣政府、縣政協四大班子組成了海鑫建設指揮部，王水成親任指揮部顧問，而總指揮則由當時的縣長出任。在此前，辛存海說：“1996年公司二期工程期間，當時要上煉鋼，當時省一級政府一年能批復的水地面積是300畝/每年。政府幫我們協調，當時山西省孫省長曾一筆給我們批296畝，幾乎佔了山西省一年的量。”296畝批下來了，張堂民說，當時正好有一個水庫的面積挺大，後來就把水庫填了。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2002年的引黃工程。辛存海說，政府專門找專家論證，把我們取水的區域面積擴大。去年公司投了9000萬元戶，從黃河引水，沿途需要經過幾個縣的地面，涉及到了一些村莊院落、土墳和其他建築，當地人說，在農民的土地裏挖溝，沒有政府行為，是不可能的。聞喜縣委的材料說，從1996年開始，縣裏每年從財政收入中拿出500萬元獎勵海鑫，用以解決發展資金問題。為穩定技術隊伍，海鑫公司外聘的30名專業技術人才被批准進入縣財政編制，列入政府開支，海鑫自己培訓的160名技術工人也被縣上招工轉戶。政府與企業，在經濟發展中完全成為互為開拓的作用。
李海倉的生意經
在山西，無論是否做鋼鐵生意，李海倉都是一個樣板。張堂民說，李海倉的第一桶金是在1978年，用7天時間到運城學做肥皂，回村辦起了肥皂廠。據說辦廠時是李海倉以自己的房子做抵押，動員生產隊拿出1500元辦廠。一年下來，他把6000元承租費交給了大隊，第二年交了10000元，使川口村每工分紅1塊多錢，而那時收入低的村子每工只有一二角錢。
運城市在山西省的西南，運城與河南三門峽和洛陽的距離遠遠小于到太原的距離，也因此，這兩個城市與李海倉有了相當密切的關係。知情人說，肥皂廠之後，李海倉一直在“投機倒把”，做商貿買賣。促使李海倉到江浙一帶出差，當地人聽說他來自山西，都和他大談煤炭。這使他意識到辦焦化廠賺錢，並開始與人合夥搞焦廠，到河南去賣。
按張堂民的說法，河南濟源市為排擠來自山西的焦炭而搞降價戰，這樣李海倉用汽車長途搞運輸的方式，一跑一二百公里的成本就一下子高起來。解決辦法的民間版本是，一次李海倉途經三門峽火車站，發現貨運站臺上堆放著不少焦炭，於是李海倉動起了鐵路部門的腦筋——與鐵路搞聯營，煉的再多也銷得出去。李海倉找到三門峽車務段，提出的條件是：你給我運，除規定的運費外，每噸我再給30元。搞焦炭運輸是關鍵，李海倉在聯運過程中發展關係，最終爭取鐵路部門的投資。在這過程中，大概在1987年前後，當地人說，“李海倉的名氣一下子打起來了。”
在三門峽車務段投資前後，正是全國“三產”熱的時候，不久，運城車務段、洛陽鐵路分局都主動找上門來，到1992年三鐵聯合焦化總廠辦起來時，李海倉的企業已經是山西省內少數幾家規模較大的焦化聯合企業，而李海倉的公眾形象則是成功的農民企業家。
王常偉說這一時期李海倉的成功得益於國家的宏觀政策，那時“政府這一塊還不是非常解放。”山西省萬榮縣地稅局任建華在李海倉事件後，寫了大量文章稱選李海倉。從稅務部門的角度，有價值的是任建華提到的幾個細節：1993年增值稅改革，在稅務部門很多幹部還在學習研究時，李海倉已能熟練運作，準確地計算出這次改革對他企業的利與弊，“這是許多民營企業畢生都做不到的。”所有的優惠政策他都享受了，所有能規避的他都合理規避了，從最初的“四個輪子一起轉”到1994年國務院001號文件對國家級貧困縣非國有企業的所得稅減免，他無一遺漏地都充分利用。還有李海倉發現，我們國家許多管制仍是國家行為，所以只能管制國有企業，在1999年鋼材限制生產時，所有國有鋼鐵企業都在限產，海鑫卻在悄悄地擴張生產，對李海倉來說，這也是不應放過的一次機遇。
一個不可回避的事實是，從80年代末焦炭暴利到90年代國家大規模基礎設施建帶來的鋼鐵行業盈利，李海倉都適逢其時，這也許算得上他能夠做大的宏觀背景。(金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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