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一二月份，是中國地方黨代會和人大、政協兩會召開的日子，而備受地方矚目的換屆人事變動也在醞釀。
位於陜西省榆林地區北部的府谷縣，在此期間，一些蹊蹺事件接踵發生：當地黨代會召開的前一天晚上，15名離退休幹部聯名向中央發出一封反映“黨代表選舉問題”的電報，但當事人後來宣稱，此電報遭到了當地電信局的拖扣。
更令人吃驚的是，在黨代會召開的三天時間內，該縣人大主任和公安局局長的辦公室和家裏電話均被“電信局”監控。事發後，發現監控指令竟然來自於該縣的公安局政委。
這顯然已經不僅是一系列單純的侵犯公民通訊自由的事件，它的幕後隱藏著什麼樣的內情，有人猜測，但沒人指明。
而在東窗事發後，更多無法解釋的事情又發生了……
府谷，一個位於陜西省最北端地下蘊藏著豐富煤炭的小縣。
4月初的府谷縣城，依舊寒氣逼人。一場雨後，縣城內原本凹凸不平的道路更加泥濘。雖然每天有成百上千輛來往于陜晉兩地的重型拉煤貨車，從這裡日夜不停地轟鳴而過，但如果沒有發生在3個月前的那起“電話監控”事件，似乎沒有多少人會特別留意這個黃河邊的小縣城。
以“恐怖活動”為由監控官員
事情發端於今年1月17日。當天，正在西安開會的府谷縣人大主任趙璽榮，突然接到縣公安局局長霍宏雄打來的電話。霍告訴他一個令人非常震驚的消息：在1月4日至1月7日三天時間內，趙、霍兩人的辦公室和家裏電話均被電信局“莫名其妙地”監控，同時被監控電話的還有前任人大主任甄祖樂。
“我的第一反應是，絕對不可能。”趙璽榮說。
但霍宏雄向趙璽榮保證，消息是由府谷縣電信局副局長申良萬親自轉達的，千真萬確！於是，趙璽榮要霍“抓緊時間取得證據”。
1月19日上午10時左右，霍宏雄在城關派出所副所長段智偉的陪同下，前往府谷縣電信局，向申良萬詢問有關情況。
雙方就當時的質詢做了筆錄。這份以申良萬第一人稱講述的筆錄，再現了監控電話的整個過程：
“今年1月4日上午10時左右，我接到公安局高文光政委電話，他講：現在縣上不安定，我們有些案子需要在電話上做些監控，(原因是)有人可能要破壞陜京輸氣管道，還有些吸毒的，需要監控幾部電話。
我答：可以，但你們必須提供證明。高答：沒問題，一會兒王明民(城市管理辦公室)書記帶介紹信過來。
過了十來分鐘，王明民帶一個幹警，持公安局巡警大隊的介紹信來找我……王隨手拿出一個交話單，背面寫下幾個電話號碼，並說：就是這幾個電話……當時，我把我們的程式控制組組長常錦宏叫上來，當面佈置了監控事項。”
申良萬顯然對此事非常重視，他不僅讓常錦宏將這些號碼標注為“惡意呼叫”，還指令常本人親自負責此事，並隨時向城管辦彙報情況。這個監控電話的行為成為一個小圈子的秘密——王明民當時要求，此事只能由程式控制組長親自彙報，不得讓其他組員知道。
電信局程式控制組很快執行了監控指令，“做了某種技術處理”。奇怪的是，當天下午，王明民再次來到電信局，要求更改其中的一個電話號碼——這個舉動在事發後有了合理的解釋，原因是其中的一個監控對象家裏電話號碼發生了變更。
隨後三天裏，王本人每天上、下午兩次到電信局取走監控記錄。三天后，王明民到電信局告訴申良萬，“根據案情，不需要監控了。”並表示要拿回介紹信原件，取消監控。但王明民執意拿走介紹信的行為，使一直對此事沒有存疑的申良萬產生了懷疑。
“按照規定，介紹信原件應該被作為監控憑據入檔。”申說。出於不安的原因，申查了幾個被監控電話的真正主人，結果令他大吃一驚。於是，他通知了被監控的三個人。
事情敗露後，立即引起軒然大波。霍、趙、甄三人聯名向榆林市委、人大、政府、政協、紀委、政法委等機構發出控告信，要求查明事件真相。榆林市委書記週一波批示：“從快從嚴”查處。
榆林市紀委和相關司法部門立即展開調查。此事也驚動了陜西省公安廳，公安廳隨即派員趕往榆林調查。
電話監控事件中的兩名重要涉案人員——縣城管辦書記王明民、縣公安局政委高文光不久後被刑事拘留。然而，調查工作似乎並未取得更大進展，至今，監控事件已經過去三個多月，此案真相仍然撲朔迷離。
不但事件真相沒有公佈，有消息說，就連被刑拘的兩名重要涉案人員也于近日被取保候審了。
更令外界感到困惑的是：事發後，幾名涉事人陸續被變動工作——最主要的知情人、府谷縣電信局副局長申良萬被調離府谷，被電話監控的縣公安局局長霍宏雄被免去局長職務，另一位被監控對象、縣人大主任趙璽榮也“到點”退休了。
被拖扣的電報
監控事件發生的日期非常引人注目。1月4日∼1月7日，恰好與府谷縣黨代會召開的時間完全重合。
這次會議對當地政局來說非常重要，因為就在這次會議上，將進行府谷縣委領導班子的換屆選舉。
事實上，在選舉之前，已事端頻生，滿城風雨。去年年底，府谷的上級機構——榆林市的相關部門在當地進行了幹部考察，此舉被認為意在為今年的選舉做鋪墊。在府谷，分有若干選區，年初時，不斷有傳言說，東邊選區的幾個鄉將有近百名代表聯合起來，在選舉中“表達不同意見”。
黨代會召開的前一天晚上，1月3日，還發生了一場更大的風波：該縣15位縣處級離退休老幹部聯名，分別向榆林市委、紀委、組織部，陜西省委、紀委、組織部，以及中共中央書記處、中央紀委等領導人拍發電報，反映府谷縣多個部門有黨員“委託投票”的現象。
15人中的兩位——府谷縣原政協主席王久翔、中共榆林市委駐府谷原工委書記張付堂向中國《新聞週刊》介紹了個中經過：
在黨代會前的黨代表選舉中，一些支部黨員委託他人投票，根據規定，這是被嚴格禁止的(此舉使暗箱操作存在可能性)。在當地老幹部局、糧食系統、政協人大選區，以及一些農村支部都發生了這種現象。
15人在縣委座談會上向府谷縣委書記高嶇等領導反映了以上情況，提出採取補救措施，但沒有得到積極回應，於是他們決定拍電報。然而，電報草稿交給當地電信部門後，卻並沒有得到及時拍發。
“這份電報被拖壓了至少4個小時。”張付堂說。
王久翔則更為精確地描述說：“我們在3日把電報交給了電信局，但在4日早上8點時去查看，電報還是沒有發出去。”
據王久翔透露，縣電信局副局長申良萬告訴他，電報內容已經報告了縣主要領導，領導的意見是“不能發”。
記者在西安電話採訪了縣委書記高嶇，他承認，當時知道了電報內容，“申良萬給我打電話說，有些人要發這個電報，問我怎麼辦。我說，你把電報拿來，看看反映的是什麼內容。後來，我們也沒有管這個事情。”
但當記者在北京當面採訪高嶇時，他的說法卻發生了變化，表示沒看過電報，只是從電話裏得知了電報內容，並向榆林市委派下來的工作組作了彙報。
“老幹部越級上告，此舉是違反組織程式的，”高嶇說，“我必須旗幟鮮明地指出，這是錯誤行為。”
高還否認要求將那份電報拖扣。聯名拍電報的老幹部們則反映：至今，這封電報沒有收到任何部門的答覆。
就在“拖扣電報”一事鬧得滿城風雨時，“電話監控事件”緊接著就發生了。
值得注意的是，兩件事都涉及到當地的電信部門，而兩起事件中涉及的關鍵人物也是重合的。高嶇否認它們之間的聯繫，“我認為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好心犯的錯？
府谷縣委書記高嶇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這樣解釋“電話監控”事件：“當時，他們(縣公安局政委高文光、城管辦書記王明民)接到一些舉報電話和舉報信，反映有人要給縣領導打恐嚇電話，還有人要在黨代會上鬧事。於是，他們就想，看通過電話能不能掌握一些情況。”
當記者詢問，舉報電話和舉報信提到的要在黨代會選舉中“鬧事”的人，是否是被監控的兩位縣人大主任和縣公安局局長時，高嶇回答“是”。
“這絕不可能！”王久翔說，“甄主任當時連黨代表都不是，而且這兩位幹部非常正直。事實上，後來的選舉工作中根本沒有人鬧事。”
“我不明白為什麼要監控我的電話。”甄對中國《新聞週刊》說，“我1994年退休，至今已近10年。2002年12月底，我因身體不好到西安交通大學附屬二院看病，開會期間，一直在住院，也就是電話被監控的那段時間，我根本不在家。我不明白，這到底是為什麼？”
為什麼要監控一位退休多年、且外出看病的幹部的電話？這的確讓很多人感到奇怪。
記者了解到的一個背景是：黨代會選舉前，榆林市曾向府谷縣派出一個監督選舉的工作組，組長、榆林市紀委書記王玉虎，曾經以“對這次會議和換屆有什麼看法”為題，找一些老幹部了解情況，當時確定的兩個談話對象，一個是府谷縣第九屆人大主任蘇建功，另一個就是府谷縣第十屆人大主任甄祖樂(甄因外出看病沒能參加談話)。
“趙璽榮和甄祖樂在群眾中的威信很高，他們的意見會對其他人產生很大的影響。”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士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
另據一些當地人士透露，在府谷，公安局的權力並不大，而時任政委的高文光到公安局任職後，為加強城市綜合治理，成立了一個城市管理辦公室。這個機構將工商、城管、衛生,包括巡警和交警的職能全部劃歸了過去，全權負責維護縣城的治安。另外，高文光還成立了一個“保暢大隊”，主要工作是確保交通順暢。
城管辦主任和“保暢大隊”隊長兩個職務，全都由縣公安局政委高文光兼任。
結果，縣公安局的主要職能只剩下刑警部分，而城管辦實際上成了一個“超級部門”。一位當地人士提醒記者：“城管辦的經濟效益非常好。”因此，當地政界有人猜測在公安局局長霍宏雄和高文光之間存在罅隙。
“我的看法是，他們(高文光和王明民)是好心犯了錯誤。”高嶇接受採訪時說。他還進一步解釋，所謂監控，並非外界所想像的類似“水門案”的“電話竊聽”，其手段“很簡單”，只是“調出電話記錄單，查看打進打出的電話號碼”而已。
監控理由荒誕不經
當府谷縣公安局政委高文光的監控電話理由——縣上不安定，有人可能要破壞陜京輸氣管道，還有些吸毒的——被曝光後，被監控者之一、府谷縣前人大主任甄祖樂非常憤怒。
“我一個快70歲的老人，有幾十年黨齡，怎麼會無緣無故去破壞陜京輸氣管道？別說我自己從來沒吸過毒，就是我祖上三代和我的子女也從來沒有碰過毒品。”
另一位被監控對象、時任府谷縣人大主任的趙璽榮也對這個“理由”感到莫名其妙。他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我在府谷工作了這麼多年，一直清清白白。這是群眾有目共睹的。我怎麼可能做這些事情！”
要求監控的人，似乎也意識到當初的監控“理由”實在荒唐。於是，在那份以府谷縣公安局巡警大隊名義提交給縣電信局的介紹信中，監控電話的理由是“調查近期110報警電話情況”。
監控事件發生後，曾有人猜測說，肯定是他們幾個人犯了什麼錯誤，不然怎麼可能被監控？
這讓甄祖樂感到委屈，他說：“我從來沒受到過任何處分。即便在‘文革’中受到衝擊，也沒有被監控過。沒想到，退休這麼多年後，卻被監控了。”
府谷縣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員評價說：“甄主任和趙主任在府谷工作多年，威信很高。趙主任還是府谷縣的第一個大學生，人品學識都非常好。”府谷的一位計程車司機也持相同的看法：“在府谷，如果說某些領導能拿出20萬，我都信；可你要讓這兩個人拿出兩萬塊錢，我覺得他們都很難辦到。”
還有猜測說，這是因為“私人恩怨”。甄祖樂則反駁：“事情發生之前，我和縣公安局政委高文光互不相識，更談不上有什麼私人恩怨。”而趙璽榮也認為這種猜測很無聊。
有關監控原因的種種猜測目前還不能被證實，事件背後的內情就顯得更加撲朔迷離。記者在採訪當地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時，對方別有深意地說：“似乎是有些人權力欲太重。”
當地政府部門的一位人士介紹說，上世紀90年代中前期，府谷在整個榆林地區經濟排名第一，但近幾年經濟發展卻大不如前，如今已滑落到第四、五位。特別是這一兩年，很多大項目沒能引進來。對此，縣裏群眾意見很大，可能直接影響到對某些領導的信任和民意支援。
事後變化皆屬正常？
監控事件曝光後，多名涉事人境遇都發生了某些變動——縣人大主任趙璽榮退休，重要知情人、府谷縣電信局副局長申良萬事發後十幾天突然被調離府谷縣。
申在電話中拒絕了中國《新聞週刊》的採訪要求，他說：“我現在什麼也不想談。”據有關媒體報道，新任電信局長張玉平表示：申的工作變動屬於“正常調動”。而高嶇也說，申調到鄰近的米脂縣任電信局局長，是一種“提拔”。
受到電話監控的縣公安局長霍宏雄也在事發之後不久被免職。關於霍宏雄被免職的原因，高嶇說，公安局長的人事是由榆林市決定的。他支援這樣一種說法——一段時間以前，一起搶劫案中的三名案犯，其中一人逃跑，另外兩人則經縣公安局領導集體討論後准予取保候審，後來再度犯案。霍在這件事上“負有領導責任”而被追究，一度以“瀆職罪”被刑事拘留，後取保候審。
但據記者調查，當時，霍的工作並未因此事受到任何影響，免職發生在監控案發之後。霍目前已前往西安治病，他在電話中同樣表示：“現在沒什麼可說的。”
對於被刑拘的城管辦書記王明民和縣公安局政委高文光已于近日被取保候審，高嶇則解釋說：“這是因為他們身體有一些問題。並不是說這些人就沒事了。”
榆林市紀委書記王玉虎也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此事已經由司法機關處理”，雖然自己對此並不知情，但“絕對不存在查不下去的問題”。
在採訪中，中國《新聞週刊》一再遇到負責調查此案的人員不願談論此事的情形。
榆林市檢察院檢察長何寧，以沒有市委宣傳部門的通知為由，拒絕向中國《新聞週刊》透露任何消息。榆林市分管公安司法工作的常務副市長李濤則表示，此案已進入司法程式，政府部門無權過問司法部門的審理工作。榆林市紀委書記王玉虎也表示，市紀委雖然在前期參與了一些查處工作，但此事進入司法程式後就沒有再過問。
而對於前期的查處情況，王玉虎的回答是：“無可奉告。”陜西省公安廳也以涉及機密為由，拒絕接受採訪。(孫展)
中國《新聞週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