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恩格斯
安第斯山脈的蝴蝶拍動一下翅膀，孟買就會颳起龍捲風”，這是對混沌理論的通俗概括，它形象地描述了那些幾乎無法察覺的微小事件可以在組合疊加後導致一場巨變的現象。同樣，在疾病的世界裏，任何微小的、隨機的、分子級的病菌基因改變，都相當於一次蝴蝶振翅，它所引發的傳染病便是能摧毀生命、使社會陷入混亂的龍捲風。在更大的災難降臨之前，人類應該重新回顧生態學家和環境保護主義者一直以來的告誡：以混沌的方式看待自己與自然界的關係，對動植物和人類之間無限複雜的關係網哪怕最微小的一次觸動，都可能產生不可預見的災難性後果。
是否要樹立一個敵人？
人是一種生物，病毒也是一種生物。根據科學家考證，病毒這一古老種係在地球上至少已經生息了20億年，而人類滿打滿算也只有區區百萬年的歷史。如果病毒國度也有新聞發言人的話，它會理直氣壯地對人類說，世界原本是我們的轄地，而你們卻在誕生不久後就侵佔了我們的地盤，比如熱帶雨林；圍剿了我們的夥伴，比如天花和麻疹。想想看，我們病毒王國豈能束手待斃？你們大規模地改變了地球的生態，我們當然要反撲。你們破壞了“生物鏈”，我們當然要報復……面對病毒的咄咄攻勢，傑弗雷·卡農在他的著作《超級病毒》中寫道：“半個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人投入了對細菌的戰爭，但是現在種種跡象表明，這場戰鬥已經陷入了僵局中，它就像一場固定陣地的消耗戰，雙方都在奮力支撐，以備在戰壕中進行下一次戰鬥。如今，各種新的病毒不斷出現、老病毒又死灰複燃，使人類陷入日益悲壯的地步，導致此局面的部分原因是我們的醫學家和生物學家在理解人類與細菌的關係時過於自信。我們用抗生素去摧毀的很多細菌正是我們自身的一部分，大多數時候它們在人體內沒有危害，甚至有可能以我們不了解的方式為我們的健康做著貢獻。如今，抗生素的使用並沒有給‘敵人’造成重大傷亡，卻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超級病毒的生成。借用軍事術語來說，它們導致了大量的間接傷亡，殘殺了那些保持我們身體正常功能與健康的友好菌群，使我們更易受到有害菌種的感染。我們研製出來的抗生素被濫用了，正如炸彈被濫用了一樣。而與此同時，繁殖速度驚人的細菌和病毒則不斷改變並超過我們，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擁有最為先進的高科技武器的敵人。”可是，人類是否有將病毒視為敵人抑或假想敵的必要？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現實將悲哀地告訴我們，現有的醫學技術和生物科技無法保證人類總是站在勝利的一邊。面對這樣的情勢，著名學者羅斯頓和特萊普告誡，我們必須改變對自己在大自然中所處地位的認識，即人類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者或統治者，而是大自然家庭中的一員。人類應該成為這個大家庭中的善良公民，僅僅出於自身利益而關心生態平衡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確立一種新型的倫理體系，一種新型的人與自然的平等關係。“人類沙文主義”的時代應該終結了。
是否要繼續征服自然？
自然生態系統的演化歷史已告誡人類，生物與其生態環境的和諧的平衡關係，是長期以來在相互作用、相互調整、相互改造、相互適應、相互補充、相互輔助之中形成的。自然生態系統像人類社會一樣，不希望一方一廂情願地對另一方加以控制，否則只會遭到另一方的反抗。因此，人類社會想持續發展，必須充分認識、了解和尊重自然界的發展規律，樹立與自然界和諧相處，有節制地利用自然資源，控制自身不切合實際的、違反自然發展規律的慾望。基於不同時期對社會發展的不同認識，人類在看待自身與環境的關繫上看法也大相徑庭。從雅典時期開始，西方自然哲學的思想就表現為輕視現實世界，強調征服萬物和自然，從而走上了一條開發自然以獲取更多財富的道路。與此相反，中國古代先哲幾千年前就主張“道法自然”，強調人與自然應當處於一種“天人合一”的平等狀況，而不是誰征服誰的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目前，人類和自然關係的日益惡化，都是由於人類行為的失誤導致的，而這種失誤不同程度地來自於征服自然論、人類中心主義論和拜金主義論的思想指導。征服自然論鼓舞人類按自己的主觀意願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但是人類並沒有意識到，自然界是不能夠被人征服的，自然規律的客觀性決定了它不會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恩格斯曾經說：“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得到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並常常把第一步得到的結果抵消了。”不幸的是，恩格斯的話在現實中屢屢應驗。
是否可以擺脫生存競爭？
從宏觀上說，傳染病的爆發與生態平衡的破壞息息相關。自脫離原始狀態起，人類就有心或無心地確立了自己對其他生物的統治地位，變成其他生物的捕食者，但這並不意味著人類可以脫離生物鏈存在，並籍此免於自然的生存競爭。細菌、病毒等微生物對人類的糾纏與侵襲，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人類也是被捕食的對象之一。需要說明的是，在這種自然的生存競爭中，人雖然是病毒的襲擊對象之一，但卻並不是唯一的對象。在大部分情況下，人可以產生病毒抗體，並同寄生的病毒達成一種可接受的平衡。但是，不是所有的病原體都可以被人體抵抗，在病毒佔有絕對優勢時，傳染病和瘟疫就爆發了。不少專家認為，某種病毒的肆虐不外乎兩種情況：其一，這種病毒在自然界早就存在，但以往人類同這種病毒之間還有某些中間“宿主”，即病毒只傳播到某些昆蟲或更高等動物身上，而與人類不直接接觸，對人類不構成威脅。可是人類出於改變生活環境的緣故，消除了這些中間“宿主”，或打亂了它們之間的生態聯繫，使得該病毒可以直接攻擊人類，而人類卻缺乏相應的抵抗力。其二，該病毒是變異的結果，而這種變異是人類不自覺的“人工選擇”結果。現在人類越來越多地依賴化學藥品，其單一的化學成分可能在治療中有快速明顯的效果，但會增加病人對藥物的依賴和自身抵抗力的下降。同時，化學藥品也會成為對病毒和細菌的自然選擇因素，從而增強了病毒的耐藥性。目前，人類還不能確切了解週遭共生的各種動物在免疫學上的價值，無法分辨哪些是人類抵抗病毒所不可缺少的屏障。那些從生態平衡角度提倡保護野生動物的根據往往只是出於倫理上的考慮，但在實際生活中，一些人卻出於私欲隨意屠殺野生動物，或以怪異的方式同各種動物打交道。這就難免打亂免疫學意義上的生態平衡。例如，年初在剛果流行的烈性傳染病就是由於當地人吃大猩猩肉而引起的。
是否能正視文明的缺陷？
人類的生活史一直有流行病和傳染病伴隨始終，甚至可以說一直處於瘟疫疾病的圍攻之下，大多數時候，人類只是在茍且偷生。在今天看來，14世紀那場幾乎毀滅歐洲的黑死病已成為遙遠的噩夢，公共衛生的改善、疫苗與新藥的推廣已將疾病從世界大部分地區驅逐，但高枕無憂的時代還遠未到來。且不說那些曾一度被控制住的疾病開始出現抗生素抗性，單單艾滋病幽靈的徘徊就讓人心驚。它提醒人類，瘟疫流行的時代仍有可能捲土重來，如果不正視這個問題，最終摧毀人類的將不是天外隕星和地球爆炸，而是人類自身滋養出的病菌。在世界歷史上，任何一次傳染病的大流行，都是人類文明進程所帶來的。反過來說，每一次大規模的傳染病又對人類文明本身產生極其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在人類最早的狩獵和採集文明階段，今日所謂的傳染病或流行病是基本不存在的，因為那時候人口稀少，每個群體只有幾十到數百人，“老死不相往來”的遊獵群體是自成一體的微型社會，他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環境不大可能導致傳染病或流行病。隨後的農耕文明階段，人群定居在一起，定居點越來越大，很多動物也被馴化成家畜，這些變化增加了動物與人群之間、人群與人群之間相互傳播疾病的機會。人類歷史上幾乎所有著名的大規模傳染病，如天花、流感、肺結核、瘧疾、鼠疫、麻疹、霍亂等，都是從動物那裏傳染來的。近年來，傳染病在世界範圍內的擴展趨勢已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在追究其原因時，人們一般會提及抗生素類藥品的廣泛使用導致的細菌耐藥性、第三世界國家貧窮導致的營養不良和世界範圍內空前規模的人口流動等。但一個重要的原因卻常常被人們忽視，那就是生態環境的急劇變化。專家們指出：全球氣候逐漸變暖，城市人口日益密集，環境污染不斷加劇，自然環境和生活環境的諸般變化，在一定的條件下都會成為傳染病肆虐的誘因。據聯合國人口統計局最新的統計表明，如今的城市人口已佔全球人口的一半，而且這一比例還在不斷增加。與此相關，全球的超級城市和衛星城市數量也在不斷增加。這種人口集中化的趨勢帶來的最大危險就是傳染病的流行。伴隨著人口的劇增，世界各大城市飽受生活垃圾的侵擾，“垃圾圍城”不僅成為城市衛生環境的第一“世界難題”，也成為滋養傳染病的隱藏土壤。
結語
曾經榮獲普利策獎的暢銷書《未來的瘟疫》中寫到：“面對病毒，我們需要清醒地理解和認識人類與病毒的關係。在人類貪婪的行為下，法庭上的優勝方是病毒。他們是我們人類的掠食者，假如我們這些智人不去學會如何有理智地在地球村中生活，並同時為微生物提供一些生存機遇的話，那麼這場與病毒的大決戰中，勝利的一方將永遠是病毒。”不可否認，人類具有無窮的智慧，有時可以成為自然的“主人”，可以“主宰”、“征服”和“改造”自然，但這絕不是“掠奪”和“捕殺”自然的藉口，而應該體現著人類對大自然更多的責任。“主人”的職責是協調好大自然成員的關係，把地球建設得更美麗、更潔凈。尊重大自然的內在價值與多樣性，保護、促進、支援那種將增長與發展建立在生態持續性原則基礎上的生活方式，極為謹慎地使用各種資源，極為謹慎地處理各種廢物，極為謹慎地對待各種生物體的增殖與衰減，維護大自然神聖不可侵犯的完整性。這是地球上每一個公民有必要遵循的生態道德觀念。當然，現代意義上的“道法自然”並不意味著回歸原始或無所作為，戰勝病毒所帶來的疾病還是要依靠科學，但前提是它在每一個具體環節上的應用不能違背自然規律。已然爆發過的病毒疾病或許是一種警示，它們告誡人們不要在“征服自然”的路上越走越遠。（奇雲）
《世界新聞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