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湖南省漣源市，收容站是一個很讓人羨慕的單位。當地的農民說，站裏的職工工資和獎金一年可以發到三四萬元，而漣源鋼鐵廠(當地人公認效益很好的企業)職工一年的工資也不過兩萬元。
這一切，都應該歸功於收容站的“致富有道”。根據6月10日《三湘都市報》的報道，從1996年開始，漣源市收容遣送站(以下簡稱收容站)通過給回扣等方式與當地派出所勾結，收容外來人員，並向每個被收容人員收取500-800元“遣送費”；當本地區“貨源”不足時，甚至到外省“購買”被收容人員。
根據收容站原黨支部書記郭先禮的統計，從1996年到2002年11月份為止，漣源收容站利用扣人索錢的手段，已經從一萬多農民身上獲取現金320萬元。
“致富之道”
收容站是一個很奇怪的單位，正式職工不過10人，臨時工五六個人，但其中站長肖笑華的親屬就有6人。
郭先禮是收容站的原黨支部書記，不過用他自己的話說，他“這個書記不管用，因為站裏是站長負責制”，後來，收容站出了“林茂正事件”(2000年10月，一名叫林茂正的被收容人員在漣源市收容遣送站勞動時被人打死)，“站長把責任全部推到我身上，我只好內退了”。
郭先禮說，這個結果他早料到了，因為屢次舉報收容站的內部問題，“妨礙他們賺錢”，自己早就成了那些人的眼中釘。
根據郭先禮和收容站另一不願透露姓名的職工A的介紹，收容站的“致富”手段其實也非常簡單--從1996年開始，站裏和漣源市火車站訂立了一個口頭協議，火車站派出所和聯防隊員以收容“三無”人員的名義，把經過漣源的農民扣下來，由收容站接走。據郭先禮說，聯防隊員每抓一個農民可以得到5元錢，而火車站方面則可以從每個農民身上得到收容站給予的50元錢回扣。
1997年的時候郭先禮正在管財務，他向記者提供了一本當時的賬目，上面註明了“11月8日，付火車站派出所1400元”、“付火車站300元”、“付火車站派出所1600元”等字樣。
火車站把人扣下後，收容站會派車去接。收容站一職工說，為了接人方便，站裏專門準備了兩輛有警用標誌的車輛，每輛車可以裝30多人。
這些農民被接到收容站以後，立刻被搜身，如果身上搜出的錢足夠的話，這名農民就可以幸運地免受監房之災，只要留下錢，便能帶著一張名目為“生活費”的收據離開。如果身上帶的錢不夠，收容站就會向他家裏拍電報，要求速帶800元來漣源收容站接人，這叫“自保”。這樣的電報格式一般都是固定的，記者看到其中的一封寫著“速帶800元來湖南漣源收容站接××(人名)”。
這算得上是收容站的最大經濟來源，名目是“遣返費”(據A介紹，1996年以後，他不記得收容站遣返過任何一個人)，郭先禮的統計數字顯示：1996年，收容農民600人，收取費用12萬元；1997年收容800人，收錢18萬元；1998年收容人數為1100人，收錢達到了28萬元；1999年更是“大豐收”，收容人數達到1400人，“收入”共有32.5萬元。
800元算得上是“明碼實價”，小錢也不能錯過，收容站還有一些“輔助”的“致富手段”，比如外人到收容所探視一次收取10元錢，又比如搜身時會扣留下被收容人員所有的零錢。在一張經手人為杜金輝的“今收到扣留物資(現金)如下表”的表格中，吳六滿等4位農民分別被搜走了10元、1.7元、3元和11元。按郭先禮的統計，1997年和1998年，收容站僅從被收容人員身上搜走的零錢就有5000元之多。
寧夏的紀明科是1999年7月26日被送進收容站的，在他的“收容人員管理卡”上，寫明瞭被搜走的零錢：“已收240元”。另外，收容站職工鄧文紅還在上面註明了通知其家人的費用為“電話費30.00元”，備註一欄則寫著“電話已通800元來接他”。
除了現金，身上值錢的東西也有可能被搜走。漣源市橋頭河鎮石坪村的李德凡是個“小富”的農民，2000年他因欠當地基金會的錢被關入收容站。他告訴記者，搜身時他身上一塊價值1700元的手錶和一條100多元的皮帶就被收容站的“劉幹部”拿走了。
“大錢可觀，小錢不斷”，與此同時，來自民政局的財政撥款也沒有停止過。僅1999年，下劃收容站的財政撥款就有14萬元。
強迫勞動
收容站職工A說，如果被抓來的農民實在沒有錢，就會被強迫勞動，一般在收容站內部搞建設，或者到收容站開辦的農場去搞養殖，沒有任何報酬。
這一情況可以從“林茂正事件”的判決結果上得到印證。林茂正，浙江人，2000年9月30日被漣源收容站收容，雖然10月3日已經被同意遣返，但是卻以站裏搞基建為由留他下來勞動。所謂搞基建，A說，實際上是站裏的一個幹部承包了平整站內土地的任務，於是強迫被收容人員勞動，當時天下大雨，這些被收容人員要冒著雨每天擔100擔土。
林茂正後來因為與其他被收容人員(均在逃)發生衝突而被打成重傷，收容站請了醫師對他做了簡單診斷，然後將林茂正放了出去。當時林茂正已無力行走，於是在收容站門外不遠處整整喊了一晚上，然後很神秘地死在了幾公里外的荷葉火車站。
在湖南省漣源市人民法院2002年的刑事判決書中，明確地記載著，“經審理查明，同年10月3日……同意遣返，但因當時收容遣送站基建需要勞動力，便將林茂正留下來搞勞動”。婁底市中級人民法院的終審判決書也認定了相同的事實。
有時，當地農民需要勞力搞“雙搶”(搶種搶收)時，也會從收容站“租”被收容的人員。住在收容站附近的一名農民告訴記者，這個價格是每天每人20元，農戶負擔伙食，錢交給收容站，收容站則會派人來監工。郭先禮和A都說，當地一些美容美髮屋需要按摩小姐時，也會到收容站找人。漣源市一美髮屋的女老闆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每個姑娘的價格大概在300-400元之間，“姑娘們都願意來”，因為在收容站裏的日子“實在太苦了”。
黑色七月
前日，記者拿到了一份漣源市收容站從1999年元月一日開始實行的“最低收費標準”。
這份收費標準把被收容人員分成了三類：A類是有偷竊行為的輕微犯罪人員，B類指隨車叫賣的流浪失散兒童等人員，C類指一般流浪乞討人員。A類收費最貴，10日以內省外的就要1000元，B類的兒童也比較貴，要800元，C類要600元。
在這個收費標準下面，還專門註明“待遣天數最少不少於7天”。
郭先禮說，在實際工作中，執行最多的是“每人800元”。當然，這個價格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每年7月份農活最忙的時候，每個被收容農民要交的“贖金”會降低至300-400元。原因是那季節“貨源豐富”，收容站管這叫“薄利多銷”。因為，7月是農村的“雙搶”季節，很多貧窮地區的農民紛紛扒火車到湖南常德等地去打稻穀，當地話這叫“扮禾”。
收容站職工A說，這些農民往往是有組織地集體外出，一般都有身份證或者是鄉鎮政府、村委會和當地派出所開出的三級證明。但是，一到漣源，這些證明就都沒有用了。站裏面開會強調，凡是收進來的人，一律填寫“三無”。郭先禮說，為找藉口，檢查時，有身份證的就管他要暫住證，有暫住證的就要計劃生育證，有計生證就要他拿務工證出來，總找得到理由的。
因為抓來的人多，每年7月收容站還要開動員會，要大家加班加點接人。那陣活特別多，以前一天從車站接一次人，“雙搶”時一天則要接5-6次。郭先禮告訴記者，每年7月，收容站總能收到10萬元到20萬元，從農民身上搜出的零錢，也有4000元到8000元。郭說，對收容站來說，7月是名副其實的“豐收月”，而對那些被收容的農民來說，則是不折不扣的“黑七月”。
到了7月份，要求被收容人員付錢的方式也有了變化。經常不打電話，而是讓同一個村出來的被收容來的農民自己推選代表回村裏去拿錢。
湖南省花垣縣的麻連英等6個人就是這樣交錢的。他們在漣源車站被攔下後被送到了收容站，記者看到，在收容站的審查登記表格上，麻連英(文盲)請人代寫了這麼一行字：“通過你們的教育，知道自己違反了收容條例，願意接受你們的處理，遣一人回家取錢接回”。
在下面，收容站一姓蔣和一姓周的工作人員則寫下了“審查意見”：建議收容教育，遣一人回家取錢接回。
郭先禮在1999年的7月7日-24日曾做過一個統計，結果是這樣的：12日-15日間，收容站共收容外出打稻穀的農民46人，其中主要是本省花垣縣和溆浦縣的農民。僅14日一天就有22個農民被收容，在他們身上搜出的零錢計有2552元。24日一天，則收容了41個隆回縣金石橋鎮的農民，他們都是打完稻穀準備返家的，所以身上錢比較多，這一天就搜出了4453.2元。
這些錢都是要入賬的，記者看到了一張“湖南省收費基金收款收據”，日期是2000年的7月30日，上面的收款項目是“生活費用”，共有4179.80元。郭告訴記者，這筆錢就是他們7月8日-28日從被收容人員身上搜出的零錢。
“打人故事”
並不是所有人都乖乖交錢的，於是，為了給他們造成一定壓力，漣源市收容站工作人員A說，打人就不可避免了。
郭先禮和A都講了一些收容站在打人方面的“故事”。郭說，收容所裏有一些留所人員(就是被收容人員裏比較聽話的那些人)，他們會把被收容的農民叫到一邊，問吃不吃“小籠包”，農民不知道什麼，就說要吃，他們就揮拳打人。原來，“小籠包”就是拳頭。至於打人耳光則叫“麻辣雞抓”(A說叫“麻辣面”)，用腳踢叫“麻辣豬蹄”。
林茂正就是被另外兩個收容人員魯林、楊志文打死的，這兩個打人者，被收容站涉案的女職工譚集連稱為“牢頭惡霸”。此事激起了當時在押的王戰平(19歲，2000年8月31日就已被收容，10月9日還被留在站裏搞勞動)、李明等被收容人員的憤怒，他們集體寫抗議信申訴：“林茂正在搞勞動時……被打成重傷，收容站領導不負責任，將林茂正放走，活活痛死在收容站外面，不給他治病造成命案……”
法庭最後認定的事實是林茂正被鈍器暴力挫擊腹壁，對衝性損傷胃部，導致胃出血而死亡。
橋頭河鎮的李德凡因為欠基金會的錢被關進收容站。他說，自己在收容站曾被“劉幹部”用手銬反銬雙手，用竹掃把狠揍，最後打得全身是血才罷手。
惡劣生活
所有曾在收容站呆過的人都對裏面惡劣的生活條件印象深刻，郭先禮甚至用“渣滓洞一樣”來形容站裏的伙食。他介紹，按照規定是每個人一頓是四兩米，然而層層剋扣，管食堂的就沒有給足，只有七八成，到食堂以後，煮飯的和那些搞勞動的人再多吃一點，其他被收容人員一天吃兩餐也不一定能吃到四兩米。
至於菜，李德凡說“比豬食還不如”，“菜裏不放油，十天才會給吃指甲蓋大的一片肥肉”。據A介紹，這麼差的伙食是因為收容站食堂被站長的親戚承包了。按規定，這些人每天的伙食費是2.5元，但是真正吃到嘴裏的連5毛也沒有，而喝的水就是直接從河裏舀上來的。就是在夏天，被收容人員也只能半個月洗一次澡。李德凡說自己後來身上都臭了，身上的跳蚤一抓一把。
就是在這種條件下，半年後李德凡因重病高燒到41℃時才被放了出來，但他的表弟為此還得交上2000元的“生活費”，領回了一張白條。
漣源市株木鄉溫塘村的黃雪容，在收容所裏關了6個月，是被關時間最長的人之一。由於是女性，黃雪容在收容站倒是沒有挨打，可由於長期睡在水泥地上，風濕嚴重，加上嚴重營養不良，她得了嚴重的水腫。記者見到她時，她的肚子腫得就像已懷胎十月。
收容所的條件之差讓當地的衛生防疫部門也非常吃驚，他們曾向對漣源市收容站進行過調查的《南方週末》記者曹勇這樣介紹：2002年8月底，收容站裏爆發了大規模的痢疾，當防疫部門進入收容站時，發現20平方米的監房，居然關了100多人，其中至少有80人已經中度感染痢疾。
2002年8月，收容站職工譚集連涉案“林茂正事件”，在她的刑事上訴中，清楚地寫到要披露一個秘密：漣源市收容遣送站只抓錢，怕花錢，不顧人的死活。
中轉玄機
據A說，“林茂正事件”後，給收容站帶來的最大問題是火車站方面“膽小”了，送來的人少多了。於是，從去年開始，收容站裏開始多了很多從外省拉來的被收容人員。
今年4月23日，漣源三甲玉豐村一位姓梁的農民打電話到漣源市民政局，在民政局的值班記事上這樣記著他的來電，“聞聽收容站現為賺錢，不斷收容八方流竄人員，聽說從××省回來一批，收容站正準備收容，現玉豐村已有100多人待命，準備取消收容站”。
漣源市民政局一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B說，“100多人待命”的背景是，當時正值非典肆虐，農民害怕疫情擴散至當地，不願意再讓收容站從外省進人。
從外省收容站進人，利用“中轉站”的便利放人收錢，看來也是漣源市收容站的一條“生財之道”。郭先禮說，本來以漣源市收容站的級別，達不到做“中轉站”的要求，但是站長肖笑華1999年還是想辦法把收容站的級別提高到了地區級，由副股級變成了副局級，級別高了，就可以拉人來了。A說，肖笑華曾在一次內部會議上聲稱，他已經和上海那邊聯繫好了。
在《南方週末》記者曹勇採訪肖笑華時，肖笑華顯得非常有“經濟頭腦”。他告訴曹勇，他的目標是“東望上海、南接粵桂，北進京津”，而且他向曹勇承認，他和外面很多收容站有聯繫，每拉過來一車廂的被收容人員，漣源收容站要出的成本是2.2萬元。
家庭悲劇
2002年9月11日，一個被關在收容所裏的小朋友周承菊用一張破紙寫了封信給收容站：叔叔，你們好！叔叔可不可以讓我自己回家，現在我爸爸不來接我了，我又不能回家讀書……在這裡我實在受不了了，叔叔我求求你吧，我在這裡已經關了五六天了，很想回家，我們開學也有幾天了，你們把我放出去，我要回家讀書，你們就放我一條生路吧……要是我騙了你們我就天打雷披(注，“劈”的錯字)，叔叔你們打我罵我都可以。
郭先禮說，這個小孩是被人拐騙出來的，後來被關到了收容站。後來，小孩的親屬來到收容站，交了錢才把小孩領了回去。
在這種拿錢放人的“遊戲”中，新化縣(湖南省級貧困縣)爐觀鎮的許飛昆卻再也沒能回家。1999年4月18日，在漣源打工的許母托同鄉把9歲的許飛昆和哥哥許飛鵝帶回家鄉，結果因為扒火車被關進了收容站。收容站給兩個孩子的父親許志文拍了封電報，要求帶1600元錢來接人。許志文拿不出這麼多錢，以為孩子小，又沒犯法，應該沒事的，就沒有來接。
5月26日，收容站把許飛昆留下，讓許飛鵝回去拿錢，等到6月3日，收容站仍沒等來許飛鵝，就把9歲的許飛昆趕了出去。從此，許飛昆下落不明。
73歲的湖南桑植縣農民也因為漣源市收容站的這種“收容遣送”方式，而再也沒見過自己的兒子王茂正和孫子王朝正。1999年3月，王茂正帶著16歲的王朝正去漣源挖煤，因為朝正體力不支，王茂正帶著他準備返回老家。因為扒火車，4月20日，他們被車站聯防隊送進收容站，收容站的人扣下了王朝正，讓王茂正回去拿1200元才放人。
回家後，王茂正奔波兩天沒借到錢，於是喝了農藥，被搶救後失了蹤。這件事在當地引起極大民憤，鄉政府出面要求收容站放人，但收容站仍然沒放。直到5月23日王朝正姑父送來了300塊錢，王朝正才得以走出收容所。
不久，王朝正外出尋父失蹤。
在這幾日的採訪中，記者一直試圖聯繫漣源收容站站長肖笑華，但均被告之“肖站長不在”。昨天，記者採訪了漣源市民政局主抓收容工作的周建元副局長。據她介紹，在《三湘都市報》的報道出來以後，婁底市與漣源市的主要領導都作了批示，二級政府成立了調查組，已經調查了三天，不久會有一個結果。漣源收容站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男職工則告訴記者，調查組目前就駐紮在收容站內。
此前，被《三湘都市報》報道過的也存在問題的岳陽收容所目前已停止收容工作，並且已拆掉了舊的房子。當地民政局的艾科長表示，收容所的基建工作確實“需要改善”。
而關於漣源市火車站派出所在收容工作中起到的作用，漣源市公安局紀檢部門和治安大隊有關負責人都向記者表示，“調查人員沒有回來，無可奉告”。
6月13日，據《長沙晚報》報道，湖南省省委常委、省政法委書記、省公安廳廳長周本順11日上午在岳陽考察時要求：“對被依法收容的人員，也要照規矩辦事。”
周本順對此提出了“六個禁止”：公安、民政部門要嚴格遵守國家法律法規、政策和有關制度，嚴禁一切亂收費；嚴禁組織被收容人員勞動；嚴禁打罵、體罰和虐待被收容人員；嚴禁敲詐、勒索、沒收、侵吞被收容人員的財物，剋扣被收容人員的生活供應品；嚴禁撕毀、扣押被收容人員的證件、信件、申訴、控告材料；嚴禁雇用臨時工和任用被收容人員擔任管理工作。對違反規定的，要依法依紀嚴肅查處。
漣源當地的農民告訴記者，14日左右，收容站開始放人，現在所裏已經沒有被收容人員了。
漣源市收容站原黨支部書記自曝收容黑幕
●我們搞收容遣送就是要搞錢
記者(以下簡稱記)：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在收容站工作的？
郭先禮(以下簡稱郭)：我1984年從海南調到了漣源市收容遣送站，那時的收容遣送站，真正是大家都歡迎，用一句不恰當的話來說，有點路不拾遺的精神。當時上面的規定也好，政策很好，外流人員收容進來，我們不打他，不罵他，做他們的思想工作，讓他們回家種菜養豬。他們吃的都是當地糧食部門提供的，我們收一個人以後，就(在表格上)打個飯圈，以後憑飯圈到糧食部門領糧食。假如這個月吃了200斤糧食，我們就可以領200斤糧食回來，不要錢的。
記：送他們回去不要錢嗎？
郭：我們有出差補助，送一個人經常派兩個工作人員陪同，送到當地鄉政府。我們給外流人員買車票，不要他出錢，然後回財政報銷，完全由政府出錢。這樣送人的效果非常好，他們很受感動，一般都不出來了。
●1996年與火車站口頭協議
記：後來你一直在收容所嗎？
郭：1984年我在收容站工作了兩三個月後，就借調到民政局去了。一直到1994年7月，我才又回到收容遣送站。
記：那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出現亂收容的情況的？
郭：1994年、1995年都沒發生那種事，一直到了1996年，我們那個站長，心血來潮，說外面搞得很活躍啊，能夠從收容上搞來很多錢，得去學習學習。你站長說要搞，我也只能同意啊，就跟他一起去了。
記：去了哪些地方學習？
郭：我們就在婁底地區學習了一段，學習完後我們就自己搞。我們的工作是兩套，向政府彙報的是一套，自己做的又是一套。
記：實際上你們是怎樣操作的呢？
郭：1996年的時候，我們跟火車站有個口頭協議，站長對火車站方面的人講，你們抓一個人，就給你們50塊錢，這是回扣。對於車站聯防隊，就是實際抓人的人，抓一個給他們5塊錢。這個都已經兌現了，當時我是出納，管錢，這些事情賬本上都有記錄。
於是，他們就抓人送到我們這裡來，我們自己也去接。接來人以後，先是搜身，搜完身以後就放在我們的監房裏。過一會，就把他們叫出來問材料，問完以後就打一個電報，根據他們的家庭情況，打一個電報回家，“速帶800塊到我們漣源接人”。
記：發電報有用嗎？
郭：這個是很黑的，一說“速帶”，人家農村人就著急了，他不知道什麼回事，以為自己的親友小孩在哪犯法，給抓起來了。你也知道農村的經濟情況是比較緊張的，讓他們一下子拿出一千塊兩千塊也拿不出來。有的人家自己沒錢，就會去向親友借。
被收容的都是什麼人？
郭：農民多數是不知道啥叫收容遣送的。他們來接人，看見我們這住的像是牢房，加上我們打了電報到村裏，村裏人就會傳，某某人的小孩子被抓起來了，還要幾百塊錢去贖他呢。他可能是在外面犯了什麼罪，要是不犯罪為什麼會被抓起來呢，不犯罪為什麼要拿錢去贖呢？農民普遍都是這種想法，那個人回去後就會受到歧視了。農民很樸素，歧視坐過牢的人，其實那些被我們收容的只是看起來像坐牢。
記：那些被抓的農民又是什麼反應呢？
郭：被抓的農民也想不通，他們在外面打工，又沒犯法，我們把他抓回去，打一頓，還要了他幾百塊錢，他心裏當然不舒服。被抓以後，有的人會產生對社會的報復情緒，有的家庭本來很幸福的，也搞得不和睦了。
記：當時抓的主要是些什麼人？
郭：在我們漣源來說，主要是農民，都是在外面打工的農民。
記：用什麼理由抓他們呢？
郭：沒什麼理由，就是說你是“三無”人員。反正你在我們火車站經過，我看你好像是扒車的，沒買票，就把你抓了去。那些聯防隊的，反正抓一個人自己就能賺5塊錢。我們收容所要人，他們又不白抓，一個人5塊，十個人就50塊了。
記：最多的時候一天能抓多少人？
郭：抓人最多的是“雙搶”(搶種搶收)季節，一天送來收容站的有五六十個。
郭：會挨打的。看得我都怕，打得太厲害了，打得我心裏都發毛了。他們進了站就讓他們把東西放下，稍微慢一點，就揪住頭髮，一腳把人絆倒，然後搜身。那些抓來的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些無辜的人，被抓進站後，他們不服，和收容站講理、吵架，但他是被收容的人，我是收容站的工作人員，我本身就是要搞你們的錢，你還跟我講道理，哪有道理講？你不聽話，收容站的人就會暗示監房裏的其他人把你打一頓。
●不聽話的農民就打一頓
記：什麼人被關進來都要打嗎？
郭：沒有區別，有錢的沒錢的都要挨打。有些被收容的不是農民，是外地的鄉鎮幹部，照打，進了這個門都一樣的。我們抓的人中大學生也有，多了。有時我們把(大學生被收容的)例子講給領導聽，他們也笑哈哈的。
記：笑什麼呢？
郭：笑大學生也會被抓啊。大學生怎麼樣呢，我們一樣讓他們拿錢來把自己贖出去。當地有的領導的親戚在外面被收容了，他還要找我們去說情，幫忙打個電話去，講一講能不能少收點錢啊。他們都是這種思想的，以為被抓了就是要拿錢去贖的。
記：這麼說收容站與收容站之間是有聯繫的。
郭：當然有聯繫，各地收容站是有聯繫的，反正都是一個系統的嘛。就像走親戚，和你們記者一樣，你們廣州的記者要是到了長沙就也找當地的記者同行一樣。
記：最多時收容站能關多少人？
郭：最多可以關到800人，滿員了，就得放一些人出來。
記：一般要關多長時間？
郭：關多長時間就要看你的經濟狀況了。收容來以後，如果能在你身上搜出超過300塊錢，我們就放人，不管你了，開張票給你，寫上伙食費，你就不用進我們那個房了。沒錢，就打電報，有電話就讓你打電話讓家裏拿錢來。如果錢來得快，三五天，就能走了。沒錢的人家要到處借錢，那就十多天半個月了。反正你的錢不來，我就不放人。最長的被關了兩三個月的都有。
記：如果實在是沒錢呢？
郭：那就讓他們給站裏搞勞動。在我們站裏挑土，搞建設，做磚哪，種菜啊……有人監視，沒有任何報酬的。
為什麼會有外省人送來？
郭：1996年開始亂搞收容遣送，慢慢的我覺得不對頭了，因為我也是農民的兒子，國家按財政政策發了工資給我們，為什麼還要從農民身上搞錢來給我們多花呢？農民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歷來受到黨和政府的保護，我們為什麼要想盡辦法從他們身上搞錢呢？那些邊遠山區的農民，像貴州、湘西地區的，很苦的，他們一年到頭很難賺到錢，就只有去外面打稻穀，這是農村裏最艱苦的勞動。他們在外面打稻穀，一畝才四五十塊收入，賺到了錢從我們這裡過，就被抓了去。我慢慢地覺得這個做法不對頭，就開始向政府和各級部門反映。這次如果不是“孫志剛事件”，收容站這種做法還要搞更長的時間，農民還要遭殃。
記：那你們收來的錢怎麼用呢？
郭：這筆錢我們都是自己花，除了發工資外，站長可以自由支配，請領導吃吃飯嘛。去年《三湘都市報》也寫了文章揭露的，結果沒什麼用。有錢能使鬼推磨，漣源這個地方很窮的，有幾個省級貧困縣，很多地方都發不出工資，我們收容站能發得出獎金，人家就都看得起這個單位。
記：根據你的了解，是不是很多收容站都有這種情況？
郭：在內地，也只有膽大的敢搞到這種程度。在我們婁底地區，一共有5個收容遣送站，有兩個沒有搞。
記：為什麼有的人明明不是湖南人也要送到你們這裡呢？
郭：這就是奧妙了。我們搞收容遣送就是要搞錢，但是在我們漣源地區，沒有那麼多人，沒有人就沒有錢，怎麼辦？就想辦法，比如到外省接人，從這一站到另一站，這可能也是賣來賣去。
記：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向上面反映這些情況的？
郭：我從1997年就開始反映了。2000年我們站因為不按政策收人，強迫人勞動，打死了一個人，站長把責任全部推到我身上，我只好內退了。“林茂正事件”以後，他們把全部罪都推到我身上，因為我妨礙他們抓錢了。
記：那你害怕過嗎，有沒有人向你施加壓力？
郭：有風險、有壓力的，我現在工資被停了，什麼都沒有，他們(亂搞收容的人)恨不得我死了才好。但是我已經56歲了，講句毛澤東講過的話：為人民死了，死了也光榮。只要能把這些敲詐農民的人繩之於法，我死也瞑目！(陳峰)
南方都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