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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中法戰爭的烽煙從中國的西南邊陲燒向東南沿海，祖國寶島台灣危在旦夕。安徽廬州府大潛山下，養疴田園的淮軍名將劉銘傳奉詔出山，臨危受命，領導台灣軍民成功地進行了抗法保臺反侵略戰爭；戰後台灣建省，他又首任台灣巡撫，為台灣的近代化建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卓越貢獻。可以說是台灣給了劉銘傳機遇，也給了他施展抱負的舞臺。
那麼，他是在什麼樣的情勢下奉詔出山的呢？
根據故宮檔案，清廷正式下詔的時間是1884年4月21日，當日上諭：“前直隸提督劉銘傳統兵有年，威望素著。前患目疾，諒已就痊。現值時事艱難，需才孔亟。著李鴻章傳知該提督即行來京陛見，以資任使。”這是總理衙門大臣周家楣提議，由軍機大臣兼總理衙門大臣閻敬銘出面奏準的。周家楣與李鴻章關係密切，提議的幕後主使即是李鴻章。因為一個多月前，1884年3月10日，李鴻章曾給總理衙門一封電報，要求朝廷考慮設立海軍衙門。他心目中幫辦海軍的理想人選，就是劉銘傳。
這時，越南戰場的形勢十分不利。3月26日、28日，法軍連陷太原、北寧，清軍前敵指揮、淮軍將領黃桂蘭由於彈盡援絕，多方掣肘，羞愧自盡。兩廣總督張樹聲和黃是兒女親家，就此事給劉銘傳寫了一封長信，勸劉出山。
清廷在震怒之下，將廣西巡撫徐延旭、雲南巡撫唐炯革職拿問，命湖南巡撫潘鼎新赴廣西籌辦防務。接著，4月8日，慈禧又突然發佈懿旨，將以恭親王奕訢為首的軍機處大臣全班罷免；不久又把總理衙門大臣全部撤換。這就是著名的“甲申易樞”，是慈禧繼1861年辛酉政變以後，發動的第二次宮廷政變。恭親王是皇族親貴中的洋務領袖，和李鴻章一樣主和。他的倒臺，使李鴻章感到恐懼和無奈。
這時候的李鴻章，正在通過天津海關稅務司德璀琳，和法國艦隊窩爾達號巡洋艦的前任艦長福祿諾商談《李福簡約》。4月17日，福祿諾提出了四項條款，主要內容：清軍撤出越南，不再堅持中越宗藩關係；法國在簽約時注意保全中國的“體面”；中方須將主戰的駐法公使曾紀澤撤任，向法國賠償兵費。兩天后，李鴻章致函總理衙門，主張根據上述條款與法國議和。4月21日，也就是下詔令劉銘傳來京陛見的同一天，清廷又正式下旨，命李鴻章與福祿諾談判簽約。5月6日，《李福簡約》在天津正式簽訂，此前數日，曾紀澤已被撤任。
在《李福簡約》簽訂前兩天，消息走漏，即有翰林院編修、名士梁鼎芬上奏彈劾李鴻章有“六可殺”之罪。簡約簽訂後，更是波瀾大起，前後共有47份奏折彈劾李鴻章，認為他不戰而棄越南，實屬罪不可赦。一時間，朝野主戰輿論高漲。慈禧一看形勢，便將這些奏折一股腦兒發給李本人看，含有警誡之意。李鴻章只好噤若寒蟬了。於是又調左宗棠由西北來京充當軍機大臣。
一面談判，一面召見宿將，反映了清廷最高當局在嚴峻的形勢面前和戰兩歧、窮于應對的窘迫狀態。新任軍機處首席大臣是禮親王世鐸，加上孫毓汶等一班守舊派。世鐸毫無政治見解，一切聽命于光緒帝生父、醇親王奕譞。奕譞這時號稱“太上軍機”，十分強烈地主戰。劉銘傳的復出，與他的賞識有關。
根據羅剛《劉公銘傳年譜初稿》的記載，當命劉銘傳進京陛見的詔書由驛遞加急送到時，劉銘傳並不在家鄉，而是遠在杭州西湖之畔，詩酒會友，縱談國事。當時的浙江巡撫是他的老戰友劉秉璋，他們正在一起議論，最擔心的是法國海軍從東南沿海北上，重演第二次鴉片戰爭火燒圓明園的故事。劉銘傳堅定地表示：台灣是東南門戶，七省藩籬。如果他本人能到台灣前敵指揮軍事，他將組成讓法軍不可逾越的第一道防線。劉秉璋則表示，他這裡可以互相呼應、成為牽制法軍北上的第二道防線。
朝廷要召見劉銘傳，李鴻章也急著要見他。6月13日，劉銘傳先趕到天津。這時，清政府剛剛任命的會辦福建海疆事務大臣張佩綸上任途中過李府拜訪。他們與李鴻章一起討論了閩臺防務。於是李鴻章一面向朝廷奏報劉銘傳進京日期，一面挽留劉銘傳在天津輔佐他辦理北洋海軍事務。
天津與台灣，一安一危，職位一實一虛（到北洋是幫辦海軍大臣，實權在握；去台灣只是以巡撫銜督辦軍務，日後能否升遷吉兇未卜）。面對前程的選擇，劉銘傳有著自己想法。他18歲就手刃土豪起家辦團練，25歲率先加入李鴻章的淮軍，所統率的銘軍成為最早裝備洋槍洋炮的近代化勁旅；他本人也號稱淮軍第一名將，28歲即升任清廷武職的最高官階——直隸提督。但他“不樂以武功暴天下”，而是“思聳國家于富強之列”，也就是想在政治上有更大的作為。然而，清代官場重文輕武，劉銘傳雖然在淮軍將領中戰功最高，但沒有功名，按清朝的法度，不能出任封疆大吏，只有建立非常的功績，才能得到破格提拔和任命。台灣，對他個人仕途來說，既充滿風險和挑戰，也是一次難得的機遇。劉銘傳幾經思考後，毅然向李鴻章表示：辭安就危、避實就虛。這也反映出他為了捍衛祖國疆土的熾熱情懷和勇敢擔當。
6月22日，劉銘傳抵達北京，第二天就和惇親王、醇親王、左宗棠四人一同被召見，這幾位大臣都是堅定的主戰派。劉銘傳雖然在1870年因為督辦陜西軍務與左宗棠積不相能，上奏折互相攻訐並因此辭職。但面對外敵入侵，他們一致表示要和衷共濟，共抗強敵。
就在同一天，越南戰場又爆發了北黎衝突。所以次日太后又單獨召見了劉銘傳。劉胸有成竹，遞上《遵籌海防講求武備折》，這是一份系統建設中國近代海防體系的方案，強調沿海設防應該分清輕重緩急：“用兵之道，實宜合不宜分；守禦之機在扼要，尤在守險。”他的意見得到太后的首肯。
6月25日，潘鼎新部在觀音橋大敗法軍，戰事進一步擴大。26日，清廷正式下詔，命劉銘傳以巡撫銜督辦台灣軍務；同日，法國海軍部也電令孤拔擔任遠東特混艦隊的統帥。7月1日，法國新任公使巴德諾到達上海，發出“踞地為質”的通牒，並狂妄地宣稱：台灣的基隆是一個最易於攻取和保持的抵押品。7月5日，孤拔也趕到上海，準備從海上截殺劉銘傳。
此前一天，7月4日，劉銘傳向太后陛辭請訓。太后對他此行充滿凶險，十分關心，詢問軍備、糧餉和所帶將士情況？劉銘傳回答兵不在多而在精，並表示台灣雖然孤懸海外，但與大陸血脈相連，銘傳深受國恩，誓與台灣共存亡。慈禧當即發佈上諭：“著閩浙總督何璟、福建巡撫張兆棟立刻撥解軍餉銀四十萬兩，供台灣前敵添購槍炮、修築炮臺。”
7月6日，劉銘傳回抵天津，與李鴻章會商台灣防務。當時銘軍舊部散處各地，只好從直隸選派陸軍教練100名，炮隊教練30名，水雷教練4人，並挑選銘軍舊將王貴揚等10余人，配帶毛瑟槍3000桿，又從上海江南製造局撥給前膛炮10門，後門小炮20尊，水雷數十具。經過四天簡單的編練，從天津坐小火輪南下，12日到上海。
劉銘傳到上海後，為了迷惑法方，又有了一個新頭銜：談判副使。據史料記載，他在上海的公館裏“連日置酒高會”，一會說某日要赴臺，一會說談判好了就不去了。在孤拔摸不準行蹤的情況下，他于7月14日午後安然脫身，16日清晨抵達台灣。從7月4日陛辭到赴任，前後不到半個月。可以說是日夜兼程、馬不停蹄。沒有一片赤誠的報國之心，是不可能做到這樣臨危受命，勇抗強敵的。（安徽臺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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