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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鐵路議的緣起
在近代中國，首先提出修建鐵路的中國人是太平天國的幹王洪仁玕，他在1859年寫的《資政新篇》中曾經建言，給能造火車者以專利，並在全國“二十一省通二十一條大路，以為全國之脈絡。”格於時局，未能實行。在他之前一年，還有一名外國人，即駐印度英軍退伍大尉斯普萊（Richard Sprye），寫信給英國外交部，建議修築一條從下緬甸通過中國西南邊陲重鎮思茅進入華中的鐵路，以應付“將來的競爭”，並且自印了一本《英國與中國鐵路》的小冊子爭取輿論。但英國政府也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西方列強正式向中國地方政府提出修築鐵路的要求是在1863年底，由英、法、美三國駐滬總領事通過江海關道，向李鴻章建議承修從上海到蘇州的鐵路，遭到斷然拒絕。李鴻章在同治四年二月十七日的致總理衙門的信裏回顧說：“蘇城初復時，該領事等請由滬開鐵路至蘇，當經剴切禁阻。……查鐵路費繁事巨，變易山川，彼族亦知斷不能允，中國亦易正言拒絕。”可知，直到1865年，李鴻章和各省督撫的認識是一致的，對鐵路採取排斥的態度。然而就在這一年，總稅務司赫德寫了《局外旁觀論》，接著，英國駐華使館參贊威妥瑪也寫了一篇《新議略論》，都有修築鐵道的建議。李鴻章向來以趨新自詡，讀到這些，自然會有所觸動。1867年，清政府在派遣蒲安臣代表團出使前，考慮到西方各國公使經常向總理衙門提出修鐵路問題，於是總理衙門又以信函的形式向各督撫徵求意見，得到的反饋仍然是眾口一詞，礙難實行。李鴻章此時已在湖廣總督任上，他的態度是：鐵路“有大利於彼，有大害於我”，堅持不允；但又指出：“鐵路工本，動費千數百萬，即各國商眾集貲，亦非咄嗟能辦。或謂用洋法雇洋人，自我興辦，彼所得之利，我先得之，但公家無此財力，華商無此鉅資。官與商情易隔閡，勢尤渙散，一時斷難成議，或待承平數十年以後。然與其任洋人在內地開設鐵路電線，又不若中國自行倣辦，權自我操，彼亦無可置喙耳。”這大約是受到丁日昌的影響，因他這一時期正忙於剿捻軍務，在與丁的通信中，多次談到運兵運餉的困難。而丁日昌草擬的《三洋水師章程》中，也隱含有發展近代國防，水陸交通須放在第一位，必須“權自我操”的思想。
到1872年10月，李鴻章在致丁日昌的信裏，第一次明確提出：“中土若竟改驛遞為電信，土車為鐵路，庶足相持”的觀點，他指出：“俄人堅拒伊犁，我軍萬難遠役，非開鐵路，則新疆、甘隴無轉運之法，即無戰守之方。俄窺西陲，英未必不垂涎滇、蜀，但自開煤鐵礦與火車路，則萬國蹜伏，三軍必皆踴躍，否則日蹙之勢也。”當時“聞此言者，鮮不咋舌。”1874年，日軍侵犯台灣，沿海形勢緊張，李鴻章在《籌議海防折》所附條陳中乘機向朝廷提出，如果內地修有火車鐵路，屯兵于旁，聞警馳援，可以一日千里，不致誤事。但奏折遞上後，也是洋務重臣的文祥竟然“目笑存之”，次年春，李鴻章又趁進京參加同治皇帝葬禮之際，向恭親王力陳鐵路的利益，並請先試造清江浦至北京一線，以便南北轉運。奕訢則以“無人敢主持”為由拒絕；李又請他能否“乘間為兩宮言之”，奕訢仍復以“兩宮也不能定此大計”婉拒。於是李鴻章“從此遂絕口不談矣。”
其實，“絕口不談”只是李鴻章在信裏向郭嵩燾講的氣話。1877年3月，郭嵩燾抵達英國甫及三月，就接連給李鴻章寫了四封信通報在英國的觀感，在第四封信裏，他寫道：“來此數月，實見火輪車之便利……其地士紳力以中國宜修造火輪車相就勸勉，且謂英國富強實基於此。”李鴻章的回信就是說明中西國情不同，中國由於守舊勢力過於強大，連文祥、奕訢這樣較開明的中樞權臣都感到無能為力。
李鴻章的修鐵路計劃受阻，而英國商人卻無視中國主權擅自修路，19世紀70年代初，英商怡和洋行即以修馬路為名，瞞著中國地方當局修建吳淞鐵路。1876年7月，上海至江灣段建成通車，因發生軋死中國人事故，被迫停駛。清廷諭令李鴻章與南洋大臣沈葆楨“妥商歸宿之法”。當時美國駐華公使西華（G.F.Seward）提出，吳淞鐵路可否“準令洋商承辦，照各國通例，由中國抽納捐稅十年，再照原價收回。”李鴻章當即拒絕，認為英商欺瞞在先，為了維護中國主權，必須收回此路。 他派朱其詔、盛宣懷二人前往上海，與英方代表梅輝立（W.F.Mayers）談判，最後以28.5萬兩白銀的價格，將吳淞鐵路買回，也得到了沈葆楨的支援。但是買回來以後如何處理，李鴻章卻與沈葆楨產生了很大的分歧。梅輝立曾經建議，仍交怡和洋行承辦數年，李鴻章堅決拒絕，主張由華商集股，繼續經營。但沈葆楨卻將用重金買回的這條鐵路拆毀，鐵路器材運往台灣，棄置海灘，任其銹毀。以至於李鴻章在給郭嵩燾的另一封信裏憤然寫道：“幼丹識見不廣，又甚偏愎。吳淞鐵路拆送台灣，已成廢物，不受諫阻，徒邀取時俗稱譽。”這個批評是一針見血的。
正是感到在內地修鐵路阻力太大，李鴻章也將眼光轉向台灣，並寄希望於時任福建巡撫的丁日昌。1877年，丁日昌通過對台灣的考察，上奏清廷，主張在臺修建鐵路。這是與李鴻章充分商量過的，李鴻章在讀過奏折草稿後，隨即提出意見，認為“各省煤鐵礦漸興，內地輪路亦須籌辦，獨惜大疏後段聲明他處不得援以為例，未免瞻顧太多，轉予廷僚以口實。兄曾發狂論以‘朝開鐵路，夕死可矣！’僅見台灣線路之成，尤非志願之所及。”可見他的期望和抱負很大。丁的奏折遞上後，李又很快去信表示支援，鼓勵他“專致力於鐵路、電線、開礦、招墾等務。”當時台灣士紳林維源、林維讓兄弟捐銀50萬兩作為築路經費，清廷卻將這筆鉅款給用於賑災，釜底抽薪；李鴻章又出面向英商麗如洋行借款，又因利息過高也未借成。加上丁日昌本人病重離臺，所以台灣鐵路此時並未能修成。
1878年開平礦務局成立，總辦唐廷樞稟請李鴻章從唐山修築一條至胥各莊的輕便鐵路，用來運煤。李鴻章專折具奏，獲清廷批准。唐胥鐵路順利動工，修路工人都用礦區四週地區的農民，並聘雇英國工程師金達（C.W.Kinder）督修。這一情況使李鴻章深受鼓舞，認為修建一條橫貫南北的大鐵路時機已到。於是就有劉銘傳的上奏，從而引發一場鐵路問題的大論戰。
二、鐵路爭議的經過及影響
1880年，中俄伊犁交涉局勢緊張，俄國出動陸海軍進行威脅，清政府在派曾紀澤談判的同時，也開始做戰爭準備。9月26日（八月二十二日）李鴻章上奏稱：“查劉銘傳將略最優，……昨復欽奉諭旨，飭催來京，臣又備文加函敦勸矣。該提督勳望智略，實不在鮑超之下，昔年督辦陜西，並未遇賊，竟遭讒毀，素性耿直，不受羈勒，未免抑鬱以去，此次如投袂赴闕，惟祈溫諭慰勉，假以事權，其才可當一面。”清廷接受李鴻章的推薦，旨命劉銘傳進京陛見。
作為追隨多年的老部下，李鴻章對劉銘傳一直十分器重。早在同治八年劉銘傳在剿捻軍務結束後，因嫌朝廷“功大賞輕”而乞病歸鄉，與李長樂等在家鄉吃喝嫖賭、放蕩不羈。李鴻章得知後，立即去信規勸：“……久無嗣音，未知蹤跡近在何處？傳言與李良臣盤桓六、霍一帶，縱欲張樂，酣戲淋漓，欲效信陵公子醇酒婦人以自樂耶？似未宜爾。多讀古人書，靜思天下事，乃可斂浮氣而增定力，竊願吾黨共勉之。如公之才識、聲望、斷非終老林阿者，及此閒暇，陶融根器，後數十年之世界，終賴扶持，幸勿放浪自廢為禱。”但他也知道，劉銘傳出身卑微，沒有功名，必須遇非常事件有非常表現，才能破格擢拔，由武入文，得授封疆。所以1870年的天津教案和此次的伊犁交涉，他都設法推薦劉銘傳應詔赴京，也是為這位愛將創造機會。
上面這封信對劉銘傳一生的思想發展影響很大，整個70年代，他在養疴田園的同時，讀了不少西學書籍，同時也接觸了不少具有社會改良意識的人士，並且曾經雄辯地提出：“非罷科舉、火部案、辟西校、拔真才，不出十年，中國將不可問。”思想見解上的認同、放言無忌的個性、以及賦閒的勳臣舊將的地位，使李鴻章覺得，劉銘傳是能夠提出自己“絕口不談”的話題的合適人選。11月22日劉銘傳乘輪船由海路抵津，謁見李鴻章，並在天津盤桓六日，28日方起程赴京。這六天當中，除了交換對伊犁備戰形勢的看法，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在李氏幕僚們的幫助下，起草了《籌造鐵路以圖自強折》。
根據目前的有關資料，參與草擬工作的，有李鴻章的機要幕僚吳汝綸，李家的西席范當世。吳、範本是好友，范入李家，即是由吳推薦，兩人共同切磋，自不在話下。還有一個重要人物即是張佩綸，由於其父原安徽按察使張印塘在咸豐初年與李鴻章一同在安徽與太平軍作戰，“往往並馬論兵，意氣投合，互相激勵勞苦。”是共過患難的戰友。所以張佩綸在1879—1881年丁母憂期間也在李鴻章幕府幫忙辦事，他也對於奏稿的修訂提供了意見，並且由於他的關係，另一位清流健將陳寶琛也得以參與對奏稿的起草修訂工作。所以在陳寶琛的《陳文忠公奏議》家刻本裏，保存了劉銘傳所上的這篇奏折。
正像王家璧所指陳的，李鴻章對這一切，事先都知情。他在光緒六年十一月十九日給張佩綸的信裏說：“省三回津，日趣復奏鐵路事，此乃鄙意所欲言而久未敢言，幸與吾黨發其端。”這是明確地把這項奏議放入集團的利益目標加以考慮。半個多月後，他在十二月初五日致張佩綸的另一封信裏又和盤托出真情：“鐵路一事，鄙人蓄之十年，明知與世齟齬，未敢遽發，此執事所略知矣。省三入山後，書問久絕，比應召而出，謂專以此獻之大廷，方服其識力之勇決。乃天語亦相諮詢，倘不乘斯時旉陳事理之必當行，負國負友兼負平生矣。”所以也可以說，這份《籌造鐵路以圖自強折》是劉銘傳打算再度出山時，獻給李鴻章乃至清廷最高當局的一份見面禮。李鴻章趁時復奏，不願負國負友負平生，也表明他和劉銘傳之間有著某種約定。
劉銘傳的奏折是十一月初二日（12月3日）正式遞上的，在折中，他具體分析了中國所處的國際形勢，特別指出北鄰沙俄“自歐洲起造鐵路，漸近浩罕，又將由海參崴開鐵路以達琿春，不出十年，禍將不測”；東鄰日本，“恃有鐵路，藐視中華，亦遇事與我為難。”面臨俄、日兩國強勁的軍事威脅，中國必須急起直追，修造鐵路，有了鐵路，便於迅速調兵運餉，保衛邊疆，亦有利於漕務、商務、賑務、礦務和旅行，是一項“裕國便民”之舉。他還在折中建議修造南北鐵路各兩條：南面兩路，一由清江至山東，一由漢口經河南，均直達北京（亦即後來津浦、盧漢鐵路的雛形）；北面兩路，由北京東通奉天，西通甘肅。鋻於鐵路修築工需浩繁，他又建議可以先借洋債。
此折一上，立即在朝廷內外引起一場軒然大波。翰林院侍讀學士張家驤（字子騰）搶先上折反對，指出修建鐵路有“三弊”：一、清江浦乃水陸通衢，一旦築路，商賈輻湊，洋人覬覦，難免不生事端；二、清江浦至京，一千數百里，田、廬、墓、橋之拆移，難免不會滋生擾民之事；三、修路虛糜帑項，賠累無窮。清廷接到這個意見，立即將其與劉銘傳原折一併發交直隸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討論。要他們“悉心妥議具奏”
李鴻章于十二月初一日（12月31日）呈上《妥籌鐵路事宜折》，對劉銘傳奏折中的論點進一步詳加論述，主要臚列了修鐵路的諸種好處：便於運兵禦侮、保衛京師，促進生產發展、繁榮經濟，遇有水旱災害可以及時賑濟等；他還建議中國應成立鐵路公司，由劉銘傳擔任督辦。針對張家驤提出的“三弊”，他還特意附上了《議復張家驤爭止鐵路片》，逐一予以駁斥。認為：“我朝處數千年未有之奇局，自應建數千年未有之奇業，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終無以自強。”並指出：“臣于鐵路一事，深知其利國利民，可大可久。假令朝廷決計創辦，天下之人見聞習熟，自不至更有疑慮。”但他同時又認為這件事的關鍵在於經費的籌集，“若洋債未能多借，商股未能驟集，則雖欲舉辦，一時亦乏其力。”在給張佩綸的信裏，他也坦露心曲：“子騰所駁三大弊，業經詳具一疏，剴切上聞。即使阻于廷議，後世必有踵而為之者，勿令笑我輩之拙也。”可見他對因頑固派的反對而“阻于廷議”是有心理準備的。
果然，李鴻章的奏折一上，立刻又引起一片新的反對聲。順天府府丞王家璧、翰林院侍讀周德潤、通政使司參議劉錫鴻等紛紛上奏指斥。劉錫鴻的觀點頗具代表性，他指出修鐵路有“不可行者八、無力者九、有害者九”，認為如果鐵路修通，中國險要盡失，外敵即可長驅直入；洋人亦可由鐵路進入內地城鄉；修鐵路需採購大量外國器材，會導致白銀大量外流；火車運費高昂，運費加入貨價內，會造成貨價猛漲；絲茶為中國主要出口品，有了鐵路運輸，出口量大增，價格就會下降；加上當前國庫不裕，民力貧弱，修鐵路實無此鉅額財力。劉錫鴻曾經出使英德等國，號稱通曉洋情，儘管其言論強詞奪理，有些地方甚至荒唐可笑（如說修路會觸怒山川之神，易發生洪澇災害），但頗能混淆一些人的視聽。尤其是築路經費問題，正好觸及李鴻章的短處。至於其他人,如周德潤叫嚷在中國修鐵路是“用夷變夏”，王家璧攻擊李鴻章“似為外國謀，非為我朝廷謀。”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這種情況下，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劉坤一的態度就顯得十分重要。劉坤一的奏折于次年正月初八日遞上，他一方面認為：“鐵路火車之有裨益，別項雖未深知，至於徵調轉輸兩端，可期神速，實為智愚所共曉。”贊成先修築清江浦至北京一路；另一方面又擔心鐵路建成後，會使腳夫失業，稅利減少。所以建議總理衙門“參酌異同，權衡輕重”。態度曖昧，模棱兩可，實際上把球又踢給了朝廷。當時劉銘傳還是賦閒之身，一見事不可為，便仍請賞假養病，打道回府。李鴻章孤立無援，在這場論戰中敗北的命運便是註定的了。1881年2月14日上諭發佈：“劉銘傳所奏，著毋庸議。”李鴻章當時在寫給王闿運的信裏憤憤不平地說：“今各國一變再變而蒸蒸日上，獨中土以守法為兢兢，即敗亡滅絕而不悔。天耶人耶，惡得而知其故耶！”即反映了他這種四顧茫然的心情。
然而歷史畢竟在曲折中不斷向前發展。李鴻章一看鐵路修築計劃一時難以實現，便轉向興辦阻力較小、投資規模不大的電報事業。這也是他在1867年首次上奏清廷正式提出的，當時未被採納。1880年當年，在天津設立了電報總局，由盛宣懷擔任總辦，次年又在天津與上海間設立了7處分局。隨後又不斷擴展，建成浙、閩、粵陸路電報幹線。與此同時，唐胥鐵路工程也在按部就班地進行，1881年末建成，全長約10公里，1882年，英國工程師金達用礦上的廢鍋爐改製成一台蒸汽機車，用以運煤，又遭頑固派彈劾，說什麼機車直駛，震動東陵，且噴出黑煙，有傷禾稼。奉旨查辦，機車停駛。礦務局總辦唐廷樞等力謀挽救，幾經週折才得以重新運行。這件事，增強了李鴻章等人興修鐵路的信心。
經過中法戰爭，清廷最高統治當局終於逐漸認識到建設鐵路有利於調兵遣將，鞏固國防。1885年成立的海軍衙門兼管鐵路事務，由醇親王奕譞任總理，李鴻章為會辦。清流人士、兵部侍郎黃體芳曾經上奏要求清廷免去李鴻章的會辦職務，被廷旨斥責為“跡近亂政”，將他“交部議處”。這也說明清廷在這一問題上對李鴻章開始信任。李鴻章抓住這一有利時機，依靠奕譞支援，于1886年組成開平鐵路公司，出資收購唐胥鐵路，並擴修至蘆臺，名唐蘆鐵路，1888年又延長至天津，稱津沽鐵路，全程約130公里。隨後首任台灣巡撫劉銘傳也在台灣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招商引資，興修台北到基隆、新竹的鐵路。淮係官員的這些作為，為近代中國的鐵路建設，起了篳路藍縷的先導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當1887年3月，奕譞奏上《請準建津沽鐵路折》時，同樣也有一批頑固派人士跳出來反對，如大學士恩承和吏部尚書徐桐聯名致函奕譞，極盡危言聳聽，但奕譞不為所動，因為他此時對鐵路的認識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而李鴻章則據理力駁，對兩人謬論一一澄清。
到了1888年末，又有更多的頑固派反對修路的彈章蜂擁而來，甚至有20多人聯名的。著名者有國子監祭酒盛昱、山西道監察御史屠仁守、倉場侍郎遊百川、內閣學士文治等，叫囂鐵路是“開闢所未有，祖宗所未創”，並說太和門失火是“天象示儆”，圍攻李鴻章“誤國家”。要求罷建津通鐵路。李鴻章則針鋒相對，寫了《議駁京僚諫阻鐵路各奏》等信件，逐一批駁反擊。奕譞見事情棘手，只好奏明慈禧，于1889年2月14日明降懿旨，命有關的13位督撫將軍對雙方意見各抒己見。除了一人未見復奏、兩人不作表態外，其餘十人的復奏，均經慈禧詳加披閱，認為唯有兩廣總督張之洞、福建台灣巡撫劉銘傳、護理江蘇巡撫布政使黃彭年的奏折“各有見地”。這三人都是主張興修鐵路的，後兩人又是淮係成員，尤其是劉銘傳，不但上奏支援，而且還向李鴻章拍發電報說明利害關係：“津通鐵路此次如辦不成，以後絕難再舉，不獨貽笑外洋，朝野有志之士亦冷心解體。”李鴻章給劉銘傳的電文則說他讀了劉的奏折後“痛快得未曾有”。這說明，此時的李鴻章，已經不是孤軍奮戰了。而且，儘管日後在修路問題上又有津通和盧漢之爭，但修建鐵路這件事本身，在近代中國已是大勢所趨。李鴻章、丁日昌、劉銘傳等淮係官員在鐵路籌議中開風氣之先的作用，是不容抹殺的。（安徽臺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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