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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位置>>徽商
明代徽商的崛起
2012-03-16 13:49:19    華夏經緯網
   中國的儒商現象,是在孔子思想和儒家學說成為封建社會正統的思想意識形態,儒家文化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和主體,對社會生活發生了支配作用,而影響甚至形成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孔子所開創的儒學,在先秦時代不過是諸子學派之一,自漢武帝採納董仲舒之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才被定為一尊。此後,在漫長的封建社會發這程中,儒家學說雖然也經受到佛道二家的挑戰衝擊,形成了魏晉隋唐時期的三教鼎立局面,但儒家學說仍然不失為歷朝治國理政的根本。尤其是儒學在與佛道二教的論爭、融合與會通中,吸收了佛道二家折理與思辨精神,開創了宋明理學的新局面。儒家思想進一步發展成熟,成為官方哲學。經過統治階級的強化與長期熏陶,儒家思想深入人心,構成了中華民族的深層文化心理結構和民族性格。業儒,成為讀書士子進入官場的本途徑,於是,崇儒成為濃厚的文化氛圍,社會儒化心理自然成為時尚的追求。自漢以下,儒士、儒臣、儒生、儒史、儒吏、儒將、儒相、儒醫等概念相繼出現,這些概念不僅標明身份,而且不無矜誇的意味。《漢書.匡張孔馬傳讚》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官及當子晏,鹹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江淹《孫x墓銘》讚揚他“體兼遷、雲,學備儒史”。蘇軾有詩盛稱儒將之興:“聯翩出儒將,豈惟十朱輪。”劉因《張燕公讀書堂》也說:“濟濟唐開元,儒臣相伯促。”洪邁《夷堅甲志》也提到:“有祁人謝與權,世為儒醫。”這期間,惟獨儒商的概念出現最晚,不僅清康熙時所編纂的類書《佩文韻府》中未收此辭條,《辭源》《辭海》中也未曾收錄。這原因,最主要的是作為統治階級思想的儒家學說,長期以來堅持以“足食之本在農”、地方官“以勸農為職”,並不把商業看成發展經濟的重要途徑,商人的社會中的地位一直極為低下,儒人學士既不屑為之,也就難以載入正史,只是在稗官司野史或小說家言中偶有提及而已。

  明代是中國商業經濟發展的重要轉折時期,由於生產的發展,城市人口劇增,經濟者推行一條鞭法,把田賦、銀差、力差及各種土貢、徭役等都折成銀兩徵收,近使生產者不得不出售部分農產品以獲得貨幣來交納賦稅,這就大大促進了農業生產商品中化的發展,農業的自給經濟逐步向商品經濟過渡,商品經濟的加速發展又帶來了觀念的變化。嘉靖、萬曆期間,張居正進行經濟制度的改革,對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便提出了否定意見,他說:“商不得通有無以利農,則農病;農不得力本穡以資商,則商病。故商農之勢常若權衡。”[1]他旗幟鮮明地提出:“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的主張,把商業發展擺到了與農業並駕齊驅的地位。著名思想家黃宗羲更進一步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口號,他說:“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主之所欲也,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也。”[2]在這種時代條件和進步思想的影響下,商業的發展是不方而喻的。

  徽州商人就是在個時代條件下應運而興的。

  徽州自古以來,山多田少,土地瘠薄,農業收入不足以自給,只好轉而從事手工業和商業,以求自保。《徽州府志》載:“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確,所產至薄,……大都一歲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執技藝,或販負就食他郡者,常十九。”《江南通志》亦稱徽州”鹹有溪山之勝,然嶺谷險陋,壤地磽瘠,水湍悍,,少潴蓄。不雨易枯,驟雨則山漲暴至”[3]。所以顧炎武說:徽州之民,“中家以下皆無田可業。徽人多商賈,蓋勢其然也”[4]。缺乏發展農業的基本條件,是迫使徽州人大量外出經商謀生的基本原因。在徽州,不僅是貧無立錐的農民,義無反顧地外出經商;就是一些家有資產的富戶或士大夫之家,也發現經商致富的迅捷,而對投資經商產生極為濃厚的興趣。林西仲說:在徽州,“民有資產者,多商于外,其在籍之人,強半無立錐”[5]。歸有光也說:徽州地區“雖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賈遊于四方”[6]。可見,徽人經商,又是千百年民情風俗、濡染積習所然。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徽州人世世代代在貧瘠的自然環境中繁衍生息,培養了勤勞儉樸的品格。長期的經商,使他們獲得了豐富的經商經驗。而朱文公闕里的文化熏陶,更為他們商業的成功提供了堅實的文化素養,使他們在選擇經營地點,確立經營方向,尤其是權衡經營利弊,形成商業信譽等方面,表現出較高的智慧和成熟。徽州地處長江中下游,其東北達于金陵、揚州等商業、鹽業極為發達的城市,其西與瓷都 景德鎮接壤,閩贛各地的茶葉、木材及瓷器,取給都很便利。其東連接蘇、杭太湖流域,紡織、絲綢極為發達。江南一帶的糧食、棉花、鐵礦可通過長江水路,銷往全國各地。徽州商從充分考慮和利用了優裕的地理位置,在江南各地的大小城市或商或賈,經營範圍廣及絲綢、棉花、染料、棉布、糧食、木材、食鹽、鐵器等多方面,而以“鹽、茶、木、質鋪四者為大宗”[7]。其中又尢以當鋪為活躍,《嘉興縣誌》有載:“新安大賈與有力之家”,“每以質庫自潤”[8]。明《神宗實錄》亦載:“徽商開當鋪遍于江北,資數千金,課無十兩,見在河南者,計汪克等二百十三家。”[9]不僅如比,徽商還投資于手工業生產,開鐵礦、染坊,歙人汪道昆《太函集》多有所載。如徽商朱天澤“從兄賈閩,蓋課鐵冶山中,諸傭人率多處士長者,爭力作以稱,處士業大饒”[10]。徽商阮弼,“自蕪湖自立局,召染人曹治之,無庸灌輸,費省而利茲倍,五方購者益集。其所轉載,遍于吳、越、荊、梁、燕、魯、齊、豫之間則又分局而賈要津”[11]。這些徽商,儘管遠離故土,易地經商,卻極善於經營之道,頗能運發心計。許仲元《夢異筆談》載新安汪氏經營布匹,“設益字號于吳閭,巧為居奇,密囑衣工,有以本號機失繳者,給銀二分,縫人貪得小利,遂群譽布美,用者竟市。……十年富甲諸商,而布更行天下”[12]。他們還廣泛蒐集商業情報,利用各種關係,謀求財利。萬曆年間,朝遷修乾清宮與刊寧宮,置皇家採辦于江南採購木材,徽商王天俊獲如此事,乃“廣挾金錢,依託勢要,鑽求*付,賈木十六萬根,勿論夾帶私木不知幾千萬根,即此十六萬根木,稅三萬二千余銀,虧國課五六萬兩”[13]。因而在明中葉以後,徽商在全國各地迅速發展,資本積累起來越多,在全國各地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謝肇*說:“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新安之大賈,“藏鏹至百萬者,其他二三十萬,則中賈也”[14]。徽商與晉商,成為當時聞名中國的兩大商幫。而相形之下,徽商因賈而好儒,具有比晉商更為廣闊的發展前景和流行聲譽。


註釋:

[1]《張文忠公集》,卷8,《贈水部周漢浦榷竣還朝序》。
[2]《明夷待訪錄.財計三》。
[3][15]《四庫全書》,史部265卷,《江南通志》,卷2。
[4]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編第9冊引。
[5]林西仲:《挹奎樓選稿》,卷1,《勸當議》。
[6]歸有光:《震川先生集》,卷13,《白誹程翁八十壽序》。
[7]陳去病:《五石脂》。
[8]見《嘉興縣誌》,卷32。
[9]見《神宗實錄.萬曆》,卷434。
[10]《太函集》,卷47,《海陽新溪朱處士墓誌銘》。
[11]同上,卷35,《明賜級阮公弼傳》。
[12]《夢異筆談》,卷3,《布利》。
[13]陳眉公:《各宮紀事》。
[14]《五雜俎》,卷4。

  來源:徽式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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