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水千廬合，汾橋萬國從”，盛唐詩人王昌齡面對晉陽城繁華開放的壯觀景象，曾經發出了這樣的感慨。其實，何止是唐朝，當我們把太原放在中華文明5000年的歷史背景之下，廓清蒙在太原身體上的歷史塵埃，就會發現古老的太原，其實就是一個充滿生機、開放多元、豪俠剛健的名城。獨特的地理環境，加之民族大融合的熏陶、頻繁的戰爭錘煉，使太原成為中國古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交流的大熔爐。

　　太原的發展史就是一部開放的歷史

　　自古以來，太原就是農耕文明與草原文明交錯，漢民族與遊牧民族交往的樞紐與舞臺。每當中原王朝強盛時，農業區域便向北發展，影響和接納靠近中原的遊牧民族，促使其接受先進的農業文化，化牧為犁。統治者出於緩和民族矛盾的考慮，有意識地將部分遊牧民族遷入漢民族農業區，使大批少數民族融合進華夏族大家庭中來，太原成為重要的橋梁與紐帶。中原適宜的氣候與豐富的物產，總是吸引著遊牧于北方大漠的少數民族，當中央政權衰落時，分界線以北的遊牧民族便乘機南下，建立政權。這時，太原又成為其南下途中首當其衝的橋頭堡。太原自古以來就處於不同生產方式、不同文化相碰撞的接合地帶。這種歷史定位決定了它不可能封閉，而是積極地開放和主動地接受。

　　從夏商周開始，太原地區始終是漢民族與北方遊牧民族的交往要地。太原地區在歷史上曾經經歷過4次大的民族融合。春秋戰國時期漢民族向北開拓擴張時，與活動於太原地區的戎狄幾經戰爭與融合；魏晉南北朝時期與匈奴等5個主要遊牧民族的交往；隋唐五代時期的民族大融合；以及宋元時期與遼、金、西夏、蒙古等的入侵與統治。為了鞏固統治，緩和不同民族間的矛盾，佔據太原的政權在征服戰爭之後，往往採取民族和解、民族共存的政策。到元代末期，太原地區的各民族大致已經完成融合，漢胡之間的界限，特別是文化上差異漸少，生活習性趨同。出身異族的軍閥不僅名字漢化，甚至表現出對中原文化的認同。

　　太原處於北方畜牧文化與黃河流域農耕文化接壤過渡地帶，這种經濟地理環境，決定了自古以來，太原地區就兼具畜牧經濟與農耕經濟形態，具備相對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積累了較為發達的物質生產技術與產品，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糧食與手工業產品的主要基地。而北方遊牧民族自古逐水草而居，一直依靠商業貿易、戰爭掠奪解決其日常必需品的消費。這種差異性導致漢民族與遊牧民族很久就在山西，特別是在太原地區展開貿易。兩漢時期，太原商業貿易主要是鹽鐵及其他日用品，太原等地的糧食也經汾河漕運長安。兩漢與匈奴時有戰爭，但雙方的商業貿易也較頻繁，多在邊關進行，稱為“關市”。魏晉南北朝時期，統治者為了滿足自己奢侈的生活及國家求取財富的需要，採取一些措施來促進商業的發展，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商業的發展。西晉時，一些官僚貴族還親自經商。當時，商人地位有很大提高，商業異常活躍，貿易異常繁榮，太原逐漸成為當時北方的貿易中心城市。在北齊，太原城內已經出現了依靠租賃店舖而獲取利潤的人。太原也是各地物資集散、珍寶薈萃之地，大量的畜產品、美酒及金銀珠寶在此交易。除國內貿易外，太原地區與西域諸國的貿易往來也很頻繁。北齊時，中亞、西亞人出於逐利的需要，成群結隊，絡繹而來，在太原等地進行貿易。政府還設立專門供西方商人開展貿易的場所，大大便利了來華外商的生活和商務活動，促進了中外貿易的發展。隋唐時，乙太原為中心的交通也非常發達，向西南可通長安，再西出則為古絲綢之路，向南可通洛陽，東出井陘關可通北京、遼寧、北韓、日本，極大地便利了太原與各地的貿易與聯繫。宋元時期，太原與北方遊牧民族的貿易往來增加，成為南北貨物的重要中轉站和集散地。明清崛起的乙太原地區為主要活動基礎的山西商人，輾轉萬里，縱橫歐亞，開中國內地開放之先河。

　　太原歷史上對外開放的文化特點

　　一方水土養育一方文化。歷史賦予了太原這樣開放互動的歷史品格。這種歷史品格又塑造了太原人卓爾不群的文化秉性。

　　戰國時期的趙國初以晉陽為都城，經過四世的東征西伐和縱橫捭闔之後，擁有了廣闊疆域。為了適應趙國參與戰國列強間政治、軍事、外交角逐，稱霸中原的需要，趙國先後將國都從地處山西腹地、趙國西北之隅的晉陽遷到中牟又遷到邯鄲，實現了政治中心的戰略轉移。此後，趙國逐漸稱霸戰國七雄。南北朝時期的北齊，儘管以晉陽為事實上的首都，但始終以鄴為首都，也是出於這樣的考慮。反而是當北齊統治者沉溺于晉陽的錦繡繁華，終日享受，不思進取時，招至北齊政權的滅亡。隋末，李淵父子坐鎮太原，並沒有被太原的繁華所陶醉，而是胸懷天下，韜光養晦，靜等時局之變，終於擁兵而起，走出太原，一舉奪得天下，開盛唐之百年基業。五代十國中的後唐、後晉、後漢都是乙太原為根據地，進行割據後，才南下定都于洛陽、開封。實際上是太原地方割據勢力與中原政權之間的鬥爭。因為走出去了，鬥爭的結果往往以山西割據的勝利而告終。

　　太原人自古就有改革創新的精神。在政治方面，包括太原在內的三晉大地很早就是革新的熱土。春秋時期，在領土擴張與勢力的角逐中，晉國較早衝破了西周禮制的束縛，封建因素最早從晉國萌芽。普遍出現于戰國時期的宗法制度的解體，在晉國早在春秋中期就開始解體了。這是對舊體制的一種“革命”，表現在國君承襲中支庶對正嫡的替代；公族日益衰落，而與國君少有聯繫的卿族一躍而成為活躍于晉國政治舞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爭戰中，只有少講宗法世襲，多講才能賢德者方能取勝。如趙盾、趙無恤皆為外族妾、婢所生，按周禮宗法制度是不能繼承爵位的，但是他們恰恰成為爵位的堅定繼承者。趙國也是中國變法革新的發源地之一。趙國崇尚法制，土地私有制、郡縣制、實物租稅制度以及軍功賜爵代替世卿世祿制等封建因素都較早地出現于三晉大地。經濟制度上，早在春秋晚期，晉國六卿中的趙氏已經廢除井田制。改用240步的大畝制，適應了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需要。秦後來吸收了趙氏改革的經驗，並進一步加以發展，為秦國物質文化發展奠定了基礎。戰國時期趙武靈王在與戎狄的較量與交往中，在軍事上實行胡服騎射的改革，提高了趙國軍隊的戰鬥力，推動了整個中原騎射的發展，標誌著我國進入了騎戰時代，是中國軍事史上的重大事件。以少數民族入主太原的北齊在漢族制度上大膽變革，在制度上多有建樹。北齊的祭祀、婚嫁、飲食、朝會等方面的禮儀制度多為唐人繼承與採納。北齊在吸收漢服的基礎上對胡服進行了大膽的革新。當時流行的上衣下褲的服制是中國服飾史上的一次重大的革新，其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中唐時期在詩壇上掀起的革新運動，其主題是將《詩經》同唐代現實主義的一次融匯。太原詩人白居易是這場革新的主將。明清活躍在太原地區的晉商，一改中國商人徘徊于國內貿易的局面，開闢通達俄羅斯的萬里商路。其在商業貿易運作中，創立的種種新的管理制度，科學性、嚴密性，不亞於當代的跨國公司。其對貿易交往中誠信的大力推崇，為當今商業發展樹立了光輝的典範。他們建立的中國最早的金融組織———票號，更是適應了明清經濟發展的創造性的金融組織，在中國金融史上留下了嘆為觀止的篇章。

　　太原自古就有兼收並蓄的胸懷。考古發現表明，早在夏商時期，太原地區與四週文化的交往就很明顯。太谷白燕遺址四五期文化中有許多因素與二里頭或二里崗早期文化的因素相同，同時也受到夏家店下層文化及鄂爾多斯文化的影響，在太原南郊出土的春秋趙卿墓，其中有不少青銅器物兼具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的特點。在太原近年來陸續出土的北齊墓中發現了大量壁畫，畫中具有濃郁鮮卑文化與漢文化相互交融的現象。節奏明快、多姿多彩的西域樂舞從北魏就開始涌向中原。史書記載，北齊胡樂盛行，後主高緯“唯賞胡樂，耽愛無已。於是繁手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末弱，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特別是在虞弘墓中，發現了高鼻深目虬髯的古代西域甚至是波斯人以及反映其生活習俗的石雕，顯示了隋代太原人對西域等異域文化的認同與欣賞。西元三世紀以後，大批中亞粟特人由於商業上的原因和本民族受到突厥、大食等勢力侵襲，向東遷移，在中原不少地方隨處而居，形成聚落，這些聚落由胡人集團的政教大首領、“薩保”主持，太原成為當時中原地區為數不多的幾個接受並流行襖教的城市之一。北朝隋唐時著籍太原的粟特人數量相當多，從史料上可以看出的就有翟娑摩訶、翟突娑父子及安師、康達、康武通、何氏、安孝臣，他們的祖先是西域昭武九姓。他們有的入仕北魏、北齊、隋唐各級軍政機構，有的一直以商業民族的形象活躍在古代太原社會，以後都逐漸融入了太原本地。隋唐時期，太原人也積極接受來自西域的各種風俗習慣。據《南部新書》記載，唐太宗“收馬乳蒲桃種于苑，並得酒注，仍自損益之，造酒成綠色，芳香酷烈，味皆醍醐，長安始識其味也。”由此，“葡萄美酒”盛傳于唐人之口，甚至於傳到了河東太原。當時，當地也出產一種名為“燕姬葡萄酒”的美酒。

　　農耕文明與草原文明之間的差異導致漢民族與遊牧民族的交往物質重於文化，貿易多於交流，在太原地區這一過渡區形成了務實的傳統。表現在文化上，漢胡民族對各自文化的學習與取捨是比較實用的。如中原先進文化給胡人影響最大的首推儒學。那些曾行于南方的玄學過於深奧玄虛，胡人不易領會，而儒學中的安邦治國思想及綱常倫理大義，既好把握精神實質又適合建立政權的需要，故在太原地區受到推崇。與遊牧文化中重實粗曠的社會風氣相一致，那些以修福事功又簡便易行為特徵的凈土宗等佛教宗派在北方特別是太原地區大為流行。而道教因為提倡尊君和重視外在的宗教形式，歷史上一度被北方胡族統治者奉為國教。諸如此類務實的傳統，影響著太原人，形成了太原人注重實用、主張務實的人生觀與價值判斷。他們大多不是投身政治或苦讀聖賢書，求取功名；而是為了自身生存，跋山涉水，從事貿易，或“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投身戎馬倥傯之中。

　　太原在歷史上對外開放的原因

　　太原的發展史就是一部開放史。即便是在中國封建社會最封閉、最保守的時期，太原與外界的交流也不曾中斷。此種態勢的形成，即有太原自身的因素，更離不開外部宏觀背景的影響。集中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中華文化致力於大一統的努力是太原對外開放的歷史背景。自西周起，追求大一統便逐漸成為中華文化的核心內容。孔子著《春秋》，開宗明義即稱：“王正月”。《公羊傳》釋之曰：“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先秦諸子雖然盛行百家爭鳴，但對於政治理想，卻大都推崇“大一統”。秦漢以後，大一統思想被推崇到了“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的高度，並逐漸成為中華各民族共同的政治理念與價值取向。在中國歷史上，人們追求和珍惜統一，將統一的時代稱作“治世”，而將分裂的時代稱作“亂世”。在任何時候，製造分裂的言論和行動都要受到人的唾罵。在歷史上，任何一個割據勢力都不肯長期偏安一隅，無不殫精竭慮，把統一天下視作最終的歸宿。正因中國文化具有追求大一統的內在驅動力，從總體上來看，中國的歷史，分裂的時間短，統一的時期長，統一終究是無可抗拒的歷史大趨勢。中華各民族追求統一的過程，就是融合各民族，開放交流的過程。太原的對外開放正是這一歷史洪流中的一支。

　　自秦漢以來，儒家思想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中厚德載物的精神追求和“和同為一家”的民族觀，是太原對外開放的思想基礎。這種以寬厚的態度相容不同事物的民族觀和價值觀，為各民族間的融合和吸收外來文化提供了良好的社會心理素質和精神基礎。入主太原的遊牧民族一旦接受了華夏文明，很快便被接納進中華民族的大家庭。太原歷史上幾次大的胡漢文化融合，都是這種和同為一家的相容精神的生動體現。

　　民族融合而形成的遊走四方的文化積澱，是太原對外開放的原始動力。歷史上，在太原地區與漢民族融合交匯的基本上都是逐水草而居，在遼闊草原上四處遊走的遊牧民族。馬上民族帶給太原人的不僅僅是胡服騎射，易冠移禮，在文化性格上也逐漸塑造著太原人尚武遊俠的精神、奔走四方的個性。歷代太原人普遍追求奔赴邊塞、建功立業的宏圖壯志。這是太原多邊塞詩人，多出遊俠，多出豪傑的主要原因。古代太原地區物產豐富，農業手工業發達，周邊地區物質財富相對貧乏，因此，自古太原人就有了從經商與貿易中討生活的人生觀。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太原又迎來了與西域文明的大交融，特別是素有“古代世界商販”的中亞粟特人的絡繹而至，帶來了異域的物產與風俗習慣，也帶來了長途販運逐利、跋涉交換貿易的文化與價值觀，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太原人四處週游、貿易經商的文化性格。

作者：吳國榮　王冰，摘自《山西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