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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商家族文化 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也是社會的最基本經濟單位。家族是指血緣關係明確，存在經濟聯繫並通常同一居地的父系組織。晉商之家族不同於一般官紳家族，它是具有商業烙印特徵的中國傳統文化家族。 一、重視家規與家風 在晉商大族中，有些家族興盛時間較長，子弟有前途者多，而有些家族則衰敗得快，其中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前者重視家規家風，後者家規弛、家風差、敗家子弟也多。如祁縣喬氏，其始祖喬貴發與秦姓在包頭經商發跡後，秦某是在原籍築房置地，過起財主生活。結果坐吃山空，加之秦氏子弟吃喝嫖賭，樣樣都全，揮霍浪費，入不敷出，逐漸從包頭商號內抽股出去，又全部花光，秦家抽出的股全由喬家補進，最後喬秦二家的復盛公十四個財股中只有秦家一厘二毫五。再說喬家發跡後只是在舊院裏蓋了個像樣的四合院。他深知，買賣有賺就有賠，既要賺得起也要賠得起，才能立於不敗之地。在買賣興隆時，他便把賺下的銀子積存起來，以備不測。並且教導子女，要勤儉持家，絕不能奢侈浪費。到喬致庸時代，喬在中堂又比較明確地制定了家規家法，約束子弟。其家規主要是：一不準納妾；二不準虐仆；三不準嫖娼；四不準吸毒；五不準賭博；六不準酗酒。喬氏子弟基本上都能遵照執行上述條款。在封建社會，豪門富賈大都是三妻四妾，大小老婆成群。然而喬氏無一納妾者。喬致庸一生娶了六房女人，全是續弦。第五代映字輩，喬映霞先後續弦楊、劉氏，與劉氏離婚後，一直未娶。喬映霄娶妻馬氏，夫妻感情篤深，後馬氏被匪徒綁票，營救不及，慘遭毒手，終生未娶。喬映奎妻子只生有女天男，當時社會是男權至上，還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封建禮法，按喬映奎的身份，討個姨太太接續香煙是順理成章之事，但懾于家規，映奎未敢如此，只能過繼侄子為自己頂門立戶。對待僕人，喬氏也有獨到之處。喬氏對待僕人很寬容，不僅保證傭人吃得飽、穿得暖，還注意尊重傭人的人格。喬在中堂用女僕只有老媽子（已婚婦女），不用小丫環（未婚少女）。給僕人的工資較優厚，逢年過節另有賞賜，把面、肉、柴、煤等按時發送到各傭人家中。對年老在家中服務多年的傭人則養起來，願回家的每年發給一定數額的津貼，維持其生活。傭人偶有小的過失，也不惡語相侵，更不打罵虐待。傭人家如有天災人禍，均熱情相幫。因此，這些傭人多能對主人盡心盡力。有的傭人還代主人受刑蹲監。如光緒二十七年（1901）天旱無雨，由於鄰村張莊與喬家堡共用一個渠引水灌溉，因用水先後次序發生矛盾，引發了兩村人大規模的械鬥。喬映霞時正年輕好勝，提了一支毛瑟槍出來為本村人助威，他本想擺擺威風嚇唬一下張莊人，不想槍法不精，當場竟使一人重傷斃命。縣官聞報，認為是巴結喬氏之機會，徑奔喬府謁見。縣官此舉惹惱了張莊村民，認為縣官偏袒，糾合群眾，直奔喬府，縣官自知理缺，怕激起民變，趕快乘轎而走，群眾投石塊砸縣官之轎，縣官倉皇回衙，無法向喬家討好，只好照章辦事，拘傳兇手。殺人償命乃天經地義之事，正當喬氏一家人急得團團轉時，有一仆挺身而出，說：“主人待吾等不薄，今日主人有難豈能坐視，打架時吾也在場，就說人是俺打死，官司我去打，人命我去償，也算跟主人一場”。喬映霞一聽，有人願代主受刑，急忙率晚輩下跪，說道：“平日沒看錯你，真是好樣兒的。你既有此心，就有勞你了。衙門上下我們花錢打點，保你受不了苦，儘量買個監候就好辦了。設若不行，身後事自要妥貼安排，請你放心。”就這樣，此仆果然代主服刑，喬氏對其家百般照顧，蓋了一宅院，買了幾十畝地。過了幾年，恰遇光緒帝、慈禧後駕崩，大赦天下，竟由死刑減等，最後被保釋出獄。喬家子弟對於家規基本能夠執行，但在後期也有個別例外未能執行的。例如在不準吸毒上，就有個別子弟未能做到。映字輩喬映南，生性聰穎，文學修養較深，可惜娶妻太谷曹氏是個大煙鬼，耳濡目染，致映南也染上了吸毒。曹氏去世後，續弦太谷張氏，也是個煙鬼，致映南子女也染上了吸毒惡習，六位女兒中四個吸毒，獨子僅活19歲。喬家析產後，映南因吸毒破落潦倒，變賣家產，終至不支，于1939年去世。不過，總的來說，喬氏子弟均能恪守祖訓，因而其後裔有成就者多。據了解，映字輩以下的人字輩20人中，有大學生12名，其中雙博士一人、碩士三人，有兩人留美，其餘亦是中學畢業。他們並沒有躺在祖宗基業上成為紈绔子弟，而是靠著自身的奮勉，各自開闢自己的事業與前途。且恪守祖訓，無一人涉足政界，大多在金融界、教育界、科技界工作。從居住地看，他們大多住在北京、上海及昆明等地，少數在遼寧、海口等地。 二、學而優則商 晉商家族有重學的一面，但他們具有以學保商，“學而優則商”的特點。如榆次車輞富商常氏，他們尊師重教，為子弟提供了優越的學習條件，但其目的不是“學而優則仕”，而是為常氏經商活動培養人才。九世常萬已、常萬達兄弟在就學時，學習成績優良，但學成立後未去參加科考，而是隨父親常威到張家口經商。由於常氏兄弟有文化，經商多謀略，後來常萬已創立“十大德’”，常萬達創立“十大玉”商號，成為晉商中一支勁旅。他倆的堂兄弟常萬育，讀書時“用力甚勤，人皆許其能遠，母獨命學陶朱術”，他經商20年，很有成就。即使已取得功名的常氏子弟，仍以經商為榮。十二世常麒麟，已選拔貢，需赴京入國子監，但他棄儒為商。其子常繼豐，少年就學時，詞章粹美，但他考入國子監，後又實授“遊擊”之後，仍然棄官經商。常氏子弟恪守“吾家世資商業為生計”的祖訓，堅持以學保商，對商業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總的來看，晉商家族雖然重商，但也不是不重學，他們是商學結合，學中有商，商中有學，因而商人中不乏有學問之士。就連舉人出身、任教20餘年，自命不凡的劉大鵬也承認：“余于近日（在）晉接（觸）週旋了幾個商人，勝余十倍，如所謂魚鹽中有大隱，貨殖內有高賢，信非虛也。自今以後，愈不敢輕視天下人矣”（《退想齋日記》）。 三、為家族買官留爵提高社會地位 據山西巡撫哈芬、恒春、王慶雲等奏折不完全統計，日升昌、元豐玖、志成信、協同慶、協和信、蔚泰厚等票號的財東和主要經理人員，都捐納銀兩，買有各級職銜。據清檔記載，太谷志成信票號財東，議敘員外郎、監生，著實賞給舉人，仍留員外郎銜，並賞戴花翎；另一人議敘守備職銜，著注守備銜，作為貢生，以道員分發陜西分缺先補用，並賞戴花翎。太谷錦生潤票號財東曹培滋，著以郎中不論單雙月選用，並賞戴花翎。平遙日升昌票號財東李箴視，不僅自捐官銜，還給已死去的父親、祖父、曾祖父捐銜，其兄弟七人及下一輩男子十二人均捐有文武頭銜，李家的婦女均受封為宜人、夫人。平遙蔚字號首任經理毛鴻（歲羽）、從其父親到玄孫五代三十一名男子均捐官“將軍”、“大夫”，花翎頂戴，女子亦都為“夫人”、“恭人”。三晉源、百川通、長盛川票號財東祁縣渠家：渠同海受武德騎尉守備銜、守禦所“千總”；其子渠應璜，受朝議大夫、鹽運使運同、直隸州州同；其孫渠長嬴，受朝議大夫、鹽運使運同，妻孟、羅、馬氏俱奉“恭人”。大德通、大德恒票號祁縣喬家：喬景僖受花翎員外郎，喬景侃受花翎四品附貢生，喬景信受花翎二品銜補用道員，喬景監受花翎員外郎，兄弟十人均受花翎頂戴。天成事票號經理張河錦捐銀450兩，準為監生共賞給守禦所千總銜。 四、婚姻多不幸 清人紀昀說：“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歲輒從人學貿易，俟蓄積有資始歸納婦，率二三年一歸省，其常例也”（《閱微草堂筆記》）。走口外，赴蒙經商是晉商的重要活動地。清政府規定，旅蒙商在蒙古地方貿易一律不準攜帶家眷，不得與蒙古婦女結婚同居。各晉商商號也規定：從業人員包括經理夥計，都不得在商號所在地攜帶妻子家眷和結婚納妾。商號還規定，探親分為十年、六年或三年一次，每次三到四個月。因此，從十一二歲入號，到六十歲退休，一生中只有十多次回家探親。在山西有許多有關年輕商人外出與妻子分別的民謠： 半截甕，栽蒜苔，綠綠生生長上來。
兒出門，娘安附，隔著門縫看媳婦。
白白臉，黑頭髮，越看越愛舍不下。
經商去，遠離家，不如在家種莊稼。 又如年輕媳婦思念外出經商丈夫民謠雲： 悔不該嫁給買賣郎，
丟下俺夜夜守空房。
要嫁還是莊稼漢，
一年四季常作伴。 由於商人重利輕別離，以致在山西有“旅蒙商的兒女少，妻子守活寡的多”的說法。清代後期，清政府對旅蒙商限制較鬆弛，有些旅蒙商從業人員在經營商號所在地納妾、同居與嫖娼者日漸增多。光緒年間歸化城大盛魁商號有一掌櫃，年已60多歲，卻娶了一個16歲姑娘為妾。在他結婚時，有一對聯戲道：“二八佳人七九郎，梨花壓在牡丹上”。在張家口、歸化城、庫倫、多倫諾爾等城鎮，旅蒙晉商上至掌櫃，下至夥計，嫖娼、包妓與蒙古婦女同居者已屢見不鮮。 清人紀昀在其《閱微草堂筆記》中記述了多例關於晉商常年外出引發的男女之事。如晉籍李甲，婚後外出經商，又轉徙為鄉人靳乙養子，因冒其姓。家中不得李甲蹤跡，遂傳為死。後李甲父母病逝，李甲妻無所依，寄食于母族舅家。其舅又攜家外出經商，商舶南北，歲無定居，李甲久不得家書，亦以為妻死。靳乙謀為甲娶婦。會婦舅流寓于天津，念婦少寡，非長計，亦謀嫁于山西人，以後尚可歸裏。懼人嫌其無母家，因詭稱己女。眾為媒合，遂成其事。結婚之夕，以別已八年，兩懷疑而不敢問。霄分私語，乃始了然。甲怒其末得實據而遽嫁，具詬且毆。闔家驚起，靳乙隔窗呼之曰：“汝之再娶，婦亡之實據乎？且流離播遷，待汝八年而後嫁，亦可諒其非得已矣”。甲無以應，遂為夫婦如初，破鏡重合。又有張一科，攜其妻就食塞外，傭于（山）西商，西商眠其妻，揮金如土，不數載資盡歸一科，反寄食其家。一科妻厭薄之，辭誶使去。一科曰：“微是人無此日，負之不祥”。堅不可。一科妻一日持梃逐西商，一科怒詈。妻亦反詈言：“彼非愛我，眠我色也。我亦非愛彼，利彼財也”。“以財博色，色已得矣，我原無所負於彼；以色博財，財不繼矣，彼亦不能資于我。此而不遣，留之何為？”一科益憤，竟抽刀殺妻，先以百金贈西商，而後自首就獄”。又有一人亦攜妻出塞，妻病卒，困不能歸，且行乞。忽有西商招至肆，贈50金。怪其太厚，固詰其由。西商密語雲：“我與爾婦最相眠，爾不知也。爾婦垂歿，私以爾托我，我不忍負於死者，故資爾故里。”此人怒擲于地，竟格鬥至訟庭。 在方志中還記載了許多晉商妻子因丈夫外出經商，苦守一生的悲慘事例。如明代永洛人韓玻妻薛氏，玻商于淮以病歿，薛聞訃慟，不欲生。弟媳勸慰說：嫂勿念無後嗣，我生男，即為伯後。薛泣謝，最後孤寡度過一生。清代襄汾縣王永珍妻劉氏，永珍貿易江南，客死宿州，劉氏時年二十有三，聞訃哀慟幾絕，繼念室中無他親故，子義順才一歲，遂日機杼為生。子稍長，教讀書，劉氏守節二十七載以病終。臨汾陳萬春妻，年十四嫁萬春，十七時萬春貿易於外，不知去向。劉氏事翁姑，備極辛苦。臨汾樊恪妻張氏，夫歿于商，氏年方二十五，悲夫櫬來歸，朝夕啼哭。孤子三歲而歿，取侄為子，亦歿。苦節終生如一日。梁曇妻李氏，年十八，夫歿于賈，生子甫二月，婦矢志守節。曇嘗植愧於庭，夫歿，婦紡織不離其處。或問其故：此樹吾夫所植，見樹如見吾夫矣。後撫孤成立，壽八十五歲，其夫所植槐大數圍，鄉人呼為節孝槐。介休縣侯懋功妻賈氏，婚八月，懋功即商于外，四載，客死在雲中。櫬既歸，氏即飲酒未絕，姑力救之。臨汾縣孫起富妻王氏，富赴京貿易，病故，時氏年二十三歲，子儀二歲，家貧無依，氏堅志守節，針指度日，撫孤成立，三十一年而終。稷山縣唐永槐妻程氏，永魁貿易西隆，音訊沓然，存亡未卜，氏矢志詩之，雖凍餒交侵而終生不易其守，歿時年七十六歲。翼城崔氏，張寶成妻，年二十九，夫商西地，卒于途，氏聞訃一痛幾絕，每日哭泣，誓不欲生，二十七日覓地自縊。翼城張氏，史左信妻，婚後40日左信即入秦行賈，未幾歿于涼州，氏誓不改適，苦節40年。翼城馬氏，牛應龍妻，應龍商歿于秦，氏誓不再適。聞喜薛氏，張學優妻，夫貿易河南，遂歿于外，子佩秀甫四歲，氏擾之。翼城王氏，王鳴歧妻，夫服賈山東，因染時症亡，時氏年十九，比夫柩歸裏，氏哀痛不已，出殯前，自縊于靈前。夏縣樊雲煥妻王氏，夫貿易五年不返，客死於外，氏年二十二歲，勉慰舅姑委曲承志，守節二十九年卒。 晉商在選擇妻子的標準上，以賢德為首，目的是使他們能夠集中精力外出經商。如祁縣富商喬氏始祖喬貴發，當年在包頭經商發跡後，年已30多歲。他如果在包頭結婚很容易，包頭的姑娘他可任意挑選。但是他想：如果在包頭結婚後祖宗墳頭無人能代他常去祭祀，因此仍以在原籍找妻子為好。其次，他考慮本人常年外出不在家，需要找一個本分、賢慧的妻子幫他料理家務。喬貴發發跡後，恰巧有一個帶一小男孩的年輕程寡婦借住在他的舊居，原來此女年輕時曾與喬貴發有些戀情，借住喬氏舊居後便常去喬氏祖墳代為祭祀，算是對借住房的還報之意。喬貴發見到此女，心想若娶個千金小姐，不僅需雇人侍候，還擔心賺回錢來被她揮霍掉。如果娶了這個小寡婦，這些問題都不存在了。於是便決定與程氏結婚，結果富商娶了個小寡婦。可見喬貴發在婚姻問題上的講實際與精明之處。 當然，一般來說晉商中的富商大族，其婚姻也是考慮要門當戶對。如祁縣喬氏在成為富商大族後，其子弟多與另一些富商家族通婚。景字輩喬景僖妻曹氏為富商女，景儼委趙氏為太谷同知趙某女。映字輩喬映霄妻馬氏為富商女，喬映奎妻為大德恒票號掌櫃之妹，喬映輝續弦為榆次富商常氏女，喬映璜妻馬氏為富商馬某女，喬映寰妻常氏為榆次富商常氏女，喬映庚妻閻氏為大德通票號經理閻維藩女，喬映南妻曹氏為太谷富商曹氏女。喬氏之女也多嫁富商。如喬是儀女等皆嫁榆次富商常氏，景儼女嫁太谷富商曹氏，景侃女嫁榆次商人書法家趙鐵山等。 但是，這些富商大族的婚姻，並不因為有了錢就美滿。如祁縣喬映霞原配程氏，難產身亡。繼娶楊氏，生子健，不久楊氏也去世。一次，映霞在津偶與劉菊秀邂逅相遇。劉氏，天津人，協和醫專肄業，護主。映霞在津因微疾入院，劉正在病房實習，二人相識，後成婚，生一子，二人一起生活了五年。因個性不合，時有口角，裂痕越來越大，最後離異。映霞痛不欲生，曾跳樓自殺，致髁骨斷裂，終成跛腳。民國10年2月28日《民國畫報》第17、18期載有《一封內容複雜的信》，披露了映霞與劉氏的婚姻內情：喬劉二人是1917年經人介紹結識，是年11月20日（農曆）結婚，1918年10月30日生一子。劉之情人是美國麻省工大碩士林某。該報還登載了劉林之間的英文通信。但喬劉離婚後，劉並未嫁林，而是嫁給了北京某醫生。文章指出：“劉女士本不愛喬，是父母拿財產染她之心，才為勢所屈。所以教會的牧師為了財產離經叛道了！堂堂的碩士為了財產變成拆白黨了！信教的婦女為了財產墜入地獄了！忠厚的男子為了財產受著痛苦了！財產究竟是好東西呢？還是壞東西呢？還是不會用財產呢？”該文作者結論道：“父母財產不是享福之具，實是取禍之道。有志的男女不應收受父母之遺產，明白的父母，不應將遺產傳之子女”。 看來，晉商為了謀利常年外出，給婚姻帶來不少問題。特別是經商致富後，婚姻由於財富的關係，家庭生活也不一定美滿。 五、民宅建築獨具特色 山西商人的民宅建築，比較集中地體現了我國北方民居建築的獨特風格。如襄汾縣的丁村民居、祁縣的喬家堡和渠家大院、靈石的王家大院、太谷的三多堂、榆次的常家大院等是其中的傑出代表，詳細情況請參閱太原道晉商文化之晉商大院。 晉商家族由於歷史與社會種種原因，其家族呈現出不同的風姿。從興盛時間來看，儘管明清晉商稱雄商界五個多世紀，但從家族個例來看，興盛時間一般不超過二三百年。從地區來看，大商人家族明代多在山西南部，清代在山西中部。有關晉商家族個例的詳細情況，請參閱太原道晉商文化之晉商名門。 摘自《晉商經營文化》，張正明著
@pages@ 晉商與茶文化 晉商在清代的商業活動中，很有特色地進行過茶樹培植、茶葉加工及運銷等工作，為我國茶文化的發展與傳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清人衷千說：“清初茶時均係西客經營，由江西轉河南，運銷關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資本約二三十萬至百萬。首春客至，由行東赴河口歡迎。到地將款及所購茶單交點行東，恣所為不問，茶事畢，始結算別去”（《茶事雜咏》）。為了保證茶葉貨源與茶葉品質，山西商人曾在福建武夷山區，通過“行東”（代理商）以包買形式控制一些作坊，要求對方按照自己的要求進行茶葉加工。也就是說，有一些茶葉作坊是置於晉商的監督之下。但是，咸豐三年（1853）以後，由於太平天國革命，晉商去福建的茶道受阻，茶葉貿易受到影響。後來，晉商為了改變這一局面，曾發現湖北武昌府的崇陽、蒲圻兩縣交界處的羊樓峒、羊樓司一帶具有栽植茶樹的自然條件。便指導當地人栽植茶樹和製造紅綠茶之法，使這一帶逐漸成為晉商新的茶葉產地。據史料記載，以種茶、制茶（加工）而聞名的羊樓峒，前清咸豐年間，“晉皖茶商住湘經商，該地為必經之路。茶商見該地適於種茶，始指導土人，教栽培及制道紅綠茶之法”（戴嘯州《湖北羊樓之茶葉》）。在咸豐、同治時期，蒲圻、崇陽等地人在晉商的指導下，已能夠製作上好的綠茶。山西商人還將紅茶加工技術傳播到鄂東南乃至鄂北、蒲、崇等縣。鹹、同時期的茶葉，大多是散裝，晉商收購後，還要進行較大工程的包裝。到了光緒年間，蒲圻地方開始製作磚茶。最初的磚茶壓制法比較簡單，屬於民間簡單機械加工，生產規模也較小。其方法是：置茶葉于蒸籠中，架鍋蒸之，傾入模型中，置木製壓榨器中，借杠桿力壓榨，移時，在模中托出，放于樓上，聽其自然乾燥。這種木質壓榨機每日僅可製作60筐茶葉，合90擔。操作不便，平壓效果不良，厚薄不均勻，四角邊緣往往因壓力不達而出現殘缺，既不整潔，又多損耗。不過它將茶葉的製作由散裝轉變為有形狀的磚條，標誌著一種新產品的開始。後來晉商又在木壓機的基礎上發明創造出一種鐵壓機，收到了省力、省工、產品光潔整齊、節省原料的效果。不過仍屬於手工作業範疇。晉商在晚清基本上控制了湖北的茶葉生產特別是對武昌府屬各縣的制茶業，往往是按照晉商的要求進行加工，然後由晉商統一收購。磚條雖為茶農產品，卻要貼上晉商的商標，並寫上監製的字樣。也就是說，茶農是代晉商生產，井且由晉商預先付一筆加工訂金，晉商具有包銷商的性質。到光緒中期，晉商逐漸在蒲圻等地建立了茶葉加工廠，進行較大規模的生產。據海外資料稱：“山西茶商每年（在茶樓峒）常設臨時辦事處，開設工廠該地數千農民及其家族從事製造磚條”（威廉·馬克斯《茶葉全書》中譯本上冊165頁中國茶葉研究社版）。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沙俄以不平等的《北京條約》取得特權，向中國進行經濟滲透。同治二年（1863）以後，俄人相繼在漢口、福州、九江等地開設茶廠。同治四年（1865）後，英國商人又在台灣和福建開辦茶廠。洋人利用機器生產茶葉，對晉商的茶葉生產造成了威脅。在湖北的晉商為了與洋商進行商業競爭，也開始對茶葉工廠進行改造。光緒十九年（1893）前後，晉商開始使用氣壓機和水壓機製作磚條。光緒二十三年（1897）又從英國購進烘乾機設備，煉製出了色味俱佳的茶葉。 茶葉是一种經濟作物。晉商在湖北大量植茶、制茶主要是以出售為目的。運銷地區主要是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廣東、陜西、甘肅、新疆、青海等省和俄、英等國。恰克圖從雍正年間辟為國際商埠後，到道光時已有茶莊一百家左右，皆為晉商經營，其中著名的晉商商號有大德玉、大升玉、大泉玉、錦泰亨、錦泉涌等。乾隆以來中俄茶葉貿易日盛。據統計，嘉慶五年（1800），由恰克圖銷往俄國的茶葉達279900俄磅，合 250多萬斤，道光以後，貿易數額又大增。從道光十七年到十九年（1837——1839，每年銷往俄國的茶葉平均為8071880俄磅，合700多萬斤，幾乎全是晉商經銷。威豐初年中俄茶葉貿易額仍然保持著良好的勢頭，每年銷給俄國的茶葉達15萬箱，有 900多萬斤。這時，晉商對俄貿易尚保持著很大優勢，具有貿易的主動權。可惜好景不常，由於沙俄強迫清政府簽訂《中俄陸路通商章程》，取得了天津通商權、低稅率與內地採購土貨以及加工製作等特權，使俄商運茶成本大大降低，山西茶商利權被奪，生機頓減。儘管山西商人在對俄商務衰退的過程中，曾進行過頑強的鬥爭，也取得過較好效果，但終究因當時國際環境不良和清政府的腐朽，未能持續發展。到宣統元年（1909），俄國又單方面宣佈對在俄國的華商實行重稅。使對俄貿易的山西茶商又陷入困境，直至清終。 儘管晉商的茶葉貿易，在同治、光緒年間發展不順利，步履維艱。但他們對於中國茶葉經濟與文化的發展有過積極的作用。他們在湘鄂地方首先培植與加工製造紅茶，供應華北、西北人民飲用，並使紅茶飲譽俄國，把中國的茶文化傳播到了海外。俄人記述道：中國紅茶的貿易，使“涅而琴斯克邊區的所有居民不論貧富、年長或年幼，都嗜飲磚條（以紅茶為原料）。（該）茶是不可缺少的主要飲料，早晨就麵包喝茶，當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飯後必須有茶。每天喝茶可達五次之多，愛好喝茶的人能喝十至十五杯。不論你什麼時候去到哪家去，必定用茶款待（瓦西裏·帕爾申《外貝加爾邊區紀行》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而且“所有亞洲西部的遊牧民族均大量飲用磚茶（紅茶），對常把磚茶當作交易的媒介”（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二冊，中華書局1962年版）。晉商與與湖廣茶農培育和製作了最適合俄國和西亞人喝的紅茶並積極組織出口外銷，使俄國與西亞、東歐國家人民之嗜茶風氣與日俱增，“在較大程度上影響和改變了西亞與東歐遊牧民族的生活習慣或飲食結構，使東方文化進一步‘西漸’”（李三謀《近代晉商與茶文化》《史志研究》1996年第一期）。可以說，歷史上的晉商不僅對中國茶葉的生產、運銷作出了貢獻，而且對中國茶文化在海內外的傳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pages@ 晉商會館文化 一、晉商會館的產生與發展 會館是同鄉人在異地建立的一種社會組織。有人說：中國最早的會館可上溯到明朝永樂年間。最初的會館，主要為客籍異地鄉人的聚會場所。山西人在異地建立會館，最早的始於明朝隆萬時代。據《藤蔭雜記》卷六《東城》載：“尚書賈公，治第崇文門外東偏，作客舍以館曲沃之人，回喬山書院，又割宅南為三晉會館，且先於都第有燕勞之館，慈仁寺有餞別之亭。此賈公為賈仁元，字西池，山西萬泉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進士，曾任兵部左侍郎，協理京營戍政，克經筵官。賈氏任京官時宅第在崇文門外，曾辟宅南為三晉會館。當時的會館規模較小其功能主要是在京的晉籍士人聚會場所。明代實施開中法以來，晉商以“極臨邊境”地理優勢，捷足先登，漸成為明代最有勢力的商人群體。京師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晉商為活動方便而設會館于京師。《晉冀會館碑記》記述了原初設會館之起因：“歷來服官者、貿易者、往來奔走者不知凡幾，而會館之設，顧獨缺焉。……雖向來積有公會，而祀神究無專祠，且朔望吉旦群聚類處，不可無以聯其情而冷其意也。議于布巷之東蔣家衚同，購得房院一所，悉毀而更新之，以為邑人會館”（李華《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晉商會館創始最早年代，約明中後期。山西平遙顏料商建立的顏料會館，清乾隆六年《建修戲臺罩棚碑記》稱“我行先輩，立業都門，崇祀梅、葛二仙翁，香火攸長，自明代以至國朝百有餘年矣”。按清乾隆六年（1741）上溯百有餘年，當為明代萬曆後期天啟初年。又《臨襄館山右館財神庵三公地重修建築落成記碑》載：“吾鄉自前明，即有山右會館。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重修臨汾東館記》載：“臨汾為山右平陽首邑，其立館于京師也，自前明始”（以上均見李華《明清以來北京工商碑刻選編》）。可見，晉商至遲在明代中後期已在北京設立會館了。 入清以後，晉商設立的會館有了蓬勃發展，大體上前後在京師設會館有40處以上，與此同時，在國內名商埠集鎮也先後設立了晉商會館。這些會館的設立，首先與當地商業、經濟的發展與交通有著很大關係。以河南南陽賒旗鎮山陜會館為例來說，這裡在明代尚是裕州（今方城縣）興隆店，也就是一個過路小店。在明代的河南地圖上還無“賒旗店”。在清代的河南圖幅上，才標出賒旗店。也就是從清代，賒旗鎮才有所發展。原來賒旗店地處漢水交流的唐河上游，潘、趙二水環繞如帶，由鎮東北與西南流過，後二水合流，向南入唐河，唐河繼續南流入湖北襄陽（今襄樊），最終匯入漢水，直通漢口；而北經萬城、平頂山，可直達洛陽、開封，於是清代的賒旗店逐漸成為一個四通八達的水陸要衝，為兩湖、江西、福建、安徽、河南、河北、山西、陜西九省通衢，也是北京通往雲貴驛道的中間站，於是山陜等省商人紛紛到此建房設店，流寓定居，使賒旗舟楫車馬，熱鬧非凡。糧食、棉花、食鹽、布匹、煤炭、竹木、茶葉、桐油、生漆、藥材、曲酒等各種物資匯集此鎮貿易、儲存、轉運，形成一個物資貿易中心。當時僅從事南北貨物過往成交的過載行就有48家，故有“拉不完的賒旗店，填不滿的北舞渡（位於賒旗鎮東北的一個水運碼頭）”之說，賒旗店迅速發展為“北走汴路，南船北馬，總集百貨”的繁華巨鎮。而在賒旗店最活躍、最有勢力的商人就是山西商人。他們最早來到賒旗店從事茶葉、綢緞、刺繡、木材、食鹽、布匹等商品的南北轉運，其中茶葉為晉商經營的最大宗商品。請人衷幹《茶市雜咏》載：“清初茶葉均係西客經營，由江西轉河南運銷關外”。此處“由江西轉河南運銷關外”、就是指由江西河口（今鉛山縣）運至河南賒旗店，再由此北運關外。山西茶商採買福建武夷山或湖南、湖北等地茶葉後，由水陸兩路運抵漢口，由漢水至襄陽，轉唐河北上達賒旗店，再改陸路，由馬匹馱運北上過平頂山、洛陽，渡黃河，入山西，經晉城、長治、祁縣，到太原、大同，再經張家口或歸化（呼和浩特），用駱駝，穿越戈壁沙漠，運至庫倫（烏蘭巴托）、恰克圖與俄蒙商進行貿易。賒旗店正是這條“茶葉商路”上的一個重要中轉站。於是，山西商人為了適應貿易的需要，首先在賒旗店創建了晉商會館。由上可見，晉商會館在各城鎮商埠的建立，是經商活動的需要。 隨著經商活動的擴展，會館的建立又有所發展。據不完全統計，晉商除在京師設立了許多會館外，又先後在天津、山東聊城、館陶恩縣、東阿、濟南、上海、江蘇揚州、江蘇南京、江蘇蘇州、江蘇盛澤大館圩、江蘇盛澤西楊圩、江蘇鎮江、湖北漢口、湖北鍾祥、湖北當陽、湖北鄖西、湖北隨州、湖北江陵、湖北公安、湖北沙市、浙江杭州、河南浙川、河南舜陽、河南洛陽、河南開封、河南賒旗、廣東佛山、廣東廣州、湖南長沙、湖南湘潭、廣西南寧、青海西寧、新疆巴裏坤、安徽蕪湖、安徽渦陽、吉林、瀋陽、重慶、四川成都、四川灌縣、福建福州、內蒙多倫諾爾等地設有會館，清代晉商會館幾乎遍佈全國各行省、商埠。 晉商會館的發展，不僅表現在大量建立新會館上，而且更表現在會館宏偉的建築規模上。如開封的山陜會館，由清乾隆年間山西旅汴客商集資興建。道光時，陜商加入，易名山陜會館。1933年甘肅商加入，又易名山陜甘會館。該會館建築巍峨壯麗，佈局嚴謹、裝飾華麗，尤以磚雕、石雕、木雕精美絕倫，堪稱“三絕”。會館前有雕磚砌成的照壁，上嵌“二龍戲珠”、“八仙過海”及人物、山水、花卉、鳥獸等大大小小透空磚雕圖畫，尤其一對小巧玲班的算盤和帳簿，顯露出會館濃郁的商業氣氛。照壁兩邊有掖門，在右為鐘鼓樓。順甬道北向有牌樓，飛檐相錯，鬥拱互交。牌樓後有正殿、配殿，均用琉璃瓦覆蓋，翠碧輝煌。殿樓內外浮雕、透雕。造型生動優美，堪稱清代雕刻藝術精品。館內關帝廟有關羽的雕刻比比皆是，如鐘樓上有“關公斬蔡陽”的木雕，牌樓有“關羽封金”、“脫離曹營”、“過五關斬六將”等雕刻。牌樓下部抱鼓石有“狄仁傑登山望母”、“薛仁貴汾河灣夫妻相會”等雕刻。山西商人把鄉土題材融于建築藝術之中，使人觸景生情，親切異常。洛陽的山陜會館始建於康熙五十年（1711）前後，道光時曾修繕。殿宇房間計有“中正殿五間、關聖帝君拜殿五間、殿前牌坊一座，對面舞樓五間、照壁一座、東西門樓四間、配殿東西各三楹，官廳各三間，香火僧住屋四院、山門三間，修廊二十間”。整個建築面積達1000余平方米。其建築形式是以中軸線為基準，左右對稱，佈局嚴謹，層次分明。殿堂採取臺階式上升的整體建築結構，為我國傳統的宮殿式建築，集建築、雕刻、繪畫、陶瓷工藝為一體。正殿為九脊單檐，採取半拱挑脊、檐牙高啄，鉤心鬥角、雕梁畫棟、鳥犖翼飛，鎮脊獸有飛龍、麒麟、虎、獅、怪獸、馬、牛、羊、雞、狗，造型逼真，栩栩如生。殿頂四角，塑有韓信、龐涓、子都、羅成四將，傳說以其四將虎威，驅趕妖魔鬼怪。這些人獸花卉造型，全為浮雕石刻，鋪以綠釉筒瓦，涂以彩色綠釉，屋頂罩泥達尺余。最令人驚嘆的是檐下木雕，亭臺樓閣，禽獸花卉，龍鳳呈祥，麒麟送子等，上百件木雕，各有特色，精細之極。琉璃照壁為會館中一絕，洛陽人稱其為九龍壁，實為一座多彩釉陶和雕磚相結合壘砌而成的群體造型。照壁主體高七米，寬13.2米，基座高五米，其中心為二龍戲珠，八仙衛護，整個照壁自上至下各種形態的龍23條。基座上精美磚雕13幅，有人物、花卉、禽獸。在會館正中院內，屹亡著一對雄偉的石獅，獅身高2．2米，基座1．2米，雄獅掌下玩一繡球，雌獅掌了撫一幼獅，二獅對視，引人入勝，基座四週，亦刻有各種動物，更供托出獅是國獸之王，一呼百應，一行百從之威武神態。洛陽的潞澤會館，為清乾隆九年（1744）山西潞安府（今長治）和澤州府（今晉城）商人捐資而建。其館舍重樓飛檐，氣勢宏偉。院內兩對石獅，姿態威武，栩栩如生。南陽地區賒旗鎮的山陜會館，始建於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會館佔地5467平方米。會館在興建過程中，“運巨材于楚北，訪名匠于天下”，燒制琉璃瓦的瓷土，用騾馬從山西馱來。整個建築分前中後三個院落，位於中軸線上的建築有照壁、懸鑒樓、石碑坊、大拜殿；兩側有鐵旗桿、石獅、轅門、馬廄、鐘樓鼓樓、廂房、藥王殿、馬王殿、配殿、道坊院等。最先看到的是最南端的琉璃照壁，門倣照北京九龍壁建造，高20米、寬13米，照壁全部用彩釉陶瓷砌成，遠看色彩炫目，金翠垂輝，近看金花吐佩，玉鳳銜接，二龍戲珠，魚跳龍門。上有金闕銀鸞，下有瓊花玉萼。正中橫書“義冠古今”，光彩奪目。兩側對聯“經壁輝煌媲美富，羹墻瞻仰對英靈”；“浩氣已吞吳並魏，庥光常蔭晉與秦”。與琉璃照壁渾然一體的會館前院，豎有鐵木旗桿各一，木旗桿毀於戰火，石座尚存；鐵桿旗淩空而起，高達25米，五萬餘斤，上置鐵鑄仙鶴欲展翅高翔，下有巨龍盤繞，栩栩如生，兩側東西轅門，底層為出入會館通道，上層有城垛建築，可攻可守，帶有城堡特色。從琉璃照壁北行，就是氣勢磅磅的懸鑒樓，也稱戲樓，高30米，東西寬18米，分上中下三層，檐飛對拱，層層疊疊，環樓上下都有石雕木刻，雕工精細，生動逼真。在雄偉中見玲瓏剔透，給人以巧奪天工的感受。樓後面北是戲臺，由三根大方石柱把巨大的三層戲樓淩空擎起。與懸鑒樓左右陪襯的建築物是鐘鼓二樓。鐘樓在東側懸大鐘一鼎，鐘高五尺，重二千余斤，鳴時十里有聲，人稱“聚將鐘”，亦稱金鐘報曉。鼓樓在西側，懸大鼓一面，相傳大鼓一擊，山搖地動，人稱“助威鼓”，惜原鼓已失。鐘鼓兩樓皆是兩層起架，八角騰空，各用16根木柱支撐，頂蓋琉璃，閃閃發光。登高遠眺，令人賞心悅目，留連忘返。沿懸鑒樓北行，跨過在殿前三米高月臺上的三座石牌坊，便是大拜殿，此為全館主體建築，由大殿和拜殿兩部分組成。殿高34米，東西寬23米，南北長40米，莊嚴華麗，富麗堂皇。殿內雕梁畫棟，彩霞燦爛，30多塊匾額金光閃閃，熠熠生輝，名人書法刻于壁間，爭相媲美。堂殿檐下大型彩色木雕，展示了《西遊記》、《封神演義》等歷史故事和傳說的圖案，人物千姿百態，栩栩如生。殿門左右置有《十八學士朝瀛洲》，《漁樵耕讀》兩座巨型石雕，刻畫得花果繁茂，亭臺流水，學仕趕渡，漁樵忙碌，形態生動，神情逼真。大拜殿兩側各有一座配殿，東側名藥王殿，奉祀唐代醫學家孫思邈；西側為馬王殿，反映了商人對交通運輸的重視。大拜殿後為春秋樓，樓高36米，南北長39米，東西寬28米，巍然挺立，威武壯觀，惜樓被戰火焚燬。蘇州的全晉會館，始建於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進入前廳兩側各有一座專為迎客奏樂而建的亭閣式吹鼓樓，樓內各塑六尊吹鼓手，各持樂器，似有陣陣鼓樂從樓中飄出回蕩。明式戲臺是會館建築精華所在，戲臺高出地面二米許，三面臨空，飛檐高翹，戲臺頂部採用半球形內旋式穹窿頂，在米紅色的底壁上有 324隻黑色蝙蝠和 306顆金黃式雲頭，由下向上斜行成列，相依相繞18圈最終匯集到頂部的紫銅鏡上，其建築不僅十分精美，並運用聲學原理起到了聚音作用。多倫諾爾位於內蒙古高原南端，今屬錫林浩特市管轄，是內蒙和內蒙和河北、山西的交通要衝，也是旅蒙晉商活動較早的地方。這兒不僅是牧畜及野獸皮毛集散地，而且盛產木材、魚、鹼等。乾隆十年（1745），旅蒙晉商在此修建了“山西會館”（原名關帝廟）。會館總面積5200余平方米，院分三進，大殿四座，附跨殿六座，還有排樓、山門、配門、戲臺、鐘鼓樓、神彖殿等建築物共計95間房屋。正門俗稱“過馬殿”，兩頭石雕雄獅矗立，東西各配有碑房一間。穿過正門為大戲臺，戲臺前兩根圓柱雕刻彩畫奇麗。戲臺對面為兩座“過殿”，過殿兩側配有對稱長廊。穿過過殿為正殿，內塑關羽手捋鬍鬚像，左周倉橫刀，右關平持劍。會館兩側分別有跨院三進，房舍供和尚居住。院內假山池沼，小榭涼亭映在花木叢中，兩座鐘鼓樓，小巧玲瓏，環境甚是幽靜。（《晉商史料與研究》） 晉商會館的發展，還表現在嚴格的管理制度上。在晉商會館中大多有值年首人秉公辦事，他們輪流換班，均須協力舉善，勿得徇情。又設有司事、住持、伕役及香工等管理會館事務。據《漢口山陜會館志》載，會館管理條規定有13條，其內容主要是： （1）所有收支帳簿、房屋、傢具、菜園、地基、應用人役，總歸值年經營差委。 （2）會館宜保持清潔衛生，平素日期不準閒人入內遊覽。 （3）不準外幫借館演戲，如有徇情私借情事，從重議罰。 （4）館內燈彩傢具一概不準出借，如違者議罰。 （5）晚間十點鎖門，如遇宴會燈戲十二點為止，除水龍數患外不得任意啟閉出入，如違者立驅出館。 （6）會館重地燈火最宜小心，嗣後我各幫字號如遇在館做會演戲，客散戲終主人務將廟院戲臺一應燈燭親查熄滅始準回號以昭慎重，如違議罰。 （7）館內不論粗細貨物，概不準在內晾曬，以昭肅敬。 （8）本館司事、住持人等內不難留客過宿，在外不準支取銀錢貨物，自議之後倘私留客宿私賒貨物一經知覺，逐出會館，決不寬貸。 （9）水龍有備無患，倘有不測，一時出館夫投人等酒資一切照章施行。 （10）供奉香火、長年神燈，乃住持應辦之事，俟後逐日長香，務要敬謹供奉，每逢會期奉香獻酒，自必住持侍奉，年節三天，僧人間有貪閒假手他人，殊屬不恭，自議之後，住持二人輪流執香在殿侍候以昭誠敬。 （11）凡選用館丁務要小心謹慎，能幹辦事者充之，不得輕舉濫進。館之內外門巷每日打掃潔凈，館之社產市屋務聽值年者調撥，催取租息不致稍懈。館內不許容留閒人飲酒戲耍，致生事端。館外街巷不許收荒擺攤賭儲。館役不得徇情容隱不報。如敢不守館規，徇私偷懶，即行斥革。 （12）大會值年，從前十幫輪流，位年二號會辦。今增匯業，每年四號。以祀產漸增，館務紊繁。每年以四月初八日揭清所存銀兩，一切祭器祭物文契公文下首務期明悉週詳毋延。 （13）招僧住持原為供奉香火，每日長香神燈，務要敬謹供奉，殿宇香案每日打掃．會期朔望倍加誠敬灑掃潔凈在殿伺候，以便士商恭謁，平日不得隨便出外遊玩。
二、晉商會館的功能
一、聯絡鄉誼。晉商會館的一些碑刻，記載有設立會館之目的。如在北京的山西臨襄會館，康熙五十七年（1718）《修建臨襄會館碑記》稱：“會館之立，所以聯鄉情，篤友誼也。朋友居五倫之一，四海之內，以義相投，皆為兄弟。然籍同裏井考，其情較洽。籍同裏井，而于他鄉遇之則尤洽”。又在北京的山西浮山會館《重修浮山會館碑》載：“建祠立館，固由前人之締造，而興廢補缺，尤賴後人之經營，天下事大抵然也。京師為人文薈萃之地，商賈輻輳之區，不設公所，則觀光貿易者，行旅甫至，不免有宿棧假館之繁，即仕宦坐商，欲會同而聯鄉誼，亦未免參商卯酉矣，此會館之設所由來也”。又在北京的山西臨汾會館《重修臨汾會館碑記》載：“北京為首善之區，商旅輻輳之地。會館之設由來久矣。揆前人創造之初心，非僅為祀神宴會之所，實以敦睦誼，聯感情，本互相而謀福利，法意良美，至是多也”（《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可見，會館是“聯鄉情于異地”，“敘桑梓之樂”的同鄉人活動場所。 二、會聚公議之地。會館是明清晉商“敘語之地，正可坐論一堂以謀商業之公益”。在北京的臨襄會館碑記稱：“燕都自古即為天下重鎮，迄元明清三代繼續為京師，四方人士皆歸焉。而各省經商者亦皆基本於此，歷年既久，遂各籌同鄉會聚公議之地。”北京的《河東會館碑記》稱：“每公會，在京同人遠近鹹集，拜禱之餘，繼以燕會”（《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會館是異地同鄉商人會聚公議之地，所議內容包括商務、行規、會館事務、祭祖演戲等。 三、維護同鄉或同行商人的利益。如山西在北京建有河東煙行會館，乾隆時由於“易州煙莊牙儈為好，行中不通交易者幾乎經年”（《明清以來北京工商碑刻選編》），後來依靠會館力量與牙行交涉“卒獲勝利”。山西在北京行銷桐油的商人，則通過會館借官府之力限制了牙行的勒索，於是在山西顏料會館立碑為記。洛陽的潞澤會館《老數目志碑》，則記載了嘉慶十幾年（1814）潞澤會館以商團名義，向當地稅收部門交涉減少梭布稅收的事情，此案歷時一年，潞澤商人勝訴。又有晉省商人在京開設紙張顏料、乾果、煙行各號等，夙敦鄉誼，共守成規。光緒八年（1882）十二月，有牙行六吉、六合、廣豫三店，突興訛賴之舉，凡各行由津辦買運京之貨，每件欲打用銀二錢。眾行未依，伊即在宛平縣將晉商紙行星記、洪吉、源吉、敬記四號先行控告。光緒九年（1883）四月，有晉商乾果行之永順義、顏料行之全升李、煙行之德泰厚等，在大興縣將牙行呈控。五月內，經大、宛兩公會訊斷結，諭令紙張眾行等各守舊章，並不準牙行妄生枝節，須頒發告示，各持為憑。凡我同人，無不實深感激。”自今以往，倘牙行再生事端，或崇文門稅務另行訛詐，除私事不理外，凡涉同行公事，一行出首，眾行俱宜幫助資力，不可藉端推諉，致失和氣。使相友相助，不起半點之風波。同澤同胞，永固萬年之生業”（《明清以來北京工商碑刻選編》）。可見，會館在維護同鄉或同行商人利益上，發揮了一定作用。 四、會館內設市。據《山誌臨襄會館為油市成立始末緣由專事記載碑記》載：油市之設，創自前明。後於清康熙年間，移至臨襄會館迄今已數百年。該館極寬敞，可容數百人，最宜建為商市。然實因管理得人，苦心籌劃，力為佈置，用多數之金錢，成寬闊之地基，使同行無不稱便，實為吾油市之幸”（《明清以來北京工商碑刻選編》）。日本學者仁林田升在1942年曾向北京油酒醋醬業同業公會常務董事張攀曾（山西臨汾人）作過採訪。其有關油市記錄摘抄如下： 問：會館與油幣關係？
答：會館同時是油市場地。
間：油市開業時間？
答；新曆雙日上午8到10時。
問：賣何種油？
答：香油、花生油、豆油、麻油、芝麻醬。
問：貨從何處來？
答：從山西來。芝麻則從安徽、山東、北京、湖北、奉天來。
問；油市肇始於何時？
答：康熙時。 由上可知，這種會館內沒油市的形式，一直從康熙時延續到20世紀40年代。 五、公議行現之地。會館是公議行規監督執行場所。如河南舞陽北舞渡晉商雜貨行于乾隆五十年（1785）公議雜貨行規並在會館立碑為記。茲將行現摘錄部分如下： 買貨不得論堆，必要逐宗過秤，違者罰銀五十兩。
不得合外分夥計，如違者罰銀五十兩。
不得沿路會客，如違者罰銀五十兩。
落下貨本月內不得跌價，違者罰銀五十兩。
不得在門外攔路會客，任客投至，如違者罰銀五十兩。
不得假冒名姓留客，如違者罰銀五十兩。
結帳不得私讓分文，如違者罰銀五十兩。
不得在人家店內勾引客買貨，如違者罰銀五十兩。
不得在棧房門口樹立招牌，只寫某店棧房，如違者罰銀五十兩。
每年正月十五日演戲各傢俱有齊備，如有違者不許開行。
有新開行者，必先打出官銀五十兩到店吃飯，俱要飯錢。 大清乾隆五十年歲次乙己九月十七日
闔鎮雜貨行同立 又道光八年（1828）在北京的顏料會館制定行規稱；“前因行中往來交易。秤砝之說，多有擾古。因此公立行評四桿，俱以交準，彼時來置銀砝。後來人心屢有不顧，因而公議，新置銀砝四塊，每塊重五十兩分，派四城公用。日後行中交易，銀價俱以新置銀公砝直兌，決無異說。今因行中前有舊規，相油一事議定。外來之油，誠獻行廟香資錢三錢，以備神前供用。立規之後，大家悅均。近來。人心狡猾，廣有買賣之油，不以實數報行。倘有無恥之輩，不遵行規，缺價少賣，隱藏簍數，異日諸號查出，甘心受罰，神前獻戲一台，酒席全備，不得異說。如若不允，改以狡猾，自有合行公論。倘然稽查不出，愧心亂規，神靈監察不佑。警之，戒之”。 六、祭祀神靈之地。在異地經商的同鄉在精神上需要有神靈的保護，這也是他們建立會館目的之一，因此在會館內供奉他們所崇拜信仰的神靈，定期祭祀是會館的重要活動內容之一。有許多會館是在先建神靈廟殿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如在北京的山西顏料會館最先為關聖、玄壇、財神、真武大帝、葛、梅二仙廟宇，後來擴展為會館。洛陽的潞澤會館，最初為關帝廟。南京的山西會館，先是乾隆年間把顏料坊的關帝廟作為辦公地址，後將附近民房購買予以擴大，最後成為山兩會館。晉商會館祭祀之神靈最普遍的是關羽，因關羽是山西人，以義行天下，最受鄉人崇敬，成為晉商之精神偶像。河南舞陽北舞渡山西會館有一塊《創建戲樓碑記》說出了山西商人敬奉關羽的原因，原碑記稱（《文史研究》總第26期）：
山左有孔子道德高於萬山，世人重其文也，然有文以為之經，必有武以為之緯。惟我關羽生於山右，仕于漢朝，功略蓋天地，神武冠三軍，尤可稱秉燭達旦，大節垂于史冊，淘足媲美孔子，躬當武夫子稱，護國佑民，由中達外，至今普天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三晉商賈貿易□□上者夙托神庇無往不利，思仰答于萬一弗□祀像以表誠前（以下字不清） 雍正八年十月中浣 除關羽外。就是財神及行業諸神。下面是北京的臨襄會館祭祀條規： 正月初二日，祭財神。
三月十五日，恭祭玄壇聖誕。
五月十三日，恭祭關帝聖誕。
六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恭祭馬王聖誕、火帝聖誕。
七月初一日，恭祭醬祖、醋姑。
七月二十二日，恭祭財神聖誕。
八月十八日，恭祭酒仙聖誕。
九月十八日，恭祭財神。
十月一日，條神。
每歲陰曆年終除夕日，恭祭列位聖神 對於各位神祗殿宇，均修建得十分宏偉。並懸挂著有眾商號送的牌匾和對聯。下面是漢口山陜會館中部分神殿對聯： 關聖帝：麟經炳韆鞦浩氣彌綸江漢仕商欽寶訓
鶴樓高萬尺名區輝映晉秦桑梓肅明煙
魁星樓：東郊紫氣衝霄漢
北闕文光射鬥牛
財神殿：開財之源節財之流悉賴神功為主宰
爵以馭貴祿以馭富多由明德薦馨香
天后宮：聖德齊天頒來五簡金函功操海宇
母儀稱後睹此波恬浪靜福惠蒼生
七聖殿：沐陰庥異域皆歇仁且壽
隆祭典鄉關水篤晉與秦
文昌殿：一十七世現身說法統智愚賢否悉皈化育
萬千百年司祿興文普山陬海噬鹹沐靈光
呂祖閣：點石得先生黃金舖地
飛身來上界寶劍橫秋
泰山廟：體大物博祖陽氣之發東方
雲行雨施不崇朝而通天下
地藏庵：錫仗用當年地獄內超升不少
金仙成此日藏府中最應無邊 七、聚歲演戲及各種慶典活動的場所。晉商會館作為同鄉人的組織凡逢年過節時同鄉人常常在會館歡聚一堂，聚酬演戲。有時在商業活動取得重大勝利時，也舉辦酬神和演戲的活動。凡山西會館多建有戲臺，漢口山陜會館內就建有正殿、財神殿、七聖殿、文昌殿等四座戲臺，河南洛陽的山陜會館戲臺建於清乾隆年間，戲臺高25米，下面兩側為出入通道，屋頂為雙層歇山鬥拱，臺寬15米，深六米，戲劇廣場寬20米，長35米，可容數千人台下看戲。每逢節日喜慶，會館禮聘山西梆子戲班來此演戲，鑼鼓齊鳴，招來眾多觀眾免費看戲。河南南陽賒旗山陜會館，懸鑒樓戲自極為壯觀。明末清初大書法家傅山手書《懸鑒樓》匾額挂在戲臺正中，戲臺分三層（是除北京皇宮暢音閣、頤和園、德和閣之外的國內唯一三層戲臺）臺高 5尺，寬12米，中間有石柱支撐，臺頂有雙層四座大出檐。後翹屋角的單櫓歇山式屋頂，最高處有25米，相當於今日的八層樓高。中間廣場可容千人視劇，兩側廂樓以木柱隔成50間廂房，沒有 500個席位。整個戲臺雄偉宏大，前後營建自嘉慶元年（1796）到道光元年（1821），用了25年的時間。日本學者仁井田升在40年代曾對北京工商會館進行調查，其所著《北京工商行會》中記述了山西臨襄會館三月十五日油鹽合行春季聚歲演戲節目單。 八、幫助同鄉的慈善機構。山西人在外經商者多，昔時交通落後，郵遞不暢，在外闖蕩，並不一定都能達到預想的彼岸，因各種災難而在異地客死者不少，會館則“專寄同鄉、同業旅櫬，不取寄資，俟購得冢地。再行代為掩埋，以成其善”，“以慰行旅，以安仕客”。一巳旅外之人，“橫遭飛災，同行相助，知單傳到，即刻親來，各懷公憤相救，雖冒危險不辭，始全行友解患扶危之誼。”每當鄉人在外發生“疾病疴癢”，會館便“相傾體恤”，提供錢財、藥物。對年老失去工作能力者予以救濟，對窮儒寒士也提供方便。同時，晉商會館均購有義園（又稱義地），以為同鄉安置施櫬。據北京《臨襄會館財神庵三公地重修建築落成記》載：“會館義園置產地之建設，因之以起。意至美，法至善也。”此處即為鄉人“停柩厝棺之所”。
三、晉商會館的性質與價值
首先，晉商會館是在異地晉籍商人的社會組織。晉商會館均是由在異地的晉籍商人共議後自籌經費所建立。如在北京的山西盂縣會館，是該縣經營氆氌商人共議建立的組織。氆氌是藏族民間手工製作的一種羊毛織品，可作衣服、坐墊、挂氈、地氈之類。又經同仁共議，定出共建會館集資辦法，即每售一匹氆氌交一錠銀子，經過九年的積累，到嘉慶二年（1797）終於購置一處民房，經修葺，成為最初的盂縣會館。漢口的山陜會館，最初為關帝廟，始於順治年間。康熙二十二年（1685），又在關帝廟的基礎上正式創立了山陜會館。咸豐時因遭兵燹毀壞，同治九年（1870）重修。我們從這次重修費用的籌集，可知會館的建立完全是商人自行組合。據該會館志載，修建費用經大眾議定，兩省字號在漢口作貿易者及過往之貨物，均按貨平允抽資，具體規定是： 水煙每箱抽厘4分，過載2分。
紅花每包抽厘3錢，過載減半。
棉花每包抽厘5分，過載減半。
川絲每包抽厘4錢，過載減半。
白蠟每支抽厘3錢，過載減半。
雜貨每價1兩抽厘3厘，過載減半。
藥材每價1兩抽厘3厘，過載減半。
木菜茶桐油每價1兩抽厘3厘，過載減半。
各貨未經載明者每價1兩抽厘3厘，過載減半。
陸陳每價1兩抽厘3厘，過載減半。
匯兌銀票不論收交何莊出得匯費每千兩抽厘2錢。
放銀賬者每千兩挨期抽厘1兩活期抽銀2兩。
紅茶每箱抽捐5分。
三九磚茶每篇抽捐1分8厘。
三六磚茶每箱抽捐1分2厘。
二七磚茶每箱抽捐1分2厘。
半斤磚茶每箱抽捐1分2厘。
貢尖茶每包抽捐2分5厘。
千兩茶卷抽捐1分2厘。
百兩茶每包抽捐1分2厘。
半斤貢尖茶每包抽捐1分2厘。
合茶每串抽捐2厘2毫。
皮包茶每包抽捐2分2厘。
洋淀茶每大箱抽用5分，小箱抽捐3分。 以上集資，經25年共達27萬餘兩，使修繕工程終於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竣工。 其次，會館的建立必須向首府申請立案，表現了會館對封建政府的依附性。 再次，如前所述，由於會館參與地方社會事務的管理，表現了商人與官府的相互依存關係。 復次，政府對會館糾紛予以調解，如承認會館財產等，以維護會館利益。 由上可見，晉商會館是在中國傳統社會變遷中既保存舊的傳統又容納社會變遷，含有行業性質的封建商人社會組織。 晉商會館的社會價值，可以歸納為如下兩點： 第一，體現與傳播了地域文化。晉商會館的建立使三晉地域文化得以與別的地域文化進行交流，產生一種新的地域文化。例如，琉璃瓦是山西的傳統產品，在山西的一些廟宇建築物中經常使用這種琉璃瓦，形成獨特的建築風格，而在河南的山陜會館建築物正殿、配殿中均使用這種琉璃瓦來覆蓋屋頂，使這一會館的建築同時具有晉豫風格。又如在晉商會館中多建有戲臺，逢時過節均要在此演出晉商的家鄉戲劇，這種活動不僅對當地戲劇文化產生一定影響，而且使山西戲劇得以吸取異地戲劇文化，這種交流促進了兩地戲劇文化的發展。再如晉商會館均崇奉和祭祀關羽，在晉商會館的影響了，其他省的會館也逐漸崇奉關羽，從而推動了有關文化的發展。復如，山西盛產汾酒，其製作技術好，歷史悠久，汾酒是晉商會館中聚餐宴席美酒，汾酒的製作技術也隨之傳到異地，在山東、甘肅、東北等地，多有晉人倣汾酒用高粱、豆、米為原料制酒，稱之謂燒鍋。西寧府以青稞釀造之燒酒，即山西商人傳以山西杏花村汾酒釀造技術所制，致該地燒酒遠近聞名。新疆代酒，也是山西客商傳製作技術後所釀，清人祁韻士有詩讚代酒雲：“梨花淡白入杯香，十宇簾前下馬嘗；轟飲不妨爭姆戰，豈知清絕紹興良”。著名的貴州茅臺酒據說也是“清朝山西人經商于茅臺鎮，依汾酒制法而興”（《祖國的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可見由於晉商及晉商會館在異地對山西制酒技術的傳播產生了一種新的酒文化。 第二，會館推動了商人在彼此交流中走向融合。如山西商人與陜西南人，他們共同在各商埠建立了許多山陜會館，形成了山陜南聯盟，被人們統稱“兩商”。有時還有別的地方商人加入山陜聯盟，如開封的山陜會館在光緒年間又有甘肅商人加入，最後形成山陜甘會館。在四川灌縣，先後有山陜、湖廣、廣東、四川、貴州、江西、福建等七座會館，這些會館之間經常進行交流、協調在一些活動中配合行動，人們便把上述會館統稱“七省會館”。重慶的八省會館有山西、陜西、廣東、浙江、福建、湖廣、江西、江南等，後來八省會館共舉年首，協調八省會館之間的關係並訂立了協議，其內容主要是：一、共同確定與修改幫規；二、各幫新提議，須經八省年首同意；三、幫會內發生爭執，應由各省會館內年首協調解決。可見，會館在某種程度上促使各幫商人在彼此交流中走向融合。 摘自《晉商經營文化》，張正明著
@pages@ 晉商與古籍文物 20世紀30年代，北京琉璃廠文友堂古籍書局擺出了一套方歷丁巳本《金瓶梅詞話》，一時震動京城。鄭振鐸、趙萬里、孫楷第等許多文人相繼去該書店觀賞此書，無奈此書定價 800元，這些文人又囊中羞澀，無力購買。後來，這套書被當時的北平圖書館購去才得以保存。據學者們考證，《金瓶梅詞話》最早版本是萬曆庚戍本，借早已亡佚，時人看到文友堂書店擺的這套方歷丁巳本就是人們所能見到的唯一的最早刻本了，自然是稀貨可居。現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詞話》就是據此版本印行的，此書價值自不待言。但是，此書又是如何到了文友堂書局的呢？應該說此書和山西商人有關。原來文友堂書局在山西設有分號，專門蒐集山西各地所藏舊書。大的是1931年，該書局在山西介休縣收購到這部萬曆丁已本《金瓶梅詞話》，收購時給的價很低，販到北京稀貨可居，定價就很高了。山西介休縣是清代山西富商雲集之地，著名的皇商范氏就是介休縣張原村人。范氏家族經商起家後，發展成為一個官商結合的家族，范氏僅毓字輩和清字輩就有20人任官職。在科舉方面，有進士二人、舉入三人、武舉一人、庠生等若干人。又如介休縣北賈村富商候氏，人稱“侯百萬”，其資產達七八百萬銀兩。該族中侯慶來是嘉慶二十三年（1818）副榜，後棄儒經商。不難看出，范、侯二家都是儒商結合之家族，丁巳本《金瓶梅詞話》原是他兩家中一家所保存之書，可能性是很大的。尤其是范氏，顯赫一時，可能性更大。范氏最後被抄家，侯氏最後靠變賣財產過活，最末一代侯崇基凍餓而死。丁巳本《金瓶梅詞話》隨著其原在家族的衰敗而散落民間，最後被文友堂書局購去是很可能的。所以說，此書在山西介休縣被發現和購去，並非偶然。 山西富商中不乏有文化教養的人士，他們還是古籍愛好者和收藏家。下面介紹三位： 劉篤敬（1848——1920），字緝臣，號筱渠，太平縣（今襄汾）南高村人。父劉向經，字訓奇，清候補道。劉氏家族各輩在清為官者不下二十人，傢俬頗富，財源甚廣，開設有當鋪、商號等，素有“劉百萬”之稱。篤敬自幼愛讀書，本縣水秀才，後赴太原鄉試中舉人，曾三次進京會試，皆落第。篤敬有雄厚的經濟為後盾，對興辦實業興趣頗大，曾創辦紡織、電力、礦業等事業。又喜收藏古書、古玩、字畫、金石碑帖。在南高村建築藏書樓一座，內藏圖書、鐘鼎彝器、名人字畫，藏品頗為豐富。 常讚春（1872——1941），字子襄，榆次車輞人。常氏家族原甚貧，後以布商起家致富。至讚春已十四世，讚春與弟旭春才敏勤學，于清光緒二十八年間（1902）在西安同科成舉人。讚春對文字音韻學頗有研究，其書法源於碑派，漢篆尤稱絕藝。讚春酷愛收藏古籍、碑帖等，曾捐贈縣學堂經、史、子、集多種。 趙昌燮（1877——1945），字鐵山，太谷縣城內田家後人。趙氏祖籍山西交城，明末遷居太谷經商。趙家經商，常有莊客去京、津滬、漢等通都大邑收購名人書畫，名貴碑帖。鐵山于宣統元年得中府撥貢，曾任吏部文選司和農工商部庶務司主事，在京當六品小京官時，常去琉璃廠逛書店，後謝職回家，終日博覽群書，潛心金石書畫，書法精湛，被譽為“華北第一筆”。他專愛鄭板橋畫，曾自刻一章，文曰：“文比板橋多一字，官比板橋少一品”，因板橋名“燮”，比趙少一“昌”字，鄭是濰縣七品，趙為六品，趙比鄭少一品。鐵山一生既是書法家，又是藏書家。趙氏是藏書世家，其父趙維周即喜收藏古籍，一生節儉，唯購書毫不吝惜，所以藏書豐富，到鐵山時，所收集之書，更多更精，並喜求名人精校善本，其善本書有唐開元《石經》、明版《太平禦覽》、明汲古閣倣宋陶詩、殷版二十二史、聚珍版善本書多種。 晉商中還有不少人喜歡收藏古玩、文物，如祁縣喬家堡富商喬景僖、喬映南父子，就特別酷愛收藏古玩、文物，據說喬氏父子收藏的鼻煙壺就有數十個。還有一件珍貴文物，是用七八十塊壽田、青田等名貴玉石，組成由明代著名篆刻家文彭操刀刻製的印章，每塊上面刻文一句，合起來是一篇《文昌帝君陰 文》。此物原為清貴族端方之物，端方和喬家素有來往，曾經在喬象住過。後來端方遭暗殺身亡，此物便歸喬家。無奈此物歸喬所有時就缺一塊，喬家常引為憾事。一次，古玩販商攜幾件玉器到喬家，喬映南見內中有一塊印章，上刻“欲廣福田須平心地”幾字，正是欲覓之印章，心中大喜卻不露聲色，反而說：“這些破玩藝兒也拿來，快拿走吧！”販客連忙說：“不敢，不敢，知道這幾件不入尊目，以後我有好的再來孝敬，不過年前手頭有些拮據……”映南說：“早說不就完了，誰讓咱們是老相識呢！”遂讓人從帳房支50銀元交給對方，販客千恩萬謝，堅持要把東西留下。喬映南說：“既然你過意不去，就把這塊印 章留下讓孩子們托個福，我也不白拿，再給你50元，好好過年吧。”古董販商喜出望外，高興而去。喬映南得以璧成全篇。不過這套印章後來的下落，卻不得而知了。又如太谷縣富商曹氏曾收藏有許多珍寶和名人字畫，可惜大多在戰亂中散失。現存一“金火車鐘”，尚保存完好。此物原為法國工藝品，用黃金、鎢、白金製成，重42．25公斤。原是清乾隆間法國使節作為貢品獻于清朝皇室，據說庚子事變慈禧太后西逃西安時，曾向曹家借過錢，後賞此物。此傳可靠性多大，不敢武斷，不過曹家有此物，也非一般。曹氏還保存有一幅《清明上河圖》，雖非宋人張擇端原物，但也是明代著名畫家仇瑛所作，價值也不低。曹氏還有一“百壽大屏風，高3．8米，寬5.02米，上鑲嵌92塊大理石，下部是基石狀，上雕浮雲，背刻一百個壽字，百壽圖字乃清代戶部祁雋藻真跡。此外，在祁縣文管所現今所藏文物4100余件，其中古字畫1000多件，也主要來自山西商界。 有許多山西人還是古董商人。如京師古董商所在的琉璃廠內，就有很多古董商人是山西人。咸豐末年開辦的“德寶齋”，創業者李誠甫是山西平陽府太平縣（今襄汾）人，以善於鑒別法帖、印章、書法而聞名京師，在李氏的經營下，該店資產達10萬餘銀兩。“書業堂”是山西潞安府長治縣崔玉峰于同治年間創辦。“英古齋”是山西襄汾縣人王德鳳于同治六年（1867）創辦，該店以鑒定和經營雞血、田黃石等古印章著名。“榮錄堂”為山西人劉姓于光緒年間創辦，“永寶齋”為山西襄汾縣人崔皆平于光緒十年（1884）創辦。“奇觀閣”是山西人馬瑞亭經營。此外，還有襄汾人毛子恒開設的“淵識齋”、襄汾人賈濟川開設的“晉秀齋”，臨汾人李建平、李欣平開設的“永譽齋”，襄汾人開辦的“振寰閣”等。他們分別以善於鑒定和經營古墨、古硯、古印、金石、青銅器等聞名琉璃廠。這裡特別需要提到的是“寶名齋”，曾以一次事件為後世所知。該店是山西文水縣人李鐘銘在琉璃廠開設的書鋪。《琉璃廠小志》載：琉璃廠一條龍，九間門面是寶名”，堪稱最大書鋪，但光緒五年（1879）被翰林院侍講張佩綸告發。張稱“該商人捏稱工部尚書賀壽慈親戚，招搖撞騙”，與內外官吏交結往來，包攬戶部報銷，打點吏部銓補，為京員鑽營差使，為外官謀幹私書，戴用五品冠服，每有職官引見驗放，混入當差官員，出入景運門”等等，後李鐘銘被發配天津。由上可知，山西書商與古董商在北京十分活躍，而且有的書商能量很大，竟能“包攬戶部報銷和打點吏部銓補”。 摘自《晉商經營文化》，張正明著 @pages@ 晉商與飲食 山西是麵食之鄉。山西人喜歡吃的麵食，據不完全統計有百餘種，諸如剔尖、擦面、撥面、貓兒朵、河撈、拉麵、刀削而、撥魚、揪片、熗鍋面、醮麵片、拷栳栳、轉面、翡翠面、蛋黃面、澆肉面、打滷面、三和面、鴛鴦面等，這些麵食的發展與晉商的推動分不開。晉商商號之飲食，一類是商號內部日常用飯，另一類是做生意待客用飯。商號內部吃飯不付伙食費，有大、中、小灶之分。經理吃小灶，夥計、學徒吃中灶、大灶。就大灶伙食標準而言，也高於當時當地中等人家水準。清人劉大鵬說：“此間生意奢華太甚，凡諸客商，名曰便飯，其實山珍海錯，巨鱉鮮魚，諸美味也。習俗使然，並無以此為非者”（《退想齋日記》）。做生意待客用飯也有兩種：一種是掌櫃等有身份人用飯之處。如歸化城（呼和浩特）有一種小班館子就是此等人吃飯之處。小班館子是一種高級飯店，內有歌女唱曲，這種館子多設在比較僻靜的街巷，光緒時全城有三家，即大召東夾道的“錦福居”，棋盤街（今新生街）的“榮升元”，三官廟街的“旺春園”。錦福居財東是山西太原大葺商賈氏，榮升元的財東是山西祁縣人鹿葺牙紀梁誠信。小班館子每天中午後才開門營業，門面外邊用黑布白心書寫“包辦酒席”、“南北大菜’幌子。凡來的客商均有自備大騾子轎車。每到吃飯時間轎車能停滿一條街。三更天以後才由各商號小夥計打上燈籠，把老闆接回去。歸化城葺客和票號業務獲利很多，所以他們不惜花錢搞交際應酬。而一些商號為了向票號貸款，也不惜花重金在小班館子招待客人。小班館子按照山西客商的習慣，製作銷售晉商喜愛的菜肴糖餅。小班館子12人一桌，每桌最少需銀10兩，有時高達20兩。小班館子廚師每月薪金三兩銀，小費可收十五六兩銀，所以歸化城集中了不少山西的餐飲人才。歸化城還有一種大戲館子，是僅次於小班館子的飯店。這種飯店一面賣飯，一面唱戲，所以又稱戲酒館子。大戲館子的營業有季節性，通常冬天開張，因為這時旅外蒙的客商返回歸化城，各商號都要請客。像山西人開辦的大盛魁商號及元盛德、天義德商號。請一次客分好幾天吃，每天有五六百人，小班館子自然擺不下那麼多桌子，必須在大一點的場面舉行。同時戲班到了冬天，不便遠行，便在館子演出，於是大戲館子在歸化城盛行起來。大戲館子中設在小東街的“宴美園”，樓上樓下能擺72張方桌，大西街的“同和園”，樓上樓下能擺 120張方桌。每張萬桌，正中坐二人，左邊二人，為了不妨礙看戲和端盤上菜方便，右邊只坐一人，共五人一桌。所吃飯萊分為“四六席”、“改菜席”二種。“四六席”就是四乾果、四冷萊、四大碗、六中碗，中碗內有一碗海參，除大米飯、花卷、黃酒外，還有馬蹄酥一類的“腰飯”。光緒三十年（1904）後，每桌“四六席”約值銀一兩多。“改萊席’也是四大碗、六中碗，只把九碗肉菜改為海鮮，添了乾貝、魷魚等每桌約值銀三兩。大戲館子請客，屬商界普通應酬，雖大老闆吃飯要到“小班館子”，大戲館子赴宴的多為小頂生意掌櫃、夥計和學徒。大戲館子除被大商號“包堂”外，平時按桌訂座，由飯館安排好時間，發散請帖。客人來到，由堂倌領到預訂桌前入座。有時家眷被邀，但青年婦女不去，多是老太婆帶孫兒孫女。女客酒席在樓上，兩邊垂幔和男座隔開。商人赴宴均穿長袍馬褂。當主人到客人面前斟酒時，往往先由山西忻州籍堂倌高喊：“東家給滿酒哩，不另啦！”商號青年學徒去大戲館子吃飯，是商號掌櫃讓學徒去學習“人恭禮法”，所以他們不敢高聲喧嘩，更不敢鼓掌叫好，戲場秩序井然有序。據說，光緒時在“宴美園”唱戲的是“吉升戲班”，藝人有十三紅、飛來鳳、二慶旦、杏娃黑、杏兒生。在“同和園”唱戲的是“長勝戲班”，藝人有千二紅、一桿旗、二奴旦、八百黑、二娃娃。這些都是山西北路梆子的名角（《內蒙古文史資料》第18輯）。 晉商家宴紅白喜事，比較講排場，一般家宴“八碗八碟”已是上等酒席。但一些富商還要上三台。所謂三台，就是除了“八碗八碟”外，又有點心、水果、三炒三燴，一共 124種食品。這 124種食品分為三台，分別由雞、鴨、豬仔各統帥一台，故稱三台。普通宴席吃三台，遇有重要人物光臨則還要吃“官席”。官席與三台一樣，數量也是 124件，但品質檔次要高，碟盤擺放也有講究，每桌菜品必須擺成吉祥字形，並切合坐席者的身份。如新郎新娘坐的桌子，124件萊肴要擺成“龍鳳呈祥”四字樣。男方迎娶新娘的吃客桌子， 124講菜肴要擺成“一品當朝”字樣。女方陪女送嫁的送客坐的桌子， 124件菜肴要擺成“得勝回朝”字樣。宴請女婿的桌子， 124件菜肴要擺成“狀元及第”的字樣（《晉商巨族二百年》）。山西南部襄汾縣丁村有一位鹹同年間捐職的丁先登，與其弟丁連登合夥在甘肅寧縣、陜西三原、涇陽等地經商致富。曾有趙官保、趙安生父子在丁氏家族中作過廚師、據趙安生回憶，丁氏娶妻嫁女家宴也有規定。娶妻嫁女，男女兩家的宴席並不相同。男方一般是“重八席”或“六六席”，女方是“三抬”或“十五圓”。男方用六人為陰，女方用三五為陽，取陰陽相配之意。重八席的菜肴是（以上菜先後為序）： 酒碟：四素四葷，計鹿角、洋粉、發菜、黃萊、頭肉、牛肉、雞塊、蒜泥肉。
八小：以羹勺食之，計魷魚、江陽珠、葛仙米、蟹肉、薏米蓮子、三仙湯、木須肉、捶雞丸子。
八大：以烏木筷子夾食，計魚刺、大魷魚、海參、魚肚、芙蓉肉、燒羊肉、酥全雞、丸子。 這八小八大的最後一道菜都是丸子，取其丸（完）音。同時，丸子即糰子、圓子，也就是說“圓圓滿滿地結束了”。那麼，為什麼非重八，而不重七重九呢？除上述陰陽相配之意外，還因為七氣同音，不利；九為至尊，忌用。因而宴席稱謂多三五六八。據說重八，還有取“八珍八元”之意。所謂八珍，按《周禮·天官·膳夫》：“珍用八物”，後世以龍肝、鳳髓、豹胎、鯉尾、號炙、猩唇、熊掌、酥酪蟬為八珍。而八元，即古代所謂有才德之士。《左傳·文公十八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可見，八珍八元指的是人和物，如果連起來，即珍善（真善）也，確實好也。以上解釋也許有些牽強附會，但也是一說吧。 三抬（以先後為序）：
第一抬；五大碗，寓五登魁首；
第二抬：四冰盤，寓福壽康寧；
第三抬：四面碗，寓四季順暢。
三抬共13件，又稱13花。由於是女家專設的宴席，因而有預祝快婿登科及第的祈願。
十五圓：這是專供新婿至公家迎娶時，為岳父母行大禮時的用宴，分三個單元上菜，程式為：
第一單元：二大碗、一品碗、二面碗，計五件；
第二單元：二大碗、一冰盤、二面碗，計五件；
第三單元：二大碗、一品碗、二面碗，計五件。 合計十五件。這十五件是十五道花色品種各異之菜，而且全用圓形器皿盛放，故名“十五圓”。它取意有二：一為每月十五月兒園，十五團圓，人圓月圓，千里共嬋娟；一為連中三元，榜眼探花狀元郎，是祝願女婿早日及第登科金榜題名之意（《平陽民俗叢譚》）。 富商飲食每天山珍海味，但解決不了他們的精神空虛。有位為富商做了一輩子飯的廚師退休後，太谷縣拔貢出身的商人並被康有為譽為華北第一筆的書法家趙鐵山，曾為這位退休廚師寫了副對聯，雲： 餓了就吃祗淡飯粗茶亦自甘美
困來即睡雖木床草枕都視安靜 人常說：吃喝玩樂。晉商很注意吃，形成了晉商飲食文化，推動了飲食業的發展。但僅僅是經商謀利和大吃大喝，卻解決不了精神空虛問題，趙鐵山的對聯正說明瞭這點。 摘自《晉商經營文化》，張正明著 @pages@ 晉商與社火 所謂社火，是舊時在節日扮演的各種雜戲。晉商對於民間社火活動的發展也起到了推動作用。以山西中部來說，清後期晉中多富商，這一帶的社火也十分繁盛，有民謠稱：“榆次的架火，太谷的燈，徐溝的鐵棍愛煞人”。架火是一種造型社火，在晉中榆次、太谷等縣比較盛行。榆次南莊架火與太谷黑山火、排樓火、桌子火最著名。南莊架火起源於民間煙火炮仗，清代已發展到奇異光彩的境界。架火以單桌頂立，共12張桌。寓意一年十二個月，如有閏月則頂13張桌。架火用紙、麻、竹桿等結紮成山石狀，彩繪出來，再用各種紙炮、花炮、繡花炮編織成圖案，懸挂于桌子的各層，成為集雕塑、繪畫、結紮、裱糊、剪紙于一身的綜合藝術品。燃放時，點燃走馬（即串在鐵絲廠的起火），經固定路線，打中架火最下一層，之後逐層燃放，鞭炮齊鳴，禮花噴射，硝煙彌散，五彩繽紛，十分壯觀。在架火前，原放一明代刻碑，後毀，但存拓片，人們用拓片製成石碑，立於架火前。在點燃架火前，將此仿製石碑焚燒升大。拓片所載原文是： 大明萬曆朝仲春上月上元書馳放焰火碑記
為祝天地水三宮三神，祝普天同慶賀新歲之五穀豐登，請免水陸之災，風雷冰雹之害，降神火之威，壓瘴氣之滋生焉。
敬此流芳
社以神之體民，以火之望，普之以四面八方，借泰山之勢，以火為望，社生靈，持以此山火為延慶。
樹立此碑，繼世永昌
萬曆皇朝歲在甲午仲春正月甘四日立 太谷的燈于道光時已頗具盛名，之後從咸豐、同治一直延續下來。太谷的燈與太谷的商業活動有關，商賈的往來，商業的發展使太谷縣城有仿傚蘇、杭、揚三州之風氣。太谷燈品種繁多，製作精巧。道光時，太谷富商從廣東引進的宮燈形式有八角、六角樣式，質地有玻璃、紗、繡緞三種。燈架多是紫檀等硬木製成。燈上裝飾有書寫的千家詩、唐宋詩詞，並繪有花鳥魚蟲、人物山水，庶民百姓則懸挂貼剪紙燈影。燈影俗稱走馬燈，形狀是圓柱體，或紙或紗裱糊，借燭光熱力，推動轉盤，以隱現各種人物故事和詩詞燈趣。在太谷還有一種特殊的絞活龍燈火活動。清嘉道年間，太谷田家後人經商廣東，將絞活龍的製作技水引進太谷。活尤長四丈五尺，紙扎龍頭，布制龍身，選空曠之地搭龍棚二座，高一丈八，距十八丈，龍棚之間由若干繩索相連，中間懸一圓球，取“二龍戲珠”之意，兩龍即繫於繩索上，龍身內置燈數盞，龍棚中人力絞動繩索，二龍即可上下左右作飛騰狀，地面上則由十數人舞動老龍，上下配合。參加活動者數十人之多。入夜，燈月輝映，鑼鼓喧大，鞭炮齊鳴，人聲鼎沸。在瀰漫的硝煙中，老龍小龍上下騰飛，或二龍戲珠，或雙龍拜母，吼聲震野，煞是壯觀。現在，活龍以電取代蠟燭，用電動代替人絞，可謂錦上添花，更加逼真。在山兩沁水縣霍家山，也有耍花燈的習俗。據傳是該縣人在漢口經商，習耍龍燈，傳習鄉里，相傳至今。沁水之龍燈總長約14米，分龍頭、龍身、龍尾三部，有火球前導，煙火作效果，總稱“二龍戲珠”。其場次舞法有老龍漫遊、蛇脫皮、大翻身、盤龍戲珠等，音樂以嗩吶為主，鑼鼓伴之。巨龍搖頭甩尾，翻騰漫遊，氣勢雄偉，舞興濃處放幾把煙火，更有騰雲駕霧之勢。 徐溝縣鐵棍，又稱抬閣，以幼女著麗衣扮裝，縛股于鐵棍之上而舞，下以八人或十六人或二十四人抬之。要求所有抬閣人以統一節拍上下起伏，帶動閣上演員舞動。又有背棍，又稱背閣。背棍由上中下三截構成，有直頂、旁頂、活心等樣式，分單人棍、雙人棍、三人根，由一壯漢背鐵棍，上扛一至三名兒童，他們共同扮演一組戲曲或故事人物，並配以與人物相符的道具。表演時，背棍者根據故事，邁著與角色心理、性格相吻合的步伐，被背者也隨之做相應的表情和姿勢，構成上下渾然一體的藝術造型。背棍隊伍少則五六組，多則百餘組。集體跑圓場，表演既是藝術比賽，又是對人的耐力考驗，很有一番氣勢。扮人物的兒童家長視被選上扮演為吉祥，故很願意自己的子女被選中上背根或鐵棍。又有扒棍，以多人抬木架，架上有巨橫樑，枕以三四丈之長篙，中與橫樑加活動之樞，其篙之尖端在前，以騎鶴童子縛之。其下端在橫樑之後，以多人徒手執之。視前方屋上有婦女，則使篙尖之騎鶴童子揮塵近之，雜以諧語。背棍、鐵棍不說不唱，只以鑼鼓音樂舞蹈動作表演傳情，被稱為“無言戲曲”、“空中舞蹈”。凡社火活動，富商大賈各大商號均予以經濟支援，背棍、鐵棍等在富商大賈宅院和商號門前表演時，富商和商號均須付表演者一定數額的酬謝。不難看出，社火中一些項目的引進，活動的開展，也與晉商有著密切關係。 摘自《晉商經營文化》，張正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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