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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瞻先生與山東大學學生
山東大學交流生在台北與李瞻教授（左三）、孫震教授合影
華夏經緯網5月12日訊
他的一生經歷，都在他于古稀之年寫出的《大時代的見證：萬里孤鴻》一書中得以印證。台灣大學前校長、李瞻先生的同鄉好友孫震教授評論此書說，這本自傳性質的書，以平實的文字，述說他不平凡的一生。雖然環境艱險，但他勤勉好學、奮發向上的心志從來沒有動搖；雖然世道險惡，但他誠懇忠厚、非分不取、樂於助人的做人做事原則從來沒有改變。
人物檔案：人物--李瞻，籍貫--山東壽光，現住址--台灣，職業--新聞教育家。
４月２６日下午３時，山東大學文史樓前走來了一位老人，他鬚眉蒼蒼，但卻面色紅潤，步履穩健。見到記者，他笑逐顏開，伸出雙手，熱情地握手，用濃重的山東口音問好，眉目之間一片慈祥和氣，絲毫不帶大家作派。
然而，他卻是真正的“大家”。他是蜚聲海內外的新聞教育家，原台灣政治大學新聞所所長；曾任台灣“教育部”、“新聞局”顧問，台灣中正文化中心評議委員，金鐘獎、金馬獎與金鼎獎評審委員；１９８２年他向蔣經國建議開放大陸探親，舉行兩岸政治談判，後被當局逐步採納實行；１９９７年獲美國傳記文學研究院國際傳播學術成就金牌獎，１９９８年名列世界名人錄；著有《世界新聞史》、《比較新聞學》等幾十部專著，近年來，又筆耕不輟，連續編寫並出版了《山東人在台灣》、《大時代的見證：萬里孤鴻》、《台灣危機》等書。
他就是李瞻，山東壽光人，１９４９年到台灣。現任“中華學術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吉星福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所謂“鄉音難改”，難改的是山東秉性
初見李瞻先生，很多人都驚訝于他那一口標準的山東腔，離鄉近７０年，然而卻“鄉音未改”，殊為難得。
李先生卻不以為然，“鄉音中包含的是情分，是感念，走到哪都忘不了自己的根，都記得自己是山東人，所謂‘鄉音難改’難改的就是故鄉人的秉性。”李先生用略顯緩慢的語調，一字一頓地強調。
李先生生於１９２６年，恰逢亂世，１４歲離鄉，隨遠征軍參加抗日，其間顛沛流離，嘗盡流亡之苦。“那時一天只吃兩頓飯，一頓上午９點，一頓下午３點，吃的是‘八寶飯’，就是混雜著沙子、蟲子等雜物的米飯，不敢嚼，放到嘴裏就咽。”李先生說，即使這樣的飯也不過一人一平碗，一旦盛多了還要用鏟子從上面抹平了，然後才給你。所以，他每次在給年輕人作報告時，都會憶苦思甜似的提起這事，並中肯地說，現在的年輕一代是最有福氣的一代人，生在和平盛世，可以好好學習，安心讀書。每逢說這話，都掩飾不住他的羨慕之情。由於少時歷經戰亂，李先生小學輾轉讀了６所學校，初中讀了５所，高中也沒畢業，“那時，想找張安靜的書桌都難啊！”
戰時雖苦，但李先生卻說，那時他與戰友們卻有同仇敵愾、拼死殺敵的決心。“目睹家國被日本人淩辱，那時心裏真是冒著一股火，一上戰場就抱著必死的決心。”這，也許就是山東人骨子裏那股勇於擔當、愛國愛家的精神吧。
也是在這種精神的作用下，李先生１８歲正式從軍，２０歲就任連長，後來成為當時最年輕的中校。退役後，他又在輾轉漂泊中，堅持學習，大量積累，成為了台灣新聞界的泰斗。
他的一生經歷，都在他于古稀之年寫出的《大時代的見證：萬里孤鴻》一書中得以印證。台灣大學校長、李瞻先生的同鄉好友孫震教授評論此書說，這本自傳性質的書，以平實的文字，述說他不平凡的一生。雖然環境艱險，但他勤勉好學、奮發向上的心志從來沒有動搖；雖然世道險惡，但他誠懇忠厚、非分不取、樂於助人的做人做事原則從來沒有改變。
對於這個評論，李先生說，這都是作為一個山東人應該具有的特質，不但他，包括孫震教授，還有台灣無數的山東人，他們之所以在各行各業內做出了突出成就，其成功根源也在於此。
“所以，要說感謝，首先得感謝家鄉的父老鄉親們，感謝這一方土地賦予我的這些秉性。”李先生說，他願意永遠保持這些秉性，終生不改，“就像我的山東口音一樣，這都已經成為抹不掉的烙印了，走到哪都帶著。”
山東大學經濟學院研究生李霄在讀過《大時代的見證：萬里孤鴻》後告訴記者，李先生現已功成名就，家庭和睦幸福，但仍以“萬里孤鴻”自喻，其中蘊含的家國之情讓人震撼。這裡麵包含著他對家鄉親人、對故土的深深眷戀，更有對中華民族百年屈辱史的悲痛反思，對民族振興、國家富強、兩岸和平統一的渴望。
傾盡所能回饋鄉梓，所欠唯有父母
李先生雖然１９４９年就隨孫立人將軍赴台灣，但人在異土，思鄉念家之情須臾未斷。“想家時，就只能到處找來大陸的報紙看。”李先生說，從１９５０年開始，他就堅持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儘量多了解一些大陸的資訊。“那時能從報紙上看到一點關於山東的新聞，就激動得睡不著覺。”
１９８２年，年齡愈增，思鄉愈切，又加上目睹不少背井離鄉的大陸人嘗盡與親人離散之苦，他終於忍不住向當時的台灣領導人蔣經國提出建議，要求開放兩岸探親。之後，在艱險的政治環境中，他不顧自身危險，不斷提及此事，督促台灣當局作出決議。終於，在１９８７年１０月，蔣經國決定撤除禁令，准許島上民眾自當年１１月２日起申請返回大陸探親。
得知消息後，李先生雖然興奮，但卻苦於無法脫身。熬過兩年後，他迫不及待地返回大陸。當時，他父母已逝，弟弟及家人都下放到黑龍江北大荒。等他趕到黑龍江農場，見到弟弟時，失散４０多年的親人抱頭痛哭。“我離開家時，四弟才四五歲，小弟還沒出生，一晃突然成了鬚髮斑白的老人了，唉！”李先生想起那一幕，嘆息不止。
身為哥哥，卻沒有機會照顧弟弟及家人，他十分歉疚。之後３年內，他多方奔波，幾經曲折後，終於把一家３０多口人從北大荒遷回了壽光老家。李先生說，讓家人回到家，他即使漂泊在外，心裏也有些安慰了。
家鄉有了親人後，李先生回山東就更頻繁了，尤其是近些年來，基本一年要回來兩次，一是看望故鄉親人，二是參加學術活動，推動兩岸學術交流。“只要大陸有請的，我就來，山東就更不用說了，自己家裏人，即使不請也要回的。”李先生這次回鄉，是山東大學杜澤遜教授邀請來的。本來考慮到李先生年事已高，有些顧慮，但沒想到李先生很爽快地就答應了，接著就購買機票，輾轉２０幾個小時回來了。這讓杜教授非常感動，屢屢提起。
另外，李先生還擔任了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等高校的客座教授，並多次訪問山東大學。自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３年，他向大陸的２５所高校共計捐贈各種新版圖書８５５３冊，並以他與夫人文英女士的名義在家鄉院校設立了獎學金。
然而，父母的早逝卻讓李先生一直難以釋懷。他常說，此生對事業、對家庭，對社會、對鄉土都付出了努力，可以無憾了，唯有對父母沒有盡到為人子的責任，沒有在身邊侍奉二老，這是他終生的遺憾和內疚。說此話時，他語氣沉痛，眼眶都濕潤了。
山東人的一諾千金和感恩之心
上世紀９０年代，台灣當地人極力排擠大陸前去的所謂外省人，說他們白白地吃吃喝喝，卻沒有什麼貢獻。李先生非常氣惱，但多年從事新聞教育的他深知，要說服對方，必須有事實證據。從哪找事實來對抗這種歧視呢？李先生寢食不思地想了很久，終於，他決定編一部書，書的內容就是介紹在台灣的山東人的事跡。
“當時，據我所知，已經有不少山東人躋身台灣各行業的精英階層，而山東人往往不懂得自我推銷，他們所做出的業績，很多人並不知情。”
決心一下，李先生便四處奔波，忙了起來。在臺的山東人分佈在各行各業，遍佈台灣２５個縣市，儘管有山東同鄉會，但卻沒有固定的組織者。怎麼收集資料成了最大的問題。幾番週折後，他終於想出高招，讓台灣各行業內的山東籍高層管理者分頭來做這個工作，他除了負責自己所屬領域內的山東人，還負責協調各部分的編寫。
８年後，這部１７冊書的巨著終於問世了。李先生笑了，他說，那是他一生中最開心的笑容之一。
但編寫的過程卻充滿艱辛。初稿６００多萬字，李先生認真地看了４遍，以至於眼睛視力從１．０降到０．８。而期間，常年不生病的李先生生了三場大病。他開玩笑說，當時四處流亡時，一天吃兩頓飯都不生病。戰爭時，唯一一次患了肺病，結果連吃了幾天的大蒜竟然也不治而愈。但編書時，大蒜也不起作用了。
曾編寫過幾十部專著的李先生這次感覺到了超乎尋常的壓力，“其實也沒人給我壓力，純粹是我自己加壓，感覺自己承諾了，要是辦不好就失信了。”李先生一向讚譽山東人的一諾千金，在給山東人立傳時，更絲毫不敢懈怠。
說起山東人的一諾千金，李先生多次提起書裏的一個故事。青島人宗仁卿１９４６年到台灣，頗有先見之明的他承包了大片土地，開辦工廠，不幾年已經很有成就。當時，台南幫一位叫吳遵賢的找到他，要借２４００萬台幣應急，怕宗仁卿不相信他，表示可以寫借條，以作憑證。但宗仁卿卻拿過借條一下撕掉，二話沒說，馬上拿出錢，讓其拿走，他說，我們山東人重誠信，一諾千金，不需要這個。吳遵賢十分感動，準時拿錢來還，但宗仁卿卻說，這錢當時是說給他的，不必還了。
這部書出版後，宗仁卿的後人看到這件事，給李先生打電話詢問，怎麼連他們都不知道的事情，反倒李先生知道了。李先生回答說，他是從吳遵賢的傳記資料中看到的。宗氏後人十分感動，從此每年都定期捐錢給李先生負責的基金會，以示感激。
“這就是感恩，咱山東人最知道感恩，人心換人心，什麼時候都不能丟掉。”他說，一生之中，多次得人提攜幫助，這些他都銘記在心，並時刻想著如何報恩。
“剛去台灣時，窮困潦倒，我們幾個同鄉去拜訪當時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傅先生看我們衣著襤褸，馬上拉著我們去吃飯，然後又勸我們先搞好學業，然後再圖打算。”提及此，李先生滿懷深情，“傅先生那種厚道、那種誠懇、那種樂於助人，真是值得我們學習。”
在４月２６日的講座結束後，一位學生走上前，對李先生說，他去年去過台灣，當時李先生接待過他，這次他是特意趕來看望李先生的。李先生拉著他的手，馬上回憶起來，“哦，你後來還給我寄過感謝卡呢，真不錯！”他邊說邊豎起大拇指，讚揚這位學生知道感恩，素質很高。
這位學生去年跟幾位同學去台灣學習，孫震校長和李先生請他們吃飯。午飯後，李先生陪同他們到地鐵站，還怕他們不認路，一直送了好幾站。
回到家鄉，就成了山東的孩子
此次回鄉，李先生同時也要為美國一家生物科技公司與家鄉壽光牽線搭橋，完成報答鄉里的願望。他說，一回來就是這片土地的孩子了，為故土做點事，心裏踏實。
４月２４日，他與夫人文英女士一同來到壽光菜博會，看到滿眼或碧綠或紅艷艷的蔬菜，聽到熟悉的鄉音，兩人高興得跟孩子一樣。“看到家鄉的蔬菜這麼出名，自己心裏當然高興！”李先生同時也看到了目前蔬菜生產的科技含量低，單純靠賣菜，價格上不去。“如果能融合現代科技力量，那麼蔬菜的價值可能就得以提升了。”於是，從５年前，他就聯繫了美國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為壽光蔬菜生產牽線搭橋，成立山東塞維綠色科技有限公司。“他們把蔬菜晾幹，磨成粉，然後添加各種有益腸道的益生菌類，這樣，做出來的蔬菜膠囊價值就高了。”他邊說邊比劃，興致勃勃地給記者介紹。這次，他回鄉又帶回了美國生物科技方面的專家，進一步給公司提供科技支援。
“每次回來，都能看到這個公司的發展，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成長一樣開心。”李先生語氣裏透著自豪。
李先生的確也把自己當成了“孩子”。見到李先生時，他親切地問起記者的畢業學校，當得知是復旦大學時，他立即拿起胸前佩戴的領帶，說：“你和甘教授是校友，為了見你們，我特意戴上復旦的領帶了。”甘教授是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院長，２０００年畢業于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李先生發現一下子見到兩個復旦人，拿著領帶，狡黠地、孩子氣地笑了。
演講完畢，甘院長要付給他演講費時，李先生拒絕了。“我這是回家作個報告，收錢那成什麼事了？回大陸作過這麼多次報告，我一概不收錢。”非但不收費，對於這次受到邀請，他一再表示感謝，他的感謝很“山東”，每次都是凝視對方，雙手握拳，在胸前合抱幾下。（齊魯晚報記者
郭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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