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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臺在周莊
南方週末 朱強攝
她生於台灣，學成于美國，嫁給德國人，任公職于台北，現在香港做教授。
她屬於中華文化，也屬於整個華人文化圈--今天能同時在兩岸之間及新、馬及美國華人世界中發揮巨大影響力的文人，鮮有能與她比肩者
台灣作家龍應臺已經在香港安了自己的新家。9月，她接受香港大學的邀請，任該校的客座教授。
2003年，龍應臺圓滿幹完一屆台北市文化局長。她決定重回文學生涯。先是應聘香港城市大學，後來是香港大學。讓她分外欣喜的是，這回，不是她隻身一人在此安家，15歲的小兒子華飛從歐洲趕來陪她，留在香港唸書。這回的家，才更有家的感覺了。
龍應臺為華飛選擇的，不是香港的“國際學校”，而是正規的德國學校。在接受本刊採訪時，她這樣道出自己的深思熟慮：孩子是在德國長大的，“既然我們生活在德國，我就讓孩子做個快快樂樂的德國人，認同他們生長的地方。你把歌德的文學、馬丁路德的宗教、康得的哲學都吸收消化成你自己的人文素養系統後，再去欣賞莎士比亞或者海明威或者屠格涅夫、川端康成，但不是在你自己空無所有的時候，到處漂浮。我希望他們有一個厚重的錨，船有了錨，就可以放心地啟航，萬里飄蕩。自己的傳統文化，就是錨。”
龍應臺分外珍重一個人的文化根基。這可以從她自己的文化經歷中找到緣由。
哪是你家？
在此之前，龍應臺在多少個地方，安過多少次家？
當年，23歲的龍應臺赴美留學，一待就是8年，在那裏與德籍丈夫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但是她的心裏卻沒有把美國當成自己的家，1983年，夫婦二人一起返回台灣。
她向記者這樣解釋當年她回台灣的動機：“我選擇離開美國，一方面應該是深受胡適、羅家倫、蔣夢麟等五四前輩的影響，認為知識分子對自己的社會是有責任的。當時覺得，如果我留在美國，那麼我就應該加入美國文化，對美國社會有所貢獻，如果對美國沒有這樣的熱情或承擔，我就應該離開，回到自己的本土，尋找自己的位置。”
“而那時更直接的念頭是，23歲離開台灣之前，我對台灣只有幼稚的了解。我必須回去，以比較成熟的眼光、國際的參考係，去重新認識我生長的地方。”
當時台灣的現實與從美國帶回的“參考係”反差如此之大，令龍應臺無法抑制自己的衝動。她投書《中國時報》，一文“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開始颳起席捲台灣全島的“龍捲風”。“寫《野火集》，一開始當然是一股天真的義憤，美國的‘參考係’使我認識到中國文化裏的陳腐面和政治體制的荒謬面。”龍應臺說。
龍應臺本以為這次她可以真正安下家，但他們在台灣只住了3年。因為在台灣丈夫事業上沒有多少空間發展，1986年，他決定赴瑞士應聘，龍應臺隨夫同行。當時，“野火”正在狂燒，龍應臺的隱退，一時還引起“被國民黨政府驅逐出境”的謠言。
實際上，龍應臺自己說，她決定去瑞士“應該有性別的因素存在。如果龍應臺是個男人，他比較可能趁著‘野火’巨大的成功去‘開創事業’，寫更多的評論，或者加入反對運動，成為政治活動家。”而她“其實是一個胸無大志的人”，要專心做母親。從34歲到47歲，龍應臺在歐洲度過了相夫教子的13年，一路隨著丈夫從瑞士搬家到德國，把兩個兒子帶大。
然而，儘管龍應臺在歐洲的溫暖小家離故鄉非常遙遠，但她的心卻從來沒有離開過本土。所以，當1999年去台北擔任文化局長的機會到來時，她無法拒絕，隻身返回故鄉。
現在，她決定，不再回歐洲，要把家安在香港了。
你是哪人？
龍應臺出生在台灣，但卻是個祖籍湖南的“外省人”；她在美國留學時，絕對是來自不發達的亞洲的“外籍學生”；但等她回到台灣時，已是個有留洋背景的“海歸”；她到了歐洲，又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東方人，儘管懷裏抱著混血的嬰兒。
龍應臺形容自己在歐洲定居的13年是“離群索居”的生活，那些歲月裏她遠離主流文化。“但是歐洲13年給了我三件珍貴的東西：一是美國以外的參考係。我發現中國人對‘西方’的理解是如何地被我們的‘美國觀’所窄化。歐洲的多元打開了我的國際觀；二是，離群索居測驗了同時加深了我甘於寂寞的修行。這種甘於寂寞不僅只是樂於獨處，更使你學會一心孤寂，素對穹蒼，練出‘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沉靜；三是，13年的育兒生活使我稍微認識生命的本質，不從抽象的知識著手，而從為嬰兒深夜哺乳、清晨把尿的體驗出發。那是一種深情。如果說我知識分子的氣質是往天上張望的，那麼育兒經驗就是我腳踩的泥土。沒有這片泥土，我可能只是個浮誇空泛又自大的知識分子吧。”
也正是到了歐洲居住以後，她才深刻地感覺到，自己就是中國人。龍應臺曾在她的書《人在歐洲》中寫到過她的遭際。那時，她的大兒子只有一歲多，每當她帶著孩子在公園裏玩耍時，總會有人問她：“你是泰國人嗎？”當時，有許多泰國女人到瑞士從事皮肉生涯，她知道，自己被看成又一個賣春的亞洲女人了。而更讓她感到不愉快的，是有一些非常善良好心的瑞士人，常常往她的手裏塞上幾塊瑞士法郎，“給可愛的孩子買點玩具吧！”——她被當成當時正在瑞士避難的越南難民了。這種慈悲心腸，讓她無從與人解釋，也難以消化。
今天的龍應臺這樣為自己的歸屬定位：“在政治意義上，我是個台灣人，在文化意義上，我是個中國人。但是當台灣的政府走向違反我的核心價值方向時，我是不惜與之為敵的。而中國的文化，我也不認為它是什麼淩駕全球的偉大，更不認為它有真正本質上的獨特，我們其實對印度、埃及、希臘甚至阿拉伯的文明都認識得太膚淺、太輕率。但因為漢語是我的母語，因此中國文化就成為我安身立命的依靠，從大海回溯川流時不得不回到的上游源泉。我珍惜這個源泉，但是很清楚地知道，這個源泉是世界上眾多源泉之一。我的文化身份認同，是畫在很大一張世界地圖上的一個小點。”
所以，當被問到這樣一個問題：“文化上的極端自卑或極端自負，是一百年來多數中國人在精神世界中無法擺脫的兩個極端。您是如何‘超越’的呢？”龍應臺答道：“當我和一個巴勒斯坦的詩人，一個古巴的小說家，一個土耳其的評論家或者一個德國的學者對話時，我看見他們身後的川流譜係——每一個文化都曾經有過高峰和谷底，裏頭的人都曾經‘自卑’或‘自負’過。當你有這麼一個文化譜係的世界地圖在心中，‘自卑’和‘自負’是比較容易超越的。”
龍應臺的兩個孩子都可以講漢語。“我給他們一把鑰匙。他們一齣生我就跟他們說漢語，不摻一句英語或德語，以保持漢語的純粹。有一天，當他們自己有了慾望要進入中國文化的川流譜係時，他們的鑰匙可以開啟那個世界。”但龍應臺並不強求他們認同中華文化。“孩子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人生路途。他會自己找到自己在地圖上的那一點。”。
“我的憧憬：華文世界產生自己的‘語境’
今天，龍應臺幾乎所有的文章都是同時在六個地方發表的：新加坡，吉隆坡、香港、台北、廣州、美國。在華文世界中，只有龍應臺能做到這一點。對此，龍應臺表示：“我心中有一個憧憬：華文世界產生自己的‘語境’，從而與其他世界對話。”
也正是因為有這種眼界，龍應臺更清楚地看到了這六地間“一堵又一堵名目不同的高墻，阻隔語境的交流。”
龍應臺的文章常常會招來罵聲。這種“千夫所指”來自兩岸。但她說，這“不對我造成壓力，因為，那本在意料之中——覺得很孤獨是真的。”她憂慮的是，“北京和台北之間那麼需要溝通，卻阻隔得厲害。”
“北京的知識分子太需要虛心了解所謂‘邊緣’——香港、台北、新加坡等等——的思維，台北太需要了解每天在內部質變的北京；香港和台北更需要相互學習。我覺得，中國人不能老在舔自己的傷口，或者得意于一時的‘崛起’姿態，而應該思索我們對人類這個社群可以有什麼貢獻。把鴻溝和高墻拆除，讓一個豐富多元、自由開放、充滿創意的華文世界變成可能，大概是第一步吧。語境要流通，對話要打開，眼界要放大。”
“這是我心中的憧憬。自己的文章，則是那第一隻從沼澤飛出的鴨子，吸引了眾多獵人的槍。”
來源：《新聞週刊》 作者 黃艾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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