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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當道教音樂是中國道教音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簡稱武當道樂。它承襲了遠古巫覡舞樂傳統，吸收了先秦時的民俗祭神音樂、宮廷音樂、民間音樂中的精華，根據道教特有的審美情趣，對之進行綜合與改造，形成了獨具神韻的道教音樂，有渲染法事情節，烘托宗教氣氛的作用，並貫穿各項法事活動始終。
武當道教音樂形成較早。東漢時，道教的《太平經》認為音樂可以感天地、通神靈、安萬民。東晉時，《元始無量度人經》認為梵氣之離合而成音，這種自然之音便是大梵的隱語。這樣，道教音樂就成了天神的語言，賦予了它神聖性，南北朝時，北魏道士寇謙之改直誦為樂誦，把念誦經文與音樂結合起來，相互陪襯、烘托，融為一體。南朝劉宋道士陸修靜，吸收儒家禮法，制訂齋醮儀式，逐步規範化。唐宋時，已初具規模。唐代時，宮廷音樂傳到武當山。五代武當著名道士陳摶熟讀經書，音樂修養很高。南宋時，武當道士孫寂然奉旨入宮設醮倡道。元代時，由於歷代皇帝推崇真武神，每年真武生日、天壽節以及皇帝生日，皇室都直接遣使到武當山建醮，使武當山道樂得到發展。
明代，是武當道樂發展最輝煌的時期。由於武當道教受到明成祖朱棣的推崇，大建武當，使武當山成為“皇室家廟”，朱棣還親自撰寫《大明禦制玄教樂章》，供武當道士演唱，並從全國各地欽選四百多名高道分派到武當山各宮觀辦道；祭祀也按宮廷制度設置“樂舞生”（受過宮廷祭祀音樂訓練的御用演禮、誦經、奏樂的人）；經常在武當山設壇建醮，少則三七天，長則四十九天，“在這類盛大的國家祀典中，道樂陣容龐大，不僅動用本山數百名道士，還行文全國各地徵調道士協助，並抽調宮廷雅樂隊來大壯聲威”，在武當山形成了“仙樂忽從天外傳”、“仙樂飄飄處處聞”的景象。這樣，武當道樂不斷完善和成熟。清代至民國時，由於道教不受官方重視，道眾或出走、或還俗，通經樂者已不多，“盛極一時的武當道樂幾乎聲斷音消”。
解放後，黨和政府對武當道樂進行搶救性的挖掘、整理。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湖北省文化廳和民族宗教事務局為保存瀕臨失傳的文化遺產，組織武漢音樂學院的專家于1986年至1987年，先後六次到紫霄宮、太和宮採錄、整理，出版了《中國武當山道教音樂》一書，這是第一部中國道教音樂的專著。同時，道協邀請武漢音樂學院舉辦道教音樂學習班，為武當山培養二十多名道教音樂人才，使道樂水準有了較大提高。1987年，在武當山召開了我國民族民間器樂曲宗教寺廟音樂會，到會專家對武當山道教音樂作了充分肯定，認為它是我國的寶貴遺產。1999年5月26日，江澤民視察武當山時，稱讚武當道教音樂是“中國仙樂神韻，很好聽，陶冶情操，給人以極大的享受”。
武當道樂是“歌舞樂”為一體的藝術形式，可分為“韻腔”和“曲牌”兩大類。再根據演唱的場合和對象的不同，韻腔又分為陽調和陰調，曲牌分為正曲和耍曲。陽調，主要用於殿內祀典，配合課誦、演法，其對像是“神”，是在宗教內部活動中應用的歌曲。陰調，應用於殿堂外的齋醮道場活動，對像是“人”，是在宗教外部活動中應用的歌曲。正曲，用於為神靈做法事。耍曲，主要用於為俗民做道場。演奏樂器有鐘、鼓、吊鑼、鐃、鈸、大木魚、笙、簫、管、笛等。
武當道樂，既具有中國道教音樂的共性，又具有獨特的個性特徵。據《武當山誌》記載，具有四個特徵：
一、莊嚴典雅的氣質。唐至明代，武當道場受到皇室的重視，在武當山安置神像、科儀法事，配置樂舞生，納入皇室官府議事日程，宮廷雅樂對武當道樂有很大影響，因此具有宮廷音樂莊嚴典雅的氣質。
二、混融一體的獨特宗教韻味。武當山的全真、正一等派別的道士長期同室咏諷經樂，相互吸收相互滲透，形成了既豐富多彩，又協調一致的武當仙樂神韻。
三、南北交融的地方特色。武當山與川、陜、豫相鄰，這一地區的民歌、曲藝、戲曲十分豐富，武當道樂受之影響；再者，皇室從全國各地欽選四百多名高道來武當山辦道，外地道士常到武當叢林雲遊挂單，都對道樂的發展有一定影響。
四、武當道樂還融合吸收了相當數量的佛教文化因素，因而具有道佛融合的宗教風格。
目前，武當山道協與旅遊部門錄製出版了《武當仙韻》、《中國武當道教音樂》、《武當道教早晚壇功課》等磁帶，拍攝播放了《太和玄樂》、《武當風韻》等電視專題片。在武當山烏鴉嶺至金頂的古神道沿途安裝了地音喇叭，播放武當道樂，遊客在遊覽途中，隨時可以享受獨具神韻的武當道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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