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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根底全在道教”。這是近代偉大的文學家，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魯迅先生對道教的評價。武當山悠久的歷史與道教關係極為密切。據《圖經》載“武當，神仙窟宅，自黃老設教，神仙至人棲之者眾”。自周朝至東漢末期，武當山已是修仙煉丹家和隱士的嚮往之地。著名的隱士煉丹者有尹喜、尹軌、戴孟、馬明生、陽長生等。東漢末道教誕生後，武當山逐步成為我國道教活動的主要場所。
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到武當山修道者明顯增多。其中著名的有謝允、徐子平、劉懷道、劉虬、諸葛亮等。武當山已有“太和”、“仙室”等富有道教色彩的名稱。唐朝統治者自稱是老子（李耳）的後裔，扶持尊宗道教，使之成為三教之首。唐太民李世民令武當節度使姚簡奉旨敕建五龍祠，首開武當山皇家敕建祠廟之先河。姚簡後來也成為著名的道士。據史載，唐代著名的“藥王”孫思邈、“八仙之一”呂洞賓均曾在武當山修道。呂洞賓的詩文《題太和山》至今仍留在武當山南岩宮中。
宋代統治者極力推崇和宣揚武當真武神，奉為“社稷家神”、“佑聖”等，並在武當山設觀堂，建五龍觀，、紫霄宮等觀廟祀奉真武，使武當道教得到進一步發展。元朝諸帝把武當山作為皇家“告天祝壽”的重要道場加以庇護和扶植，使武當道教組織發展迅速，時有“九宮八觀”、堂、庵、廟等七十余處，基本奠定了武當山道教建築的格局，但在元末毀於兵焚。
明代是武當道教鼎盛時期。明太祖朱元璋曾授武當山道士邱玄靖為嘉儀大夫，太常寺卿，並遣高道多次請武當道士張三丰入朝為官。明成祖朱棣繼位後，為“報答神貺”，派二十余萬軍民匠夫，耗費鉅資，先後在武當山建成宮觀祠廟33處，1800余間；石橋40多座，石磴道100多裏。明朝還先後加封武當山為“大岳太和山”、“玄岳太和山”、“治世玄岳”，使它的地位高於“五嶽”泰山、華山、衡山、恒山、嵩山，成為“天下第一名山”，明朝的“皇室家廟”。朝廷還在全國欽選400名道行高深的道士到武當山為道，又從中欽選23名德高望重的道士，授為正六品提點，具體管理各大宮觀。明朝皇帝直接統治武當道場，歷代都遣內臣和藩臣提督武當山一切事務，直接對皇室負責。明王朝為扶植和管理武當道教，曾先後頒降聖旨敕誥300多道，禦制碑文近百通，並將武當道士作為皇室御用神職人員供養。到嘉靖時，武當山全山計有各類宮、觀、庵、堂、岩、廟、祠、閣、亭400余處，20000多間，共有道官、道眾、軍隊、工匠一萬餘人。《大岳賦》中有“踵磨石穿，聲號山裂”的描寫，足見當時的繁榮景象。
明代的武當山是各地道士定期朝拜的“聖山”，是全國道教活動交流的中心。武當山作為明朝的“朝庭家廟”，其主要功用有三：一是為皇室設醮祈福祝壽；二是為皇帝寫符箓；三是為皇室進貢仙品。
崇禎十五年，李自成攻克均州，焚燒鎮守武當山的太監提督府，從而結束了明皇室對武當道教長達二百多年的直接統治局面，武當道教鼎盛時期結束。清代統治者偏奉佛教，武當道教因此衰落。但在民間，道教組織並未解散，各地信士到武當山進香活動仍十分興盛。
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奉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數百道眾在武當山恢復了正常的宗教活動，並成立了武當山道教協會，使道教活動井然有序地開展起來。道協還先後出版了《武當道教史略》、《黃帝內經十二脈經》、《仙山武當》、《名勝精典一一武當山》、《武當山神韻》(VCD)等書輯和光碟，成功舉辦了“中國武當道教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加強了同國內外道教組織的交流，把武當道教文化推向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來源：中國功夫·國際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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