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義

章開沅先生序

    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光輝的篇章之一，人們或稱之為民主革命的偉大前驅，或稱之為中華民族的第一次騰飛，或稱之為中國現代化的正式發端，其歷史意義與國際影響早已為海內外學者所共識。武漢作為辛亥革命的首義地區，湖北革命黨人和廣大民眾為此次革命的勝利，立下不可磨滅的功勳，理應受到當時和後世人們永遠的尊敬。
    1912年2月15日，孫中山作為臨時大總統，在《祭明太祖文》和《謁明太祖陵文》中，早已反復肯定了武昌首義的不朽功勳。他明確指出：“武漢軍興，建立民國。義聲所播，天下響應。”“武漢首義，天人合同，四方向風，海隅景從。”黃興由於親自指揮過武漢保衛戰，所以對武漢首義的必要性與重大意義理解得更為深切。武昌起義的前夕，他聽取同盟會中部總會代表報告之後，即已通過馮自由轉告孫中山：“前吾人之純然注重於兩粵，而不注意於此者，以長江一帶吾人不易飛入，後來輸運亦不便，且無確有可靠之軍隊，故不欲令為主動耳。今既有如此之實力，則以武昌為中樞，湘、粵為後勁，寧、皖、陜、蜀亦同時響應以牽制之，大事不難一舉而定也。”(《致馮自由函》)他對武昌首義寄予殷切期望，曾作七律一首以和中部同盟會代表譚人鳳：“懷錐不遇粵運終，露布飛傳蜀道通。吳楚英豪戈指日，江湖俠氣劍如虹。能爭漢上為先著，此復神州第一功。愧我年來頻敗北，馬前趨拜敢稱雄。”
    黃興是個樸實而又謙虛的人，其品格屬於篤實厚重型。他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並且能夠正確判斷客觀形勢的變化。當時孫中山正在歐洲籌款，同盟會領導機關遠在南洋，而在華南沿海口岸的武裝起義已迭遭挫敗。黃興的當機立斷正好適應于客觀形勢的變化與長江流域革命黨人的強烈意願，這樣才形成了同盟會戰略重點由沿海轉向內地的正確轉移，而這個轉移乃是革命迅速取得勝利並且建立民國的前提。也正因為如此，黃興雖然在軍事上屢戰屢敗，但卻以奮不顧身的勇氣與百折不撓的堅毅贏得內地革命黨人的衷心愛戴，成為孫中山回國以前無可代替的領袖人物。
    武昌首義體現了荊楚人民敢為天下先的可貴精神。首義的領導者與參與者大多並無赫赫聲名。他們默默而又紮實地在湖北地區長期傳播革命思想，建立革命組織，並且在新軍當中迅速擴展自己的勢力，為起義作好比較充分的準備。當起義時機成熟的時候，儘管同盟會總部對戰略轉移決策尚有所猶豫，原先確定的軍政最高指揮又被迫離漢，但是這些普普通通的黨人士兵，卻具有高度的歷史責任感與主觀能動精神，他們不失時機地大體上按照原訂計劃舉行起義，打得敵人措手不及，迫使湖廣總督等清朝軍政大員狼狽逃竄。他們在武昌建立了第一個革命政權—湖北軍政府，第一部具有共和憲法雛型《鄂州約法》，以及第一個具有民主性質的臨時議會。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以前，湖北不僅曾經被公認為全國革命中心，而且還始終處於革命與反革命激戰的最前線。正是武漢革命軍民的日日夜夜的浴血奮戰，為其他各省的紛紛起義與全國革命政權的建立贏得了必要的時間。
    湖北革命黨人大多是來自小縣城和鄉鎮的貧苦知識分子。他們樸實謙遜，“自成風氣，類皆埋頭苦幹，不以外觀相誇耀者也。”(胡瑛語)他們打響了革命的第一槍，並且由此而產生首義的自豪感但他們卻能認識到湖北革命只是全國革命的一部分，理應服從全局並擁護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南京臨時政府的統一領導。人們常為辛亥前後湖北缺少領袖群倫的全國性大人物而感到遺憾，但這也表明瞭許多湖北革命黨人不慕名利和甘於做好本職工作的高尚品德。辛亥革命的勝利是以孫中山為領袖的同盟會長期奮鬥的結果，也是全國人民共同奮鬥的結果。武漢的首義固然功不可沒，但如果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