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訪問仙臺連線 今天是:
設為首頁    收藏本站
 
 
 
仙臺交流 更多>>
·仙桃市出臺“惠臺15條”
·省委臺辦調研組來仙桃調研台資企業復工復
·健鼎電子
·市稅務局推進台資企業所得稅優惠快享盡享
·台灣康舒電子捷迅保稅倉庫開倉運營
·我市對臺招商引資又獲豐碩成果
臺辦事務 更多>>
·省臺辦來仙開展涉臺經濟專項資金實地評審
·仙桃市臺辦集中收聽收看習近平總書記在慶
·仙桃市臺辦召開涉臺經濟專項資金申報及涉
·仙桃市臺辦機關黨員集中收聽收看習近平總
·仙桃市協力臺企改變“遊牧發展”的有益探
·對台資企業集聚仙桃現象的調查
在仙臺企 更多>>
·仙桃市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章程
·旺旺集團湖北總廠
·健鼎(湖北)電子有限公司
·康舒電子(武漢)有限公司
·富士和機械工業(湖北)有限公司
·湖北六和天輪機械有限公司
涉臺知識 更多>>
·台灣各縣市特產名食
·台灣旅遊必用
·中元祭“關龕門”象徵鬼月結束
·台灣民俗:過中秋吃甜芋
·台灣各文學獎評獎規程
·中華文化和台灣文學
政策法規 更多>>
·台灣居民在仙桃市申辦個體工商戶的相關規
·台灣居民參加國家司法考試若干規定
·深度解讀2014年施行的最新公司法修正
·商務部、國臺辦發佈《關於大陸企業赴台灣
·關於台灣同胞專利申請的若干規定
·關於台灣地區申請人在大陸申請植物新品種
 
  當前位置>>涉臺知識
中華文化和台灣文學
2016-12-15 14:31:20     華夏經緯網

    一、前言 

  一個民族的文學,是那個民族的文化的一個璀燦的組成部分;一個民族的文學,以那個民族的語文之審美的形式,表現其民族文化的心靈;而一個民族的獨特文化,釀造了那個民族的文學獨特的風格與特色。這都是毋庸贅言的共識。而像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民族,中華文化和與之相應的中華文學多彩多樣,豐富繁榮。其中既有鮮明的民族共性和同一性,同時也有突出的地方的、歷史的獨特性。時間的限制,不允許我們在此論及台灣原住各民族的文化和他們的口傳文學。中華民族最早在台灣留下勞動與生活的蹤跡,可上溯到第3世紀的三國時代。然而中華民族的典章制度和文明教化在台灣島上實踐,要等到明鄭入臺時的17世紀60年代以後,設立府、縣,任命府尹、知縣。同時,隨著鄭成功入臺的大陸著名文人學士,借著明鄭當局廣設官學,積極建設以科舉為經緯的文化教育體系,大大提高了中華文化在台灣的影響。由較早的沈光文及後來的沈期、辜朝薦等人的創作,留下了台灣第一批台灣地方文學作品,動情地表現東渡流亡之人對故園鄉關的懷思和立志恢復明室的情懷。

  1683年,與清王朝對峙的明鄭敗亡。台灣收復後,大量的大陸閩粵移民涌入。在清朝治下,官學更加普及,而科舉制度更加正規化,中華文化和文學更加昌盛。此時大陸來臺的遊宦作家,例如郝永和,留下傑出的遊記、詩歌、散文和地理學筆記。而鴉片戰爭失敗後,中國國勢遭到沉重打擊。這期間的各家作品,或關懷民生疾苦,或歌屭熱帶寶島鄉土風光。另有姚瑩、沈葆楨、丘逢甲等文武雙全的知識分子,寫下了保國憂時、抗擊帝國主義的視野空前開闊的作品,表現了現代意義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思想感情,壯懷激越,動人心弦。 

  二、台灣的殖民地化和台灣新文學的發展 

  1895年,台灣依恥辱的馬關條約割讓日帝,淪為殖民地。在異族統治下,遺民作家如丘逢甲、洪棄生和連雅堂等人,留下了哀國破之慘痛、砥礪漢節的作品,使他們成了殖民地台灣的第一代反帝抗日作家。1915年,長達二十年之久的台灣農民武裝抗日鬥爭全面失敗。1920年左右,台灣人民改變抗日策略,展開“非武裝抗日”時期。與之相適應,台灣新文學運動便在這一波現代抗日民族、民主鬥爭中發軔、成長與成熟。 

  受到祖國大陸“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直接影響,以東京為基地,以漢語白話文為主要語文,由留日台灣知識分子先後編刊的雜誌《台灣青年》、《台灣》和《台灣民報》等為言論陣地,發動了一場台灣的新舊語文革命和相應的新舊文學革命。在理論資源和文學創作上,台灣新文學直接受到陳獨秀、胡適之、魯迅、郭沫若等人的影響。島內主張以漢語白話文和新文學體裁創作的陣營,與主張仍然使用文言文和舊文學體裁的一方展開激烈地爭鋒,結果舊派不敵新派,台灣新文學在日帝統治下的台灣宣告其勝利。 

  台灣新文學的登場,是作為台灣反日民族、民主運動之一翼而發展的。而在日帝強權統治下已經二三十年,強行日語同化教育的環境下,台灣新文學作家賴和、楊雲萍、楊守愚、朱點人、楊華、張深切、呂赫若、吳濁流等小說家,絕大多數仍堅持以漢語白話文寫作,在題材上一律宣揚反日帝、反封建的思想意識,表現了他們在日帝統治下堅守中華文化、頑強不屈的抵抗的英姿。 

  三、殖民地下堅決守衛民族精神和民族語文的鬥爭 

  台灣居民泰半為大陸閩粵移民,口說閩粵方言,與以中國北方方言為基礎的普通話頗難相通,加以日帝據臺,使台灣人民無法共有中國現代共同語形成的經驗,又加上日人處心積慮收奪台灣的閩客方言,以強制教育灌輸日本語剝奪台灣人民的母語,有識之士痛感到在殖民地下喪失民族語的危機。19世紀30年代初,台灣抗日進步文壇內部,為了文學大眾化和提倡大眾語文,發生了所謂“台灣話文”論爭。以黃石輝、郭秋聲為中心的一派,覺察到白話文對一般台灣勞動人民無異新的文言文,因而主張把閩南方言文字化。這顯然是當時“文藝大眾化”和“大眾語文建設”在殖民地台灣條件下特殊的提法。另外則有以廖毓文、林剋夫、朱點人等為中心的,堅持自覺地推廣漢語白話,使白話文進一步大眾化而以“台灣話文”的建設為多餘的一派。這使人想到魯迅和瞿秋白也主張不同策略的大眾語方策。 

  值得一提的是:漢語方言的表記和表音從來會遇見難解的問題。激烈主張建設“台灣話文”的黃石輝、郭秋聲皆反對以羅馬化解決,避免母語脫離民族語言表現系統,主張以傳統六書的原理研究方言表記,也主張方言文字化最終形成全民族可以共通的表音和表記。 

  激烈的語文革命,目的在解決殖民地下的大眾語問題,以尋求對廣泛大眾宣傳、教育、啟蒙和煽動手段的答案。而欲達到此目的,又決不犧牲中華文化的語文資產與傳統。八o年代“台獨”文學論起,其論者以“台灣話文運動”為“台灣文學抗拮中國白話文”,是“台灣文學主體意識”之表現。但新的數據顯示,黃石輝在面對白話文派究問台灣不是一個獨立國,何需倡導“台灣鄉土文學”時,黃石輝明確回答,正因台灣非獨立國,才倡導“台灣鄉土文學”而未倡導“台灣文學”。“台獨”文論的曲解捏造,在史實前成為徒勞。 

  四、在殘暴的“皇民文學”高壓下堅持中華文化的民族氣節 

  殖民制度帶給被殖民民族最大的災難是收奪其民族母語,以制度化的民族歧視挫折其民族自尊,迫使被殖民者在社會、政治和精神上奴隸化。1940年後,日帝擴大對華南及南太平洋的侵略,除了強化對台灣、北韓及其在華日佔區的劫掠與鎮壓,並在這些地區施展各種精神和心智的控制,強力宣傳日本皇國思想與戰爭意識形態。在文學領域上,則在台灣等地推廣支援和宣傳向日同化和日帝侵略戰爭的“皇民文學”。 

  但是,“皇民文學”除了周金波和陳火泉等極少數漢奸文學家,日統下台灣作家都採取消極不合作態度,引起日本當局與在臺日本官方作家的不滿。1943年以西川滿、濱田隼雄為首的戰爭派作家,公開抨擊台灣現實主義文學的“鄙陋”和缺乏為“聖戰”服務的意識,為“狗屎現實主義”文學。在嚴峻形勢下,以楊逵為首的一些台灣作家公開反駁。楊逵發表《擁護狗屎現實主義》,為台灣人現實主義文學辯誣,維護了戰時下台灣文學的尊嚴。 

  環顧當時日帝支配下的東北亞,在日本法西斯主義威暴下,在日本、北韓和偽滿都有大量的作家,包括曾經抵抗過日本侵略政策的左派進步作家,大面積向日本法西斯軍部“轉向”投降,寫下不少支援日帝擴張政策的作品,至今成為日本與南韓文學史的恥部與痛處,無法清理。相形之下,台灣的轉向附日作家只有周金波、陳火泉等極少數,作品粗糙、數量極少,影響不大。應該指出,自鴉片戰爭及日帝據臺以來,“帝國主義加諸中國最大的傷害在於台灣,中國文學中反映對帝國主義之抗爭最為動人的作品也在台灣”(陳昭瑛,1996)。 

  五、克服民族內傷,堅持台灣文學的中華民族屬性 

  1945年8月日帝戰敗投降,10月,中國政府代表在台北正式受降,台灣從殖民地枷鎖中解放。台灣人民在歡慶之餘,自動地提出了去殖民化,積極自覺地推動“中國化”和“把我們的母語搶回來”的運動。在語言政策上,主張“恢復閩南話作為中國方言的地位”予以尊重與複權,禁止日語,從而在民族方言基礎上推行“國語”(普通話)。可惜國民黨當局無心順應當時全國性要求“民主化”、“和平建國”、“反對內戰”的廣泛輿情,加上接收日產官員貪瀆成風,朋比為姦,1946年夏,國民黨打響國共內戰,致社會動蕩、政治不安、民生凋敝。1947年2月台灣爆發二二八事變,民眾的要求也是民主化、反內戰、高度自治、和平建設。3月,國府當局以武裝鎮壓,造成流血慘變,兩岸民族團結與和睦受到重大內創。

  但就在3月流血鎮壓後八個月,來臺進步的省外知識分子歌雷、雷石榆、駱駝英、孫達人、蕭荻等人,與團結在楊逵身邊的本地知識分子歐陽明、賴明弘、周青、張光直、賴亮等人,以當時《新生報#橋》副刊為基地,熱情洋溢地展開“如何重建台灣新文學,使之成為中國新文學無愧的一部分”的議論。經1947年11月到1949年4月長期論議,取得了這重要成果: 

  (1)參與議論的省內外人士,即使在1947年3月血洗後,也取得了這重要共識,即“台灣和台灣文學是中國和中國文學不可分的組成部分。” 

  (2)省外作家和文論家比較系統地介紹了中國三o年代以迄四o年代左翼文學和抗戰文學的理論。 

  (3)對楊逵先生所主張深入台灣社會、深入台灣民眾、寫台灣人民生活與心聲的作品,為當時所急切需要的“台灣文學”這一見解,議論各方都取得了共識。 

  (4)楊逵高瞻遠矚地提出堅決反對“台獨”,反對國際“託管”台灣,說凡有為“台獨”、“託管派”服務的文學是“奴才的文學”,今日視之,尤有重大意義。 

  可惜的是,1949年4月,國府在臺當局發動“四六事件”,逮捕台北進步學生和《新生報#橋》副刊的重要作家。楊逵被捕入獄,判刑十二年,給予當時校園內和文化界民主力量巨大的打擊,“重建台灣新文學”之議論戛然而止,至今絕響。 

  六、反抗文學之惡質西化,主張台灣文學復歸於中國人立場和中華主體 

  反共文學和現代主義文藝1950年後支配了台灣文藝界長達二十年之久,而弊端叢生:即極端的形式主義、虛無主義和個人主義,對西方文論、西方創作技巧的惡質模倣,表現語言的晦澀,失去文藝創作上的民族風格和形式等,使文學走進了死衚同。 

  1970年保衛釣魚臺運動在海外激發了左右分裂。保釣左派推動重新認識中國革命和中國三o年代以降文學和文論的運動。這運動頭一次衝破了內戰與冷戰文藝的統治意識形態。現實主義、大眾文學、民族文學的理論衝擊著一代被西方現代主義統治的知識分子。1971年,留美回臺的知識分子唐文標向台灣現代主義詩提出了嚴厲批判,主張詩歌的大眾性和民族性,引起軒然大波,沉重地打擊了“現代主義”文學的威信。1977年至1978年,國府當局以有人主張“工農兵文藝”的紅帽子,扣向主張現實主義、文學的大眾性、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反對外來殖民性文學的一批人,在大報上搞點名批判,並籌開“國軍文藝大會”,準備全面鎮壓。後來經過胡秋原先生、徐復觀先生、鄭學稼先生向當局力諫,才阻止了一場大的文字獄。 

  在這一場論爭中,“鄉土文學”派主張在思想上、創作方法上反對外來西方文論的統治,使台灣新文學復歸於中國人立場和中華文化,在創作方法上要深化現實主義,表現中華文學的民族特質與風格。

  七、反動、反民族的八〇年代及其鬥爭 

  1979年,在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與中國民族經濟脫鉤,而以獨自的“國民經濟”在依附外資下成長出臺的台灣資產階級,有要求其階級政治份額的“黨外”反蔣、親美、反共的“民主化運動”。1979年,這運動在高雄點燃了“高雄美麗島事件”,沖毀了國民黨長期的排外獨佔的政治。而由於美國護航,加上運動本身反共親美性格,台灣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很快浸染了同樣具有反共、親美、反華性質的“台獨”傾向。 

  1987年,蔣經國去世,李登輝繼位,出人意外地利用政權資源全面推動“台獨”反民族進程。2000年陳水扁取得政權,把反民族“台獨”政治又推上一個臺階。與之相應,“台獨”思想和意識形態在台灣有顯著發展。“台灣民族論”、“愛台灣論”、“台灣土地與血緣論”、“台灣意識論”、“台灣主體意識論”等,一時沸沸颺颺,一定程度衝擊了台灣政治和社會生活,取得論述霸權。而台灣文學界也產生了相應的變化。在文論上“台獨”派提出了“台灣文學獨特性論”、“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無關論”和“台灣文學主體性論”,基本上是“台獨”政治在文學上的反映。在文學教育上,受到“台獨”當局的直接支援,廣設獨立的台灣文學系所,宣傳和教育反民族的台灣文學論,形勢是嚴峻的。

  另外,台灣當局“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也以豐沛的資金與資源,組建“國家台灣文學資料館”,以台灣文學為“國家文學”。此外,並結交外國、特別是日本右派學者為反民族“台獨”文學寫書寫文章、出版書刊,辦“國際研討會”,出錢出力為“支獨”外國學者出書,鼓勵他們為皇民文學史翻案,為“台獨”文學論的建構出謀獻策,形勢也比較嚴重。 

  然而,十多年來,在反對凈化和美化皇民文學的批判上;在反對以日本藤井省三為首的日本支獨台灣文學研究上,在反對“台獨”派以“台獨”台灣史觀炮製台灣文學史分期理論的鬥爭上,我們堅持了及時的、切中要害理論和學術的批判與鬥爭,沒有讓“台獨”派佔上便宜。 

  八、結論 

  大約在1935年,即日帝竊據台灣已四十年,離日帝自臺敗退僅十年之時,台灣總督府編纂了《台灣警察沿革志》。其中第二大卷依據殖民地大量公安檔案,歷述自1920年代以降台灣反日抗日思想啟蒙運動、民族運動、政治運動、階級暨社會運動。在其總序中說,台灣改隸日本已四十年,但人民反日抗日運動前仆後繼,殆無間斷。究其主因,乃在臺民有強烈(中華)民族意識,以中華五千年文化為榮。其原文如下: 

  “關於本島(台灣)人的民族意識問題,關鍵在其屬於漢民族系統。漢民族向來以五千年的傳統民族文化為榮,民族意識牢不可拔。雖已改隸四十餘年,至今風俗、習慣、語言、信仰等各方面仍沿襲舊貌,可見其不輕易拋除民族意識。本島人又視(福建、廣東)為父祖墳塋所在,深具思念之情,故其以支那為祖國的情感難以拂拭,乃是不爭之事實。故自改隸後,仍有一些本島人頻頻發出不滿之聲,以至引起許多不祥事件,此實為本島杜會運動勃興之主要原因。”(《台灣社會運動史》卷一,創造出版社,台北,1983)。 

  這說明瞭日據下台灣新文學為什麼表現出始終如一、堅定不移的中華民族文化與精神之根源所在。中華文化獨一的特質,在於它以漢字為基礎建構起來的典章、典律、人文、思想體系。這一文化體系,在境內成為強大的文化、思想及感情的凝聚力,藉以將以漢族為中心,邊境各非漢族民族群體為成員,化育凝合起來,創造一個大漢族共同體的想像,而逐漸形成一個古典意義上的中華我族意識。而在境外,一直達至19世紀中鴉片戰爭後,中國國勢崩解之前,在東北亞的北韓和日本、法國入侵前的越南,都形成以漢字、漢語音及中華文化為主要根幹的漢文化圈,這都是不爭的事實。前面說過,中華文化澤被台灣始於16世紀的明鄭。自斯三百餘年以來,歷經中國統一,鴉片戰爭後被迫開港,日帝割臺後淪為殖民地,光復後又成為外國勢力干預中國內政的前沿基地,至八o年代又吹起一股自1940年初日帝“皇民化”運動以來未曾有過的反民族的分裂主義風潮。然而正是在這帝國主義侵華史的磨難中,特別激起了台灣近三百年來歷代遺民和移民,以數千年中華文化的積澱和基因,抗擊外來勢力,堅守民族文化的主體認同,發而為歷代不息的強烈的愛國主義傳統。 

  而從台灣文學史以觀,台灣是帝國主義侵淩中國最集中、最嚴重的受災區。因此,在國破家亡的現實中成長的台灣文學,不論是以傳統體裁或現代體裁表現,其反映堅守中華民族文化的驕傲,誓不臣夷,而奮力抗擊帝國主義的思想和藝術表現,最大無畏、而且最動人的作品,較諸包括偽滿在內的廣泛日佔區,也以台灣最多。台灣文學有偉大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有強烈的以中華文化為根柢的中華民族精神,是台灣文學的驕傲。雖然在當下台灣文學正遭逢自四o年代日帝“皇民文學”壓迫以來未曾有過的反動,即反民族“台獨”文學的逆流,但只要我們堅持台灣文學的愛國主義傳統精神不動搖,堅持鬥爭,就一定能克服一時的橫逆,取得勝利!

仙桃市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 華夏經緯網版權所有
電子郵件:xttbj@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