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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制宣傳教育專欄
2016-07-08 12:10:44    華夏經緯網

   1.“雙創”工作人人參與 文明守法家家受益。

   2.守法樹文明,用法維權益。

   3.學法尊法用法,爭做文明守法海口人。

   4.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提升文明城市建設水準。

   5.弘揚憲法精神,建設法治海口。

   6.弘揚法治精神,構建文明社會。

   7.尊崇憲法,學習憲法,遵守憲法,維護憲法。

   8.加強法治宣傳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質。

   9.加強法治宣傳教育,創建全國文明城市。

   10.培育法治文化,創建法治海口。

海口市法治宣傳教育宣傳標語

   1.積極參加法制宣傳教育活動,做學法尊法守法用法好市民。

   2.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

   3.執法守法用法,和平和美和諧。

   4.弘揚憲法精神,建設法治海口。

   5.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困難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6.平時多學法,遇事有辦法

海口市臺辦法制宣傳欄

 

 

 

 

 

 

青少年普法案例

    未成年人發現犯罪事實有義務報案嗎? 

  案例簡介:王三是某小學三年級的學生,今年10歲。5月4日下午3點左右,王三放學回家,路過一小路口時,發現有一位老爺爺躺在地上,王三便上前攙扶,哪知老人雙眼圓睜、牙關緊閉,一動不動。再瞧印堂發黑,王三感覺不好,便報告了就近的派出所。後經偵察勘驗,發現老人係被人毒死。 

  案例分析: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八十四條第一款規定:“在任何單位和個人發現有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權利也有義務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報案或者舉報。”因為任何犯罪都是對國家、單位安全和利益的破壞,是對公民個人人身、財產權利及其他合法權益的侵犯。我國《憲法》第五十四條也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維護祖國安全、榮譽和利益的義務。”所以,未成年人發現了犯罪事實或犯罪嫌疑人,也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報告司法機關。本案王三正是很好地履行了這一義務。 

   未成年人可以作為證人出庭作證嗎? 

  案例簡介:李紅,男,29歲,係貨車司機。一天傍晚,李紅駕駛130貨車去採購貨物,由於違章超車、車速太快,將順行的騎自行車正常行駛的曹某撞傷。李紅見天色已暗,車輛稀少,便將曹某拖到路邊樹叢中,後逃離現場。哪知,這一切被正在樹叢中玩耍的9歲男孩田亮全部看在眼堙C案發後,檢察機關要求田亮出庭作證。 

  案例分析: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八條第一款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本案田亮目睹李某肇事的全過程,因而有作證的義務。為保證證人證言的可靠性,《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八條第二款規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證人。”如果某人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但對其所感受的案件事實卻能辨別是非,正確表達,則可以作證人。年幼的人,能否作為證人,應視其智力發展狀況,判斷其能否辨別是非,正確表達。本案中,田亮只有9歲,但如果對目睹的事實能正確表達,能辨別是非,則應該肯定他的作證能力,允許其作證。 

   未成年人犯罪未遂,要追究刑事責任嗎? 

  案例簡介:丁某,男,17歲,某中學學生。去年4月30日晚,丁某在街上游玩遇到另一班的女學生徐某,即起歹念。丁某便潛伏到徐回宿捨得必經路上。當徐行至路口時,丁某竄出堵住徐的去路,並抓住徐的胳膊欲拖往僻靜處,徐不從,緊緊抓住路旁電線桿呼救。丁卡住徐的脖子並威脅說:“你再叫,就掐死你!”此時因有人路過,丁某松手逃離現場。徐隨即報案。 

  審理結果:人民法院依法判處丁某犯強姦罪(未遂),判處有期徒刑3年。 

    案例分析:根據我國《刑法》第二十三條的規定,犯罪未遂是指:“已經著手實行犯罪,由於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已經著手實行犯罪,是指已經開始實行刑法規定的某一具體犯罪的客觀上的行為。沒有得逞是指沒有完成犯罪。本案,丁某的行為是已經著手實施強姦婦女的行為,但由於丁某意志以外的原因——有人路過而沒有完成其預定的強姦女青年徐某的犯罪行為,已構成強姦罪(未遂)。未遂犯已經著手實行犯罪,如果不是意志以外的原因就達到了既遂,其社會危害性比預備犯更大,因此,更需追究其刑事責任。但畢竟沒有達到既遂,所以,我國《刑法》第二十三條第二款規定,“對於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學生因學習成績不好,其父經常對其打罵、凍餓,這構成犯罪嗎? 

  案例簡介:秦某,男,12歲,係小學五年級的學生。秦某的父親是一名裝卸工,雖然文化不高,但一心希望兒子能出人頭地。所以對秦某的學習要求非常嚴格。可是,秦某貪玩好動,智力水準中等偏下,因而成績平平,便經常遭父親的打罵。幾次冬天,秦父為懲罰兒子,竟然讓秦某身穿單衣站在冰天雪地之中持續3小時以上。秦某因精神長期處於恐慌中,又經常吃不飽飯,從2011年初開始生病,秦父認為是小孩子裝相,遲遲不給治療,直到2011年4月,秦某的病情出現危急情況時,才被送到醫院。 

  案例分析:虐待罪,是指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經常以打罵、捆綁、凍餓、有病不給醫治、強迫超體力勞作、限制自由等方式,從肉體或精神上摧殘、折磨,情節惡劣的行為。本罪的主體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彼此之間存在相互扶養的義務。本案中,秦父為懲罰兒子,經常對其打罵,不給吃飽、有病不給治療、使其在雪地中受凍,使秦某在肉體和精神上均受到摧殘,完全符合虐待罪特徵。我國《刑法》第二百六十條規定:“虐待家庭成員,情節嚴重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傷、死亡的,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款罪,告訴的才處理”此類案件屬於自訴案件,如果被害人因受強制、威嚇無法自己提起訴訟的,人民檢察院和被害人的近親屬也可以提起訴訟;但如果虐待行為引起被害人重傷或死亡的,就不再是自訴案件的範圍,應由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主動追究。 

    未成年人毀棄他人信件,構成何罪? 

    案例簡介: 程某,男,16歲。程自小喜愛集郵,千方百計蒐羅郵票。一次他發現信架上有一封信的郵票非常漂亮,只可惜不是他家的信。幾經猶豫,程某還是把這封信拿回了自己家,撕掉郵票之後,便把信扔掉了。第一次嘗到了甜頭,程某便一發不可收。他不再滿足於自己家所在大院的那幾封信,而是竄遍周圍的所有大院。有時,趁人不備,還溜進機關、學校。程某採用此種方法,積攢了200多枚精美郵票。 

  案例分析:侵犯通信自由罪,是指隱匿、毀棄或者非法開拆他人信件,情節嚴重的行為。我國《憲法》第四十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本案中,程某為非法獲取他人郵票,毀棄信件200多封,已構成犯罪。依法應處以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青少年法制教育案例

 

    故意傷害罪。所謂的故意傷害罪是指,侵害他人的身體健康,採用暴力毆打、用刀具器械砍刺等方法,造成他人輕傷、重傷、傷殘等。根據我國的刑法規定,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傷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案例:

    中學學生故意傷害案。2001年8月15日晚,某中學學生李某某因手被紀某某劃傷一事,把紀某某叫到該校學生宿舍背後的路上,向紀某某索賠醫藥費5元。因紀某某不肯賠償,李某某便朝紀某某身上踢一腳,與李某某一起的嚴某某則從地上拾起一根木棍,朝紀某某的身上打去,打中紀某某的左腰部,致紀某某脾破裂,經法醫鑒定,紀某某的傷屬重傷。嚴某某構成故意傷害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並和李某某共同賠償人民幣47369.55元。

    尋釁滋事罪。所謂的尋釁滋事罪,是指:在主觀方面為故意,犯罪動機是為了逞強爭霸,顯示威風;有的是為了發泄不滿情緒,報復社會;有的是為了開心取樂,尋求精神刺激,獲取某種精神上的滿足。在客觀上表現為:

    1、隨意毆打他人情節嚴惡劣的(多次隨意毆打他人取樂,或者毆打他人致傷);

    2、追逐、攔截、辱罵他人,情節惡劣的(多次追逐、攔截、辱罵他人,結夥、持械追逐、攔截他人,或者追逐、攔截他人造成惡劣影響的);

    3、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佔用公私財物,情節嚴重的(多次強拿硬要,損毀、佔用公私財物,或者強拿、損毀,佔用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

    4、在公共場所起鬨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一般是指造成商店、飯店、舞廳、影劇院等場所的營業不能正常進行,交通堵塞,公私財產受教育到損失等)。有上列尋釁滋事行為之一,破壞社會秩序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案例:

    某中學蔣某尋釁滋事案。蔣某是個獨生子,6歲那年因為淘氣不小心從二樓摔至地上,造成頭顱前骨破裂,經醫院搶救,雖然撿回了一條命,但頭顱前骨不能硬化,該處顱骨軟如皮膚、如豆腐,只要用手輕輕一按,則會陷及腦漿,因此蔣某成為殘疾人。本來對蔣某非常疼愛的父母,此後對蔣某更是愛護有加。從小學到初中,同學、老師知道蔣某是殘疾人,都讓他三分,生怕不小心觸及蔣某的豆腐頭,惹禍上身。但蔣某卻認為自己有威信,是“大哥”,經常在校園奡事。冬天,他經常把學生宿捨得棉被抱到學校背後的山上,躺在棉被上曬太陽。2000年10月10日晚,蔣某騎著自行車經過校門口,該校一名白頭髮老師看蔣兩眼,蔣某認為這個老師看不起他,於是就于次日晚23時邀集一名社會青年要找白頭髮老師算帳。在校門口遇到該校林老師,蔣某問林老師白頭髮老師在哪,當林老師回答沒看見時,蔣某就動手毆打林老師,被旁人勸住,林老師乘機避開。蔣某隨後跑到校門前的飲食店堮酗F一把柴刀,衝進學校找林老師算帳,柴刀被該校的陳老師搶下。蔣某某又找了一根木棍,衝到教師宿舍樓,就用腳踢壞教師宿舍門,用木棍打碎宿舍窗戶玻璃。蔣某被當場抓獲。2000年1月18日中午,蔣某某因不滿後樓中學學生楊某某、陳某某罵他,就夥同林某在後樓操場攔截楊某某、陳某某,對他們進行毆打。蔣某因犯尋釁滋事罪,受到了刑罰制裁。

    敲詐勒索罪。敲詐勒索是指,以暴力脅迫、恐嚇要挾的手段,使他人產生心理上的恐懼而交出財物或者財產上的利益的行為。我國刑法規定,敲詐勒索數額較大的(1000元到3000元為起點),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數額巨大或者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案例:

    2000年9月25日晚,被告人鄭甲(男,1980年11月18日出生)以某中學學生陳某某講其壞話為由,勾邀被告人鄭乙(男,1981年8月11日出生)要毆打陳某某。當晚,被告人鄭甲、鄭乙把陳某某叫到某第二中學附近的一拖拉機修理店旁,共同對陳某某施以毆打。後經在場的學生勸解,並叫陳某某請被告人鄭甲、鄭乙吃飯了結此事。陳某某因害怕繼續被打,只好許諾過三天給被告人鄭甲、鄭乙100元人民幣。1997年9月28日晚,被告人鄭甲、鄭乙竄到某第二中學,將正在晚自習的陳某某從教室堨s出,帶到該中學附近一拖拉機修理店旁,向陳某某索要同月25日陳天漣許諾給的100元錢,拿走陳某某身上僅有的5元人民幣。被告人鄭乙追問還有95元何時給,陳天漣答應等下個趕集日再給。被告人鄭乙還威脅陳某某:“以後嘴巴封密。”當晚,被告人鄭甲、鄭乙用所索要的5元購買兩包“富健”牌香煙。10月5日晚,被告人鄭甲、鄭乙又竄到該中學,將陳某某從教室叫到該校實驗樓背後空地處,向陳某某索要前次答應給錢的餘額部分。當陳某某說沒錢時,被告人鄭甲、鄭乙各朝陳天漣的臉部打了一巴掌,被告人鄭乙還逼使陳某某在5分鐘內去借20元錢,送到本縣某遊戲機店,當晚8時許,陳某某到指定地點時,正好遇見同校學生鄭某某,便把事情經過告訴鄭某某。此時 ,已在指定地點等候的被告人鄭甲、鄭乙聽到陳與鄭的談話,被告人鄭甲、鄭乙便對陳某某施以拳打腳踢,被告人鄭乙還用煙頭燙陳某某的脖子,並叫陳某某次日要給30元。10月6日晚,被告人鄭甲、鄭乙又竄到該中學將陳某某從教室堨s出。在教學樓的樓梯口,被告人鄭甲向陳某某要錢,陳某某因懼怕被打,便把身上的30元錢交給被告人鄭甲。當晚,被告人鄭甲、鄭乙將所索取得30元人民幣均分。後鄭甲和鄭乙構成敲詐勒索罪,被判處刑罰。

    (三)青少年學習法律知識是依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需要。青少年要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首先,要知道自己有那些合法權益,更要懂得如何運用法律手段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這也需要學習法律知識,才能在法治社會中生存和發展。

    (四)通過法律學習,可以讓青少年學生了解當前青少年違法犯罪的特點、產生原因。

    1、當前青少年學生違法犯罪的特點有:

    (1)青少年犯罪數量急劇增加,年齡卻越來越趨於低齡化。據統計,在50—60年代,青少年犯罪約佔全國刑事犯罪總數的20%—30%,到80年代增至70%以上,至今仍居高不下,去年我市各地公安部門偵破有案件中,青少年的比例也佔至70%—80%。另據關數據分析,90年代以來,青少年犯罪的初始年齡比70年代提前了2—3歲,14歲以下的犯罪案例明顯增多,年齡最小的還滿10歲。

    (2)青少年犯罪形式上具有突發性和盲目性。

    未成年人性情容易急躁、激動,好感情用事,不善於控制自己,由於這些心理特點,形成了其犯罪動機簡單、單純,有很大的盲目性,他們考慮的比較簡單,甚至為一件小事就以殘忍野蠻的手段將人殺死。如去年發生在蓮都區的以17歲李某為首的五人夥搶劫案,他們每次搶劫都非事先預謀,而帶有偶發性。如某一晚上,他們在一起打撲克,其中兩名成員出去買煙,在店婺I到另兩個買煙的人,發現他們拿出的錢包中有很多錢,於是立刻回去告訴其他成員,他們就帶上菜刀、刺刀等兇器,一哄而上,將兩個買煙人劫持到偏僻處,將其身上錢搶劫一空。有些青少年則常常為一些不順心的事、一個看不慣的舉動、一名不順耳的話而導致不尋常的犯罪。又遂昌縣某中學15歲學生楊某,與同班同學到劉某在教室堛戚A時發生口角,劉某轉身打了楊某的嘴巴,楊立即掏出褲袋中的水果刀,向劉的背部刺了一刀,腹部刺了兩刀,造成劉某重傷的嚴重後果,結果楊某被決處有期徒刑三年,並賠償劉某人民幣15000多元。這種突發性的行為反映了未成年人感情易衝動,不善於控制自己,不計後果,法制觀念淡薄。

    (3)青少年犯罪類型明顯增加,犯罪性質惡性化趨向明顯,暴力性加重。 90年代以來,我國青少年犯罪的新類型比以往明顯增多,依次排列是:盜竊、抑劫、流氓、強姦、傷害、綁架等。其中主是盜竊和搶劫,約佔75%左右。 除上述幾種典型的犯罪外,近幾年又添了新的犯罪類型,涉毒、涉槍、賭博、和拐賣人口等犯罪日漸增多。同時,近年來,在青少年犯罪中以暴力為後盾的重大刑事案件日漸增多,施暴程度不斷加重,而且青少年犯罪時在作案過程中很少顧及後果,作案手段野蠻和殘忍,社會影響極為惡劣,據統計,目前全國的刑事案件中青少年刑事案件佔65%。

    2002年6月16日,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日子了,然而這一天發生的震驚全國的北京“藍極速”網吧縱火案卻令人刻骨銘心。

    這天淩晨2點40分左右,位於北京海澱區學院路20號院內一幢小樓2層的招牌為“藍極速網路”的網吧突然起火。頓時,烈焰騰騰、勢不可擋,大火還引起電器設備和顯示器螢幕玻殼爆炸。由於網吧只有一個門,著火時還鎖著,窗戶也都被鐵護欄封9住,網吧堛漱H無路逃生。經市民幫助撬開個別護欄和及時趕到的消防隊採取緊急措施後,部分被火圍困的網民從窗戶跳出或被救出。待9部消防車將過火面積達100平方米的大火撲滅,火災當場燒死20人,17名傷者送醫院搶救,後受傷者中又有5人死亡。

    這場火災造成的群死群傷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市傷亡最多的,而縱火者是幾名十三四歲的中學生,因和網吧服務員發生糾紛後起意報復,故意縱火將網吧點燃。北京市檢察院對此案提起公訴,認為這幾名中學生劉××、宋××、張×,其行為已構成放火罪,因三人在犯罪時均未成年,依法對他們從輕處罰,判處劉××、宋××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張×(女)有期徒刑12年,參與縱火的還有張×(男)因不滿14歲,未追究刑事責任,被北京市公安局收容教養。  

    人們之所以對此案無比震驚,不僅是因為這場火災造成北京市傷亡之最,更主要的是對幾名十三四歲的中學生的罪行竟如此惡性,如此危害社會和他人而觸目驚心。

    (4)青少年犯罪手段向團夥化、成人化方向發展,但同時又表現出一定的幼稚性。未成年人不管身體發育多好,力量多大,膽怯和恐懼是他們首次作案的常見心態。同時,由於他們的思想還不是太成熟,缺乏作案經驗,作案時心理壓力大,在實施暴力犯罪中,總擔心被害人反抗,覺得一個人作案勢單力薄,所以常常是同學結合,鄰里結合,患難結合,校內校外結合。資料表明,青少年犯罪中75%屬於團夥作案,他們往往是結夥行動,一起作案,一拍即和,一哄而起,互相壯膽,具有糾合性特點。此外,青少年犯罪雖然體現出精選目標、精心策劃、週密安排,分工負責等成人化作案手段,但因為年齡與智力的關係,他們在作案時仍表現出一定的幼稚性,如有的作案學生在兩天內在同一學校門口兩次搶劫相同的被害人。

 

最高人民法院發佈的第15批指導性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第15批指導性案例70號-77號

    法〔2016〕449號

    最高人民法院

    關於發佈第15批指導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解放軍軍事法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生產建設兵團分院:

    經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現將北京陽光一佰生物技術開發有限公司、習文有等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案等八個案例(指導案例70-77號),作為第15批指導性案例發佈,供在審判類似案件時參照。

最高人民法院
2016年12月28日


    指導案例70號

    北京陽光一佰生物技術開發有限公司、習文有等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關鍵詞 刑事/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裁判要點

    行為人在食品生產經營中添加的雖然不是國務院有關部門公佈的《食品中可能違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質名單》和《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質名單》中的物質,但如果該物質與上述名單中所列物質具有同等屬性,並且根據檢驗報告和專家意見等相關材料能夠確定該物質對人體具有同等危害的,應當認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規定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44條

    基本案情

    被告人習文有于2001年註冊成立了北京陽光一佰生物技術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陽光一佰公司),係公司的實際生產經營負責人。2010年以來,被告單位陽光一佰公司從被告人譚國民處以600元/公斤的價格購進生產保健食品的原料,該原料係被告人譚國民從被告人尹立新處以2500元/公斤的價格購進後進行加工,陽光一佰公司購進原料後加工製作成用於輔助降血糖的保健食品陽光一佰牌山芪參膠囊,以每盒100元左右的價格銷售至揚州市廣陵區金福海保健品店及全國多個地區。被告人楊立峰具體負責生產,被告人鐘立檬、王海龍負責銷售。2012年5月至9月,銷往上海、湖南、北京等地的山芪參膠囊分別被檢測出含有鹽酸丁二胍,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將檢測結果告知陽光一佰公司及習文有。被告人習文有在得知檢測結果後隨即告知被告人譚國民、尹立新,被告人習文有明知其所生產、銷售的保健品中含有鹽酸丁二胍後,仍然繼續向被告人譚國民、尹立新購買原料,組織楊立峰、鐘立檬、王海龍等人生產山芪參膠囊並銷售。被告人譚國民、尹立新在得知檢測結果後繼續向被告人習文有銷售該原料。

    鹽酸丁二胍是丁二胍的鹽酸鹽。目前鹽酸丁二胍未獲得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批准生產或進口,不得作為藥物在我國生產、銷售和使用。揚州大學醫學院葛曉群教授出具的專家意見和南京醫科大學司法鑒定所的鑒定意見證明:鹽酸丁二胍具有降低血糖的作用,很早就撤出我國市場,長期使用添加鹽酸丁二胍的保健食品可能對機體產生不良影響,甚至危及生命。

    從2012年8月底至2013年1月案發,陽光一佰公司生產、銷售金額達800余萬元。其中,習文有、尹立新、譚國民參與生產、銷售的含有鹽酸丁二胍的山芪參膠囊金金額達800余萬元;楊立峰參與生產的含有鹽酸丁二胍的山芪參膠囊金額達800余萬元;鐘立檬、王海龍參與銷售的含有鹽酸丁二胍的山芪參膠囊金額達40余萬元。尹立新、譚國民與陽光一佰公司共同故意實施犯罪,係共同犯罪,尹立新、譚國民係提供有毒、有害原料用於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的幫助犯,其在共同犯罪中均係從犯。習文有與楊立峰、鐘立檬、王海龍共同故意實施犯罪,係共同犯罪,楊立峰、鐘立檬、王海龍係受習文有指使實施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犯罪行為,均係從犯。習文有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係主犯。楊立峰、譚國民犯罪後主動投案,並如實供述犯罪事實,係自首,當庭自願認罪。習文有、尹立新、王海龍歸案後如實供述犯罪事實,當庭自願認罪。鐘立檬歸案後如實供述部分犯罪事實,當庭對部分犯罪事實自願認罪。

    裁判結果

    江蘇省揚州市廣陵區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10日作出(2013)揚廣刑初字第0330號刑事判決:被告單位北京陽光一佰生物技術開發有限公司犯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處罰金人民幣一千五百萬元;被告人習文有犯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九百萬元;被告人尹立新犯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一百萬元;被告人譚國民犯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一百萬元;被告人楊立峰犯生產有毒、有害食品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並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被告人鐘立檬犯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並處罰金人民幣八萬元;被告人王海龍犯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六萬元;繼續向被告單位北京陽光一佰生物技術開發有限公司追繳違法所得人民幣八百萬元,向被告人尹立新追繳違法所得人民幣六十七萬一千五百元,向被告人譚國民追繳違法所得人民幣一百三十二萬元;扣押的含有鹽酸丁二胍的山芪參膠囊、顆粒,予以沒收。宣判後,被告單位和各被告人均提出上訴。江蘇省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13日作出(2014)揚刑二終字第0032號刑事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規定,“在生產、銷售的食品中摻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銷售明知摻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條的規定處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二十條規定,“下列物質應當認定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一)法律、法規禁止在食品生產經營活動中添加、使用的物質;(二)國務院有關部門公佈的《食品中可能違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質名單》《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質名單》上的物質;(三)國務院有關部門公告禁止使用的農藥、獸藥以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質;(四)其他危害人體健康的物質。”第二十一條規定,“‘足以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病’‘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難以確定的,司法機關可以根據檢驗報告並結合專家意見等相關材料進行認定。必要時,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通知有關專家出庭作出說明。”本案中,鹽酸丁二胍係在我國未獲得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批准生產或進口,不得作為藥品在我國生產、銷售和使用的化學物質;其亦非食品添加劑。鹽酸丁二胍也不屬於上述《解釋》第二十條第二、第三項規定的物質。根據揚州大學醫學院葛曉群教授出具的專家意見和南京醫科大學司法鑒定所的鑒定意見證明,鹽酸丁二胍與《解釋》第二十條第二項《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質名單》中的其他降糖類西藥(鹽酸二甲雙胍、鹽酸苯乙雙胍)具有同等屬性和同等危害。長期服用添加有鹽酸丁二胍的“陽光一佰牌山芪參膠囊”有對人體產生毒副作用的風險,影響人體健康、甚至危害生命。因此,對鹽酸丁二胍應當依照《解釋》第二十條第四項、第二十一條的規定,認定為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規定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被告單位陽光一佰公司、被告人習文有作為陽光一佰公司生產、銷售山芪參膠囊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被告人楊立峰、鐘立檬、王海龍作為陽光一佰公司生產、銷售山芪參膠囊的直接責任人員,明知陽光一佰公司生產、銷售的保健食品山芪參膠囊中含有國家禁止添加的鹽酸丁二胍成分,仍然進行生產、銷售;被告人尹立新、譚國民明知其提供的含有國家禁止添加的鹽酸丁二胍的原料被被告人習文有用於生產保健食品山芪參膠囊並進行銷售,仍然向習文有提供該種原料,因此,上述單位和被告人均依法構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其中,被告單位陽光一佰公司、被告人習文有、尹立新、譚國民的行為構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告人楊立峰的行為構成生產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告人鐘立檬、王海龍的行為均已構成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根據被告單位及各被告人犯罪情節、犯罪數額,綜合考慮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的地位作用、自首、認罪態度等量刑情節,作出如上判決。

                     (生效裁判審判人員:湯爣騿B陳聖勇、湯軍琪)

    指導案例71號

    毛建文拒不執行判決、裁定案

    關鍵詞 刑事/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起算時間

    裁判要點

    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的時間從判決、裁定發生法律效力時起算。具有執行內容的判決、裁定發生法律效力後,負有執行義務的人有隱藏、轉移、故意毀損財產等拒不執行行為,致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情節嚴重的,應當以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定罪處罰。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13條   

    基本案情

    浙江省平陽縣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1日作出(2012)溫平鰲商初字第595號民事判決,判令被告人毛建文于判決生效之日起15日內返還陳先銀挂靠在其名下的溫州宏源包裝製品有限公司投資款200000元及利息。該判決於2013年1月6日生效。因毛建文未自覺履行生傚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陳先銀于2013年2月16日向平陽縣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立案後,平陽縣人民法院在執行中查明,毛建文于2013年1月17日將其名下的浙CVU661小型普通客車以150000元的價格轉賣,並將所得款項用於個人開銷,拒不執行生效判決。毛建文于2013年11月30日被抓獲歸案後如實供述了上述事實。

    裁判結果

    浙江省平陽縣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17日作出(2014)溫平刑初字第314號刑事判決:被告人毛建文犯拒不執行判決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宣判後,毛建文未提起上訴,公訴機關未提出抗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被告人毛建文負有履行生效裁判確定的執行義務,在人民法院具有執行內容的判決、裁定發生法律效力後,實施隱藏、轉移財產等拒不執行行為,致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情節嚴重,其行為已構成拒不執行判決罪。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成立。毛建文歸案後如實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可以從輕處罰。

    本案的爭議焦點為,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中規定的“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的行為起算時間如何認定,即被告人毛建文拒不執行判決的行為是從相關民事判決發生法律效力時起算,還是從執行立案時起算。對此,法院認為,生傚法律文書進入強制執行程式並不是構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要件和前提,毛建文拒不執行判決的行為應從相關民事判決於2013年1月6日發生法律效力時起算。主要理由如下:第一,符合立法原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條規定解釋時指出,該條中的“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是指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執行內容並已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這就是說,只有具有執行內容的判決、裁定發生法律效力後,才具有法律約束力和強制執行力,義務人才有及時、積極履行生傚法律文書確定義務的責任。生傚法律文書的強制執行力不是在進入強制執行程式後才產生的,而是自法律文書生效之日起即產生。第二,與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協調一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一條規定:訴訟參與人或者其他人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情節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八十八條規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一條第一款第六項規定的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的行為,包括在法律文書發生法律效力後隱藏、轉移、變賣、毀損財產或者無償轉讓財產、以明顯不合理的價格交易財產、放棄到期債權、無償為他人提供擔保等,致使人民法院無法執行的。由此可見,法律明確將拒不執行行為限定在法律文書發生法律效力後,並未將拒不執行的主體僅限定為進入強制執行程式後的被執行人或者協助執行義務人等,更未將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調整範圍僅限于生傚法律文書進入強制執行程式後發生的行為。第三,符合立法目的。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立法目的在於解決法院生效判決、裁定的“執行難”問題。將判決、裁定生效後立案執行前逃避履行義務的行為納入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調整範圍,是法律設定該罪的應有之意。將判決、裁定生效之日確定為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中拒不執行行為的起算時間點,能有效地促使義務人在判決、裁定生效後即迫於刑罰的威懾力而主動履行生效裁判確定的義務,避免生效裁判淪為一紙空文,從而使社會公眾真正尊重司法裁判,維護法律權威,從根本上解決“執行難”問題,實現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立法目的。
                       (生效裁判審判人員:郭朝暉、曾洪寧、裴倫)



    指導案例72號

    湯龍、劉新龍、馬忠太、王洪剛訴新疆鄂爾多斯彥海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

    關鍵詞 民事/商品房買賣合同/借款合同/清償債務/法律效力/審查

    裁判要點

    借款合同雙方當事人經協商一致,終止借款合同關係,建立商品房買賣合同關係,將借款本金及利息轉化為已付購房款並經對賬清算的,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一百八十六條規定禁止的情形,該商品房買賣合同的訂立目的,亦不屬於《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十四條規定的“作為民間借貸合同的擔保”。在不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情形的情況下,該商品房買賣合同具有法律效力。但對轉化為已付購房款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數額,人民法院應當結合借款合同等證據予以審查,以防止當事人將超出法律規定保護限額的高額利息轉化為已付購房款。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186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52條

    基本案情

    原告湯龍、劉新龍、馬忠太、王洪剛訴稱:根據雙方合同約定,新疆鄂爾多斯彥海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彥海公司)應于2014年9月30日向四人交付符合合同約定的房屋。但至今為止,彥海公司拒不履行房屋交付義務。故請求判令:一、彥海公司向湯龍、劉新龍、馬忠太、王洪剛支付違約金6000萬元;二、彥海公司承擔湯龍、劉新龍、馬忠太、王洪剛主張權利過程中的損失費用416300元;三、彥海公司承擔本案的全部訴訟費用。

    彥海公司辯稱:湯龍、劉新龍、馬忠太、王洪剛應分案起訴。四人與彥海公司沒有購買和出售房屋的意思表示,雙方之間房屋買賣合同名為買賣實為借貸,該商品房買賣合同係為借貸合同的擔保,該約定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四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一百八十六條的規定無效。雙方簽訂的商品房買賣合同存在顯失公平、乘人之危的情況。四人要求的違約金及損失費用亦無事實依據。

    法院經審理查明:湯龍、劉新龍、馬忠太、王洪剛與彥海公司于2013年先後簽訂多份借款合同,通過實際出借並接受他人債權轉讓,取得對彥海公司合計2.6億元借款的債權。為擔保該借款合同履行,四人與彥海公司分別簽訂多份商品房預售合同,並向當地房屋產權交易管理中心辦理了備案登記。該債權陸續到期後,因彥海公司未償還借款本息,雙方經對賬,確認彥海公司尚欠四人借款本息361398017.78元。雙方隨後重新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約定彥海公司將其名下房屋出售給四人,上述欠款本息轉為已付購房款,剩餘購房款38601982.22元,待辦理完畢全部標的物產權轉移登記後一次性支付給彥海公司。湯龍等四人提交與彥海公司對賬表顯示,雙方之間的借款利息係分別按照月利率3%和4%、逾期利率10%計算,並計算複利。

    裁判結果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27日作出(2015)新民一初字第2號民事判決,判令:一、彥海公司向湯龍、馬忠太、劉新龍、王洪剛支付違約金9275057.23元;二、彥海公司向湯龍、馬忠太、劉新龍、王洪剛支付律師費416300元;三、駁回湯龍、馬忠太、劉新龍、王洪剛的其他訴訟請求。上述款項,應于判決生效後十日內一次性付清。宣判後,彥海公司以雙方之間買賣合同係借款合同的擔保,並非雙方真實意思表示,且欠款金額包含高利等為由,提起上訴。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8日作出(2015)民一終字第180號民事判決:一、撤銷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2015)新民一初字第2號民事判決;二、駁回湯龍、劉新龍、馬忠太、王洪剛的訴訟請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本案爭議的商品房買賣合同簽訂前,彥海公司與湯龍等四人之間確實存在借款合同關係,且為履行借款合同,雙方簽訂了相應的商品房預售合同,並辦理了預購商品房預告登記。但雙方係爭商品房買賣合同是在彥海公司未償還借款本息的情況下,經重新協商並對賬,將借款合同關係轉變為商品房買賣合同關係,將借款本息轉為已付購房款,並對房屋交付、尾款支付、違約責任等權利義務作出了約定。民事法律關係的產生、變更、消滅,除基於法律特別規定,需要通過法律關係參與主體的意思表示一致形成。民事交易活動中,當事人意思表示發生變化並不鮮見,該意思表示的變化,除為法律特別規定所禁止外,均應予以准許。本案雙方經協商一致終止借款合同關係,建立商品房買賣合同關係,並非為雙方之間的借款合同履行提供擔保,而是借款合同到期彥海公司難以清償債務時,通過將彥海公司所有的商品房出售給湯龍等四位債權人的方式,實現雙方權利義務平衡的一種交易安排。該交易安排並未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一百八十六條規定禁止的情形,亦不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十四條規定。尊重當事人嗣後形成的變更法律關係性質的一致意思表示,是貫徹合同自由原則的題中應有之意。彥海公司所持本案商品房買賣合同無效的主張,不予採信。

    但在確認商品房買賣合同合法有效的情況下,由於雙方當事人均認可該合同項下已付購房款係由原借款本息轉來,且彥海公司提出該欠款數額包含高額利息。在當事人請求司法確認和保護購房者合同權利時,人民法院對基於借款合同的實際履行而形成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數額應當予以審查,以避免當事人通過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等方式,將違法高息合法化。經審查,雙方之間借款利息的計算方法,已經超出法律規定的民間借貸利率保護上限。對雙方當事人包含高額利息的欠款數額,依法不能予以確認。由於法律保護的借款利率明顯低於當事人對賬確認的借款利率,故應當認為湯龍等四人作為購房人,尚未足額支付合同約定的購房款,彥海公司未按照約定時間交付房屋,不應視為違約。湯龍等四人以彥海公司逾期交付房屋構成違約為事實依據,要求彥海公司支付違約金及律師費,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一審判決判令彥海公司承擔支付違約金及律師費的違約責任錯誤,本院對此予以糾正。

                        (生效裁判審判人員:辛正鬱、潘傑、沈丹丹)


    指導案例73號

    通州建總集團有限公司訴安徽天宇化工有限公司別除權糾紛案

    關鍵詞 民事/別除權/優先受償權/行使期限/起算點

    裁判要點

    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破產法》第十八條規定的情形,建設工程施工合同視為解除的,承包人行使優先受償權的期限應自合同解除之日起計算。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286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破產法》第18條

    基本案情

    2006年3月,安徽天宇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安徽天宇公司)與通州建總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通州建總公司)簽訂了一份《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安徽天宇公司將其廠區一期工程生產廠區的土建、安裝工程發包給通州建總公司承建,合同約定,開工日期:暫定2006年4月28日(以實際開工報告為準),竣工日期:2007年3月1日,合同工期總日曆天數300天。發包方不按合同約定支付工程款,雙方未達成延期付款協議,承包人可停止施工,由發包人承擔違約責任。後雙方又簽訂一份《合同補充協議》,對支付工程款又做了新的約定,並約定廠區工期為113天,生活區工期為266天。2006年5月23日,監理公司下達開工令,通州建總公司遂組織施工,2007年安徽天宇公司廠區的廠房等主體工程完工。後因安徽天宇公司未按合同約定支付工程款,致使工程停工,該工程至今未竣工。2011年7月30日,雙方在仲裁期間達成和解協議,約定如處置安徽天宇公司土地及建築物償債時,通州建總公司的工程款可優先受償。後安徽天宇公司因不能清償到期債務,江蘇宏遠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向安徽省滁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安徽天宇公司破產還債。安徽省滁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26日作出(2011)滁民二破字第00001號民事裁定,裁定受理破產申請。2011年10月10日,通州建總公司向安徽天宇公司破產管理人申報債權並主張對該工程享有優先受償權。2013年7月19日,安徽省滁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2011)滁民二破字第00001-2號民事裁定,宣告安徽天宇公司破產。通州建總公司于2013年8月27日提起訴訟,請求確認其債權享有優先受償權

    裁判結果

    安徽省滁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28日作出(2013)滁民一初字第00122號民事判決:確認原告通州建總集團有限公司對申報的債權就其施工的被告安徽天宇化工有限公司生產廠區土建、安裝工程享有優先受償權。宣判後,安徽天宇化工有限公司提出上訴。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14日作出(2014)皖民一終字第00054號民事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本案雙方當事人簽訂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雖約定了工程竣工時間,但涉案工程因安徽天宇公司未能按合同約定支付工程款導致停工。現沒有證據證明在工程停工後至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前,雙方簽訂的建設施工合同已經解除或終止履行,也沒有證據證明在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後,破產管理人決定繼續履行合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破產法》第十八條“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後,管理人對破產申請受理前成立而債務人和對方當事人均未履行完畢的合同有權決定解除或繼續履行,並通知對方當事人。管理人自破產申請受理之日起二個月未通知對方當事人,或者自收到對方當事人催告之日起三十日內未答覆的,視為解除合同”之規定,涉案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在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後已實際解除,本案建設工程無法正常竣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民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精神,因發包人的原因,合同解除或終止履行時已經超出合同約定的竣工日期的,承包人行使優先受償權的期限自合同解除之日起計算,安徽天宇公司要求按合同約定的竣工日期起算優先受償權行使時間的主張,缺乏依據,不予採信。2011年8月26日,法院裁定受理對安徽天宇公司的破產申請,2011年10月10日通州建總公司向安徽天宇公司的破產管理人申報債權並主張工程款優先受償權,因此,通州建總公司主張優先受償權的時間是2011年10月10日。安徽天宇公司認為通州建總公司行使優先受償權的時間超過了破產管理之日六個月,與事實不符,不予支援。

                          (生效裁判審判人員:洪平、胡小琚B臺旺)



    指導案例74號

    中國平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江蘇分公司訴江蘇鎮江安裝集團有限公司保險人代位求償權糾紛案

    關鍵詞 民事/保險代位求償權/財產保險合同/第三者對保險標的的損害/違約行為

    裁判要點

    因第三者的違約行為給被保險人的保險標的造成損害的,可以認定為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六十條第一款規定的“第三者對保險標的的損害”的情形。保險人由此依法向第三者行使代位求償權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援。

    相關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60條第1款

    基本案情

    2008年10月28日,被保險人華東聯合製罐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東制罐公司)、華東聯合製罐第二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東制罐第二公司)與被告江蘇鎮江安裝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鎮江安裝公司)簽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約定由鎮江安裝公司負責被保險人整廠機器設備遷建安裝等工作。《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第二部分“通用條款”第38條約定:“承包人按專用條款的約定分包所承包的部分工程,並與分包單位簽訂分包合同,未經發包人同意,承包人不得將承包工程的任何部分分包”;“工程分包不能解除承包人任何責任與義務。承包人應在分包場地派駐相應管理人員,保證本合同的履行。分包單位的任何違約行為或疏忽導致工程損害或給發包人造成其他損失,承包人承擔連帶責任”。《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第三部分“專用條款”第14條第(1)項約定“承包人不得將本工程進行分包施工”。“通用條款”第40條約定:“工程開工前,發包人為建設工程和施工場地內的自有人員及第三人人員生命財產辦理保險,支付保險費用”;“運至施工場地內用於工程的材料和待安裝設備,由發包人辦理保險,並支付保險費用”;“發包人可以將有關保險事項委託承包人辦理,費用由發包人承擔”;“承包人必須為從事危險作業的職工辦理意外傷害保險,併為施工場地內自有人員生命財產和施工機械設備辦理保險,支付保險費用”。

    2008年11月16日,鎮江安裝公司與鎮江亞民大件起重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亞民運輸公司)公司簽訂《工程分包合同》,將前述合同中的設備吊裝、運輸分包給亞民運輸公司。2008年11月20日,就上述整廠遷建設備安裝工程,華東制罐公司、華東制罐第二公司向中國平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江蘇分公司(以下簡稱平安財險公司)投保了安裝工程一切險。投保單中記載被保險人為華東制罐公司及華東制罐第二公司,並明確記載承包人鎮江安裝公司不是被保險人。投保單“物質損失投保項目和投保金額”欄載明“安裝項目投保金額為177465335.56元”。附加險中,還投保有“內陸運輸擴展條款A”,約定每次事故財產損失賠償限額為200萬元。投保期限從2008年11月20日起至2009年7月31日止。投保單附有被安裝機器設備的清單,其中包括:SEQUA彩印機2台,合計原值為29894340.88元。投保單所附保險條款中,對“內陸運輸擴展條款A”作如下說明:經雙方同意,鋻於被保險人已按約定交付了附加的保險費,保險公司負責賠償被保險人的保險財產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供貨地點到保險單中列明的工地,除水運和空運以外的內陸運輸途中因自然災害或意外事故引起的損失,但被保險財產在運輸時必須有合格的包裝及裝載。

    2008年12月19日10時30分許,亞民運輸公司駕駛員姜玉才駕駛L06069、蘇L003挂重型半挂車,從舊廠區承運彩印機至新廠區的途中,在轉彎時車上鋼絲繩斷裂,造成彩印機側翻滑落地面損壞。平安財險公司接險後,對受損標的確定了清單。經鎮江市公安局交通巡邏警察支隊現場查勘,認定姜玉才負事故全部責任。後華東制罐公司、華東制罐第二公司、平安財險公司、鎮江安裝公司及亞民運輸公司共同委託泛華保險公估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泛華公估公司)對出險事故損失進行公估,並均同意認可泛華公估公司的最終理算結果。2010年3月9日,泛華公估公司出具了公估報告,結論:出險原因係設備運輸途中翻落(意外事故);保單責任成立;定損金額總損1518431.32元、凈損1498431.32元;理算金額1498431.32元。泛華公估公司收取了平安財險公司支付的47900元公估費用。

    2009年12月2日,華東制罐公司及華東制罐第二公司向鎮江安裝公司發出《索賠函》,稱“該事故導致的全部損失應由貴司與亞民運輸公司共同承擔。我方已經向投保的中國平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鎮江中心支公司報險。一旦損失金額確定,投保公司核實並先行賠付後,對賠付限額內的權益,將由我方讓渡給投保公司行使。對賠付不足部分,我方將另行向貴司與亞民運輸公司主張”。

    2010年5月12日,華東制罐公司、華東制罐第二公司向平安財險公司出具賠款收據及權益轉讓書,載明:已收到平安財險公司賠付的1498431.32元。同意將上述賠款部分保險標的的一切權益轉讓給平安財險公司,同意平安財險公司以平安財險公司的名義向責任方追償。後平安財險公司訴至法院,請求判令鎮江安裝公司支付賠償款和公估費。

    裁判結果

    江蘇省鎮江市京口區人民法院于2011年2月16日作出(2010)京商初字第1822號民事判決:一、江蘇鎮江安裝集團有限公司于判決生效後10日內給付中國平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江蘇分公司1498431.32元;二、駁回中國平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江蘇分公司關於給付47900元公估費的訴訟請求。一審宣判後,江蘇鎮江安裝集團有限公司向江蘇省鎮江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江蘇省鎮江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12日作出(2011)鎮商終字第0133號民事判決:一、撤銷鎮江市京口區人民法院(2010)京商初字第1822號民事判決;二、駁回中國平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江蘇分公司對江蘇鎮江安裝集團有限公司的訴訟請求。二審宣判後,中國平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江蘇分公司向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30日作出(2012)蘇商再提字第0035號民事判決:一、撤銷江蘇省鎮江市中級人民法院(2011)鎮商終字第0133號民事判決;二、維持鎮江市京口區人民法院(2010)京商初字第1822號民事判決。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本案的焦點問題是:1.保險代位求償權的適用範圍是否限于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2.鎮江安裝公司能否以華東制罐公司、華東制罐第二公司已購買相關財產損失險為由,拒絕保險人對其行使保險代位求償權。

    關於第一個爭議焦點。《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以下簡稱《保險法》)第六十條第一款規定:“因第三者對保險標的的損害而造成保險事故的,保險人自向被保險人賠償保險金之日起,在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第三者請求賠償的權利。”該款使用的是“因第三者對保險標的的損害而造成保險事故”的表述,並未限制規定為“因第三者對保險標的的侵權損害而造成保險事故”。將保險代位求償權的權利範圍理解為限于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沒有法律依據。從立法目的看,規定保險代位求償權制度,在於避免財產保險的被保險人因保險事故的發生,分別從保險人及第三者獲得賠償,取得超出實際損失的不當利益,並因此增加道德風險。將《保險法》第六十條第一款中的“損害”理解為僅指“侵權損害”,不符合保險代位求償權制度設立的目的。故保險人行使代位求償權,應以被保險人對第三者享有損害賠償請求權為前提,這裡的賠償請求權既可因第三者對保險標的實施的侵權行為而產生,亦可基於第三者的違約行為等產生,不應僅限于侵權賠償請求權。本案平安財險公司是基於鎮江安裝公司的違約行為而非侵權行為行使代位求償權,鎮江安裝公司對保險事故的發生是否有過錯,對案件的處理並無影響。並且,《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約定“承包人不得將本工程進行分包施工”。因此,鎮江安裝公司關於其對保險事故的發生沒有過錯因而不應承擔責任的答辯意見,不能成立。平安財險公司向鎮江安裝公司主張權利,主體適格,並無不當。

    關於第二個爭議焦點。鎮江安裝公司提出,在發包人與其簽訂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通用條款第40條中約定,待安裝設備由發包人辦理保險,並支付保險費用。從該約定可以看出,就工廠搬遷及設備的拆解安裝事項,發包人與鎮江安裝公司共同商定辦理保險,雖然保險費用由發包人承擔,但該約定在雙方的合同條款中體現,即該費用係雙方承擔,或者說,鎮江安裝公司在總承包費用中已經就保險費用作出了讓步。由發包人向平安財險公司投保的業務,承包人也應當是被保險人。關於鎮江安裝公司的上述抗辯意見,《保險法》第十二條第二款、第六款分別規定:“財產保險的被保險人在保險事故發生時,對保險標的應當具有保險利益”;“保險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認的利益”。據此,不同主體對於同一保險標的可以具有不同的保險利益,可就同一保險標的投保與其保險利益相對應的保險險種,成立不同的保險合同,並在各自的保險利益範圍內獲得保險保障,從而實現利用保險制度分散各自風險的目的。因發包人和承包人對保險標的具有不同的保險利益,只有分別投保與其保險利益相對應的財產保險類別,才能獲得相應的保險保障,二者不能相互替代。發包人華東制罐公司和華東制罐第二公司作為保險標的的所有權人,其投保的安裝工程一切險是基於對保險標的享有的所有權保險利益而投保的險種,旨在分散保險標的的損壞或滅失風險,性質上屬於財產損失保險;附加險中投保的“內陸運輸擴展條款A”約定“保險公司負責賠償被保險人的保險財產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供貨地點到保險單中列明的工地,除水運和空運以外的內陸運輸途中因自然災害或意外事故引起的損失”,該項附加險在性質上亦屬財產損失保險。鎮江安裝公司並非案涉保險標的所有權人,不享有所有權保險利益,其作為承包人對案涉保險標的享有責任保險利益,欲將施工過程中可能產生的損害賠償責任轉由保險人承擔,應當投保相關責任保險,而不能借由發包人投保的財產損失保險免除自己應負的賠償責任。其次,發包人不認可承包人的被保險人地位,案涉《安裝工程一切險投保單》中記載的被保險人為華東制罐公司及華東制罐第二公司,並明確記載承包人鎮江安裝公司不是被保險人。因此,鎮江安裝公司關於“由發包人向平安財險公司投保的業務,承包人也應當是被保險人”的答辯意見,不能成立。《建設工程施工合同》明確約定“運至施工場地內用於工程的材料和待安裝設備,由發包人辦理保險,並支付保險費用”及“工程分包不能解除承包人任何責任與義務,分包單位的任何違約行為或疏忽導致工程損害或給發包人造成其他損失,承包人承擔連帶責任”。由此可見,發包人從未作出在保險賠償範圍內免除承包人賠償責任的意思表示,雙方並未約定在保險賠償範圍內免除承包人的賠償責任。再次,在保險事故發生後,被保險人積極向承包人索賠並向平安財險公司出具了權益轉讓書。根據以上情況,鎮江安裝公司以其對保險標的也具有保險利益,且保險標的所有權人華東制罐公司和華東制罐第二公司已投保財產損失保險為由,主張免除其依建設工程施工合同應對兩制罐公司承擔的違約損害賠償責任,並進而拒絕平安財險公司行使代位求償權,沒有法律依據,不予支援。

    綜上理由作出如上判決。

                           (生效裁判審判人員:劉振、曹霞、馬倩)



    指導案例75號

    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訴寧夏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環境污染公益訴訟案

    關鍵詞 民事/環境污染公益訴訟/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的社會組織

    裁判要點

    1.社會組織的章程雖未載明維護環境公共利益,但工作內容屬於保護環境要素及生態系統的,應認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四條關於“社會組織章程確定的宗旨和主要業務範圍是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規定。

    2.《解釋》第四條規定的“環境保護公益活動”,既包括直接改善生態環境的行為,也包括與環境保護相關的有利於完善環境治理體系、提高環境治理能力、促進全社會形成環境保護廣泛共識的活動。

    3.社會組織起訴的事項與其宗旨和業務範圍具有對應關係,或者與其所保護的環境要素及生態系統具有一定聯繫的,應認定符合《解釋》第四條關於“與其宗旨和業務範圍具有關聯性”的規定。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58條

    基本案情

    2015年8月13日,中國環境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綠髮會)向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稱:寧夏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瑞泰公司)在生產過程中違規將超標廢水直接排入蒸發池,造成騰格堥F漠嚴重污染,截至起訴時仍然沒有整改完畢。請求判令瑞泰公司:(一)停止非法污染環境行為;(二)對造成環境污染的危險予以消除;(三)恢復生態環境或者成立沙漠環境修復專項基金並委託具有資質的第三方進行修復;(四)針對第二項和第三項訴訟請求,由法院組織原告、技術專家、法律專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共同驗收;(五)賠償環境修復前生態功能損失;(六)在全國性媒體上公開賠禮道歉等。

    綠髮會向法院提交了基金會法人登記證書,顯示綠髮會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登記的基金會法人。綠髮會提交的2010至2014年度檢查證明材料,顯示其在提起本案公益訴訟前五年年檢合格。綠髮會亦提交了五年內未因從事業務活動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而受到行政、刑事處罰的無違法記錄聲明。此外,綠髮會章程規定,其宗旨為“廣泛動員全社會關心和支援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綠色發展事業,保護國家戰略資源,促進生態文明建設和人與自然和諧,構建人類美好家園”。在案件的一審、二審及再審期間,綠髮會向法院提交了其自1985年成立至今,一直實際從事包括舉辦環境保護研討會、組織生態考察、開展環境保護宣傳教育、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等活動的相關證據材料。

    裁判結果

    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19日作出(2015)衛民公立字第6號民事裁定,以綠髮會不能認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以下簡稱《環境保護法》)第五十八條規定的“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的社會組織為由,裁定對綠髮會的起訴不予受理。綠髮會不服,向寧夏回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該院于2015年11月6日作出(2015)寧民公立終字第6號民事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綠髮會又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22日作出(2015)民申字第3377號民事裁定,裁定提審本案;並於2016年1月28日作出(2016)最高法民再47號民事裁定,裁定本案由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中級人民法院立案受理。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本案係社會組織提起的環境污染公益訴訟。本案的爭議焦點是綠髮會應否認定為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的社會組織。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規定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制度,明確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可以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環境保護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對污染環境、破壞生態,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符合下列條件的社會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一)依法在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二)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連續五年以上且無違法記錄。符合前款規定的社會組織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解釋》第四條進一步明確了對於社會組織“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的判斷標準,即“社會組織章程確定的宗旨和主要業務範圍是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且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的,可以認定為《環境保護法》第五十八條規定的‘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社會組織提起的訴訟所涉及的社會公共利益,應與其宗旨和業務範圍具有關聯性”。有關本案綠髮會是否可以作為“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的社會組織提起本案訴訟,應重點從其宗旨和業務範圍是否包含維護環境公共利益,是否實際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以及所維護的環境公共利益是否與其宗旨和業務範圍具有關聯性等三個方面進行審查。

    一、關於綠髮會章程規定的宗旨和業務範圍是否包含維護環境公共利益的問題。社會公眾所享有的在健康、舒適、優美環境中生存和發展的共同利益,表現形式多樣。對於社會組織宗旨和業務範圍是否包含維護環境公共利益,應根據其內涵而非簡單依據文字表述作出判斷。社會組織章程即使未寫明維護環境公共利益,但若其工作內容屬於保護各種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天然的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範疇,包括對大氣、水、海洋、土地、礦藏、森林、草原、濕地、野生生物、自然遺跡、人文遺跡、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城市和鄉村等環境要素及其生態系統的保護,均可以認定為宗旨和業務範圍包含維護環境公共利益。

    我國1992年簽署的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指出,生物多樣性是指陸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態系統及其所構成的生態綜合體,包括物種內部、物種之間和生態系統的多樣性。《環境保護法》第三十條規定,“開發利用自然資源,應當合理開發,保護生物多樣性,保障生態安全,依法制定有關生態保護和恢復治理方案並予以實施。引進外來物種以及研究、開發和利用生物技術,應當採取措施,防止對生物多樣性的破壞。”可見,生物多樣性保護是環境保護的重要內容,亦屬維護環境公共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

    綠髮會章程中明確規定,其宗旨為“廣泛動員全社會關心和支援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綠色發展事業,保護國家戰略資源,促進生態文明建設和人與自然和諧,構建人類美好家園”,符合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和《環境保護法》保護生物多樣性的要求。同時,“促進生態文明建設”“人與自然和諧”“構建人類美好家園”等內容契合綠色發展理念,亦與環境保護密切相關,屬於維護環境公共利益的範疇。故應認定綠髮會的宗旨和業務範圍包含維護環境公共利益內容。

    二、關於綠髮會是否實際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的問題。環境保護公益活動,不僅包括植樹造林、瀕危物種保護、節能減排、環境修復等直接改善生態環境的行為,還包括與環境保護有關的宣傳教育、研究培訓、學術交流、法律援助、公益訴訟等有利於完善環境治理體系,提高環境治理能力,促進全社會形成環境保護廣泛共識的活動。綠髮會在本案一審、二審及再審期間提交的歷史沿革、公益活動照片、環境公益訴訟立案受理通知書等相關證據材料,雖未經質證,但在立案審查階段,足以顯示綠髮會自1985年成立以來長期實際從事包括舉辦環境保護研討會、組織生態考察、開展環境保護宣傳教育、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等環境保護活動,符合《環境保護法》和《解釋》的規定。同時,上述證據亦證明綠髮會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的時間已滿五年,符合《環境保護法》第五十八條關於社會組織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應五年以上的規定。

    三、關於本案所涉及的社會公共利益與綠髮會宗旨和業務範圍是否具有關聯性的問題。依據《解釋》第四條的規定,社會組織提起的公益訴訟涉及的環境公共利益,應與社會組織的宗旨和業務範圍具有一定關聯。此項規定旨在促使社會組織所起訴的環境公共利益保護事項與其宗旨和業務範圍具有對應或者關聯關係,以保證社會組織具有相應的訴訟能力。因此,即使社會組織起訴事項與其宗旨和業務範圍不具有對應關係,但若與其所保護的環境要素或者生態系統具有一定的聯繫,亦應基於關聯性標準確認其主體資格。本案環境公益訴訟係針對騰格堥F漠污染提起。沙漠生物群落及其環境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複雜而脆弱的沙漠生態系統,更加需要人類的珍惜利用和悉心呵護。綠髮會起訴認為瑞泰公司將超標廢水排入蒸發池,嚴重破壞了騰格堥F漠本已脆弱的生態系統,所涉及的環境公共利益之維護屬於綠髮會宗旨和業務範圍。

    此外,綠髮會提交的基金會法人登記證書顯示,綠髮會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登記的基金會法人。綠髮會提交的2010至2014年度檢查證明材料,顯示其在提起本案公益訴訟前五年年檢合格。綠髮會還按照《解釋》第五條的規定提交了其五年內未因從事業務活動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而受到行政、刑事處罰的無違法記錄聲明。據此,綠髮會亦符合《環境保護法》第五十八條,《解釋》第二條、第三條、第五條對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社會組織的其他要求,具備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主體資格。

                          (生效裁判審判人員:劉小飛、吳凱敏、葉陽)

    指導案例76號

    萍鄉市亞鵬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訴萍鄉市國土資源局不履行行政協議案

    關鍵詞 行政/行政協議/合同解釋/司法審查/法律效力

    裁判要點

    行政機關在職權範圍內對行政協議約定的條款進行的解釋,對協議雙方具有法律約束力,人民法院經過審查,根據實際情況,可以作為審查行政協議的依據。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12條

    基本案情

    2004年1月13日,萍鄉市土地收購儲備中心受萍鄉市肉類聯合加工廠委託,經被告萍鄉市國土資源局(以下簡稱市國土局)批准,在萍鄉日報上刊登了國有土地使用權公開掛牌出讓公告,定於2004年1月30日至2004年2月12日在土地交易大廳公開掛牌出讓TG-0403號國有土地使用權,地塊位於萍鄉市安源區後埠街萬公塘,土地出讓面積為23173.3平方米,開發用地為商住綜合用地,冷藏車間維持現狀,容積率2.6,土地使用年限為50年。萍鄉市亞鵬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亞鵬公司)于2006年2月12日以投標競拍方式並以人民幣768萬元取得了TG-0403號國有土地使用權,並於2006年2月21日與被告市國土局簽訂了《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合同約定出讓宗地的用途為商住綜合用地,冷藏車間維持現狀。土地使用權出讓金為每平方米331.42元,總額計人民幣768萬元。2006年3月2日,市國土局向亞鵬公司頒發了萍國用(2006)第43750號和萍國用(2006)第43751號兩本國有土地使用證,其中萍國用(2006)第43750號土地證地類(用途)為工業,使用權類為出讓,使用權面積為8359平方米,萍國字(2006)第43751號土地證地類為商住綜合用地。對此,亞鵬公司認為約定的“冷藏車間維持現狀”是維持冷藏庫的使用功能,並非維持地類性質,要求將其中一證地類由“工業”更正為“商住綜合”;但市國土局認為維持現狀是指冷藏車間保留工業用地性質出讓,且該公司也是按照冷藏車間為工業出讓地繳納的土地使用權出讓金,故不同意更正土地用途。2012年7月30日,萍鄉市規劃局向萍鄉市土地收購儲備中心作出《關於要求解釋〈關於萍鄉市肉類聯合加工廠地塊的函〉》中有關問題的復函,主要內容是:我局在2003年10月8日出具規劃條件中已明確了該地塊用地性質為商住綜合用地(冷藏車間約7300平方米,下同)但冷藏車間維持現狀。根據該地塊控規,其用地性質為居住(相容商業),但由於地塊內的食品冷藏車間是目前我市唯一的農產品儲備保鮮庫,也是我市重要的民生工程項目,因此,暫時保留地塊內約7300平方米冷藏庫的使用功能,未經政府或相關主管部門批准不得拆除。2013年2月21日,市國土局向亞鵬書面答覆:一、根據市規劃局出具的規劃條件和宗地實際情況,同意貴公司申請TG-0403號地塊中冷藏車間用地的土地用途由工業用地變更為商住用地。二、由於貴公司取得該宗地中冷藏車間用地使用權是按工業用地價格出讓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之規定,貴公司申請TG-0403號地塊中冷藏車間用地的土地用途由工業用地變更為商住用地,應補交土地出讓金。補交的土地出讓金可按該宗地出讓時的綜合用地(住宅、辦公)評估價值減去的同等比例計算,即297.656萬元*70%=208.36萬元。三、冷藏車間用地的土地用途調整後,其使用功能未經市政府批准不得改變。亞鵬公司于2013年3月10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要求判令被告將萍國用(2006)第43750號國有土地使用證上的地類用途由“工業”更正為商住綜合用地(冷藏車間維持現狀)。撤銷被告“關於對市亞鵬房地產有限公司TG-0403號地塊有關土地用途問題的答覆”中第二項關於補交土地出讓金208.36萬元的決定。

    裁判結果

    江西省萍鄉市安源區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23日作出(2014)安行初字第6號行政判決:一、被告萍鄉市國土資源局在本判決生效之日起九十天內對萍國用(2006)第43750號國有土地使用證上的8359.1㎡的土地用途應依法予以更正。二、撤銷被告萍鄉市國土資源局于2013年2月21日作出的《關於對市亞鵬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TG-0403號地塊有關土地用途的答覆》中第二項補交土地出讓金208.36萬元的決定。宣判後,萍鄉市國土資源局提出上訴。江西省萍鄉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15日作出(2014)萍行終字第10號行政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行政協議是行政機關為實現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標,在法定職責範圍內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協商訂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權利義務內容的協議,本案行政協議即是市國土局代表國家與亞鵬公司簽訂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行政協議強調誠實信用、平等自願,一經簽訂,各方當事人必須嚴格遵守,行政機關無正當理由不得在約定之外附加另一方當事人義務或單方變更解除。本案中,TG-0403號地塊出讓時對外公佈的土地用途是“開發用地為商住綜合用地,冷藏車間維持現狀”,出讓合同中約定為“出讓宗地的用途為商住綜合用地,冷藏車間維持現狀”。但市國土局與亞鵬公司就該約定的理解產生分歧,而萍鄉市規劃局對原萍鄉市肉類聯合加工廠復函確認TG-0403號國有土地使用權面積23173.3平方米(含冷藏車間)的用地性質是商住綜合用地。萍鄉市規劃局的解釋與掛牌出讓公告明確的用地性質一致,且該解釋是萍鄉市規劃局在職權範圍內作出的,符合法律規定和實際情況,有助於樹立誠信政府形象,並無重大明顯的違法情形,具有法律效力,並對市國土局關於土地使用性質的判斷產生約束力。因此,對市國土局提出的冷藏車間佔地為工業用地的主張不予支援。亞鵬公司要求市國土局對“萍國用(2006)第43750號”土地證(土地使用權面積8359.1平方米)地類更正為商住綜合用地,具有正當理由,市國土局應予以更正。亞鵬公司作為土地受讓方按約支付了全部價款,市國土局要求亞鵬公司如若變更土地用途則應補交土地出讓金,缺乏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且有違誠實信用原則。

                      (生效裁判審判人員:朱江紅、李修貴、鄒紹良)

    指導案例77號

    羅鎔榮訴吉安市物價局物價行政處理案

    關鍵詞 行政訴訟/舉報答覆/受案範圍/原告資格

    裁判要點

    1.行政機關對與舉報人有利害關係的舉報僅作出告知性答覆,未按法律規定對舉報進行處理,不屬於《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六項規定的“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不產生實際影響的行為”,因而具有可訴性,屬於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範圍。

    2.舉報人就其自身合法權益受侵害向行政機關進行舉報的,與行政機關的舉報處理行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關係,具備行政訴訟原告主體資格。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2014年11月1日修正)第12條、第25條

    基本案情

    原告羅鎔榮訴稱:2012年5月20日,其在吉安市吉州區井岡山大道電信營業廳辦理手機號碼時,吉安電信公司收取了原告20元卡費並出具了發票。原告認為吉安電信公司收取原告首次辦理手機號碼的卡費,違反了《積體電路卡應用和收費管理辦法》中不得向用戶單獨收費的禁止性規定,故向被告吉安市物價局申訴舉報,並提出了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職責進行查處和作出書面答覆等訴求。被告雖然出具了書面答覆,但答覆函中只寫明被告調查時發現一個文件及該文件的部分內容。答覆函中並沒有對原告申訴舉報信中的請求事項作出處理,被告的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價格違法行為舉報規定》等相關法律規定。請求法院確認被告在處理原告申訴舉報事項中的行為違法,依法撤銷被告的答覆,判令被告依法查處原告申訴舉報信所涉及的違法行為。

    被告吉安市物價局辯稱:原告的起訴不符合行政訴訟法的有關規定。行政訴訟是指公民、法人、其他組織對於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提起的訴訟。本案中被告于2012年7月3日對原告做出的答覆不是一種具體行政行為,不具有可訴性。被告對原告的答覆符合《價格違法行為規定》的程式要求,答覆內容也是告知原告,被告經過調查後查證的情況。請求法院依法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法院經審理查明:2012年5月28日,原告羅鎔榮向被告吉安市物價局郵寄一份申訴舉報函,對吉安電信公司向原告收取首次辦理手機卡卡費20元進行舉報,要求被告責令吉安電信公司退還非法收取原告的手機卡卡費20元,依法查處並沒收所有電信用戶首次辦理手機卡被收取的卡費,依法獎勵原告和書面答覆原告相關處理結果。2012年5月31日,被告收到原告的申訴舉報函。2012年7月3日,被告作出《關於對羅鎔榮2012年5月28日〈申訴書〉辦理情況的答覆》,並向原告郵寄送達。答覆內容為:“2012年5月31日我局收到您反映吉安電信公司新辦手機卡用戶收取20元手機卡卡費的申訴書後,我局非常重視,及時進行調查,經調查核實:江西省通管局和江西省發改委聯合下發的《關於江西電信全業務套餐資費優化方案的批復》(贛通局〔2012〕14號)規定:UIM卡收費上限標準:入網50元/張,補卡、換卡:30元/張。我局非常感謝您對物價工作的支援和幫助”。原告收到被告的答覆後,以被告的答覆違法為由訴至法院。

    裁判結果

    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區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1日作出(2012)吉行初字第13號判決:撤銷吉安市物價局《關於對羅鎔榮2012年5月28日〈申訴書〉辦理情況的答覆》,限其在十五日內重新作出書面答覆。宣判後,當事人未上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關於吉安市物價局舉報答覆行為的可訴性問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以下簡稱《行政訴訟法》,1989年4月4日通過)第十一條第一款第五項規定,申請行政機關履行保護人身權、財產權的法定職責,行政機關拒絕履行或者不予答覆的,人民法院應受理當事人對此提起的訴訟。本案中,吉安市物價局依法應對羅鎔榮舉報的吉安市電信公司收取卡費行為是否違法進行調查認定,並告知調查結果,但其作出的舉報答覆將《關於江西電信全業務套餐資費優化方案的批復》(以下簡稱《批復》)中規定的UIM卡收費上限標準進行了羅列,未載明對舉報事項的處理結果。此種以告知《批復》有關內容代替告知舉報調查結果行為,未能依法履行保護舉報人財產權的法定職責,本身就是對羅鎔榮通過正當舉報途徑尋求救濟的權利的一種侵犯,不屬於《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行政訴訟法解釋》)第一條第六項規定的“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不產生實際影響的行為”的範圍,具有可訴性,屬於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範圍。

    關於羅鎔榮的原告資格問題。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二條、第二十四條第一款及《行政訴訟法解釋》第十二條規定,舉報人就舉報處理行為提起行政訴訟,必須與該行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關係。本案中,羅鎔容雖然要求吉安市物價局“依法查處並沒收所有電信用戶首次辦理手機卡被收取的卡費”,但仍是基於認為吉安電信公司收取卡費行為侵害其自身合法權益,向吉安市物價局進行舉報,並持有收取費用的發票作為證據。因此,羅鎔榮與舉報處理行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關係,具有行政訴訟原告主體資格,依法可以提起行政訴訟。

    關於舉報答覆合法性的問題。《價格違法行為舉報規定》第十四條規定:“舉報辦結後,舉報人要求答覆且有聯繫方式的,價格主管部門應當在辦結後五個工作日內將辦理結果以書面或者口頭方式告知舉報人。”本案中吉安市物價局作為價格主管部門,依法具有受理價格違法行為舉報,並對價格是否違法進行審查,提出分類處理意見的法定職責。羅鎔榮在申訴舉報函中明確列舉了三項舉報請求,且要求吉安市物價局在查處結束後書面告知羅鎔榮處理結果,該答覆未依法載明吉安市物價局對被舉報事項的處理結果,違反了《價格違法行為舉報規定》第十四條的規定,不具有合法性,應予以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