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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宋時期特別是南宋，可以說是湖湘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湖南在唐末五代時曾由馬殷建立楚國割據50餘年，這是歷史上唯一以湖南為中心所建立的國家政權，應當說為湖南的區域性開發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到北宋統一後，由於北方党項、遼、金和蒙古族的相繼南侵，迫使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原王朝將重心移向南方。南移的樞紐雖在江浙，但湖南間接地通過江西而得到相應的帶動。原來北宋都汴京，江西與之相隔較近。南宋都杭，距江西更近。江西又是連結嶺南的主要通道，這就使得江西成為經濟、文化較為發達的區域。湖南距江浙雖遠，但南宋時國界線南移，湖北的武昌、襄陽及沿江要地都成了邊防重鎮，湖南遂成了邊防重鎮的腹地之一，地位較之北宋時反而更為重要了。蕌
江西帶動湖南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向湖南輸出移民。湖南在五代以前的移民主要來自北方中原一帶。五代以後便主要來自東方的江西。江西向湖南輸出移民從兩宋開始一直持續到明清。據統計遷入湖南的移民達16個省區，其中江西佔64.45%，江西移民進入湖南的作用一方面是增加了湖南人口的數量(宋徽宗時湖南的人口總數已達600萬，如果加上屬荊湖北路的岳、鼎、澧、辰、沅、靖6州及來列入“版籍”的峒蠻地區的人口，可達700萬以上)，開墾了湖南的荒土，擴大了耕地面積(宋代荊湖南北兩路的田畝數：南路32.4267萬頃又96畝，北路25.8981萬頃又29畝，合計58.3248萬頃。荊湖南北路的戶口數約佔全國的6%上下，而田畝卻佔全國的11%以上)，促進了農業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是對湖南居民族源和血緣進行更新與改造，從而導致了人口素質的提高。因為移民一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開拓意識，具有自立自強和勤奮創業的精神。相對來說，那些秉性庸懦，遊惰懶散，無所作為的人，多數是不願流離遷徙去追求溫飽或較為富足的生活。所以，從生理素質、心理因素等方面來說，除了遭到某種限制和壓迫者外，移民一般是強于土著的。（參見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試探》，《歷史研究》1988年第4期。）
兩宋時期湖南的經濟發展比以前歷朝都要突出。由於耕地面積的擴大和水利工程的大規模興修以及生產技術的進步，湖南的糧食生產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宋代以前，湖南糧食作物主要是稻和粟。兩宋時期，湖南除推廣水稻優良品種佔城稻，又進行南北農作物交流，普遍種二麥(大麥與小麥)，使得湖南的糧食產量年年豐盈。朝廷每年都要從湖南調運大約65萬石的糟米供京師和北方食用。湖南的茶葉生產每年也有113萬餘斤，約佔全國茶葉產量的10%左右。他如種植業和養殖業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種植業有棉、麻和各種果樹，其中以柑橘最為突出。由於多山，湖南的森林資源也十分豐富。養殖業主要是養蠶、漁業和豬、雞、鴨、鵝等畜牧業。宋代湖南的手工業無論是規模、製作技術還是品種、產量，都較隋唐五代有新的發展。當時湖南開採和冶煉金、銀、銅、鐵、錫、鉛、丹砂、水銀等已形成相當規模。各種金屬產量十分可觀。礦治業的發展刺激了各種金屬製造業的興盛。各種金屬製造品特別是銅、鐵器十分流行。如石門縣出土的大量銅鏡、銅罐和今存于常德濱湖公園的一尊高4.33米、重1520.8公斤的鐵幢，反映了當時湖南銅、鐵製品的高超技藝。此外，陶瓷、紡織、造紙和釀酒，在工藝水準上都有新的突破。造船業，潭州已能製造裝載漕米萬石的巨艦。商業和交通，在隋唐五代的基礎上更進一步發展與繁盛。蕌
兩宋時期也是湖南地方文化在全國形成自己特色的時期，這就是該時期湖南出現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理學中的重要學派——湖湘學派。蕌
其實理學也是由湖南人開創的。理學的開山祖周敦頤是北宋湖南營道(今道縣)人，他的《太極圖說》與《通書》奠定了宋明理學的基本規模。不過周敦頤的主要活動和歸宿都不在湖南而在江西，他對於本土的影響也不大。而把他所開創的理學傳到湖南並創立湖湘學派的卻是南宋時從福建遷居湖南的胡安國與胡宏父子倆。故有人認為湖湘文化的形成是假借了異地的力量，這反映湖南地區本身在創造文化方面還處於軟弱無力的地位。（馬積高：《漫論湖湘文化》，《湖湘論壇》1996年第6期。）胡安國是福建崇安人，曾提舉湖南學事。南宋初轉徙荊楚。後在南嶽紫雲峰下結廬隱居著書立說。所著《春秋傳》和編輯《二程文集》是湖湘學派重要的理論基石。其子胡宏曾拜理學家楊時和候仲良為師，但主要是繼承和發展了胡安國的理學思想。胡宏在南嶽衡山講學20餘年，著有《知言》與《五峰集》等。清代學者全祖望在《宋元學案》序錄中稱許他是“卒開湖湘之學統”的人物。胡宏的弟子有張栻、韓璜、吳翌、彪居正、孫蒙正、趙孟、趙棠等人，而以張栻最為出名。張栻係四川人，幼時隨父到長沙定居，後拜在胡宏的門下。張栻在理學的各種領域都下了功夫，並有自己的獨到見解。清人黃宗羲說他所學“得之五峰，論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純粹”。（《宋元學案·南軒學案》。）可以說是一位發揚和光大師門的人物。蕌
張栻曾在長沙築城南書院授徒進學，後主要以岳麓書院以學術據點。他的門人弟子有彭龜年、吳獵、遊九言、遊九功、胡大時等。南宋乾道三年(1167)，張栻接待了從福建崇安前來訪問的閩學派理學大師朱熹，朱、張二人在岳麓書院會講二月，就理學中的一系列問題切磋問難。通過這次會講，使得湖湘學與閩學兩派得以相互取長補短，推動了學術的繁榮和理學的發展。蕌
由胡氏父子創立的湖湘學派經張栻之手得以向外傳播，走向全國。如宋末理學大師魏了翁通過張栻的蜀中弟子范蓀吸取了張栻一係的學說，在四川蒲江和湖南靖州先後各辦起一所“鶴山書院”，不僅使“蜀人盡知義理之學”，而且使“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擴大了張栻思想的影響，溝通了湖湘與巴蜀文化的交流。（蔡方鹿《張栻與湖湘文化》，《湖南社會科學》1989年第5期。）蕌
有的學者總結和比較湖湘學派在理論上的特點有三：一是以性為太極，居於理之上，與程朱派以為性即理，以理為最高理論範疇不同；二是主張性無善惡，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修正了程氏的性善情惡之說；三是強調踐履和經世。湖湘學派在理論上較之程頤、朱熹認為性即理，理先氣後，雖同屬維心主義宇宙觀但在邏輯上不如程、朱的嚴密，也更帶主觀色彩。他們的精義在後兩者。但在強調經世方面，又不及浙東學派的鮮明。故張栻逝世後，其弟子或投閩派朱熹門下，或投浙派陳傅良門下，堅持其說的不多，是與他們學說的弱點分不開的。不過，胡、張之說的後兩者，實比程、朱之說通脫，後來凡不太迂拘的理學家，不管其是否研究過他們的書，信奉他們的學說，實際上都不得不或多或少遵循他們的軌轍，後世湖湘學者中的多數人正是繼承的這個傳統。（參見馬積高：《漫論湖湘文化》，《湖湘論壇》1996年第6期。）蕌
有宋一代，湖南除出現湖湘學派，在理學上在全國有自己的特色外，在經學、史學、地學、文學藝術、醫學及考據學等方面也都有非凡的建樹。宋代湖南著名的經學家有寧鄉的易祓、武陵的丁易東、永明的周堯卿；史學家有湘潭的路振、路綸、祁陽的陶岳、湘鄉的王容、衡陽的鄭向、曹衍、瀏陽的湯瑫、桂陽的黃植、茶陵的譚世選、龍陽的袁申儒、武陵的丁特起；地學家有衡山李芾、南嶽釋文政、南嶽道士、陳田夫、衡州宋剛仲、武陵柳拱辰等。北宋時湖南文學方面無聞人，至南宋時所出的名詩人有潭州人劉翰、寧遠人樂雷發；名詞人有湘潭的王以寧。散文家有潭州人邢天榮、營道人義太初、湘潭人鐘將之、衡陽人廖行之、衡山人候延慶等。書法家有潭州的劉次莊、沅陵的單煒；畫家有潭州的武洞清和衡州的釋仲仁；醫學家有湘鄉的朱佐與衡州和宋永壽；考據學家有潭州的王觀國和桃源的戴埴等。蕌
宋代反映湖南文化發展的另一表現是學校教育與書院的廣泛興起。北宋時湖南州縣學為數尚少，到南宋時湖南的大部分州縣都建立了學宮。書院作為講學的場所，也同時兼具學校規模，以補州縣學之不足，在南宋時尤盛。據載南宋時湖南全境有書院51所，分佈于近30個縣內。聞名全國的有長沙的岳麓、城南、衡陽的石鼓、湘潭的碧泉諸書院。當時全國著名的四大書院(廬山的白鹿洞書院、衡陽的石鼓書院、應天的應天書院和長沙的岳麓書院)竟有兩所在湖南!由於教育的興盛，使得湖南開始出現人才蔚起的現象。前文所述一大批理學、經學、史學、地學與文學諸家的出現即其例證。據清光緒朝《湖南通志》所列舉兩宋時期湖南縣以上官吏390余人，其中進士達179人。（伍新福主編《湖南通史》(古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455頁。按本文第一至第六部分中的未註明出處的數據資料亦多出自該書，特此說明。）
來源：湖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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