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 台灣概況
台灣歷史發展概述
華夏經緯網   2003-08-01 14: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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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是我們偉大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同中國大陸的淵源深厚而久遠。在遠古時代,台灣和大陸本來連在一起。後來由於地殼運動,相連結的部分陸地沉為海峽,台灣遂成海島。

    台灣海峽的海底就像一條河谷,有向南和向北兩大河系,這是當它還是陸地時,被河水衝擊、侵蝕而形成的,最深處不過100米,大多數地方的深度只有50米,而在1.5萬年以前,東海海面比現在低130米左右,這在地質上說明兩岸原來是一個板塊,台灣、澎湖等島嶼就在祖國東南沿海的大陸架上,與福建省相連接。

    現代科學還證明,台灣不僅是東海大陸架的一部分,而台灣的基本地形,與大陸的地塊相同,在地質成分上,是與福建、浙江兩省相同的酸性火成岩體。所以,後來有人送給台灣一個雅號——“浮福建”,意思是說,台灣是福建省漂浮在海上的部分。

    從台灣島的考古發現來看,祖國大陸的文化在舊石器時代就已傳到台灣。台灣各地相繼發掘出土的石器、黑陶、彩陶和殷代兩翼式銅鏃等大量的文物證明,台灣的史前文化與祖國大陸同屬一脈。自有史籍記載以來,台灣的開拓、發展和疆域的完整統一,始終是與中華兒女的辛勤勞動和英勇捍衛分不開的。台灣的歷史,是中國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

    台灣的早期開發,凝聚著我們祖先的血汗,融匯著我們民族的精神。在中國的史籍記載中,台灣在戰國時代稱為“島夷”,前後漢和三國時代稱“東鯤”、“夷洲”,隋、唐以後稱“流求”,明萬曆年間正式在公文上使用“台灣”的名稱。

    據古文獻記載,中國大陸軍民東渡台灣,墾拓、經營台灣島,最早可追溯到1700多年前的三國時代。西元230年(三國吳黃龍二年),吳主孫權曾派將軍衛溫、諸葛直率領1萬水軍渡海到達台灣。這是中國大陸居民利用先進的文化知識開發台灣的開始。吳人沈瑩所著《臨海水土志》中,就曾詳細記載了當時台灣的生產和生活形態。到了6世紀末、7世紀初的隋代,大陸和台灣的接觸增多。據載隋煬帝曾3次派人到台灣,“訪察異俗”,“慰撫”當地居民。是時,大陸和台灣已有貿易往來。此後由唐到宋的600年間,大陸沿海人民,特別是福建泉州、漳州一帶居民,為了躲避戰亂兵禍,紛紛流入澎湖或遷至台灣,從事墾拓。至南宋時,澎湖劃歸福建泉州晉江縣管轄,並派有軍民屯戍。大陸和台灣之間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聯繫日漸頻繁。

    元代進一步加強了對台灣的管理。西元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元世祖忽必烈派海船副萬戶楊祥、禮部員外郎吳志鬥和珍部員外郎阮監到台灣“宣撫”。西元 1335年(後至元一年),元朝正式在澎湖設“巡檢司”,管轄澎湖、台灣民政,隸屬福建泉州同安縣(今廈門)。中國在台灣設立專門政權機構,也自此開始。

    明朝以後,大陸與台灣的人民往來不絕。西元1402—1424年(明成祖永樂年間),航海家“三寶太監”鄭和率領龐大的艦隊訪問南洋各國,曾在台灣停留,給當地居民帶去工藝品和農產品。至今民間傳說高雄鳳山的特產“三寶姜”,就是鄭和遺留下來的。15世紀以後,倭寇不斷騷擾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明朝政府在澎湖增設“遊擊”,“春秋汛守”;同時在基隆、淡水二港駐屯軍隊。

    到17世紀20年代的明朝末葉,大陸居民開始大規模移居台灣,給台灣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以極大的推動。其時,福建人顏思齊、鄭芝龍為抗拒官府欺壓,率領閩粵居民遷居台灣,一面從事農耕、貿易,一面組織武裝力量抗禦倭寇和荷蘭人的侵擾。西元1628年(明崇禎元年),時值福建大旱,百姓無以為生,鄭芝龍(後官至都督同知)組織災民數萬到台灣,“使墾荒食力”,各地逐漸形成了許多村落。台灣自此進入了大規模的開發時期。

    16世紀中葉以後,美麗富饒的台灣成為西方殖民主義者凱覦的對象。西班牙、葡萄牙等列強相繼侵擾台灣,或掠奪資源,或進行宗教文化侵略,或直接出兵佔領。 17世紀初,荷蘭打破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殖民霸權地位,來到東方,積極參加對殖民地的掠奪。它先後於1602年(明萬曆三十年)和1622年(明天啟二年)兩次侵佔澎湖。1624年(明天啟四年)。明政府出兵將荷蘭殖民者逐出澎湖,俘獲荷軍主將,余眾逃往台灣南部,侵佔了大員(今台南市安平區)。兩年後,西班牙人又從呂宋入侵台灣,佔據了基隆和淡水一帶。1642年,荷蘭人奪取了西班牙人在台灣北部的據點,台灣自此滄為荷蘭的殖民地。

    荷蘭殖民者盤踞台灣38年,先後在台灣修築城和普魯文遮堡(赤嵌樓),作為進行殖民統治的中心。但其佔領區實際只有南部沿海有限的地區,以及北部的基隆、淡水兩港,而且它的統治一直是極不穩固的。荷蘭殖民者對台灣同胞進行殘酷的盤剝,不斷激起台灣人民的反荷鬥爭。1652年由鄭芝龍舊部郭懷一領導台灣軍民發動的起義,是規模最大的一次。起義群眾曾一度攻克熱蘭遮城,6000人在起義中壯烈犧牲。這次起義愈發堅定了台灣同胞收複國土的鬥爭決心。九年以後,他們終於配合民族英雄鄭成功驅逐荷虜,收復了台灣。

    鄭成功是鄭芝龍之子。生於1624年,早年鄭成功以廈門為根據地,起兵抗清,被明桂王封為延平郡王。因進攻南京受挫,後回師廈門,大修船艦,傾力籌劃驅逐侵據台灣的荷蘭人,收複國土。1661年(清順治十八年)農曆四月二十一日,鄭成功留下部分兵力守衛廈門、金門,親自率領2.5萬名將士及數百艘戰船,從金門料羅灣出發,經澎湖,向台灣進軍。農曆四月二十九日,鄭軍在台南鹿耳門內禾寮港登陸,在台灣同胞的積極支援下,與荷軍展開多次激戰,最後將荷蘭殖民總督和殘敵圍困在熱蘭遮城內。鄭成功在致荷蘭殖民總督揆一的“諭降書”中嚴正指出:“然台灣者,早為中國人所經營,中國之土地也,……今余既來索,則地當歸我”。在圍城9個月之後,荷蘭殖民總督于1662年(清康熙元年)農曆二月一日不得不簽字投降。自此,中國人民收回了被荷蘭殖民者侵佔的台灣寶島。

    鄭成功收復台灣後,廢除荷人的殖民制度。改赤嵌樓為承天府,置2縣,設安撫司于澎湖,戍以重兵,總稱台灣為東都。為紀念故土,改稱熱蘭遮城堡為安平鎮。同時實行屯田政策,令數萬軍眷隨軍赴各地大肆墾荒,在台灣南部和西部的瑯 、彰化、雲林、新竹等地形成一大批村鎮。

    但鄭成功收復台灣不久,即不幸于1662年農曆五月八日染病身亡,時年僅39歲。爾後,其子鄭經,孫鄭克爽前後治理台灣22年。鄭氏祖孫三代治理台灣,獎勵制糖、制鹽,興辦工商業,發展貿易,開辦學堂,改進高山族的農業生產方式。這些措施,推動了台灣經濟、文化的迅速發展。這在台灣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開發和發展時期,史稱“明鄭時代”。

    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派軍進攻台灣,鄭克爽率眾歸順。自此台灣在清政府直接統治之下。

    1683年,清政府統一台灣之後,翌年在台灣設1府3縣,隸屬福建省。台灣重新納入中國中央政府的統一管轄之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與大陸的聯繫更加密切了,成為國家統一整體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從1760年(清乾隆二十五年)以後,出現了大陸居民再度大規模移居台灣的高潮,到1811年(清嘉慶十六年),不包括山地的高山族同胞,台灣居民已超過 200萬人,較鄭氏父子治臺時增加近10倍。隨著生產的發展和人口的增長,清政府陸續在台灣增設行政機構。1885年(清光緒十一年),將台灣建為行省,派劉銘傳為第一任巡撫。劉銘傳廣招福建、廣東等地居民遷臺,進行大規模的開發,先後設立撫墾總局、電報總局、鐵路總局、軍械局、通商局、礦油局、伐木局等機構;修築炮臺,整頓防務;架設電線,創辦郵電;鋪鐵路,開礦山,造商輪,發展工商業;興建中西學堂,發展文化教育等。其中有些建設項目,在當時全國尚屬創舉。例如台灣鐵路不但是全國最早的鐵路之一,而且是中國自己集資修成的

    清政府治理台灣的200餘年間,台灣的封建經濟得到迅猛的發展。全省各地相繼出現許多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大商人。但與此同時,台灣人民反抗清王朝暴政和封建地主剝削的鬥爭也不斷高漲,且與大陸人民的反清鬥爭遙相呼應。事實表明,凡較大的起義組織幾乎都是從大陸傳入的。如1786年台灣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就是大陸人民的反清秘密團體“天地會”傳入台灣後,由台灣“天地會”首領林爽文、莊大田領導的。起義軍眾達十數萬。清政府調動浙江、湖南、廣東、廣西、貴州、四川等數省兵力馳臺鎮壓,歷時1年2個月,始得平定。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前後,台灣天地會、小刀會,又與之呼應,多次起義。

    台灣同胞富有高度的民族愛國精神。他們在反抗國內反動統治的同時,為了抵禦外患,同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同仇敵愾,進行了英勇的鬥爭。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起,台灣和大陸邊沿各省份成為我國反帝鬥爭的最前線,直接承擔著中華民族的憂患。在鴉片戰爭期間,台灣同胞動員組織了人數2倍于當地戍兵的抗英民團,並捐資輸銀,共赴國難。他們和官兵一道擊退了入侵的英軍,粉碎了敵人試圖侵佔台灣的陰謀,贏得了抗英鬥爭的勝利。當時台灣兵備道姚瑩在其《奉逮入都別劉中丞書》中寫道:“台灣擐甲之土,不懈于登陴,好義之民,鹹奮于殺敵……卒得保守岩疆,而獲安,未煩內地一珍一矢者,皆賴文武士民之力也”。鴉片戰爭之後,台灣同胞還先後擊退了美國、法國和日本的多次入侵。

    早在16至17世紀,日本就曾數次出兵窺伺台灣。19世紀後半葉,日本經過“明治維新”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力圖躋身列強,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 1894年它發動了中日戰爭(甲午之戰),翌年3月攻佔澎湖。腐敗的清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將台灣和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台灣從而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開始了長達50年的日據時期。

    日本佔據台灣後,在台北設有總督府,作為統治台灣的最高機構。並在各地建立鄉鎮公所,實行警察、保甲制度,對台灣實施殖民統治和“皇民化”教育。同時,基於發展本國經濟的需要,初時把台灣作為其發展農業和農產品加工基地,使台灣加工工業和交通運輸逐步得到發展。二次大戰期間,日本為配合軍國主義的南進政策,又進一步在台灣發展與軍事有關的各類工業,擴大了工業在全島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使台灣開始由傳統的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社會逐步向半資本主義半封建的以工商業為主的社會形態轉變。據統計,抗戰結束前夕,台灣工業產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已由20世紀初期的約佔7%上升到約佔18%。與此同時,台灣勞工階級也在此轉變中逐步萌芽發展起來。1920年,台灣約有勞工4萬多人;至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時,增至8萬餘人;到了1943年,台灣勞工已達 20余萬人。

    從1895年台灣淪失,到1945年重新光復的整整半個世紀中,不堪忍受亡國奴生活的台灣同胞,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保疆衛國,光復失地,與日本侵略者進行了長期的、不屈不撓的英勇鬥爭,從而在中國人民抗戰史上譜寫了光輝而壯麗的篇章。

    反對割臺議和的鬥爭 1895年割讓台灣的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出後,舉國譁然,人人“痛心疾首”,萬分憤慨。康有為、梁啟超等集十八省舉人千余人“公車上書”,反對割地求和,主張變法圖強。在北京參加會試的臺籍進士、舉人,聯名上書清政府都察院,痛陳:“數千百萬生靈皆北向慟哭,閭巷婦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懷一不共戴天之仇,誰肯甘心降敵!”“以全臺之地使之戰而陷,全臺之民使之戰而亡……雖肝膽涂地而無所悔。”清廷各級官吏亦紛紛上書,陳述台灣為中國東南七省藩籬, “今日無台灣,明日即可無南洋;中國雖大,雖一日之間,可以瓜剖立盡”。譚嗣同怒斥清廷“一旦茍以自救”,舉疆土而贈之於人,“其視華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台灣紳民電奏清廷:“割地議和,全臺震駭。……臣桑梓之地,義與存亡;願與撫署誓死守禦。設戰而不勝,請俟臣等死後,再言割地……”。

    馬關條約簽訂之次日,全省同胞哭聲震天,悲憤無可抑制的台北人民鳴鑼罷市,民眾擁圍撫署,反對割臺,並要求餉銀不準運出,軍械製造局不準停工,稅收全部留作抗擊日寇之用。丘逢甲等一批臺籍士紳還試圖以“自主”的辦法抵抗日本的佔領,建立“台灣民主國”,並要請政府台灣巡撫唐景崧任總統。《自主宣言》中稱: “推擁賢者,權攝臺政;事平之後,當再請命中朝,作何辦理。”但隨著唐景崧私自逃回大陸,12天之後,這個“民主國”即告解體。

    武裝抗擊日寇佔領 日軍侵佔台灣後,清政府敕令其駐臺巡撫唐景崧等官員離臺。台灣同胞紛紛拿起武器,自行組織抗日民軍,保衛祖國疆土。他們持續進行了前後長達7年之久的武裝鬥爭。

    初時,台灣同胞在各地配合一度拒不奉詔的黑旗軍首領劉永福等清軍官兵在新竹、大甲溪、彰化、嘉義和台南一帶與日寇拼死搏鬥。他們手拿土槍和長矛,憑血肉之驅,前赴後繼,猛撲敵寇。其中尤以彰化和嘉義保衛戰最為激烈、悲壯,抗日民軍首領徐驤等人、黑旗軍的將領以及劉永福新軍七星隊的大部都壯烈犧牲。一個日本人當時記載道:“不論何時,只要我軍(日軍)一被打敗,附近村民便立刻變成我們的敵人。每個人,甚至年輕婦女都拿起武器來,一面呼喊著,一面投入戰鬥。我們的對手非常頑強,絲毫不怕死。他們隱藏在村舍堙A當一所房子被炮火摧毀,他們就鎮靜地轉移到另一所房子堨h,等一有機會就發動進攻。”

    台南抗敵的最後階段極為艱苦。清政府一再嚴令禁絕大陸各地支援台灣,黑旗軍和民眾軍械糧餉俱絕,隊伍餓極不能起。在此情況下,劉永福堅持抗日5個月後,不得不被迫登輪退返大陸。台南遂于1895年10月20日淪陷。至台南失守時止,台灣軍民總共斃傷敵3.2萬餘人,佔日寇侵佔初期兵力的一半以上。

    台南失陷後,台灣各地人民繼續堅持武裝抗日。他們在台北的深坑、雲林鐵國山,嘉義台南之間的番仔山、鳳山附近及屏東潮州等山區先後建立抗日據點。抗日民軍隊伍少則數百人,多則數千人。他們進攻日寇軍營,襲擊日寇官署,抗擊敵人一次又一次的瘋狂掃蕩,涌現出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簡大獅是台北農民抗日武裝的領袖之一。1896年元旦,他率領隊伍同其他民眾武裝一道直襲台北,攻入市區。其後,簡輾轉至廈門。日寇殺其妻以泄憤,並向清政府將他本人索去。簡就義前慷慨陳詞:“我簡大獅,係清國台灣之民。……日人雖目我為土匪,而清人應目我為義民。況自台灣歸日,大小官員內渡一空,無一人敢出首創義舉,唯我一介小民,猶能取勝眾萬餘,血戰百次。自謂無負於清。……願生為大清之民,死為大清之鬼”。

    辛亥革命前後的武裝起義在日本侵略者的殘酷鎮壓之下,台灣人民的武裝抗日鬥爭經歷了一個短暫的低潮時期。1906年以後,在祖國大陸興起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影響下,台灣同胞又不斷地舉行愛國武裝起義,反對日本的殖民統治。著名的有:1907年新竹的北埔起義;1912年南投的林圮埔起義;1913年的苗栗起義;

    915年台南的西來庵起義等。其中苗栗起義是辛亥革命直接影響下較大的一次愛國抗日鬥爭。領導人羅福星是孫中山先生的同盟會派赴台灣的人員之一。羅以其家鄉苗栗為據點,建立中國革命黨台灣支部,在台北、基隆、桃園、台南等地發展組織,宣傳革命,籌劃起義。事敗後近千人被捕,20余人慘遭殺害。羅福星就義前的絕命詩說:“海外煙氛突一島,吾民今日賦同仇,犧牲血肉尋常事,莫怕生平愛自由。……背鄉離井赴瀛州,掃空東庭指顧間,世界腥膻應滌盡,男兒不誤大刀還。彈丸如雨炮如雷,喇叭聲聲戰鼓催,大好頭顱誰取去,何須馬革裹屍回。”西來庵起義是愛國志士八清芳、江定、羅俊等人組織的。他們以台南西來庵等處為據點,訓練骨幹,籌劃起義,號召全省同胞“奮勇爭先,盡忠報國,恢復台灣”。參加者遍及台北、台中、南投、嘉義、屏東等地。因事機為日警獲悉,余、江等率千余人臨時舉事,血戰七晝夜。起義失敗後八清芳等九百多人被處死刑,被日寇濫殺的群眾竟達數萬人,引起了世界震驚。

    “五·四”以後的民族解放運動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俄國十月革命和祖國大陸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巨大潮流影響下,台灣同胞進一步掀起了有組織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並和祖國的革命鬥爭密切相聯繫,成為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一環。1920年1月,受“五·四”運動的直接影響,留日台灣籍青年學生產上先在東京創立“新民會”,並倣照北京的《新青年》發刊《台灣青年》雜誌,進行民族主義思想的啟蒙宣傳。隨後,留日和旅居北京、上海、廣東、廈門、南京等地的台灣籍學生相繼成立“台灣青年會”、“台灣學生聯合會”,“中臺同志會”等組織。1921年10月以蔣渭水為主聯合林獻堂等人于台北成立旨在“喚起漢民族自覺、反對日本民族壓迫”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啟蒙團體“台灣文化協會”,提出“反對民族差別”、“反對奴化教育”,“獲得參政權”等口號。廣東中山大學等校的臺籍學生在郭沫若等人影響下,建立“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在該團發表的《告中國同胞書》中呼籲:“勿忘台灣”,“台灣乃中國之台灣,民族乃中國之民族,土地乃中國之土地”。在這同時,台灣各地農會和各種工會組織如雨後春筍,紛紛建立起來。1928年4月,在大陸的台灣籍中國共產黨黨員和留學日本的共產主義者,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于上海成立了台灣的黨組織,即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台灣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民眾黨亦登上政治舞臺。各派政治力量急速組合。台灣歷史上首次出現了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蓬勃發展的局面。同年底“台灣農民聯合會”領導下的會員達3萬多人。各種工潮此起彼伏,工人的階級意識迅速提高。他們把自身的經濟利益同民族的階級的利益結合起來,提出了“支援中國工農革命”、“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鮮明的戰鬥口號。

    在台灣民族解放運動高漲的形勢鼓舞下,居住在台中濁水溪上游霧社的高山族同胞,因不堪日寇的奴役和壓迫,于1930年10月27日舉行武裝暴動。這就是震憾中外的霧社起義。他們在搗毀十幾處日寇警察分所之後,退入深山,同6000多名日本軍警激戰20余天。許多高山族婦女,為激勵丈夫殺敵而無後顧之憂,集體跳下懸崖。最後高山族同胞彈盡糧絕,起義領袖等自戕以殉。

    高漲的民族民主運動猛烈地衝擊著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1931年夏,日本殖民統治者對台灣同胞開始全面大鎮壓,實行白色恐怖。無數台灣同胞、愛國進步人士被囚人鐵牢,慘遭迫害。但是,台灣人民並沒有被法西斯暴行所征服,他們繼續進行各種形式的鬥爭,直到取得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根據歷史的事實,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國際協定重新肯定了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國共同簽署的《開羅宣言》中規定:“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國”。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後又有蘇聯參加簽署的《波茨坦公告》中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接受《波茨坦公告》中的條款,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經過8年的艱苦抗戰,付出了巨大的犧牲,終於同全世界人民一道,打敗了日本侵略者,使台灣重新回歸祖國的懷抱,結束了台灣同胞蒙受日本帝國主義奴役的屈辱歷史。同年10月25日中國政府在台北舉行台灣省日軍受降儀式。會後台灣省行政長官代表中國政府正式宣告:自即日起,台灣及澎湖列島所屬的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置於中國主權之下。台灣全省同胞欣喜若狂,家家戶戶張燈結綵,祭告祖先,通宵歡飲。台北市各界民眾數萬人舉行環市大遊行,歡呼回到祖國的懷抱,慶祝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抗日戰爭勝利後,全國人民渴望和平,實現民主,建設獨立、自主和富強的新中國;但是依附於美國的國民黨政府卻發動了全國規模的反共內戰。它一方面大舉進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廣大解放區,一方面對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瘋狂搜刮、大肆迫害,企圖把中國重新拖回黑暗的世界。這就不能不激怒了全國人民,迫使人民起來與之進行堅決鬥爭。1947年2月28日,在全國民主革命的高潮下,台灣全省人民舉行了反對國民黨政權的武裝起義。“二·二八起義”得到全國各階層人民的深切同情。中共中央給予熱烈支援,指出:“台灣人民的武裝自衛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義的,是正確的”;宣佈“解放區軍民必定以自己的奮鬥來聲援你們,幫助你們。”“二·二八起義”在國民黨政府的血腥鎮壓下雖然失敗了,但它又一次表現了台灣同胞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

    1949年10月1日,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了國民黨政府,新中國宣告誕生。中國歷史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紀元。在祖國大陸解放的前夕,蔣介石以及國民黨的部分軍政人員跑到台灣,他們依靠美國的庇護與支援,在台灣維持偏安局面,使台灣與祖國大陸再度處於分裂狀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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