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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越思源話錢王
2015-08-05 16:29:04    華夏經緯網

  中華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歷史悠久的吳越文化作為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國社會的進步發展起到過重大的歷史作用。由吳越文化所體現的吳越精神,至今仍激勵著吳越兒女奮發向上,並使其發揚光大。提到它,就必然會想到吳越國的締造者--錢王。錢王(西元852-西元932),字巨美,浙江臨安人。西元893年為唐鎮海節度使。五代時被封為吳越國國王,定都杭州,西元978年歸北宋。從歷史記載中,我們不難看出,錢王不僅是雄居一方、身經百戰、智勇雙全、文韜武略的君主,更是一位深謀遠慮、審時度勢,顧全大局有作為和有恩于吳越百姓的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和書法家。

  一、 吳越文化的創立者

  作為一個具有鮮明區域特色的吳越文化,自錢王創立以後,經三代五王的不懈努力,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錢王青少年時期讀書不多,只在暇時溫理《春秋》,兼讀《武經》,深知文化對保境安民的重要,因而當權後十分重視網羅文人學士,他廣開言路、“禮賢下士”、兼聽納諫,唐末名家皮光業、林鼎、沈崧、羅隱、武將杜陵、阮結、顧全武等都受到他的禮遇,羅隱成為他的重要功臣。佛學興盛更是吳越文化發展的一個突出標誌,據《鹹淳臨安志》統計,吳越都會杭州有寺院150多所,素有“江南佛國”之稱,臨安的功臣塔,杭州的靈隱寺,余杭大滌山的天柱觀,杭州的六和塔、雷峰塔、保淑塔等都是吳越時修建的。靈隱寺的彌陀石佛、摩崖石刻和石塔、鳳凰山的梵天經幢等吳越時期文物一直保持至今。

  錢王本人不僅能徵善戰,還留下許多詩文,詩文中多顯英雄氣概,令人仰慕。不僅如此,他的書法也頗有造詣,擅長草隸,蜚聲中原。

  文化的發展、佛學的興盛,又促進了印刷業的進步,而印刷業的進步又加快了文化的發展。實際上杭州已成為當時中國第一大印刷中心。所以活字印刷由錢塘人畢昇發明也絕不是偶然的。

  五代前後吳越地區文化名人數量的變化情況也可窺見文化發展之一斑。當代著名教授徐中玉先生主編的《古文鑒賞大詞典》中收錄的五代前文化名人86人,其中吳越地區為7人,佔8%;五代及其後的文化名人114人,吳越地區為33人,佔30%。現行高中語文課本中收錄的五代前名家30人中吳越地區僅有1人,佔3%;五代以後的名家33人,吳越地區達11人,佔30%,兩個30%當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它反映了錢氏對文化發展的重視,吳越地區一躍而成為文化之都和中國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錢氏是功不可沒的。

  二、 中國經濟文化中心從北方轉移到南方的開拓者

  自秦至唐的一千多年中,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一直在北方。經過唐末藩鎮割據、苛政暴斂及連年戰亂和頻繁的自然災害(僅西元910-953年,黃河決口及其他大水災即達24次之多),北方社會經濟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人口銳減。而與此同時,南方諸割據政權,即在相對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中發展了生產,繁榮了長江三角洲為中心的東南地區。

  五代時,南方諸政權中,吳越國是經濟文化發展最快的地區。在錢王“善事中國,保境安民”的基本國策指導下,大力發展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發展手工業、商貿業和文化事業,擴建杭州、蘇州等中心城市,經過近一個世紀的努力,終於使吳越的經濟和文化跑到了五代諸分裂政權的前列,也使錢王成為這一重大轉移的重要功臣和開拓者。今天我們可以毫不誇張的說,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繁榮始自錢王開創的吳越時期。

  錢王在發展經濟中首先緊緊抓住農業的命脈——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重點整治了錢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從而把吳越建成了魚米之鄉。錢王還十分重視曬鹽、制茶、制瓷、織業等手工業的發展。絲織業的發展又刺激了農民種桑養蠶的積極性,使境內“桑麻蔽野”,蠶季出現了“青巷摘桑喧姹女”的熱鬧景象。吳越之地已成為全國絲織業最發達的地區、中國的“絲綢之府”。

  經濟的繁榮,基礎在於生產的發展,但其實現還賴於商貿的發展。通過商貿交易,溝通中國兩大經濟帶--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實現貨暢其流,物盡其用。五代前中國大都市都在長江以北,西京、東京稱為“兩京市”,是全國最大的商貿中心,其次便是揚州、益州(成都)。五代後,商貿中心便慢慢向蘇、杭、明等州轉移。這些均為後來趙匡胤統一中國,南宋王朝定都杭州的實踐所證實。

  回眸歷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錢王在中國經濟文化中心轉移中所發揮的特殊作用。現在,長江三角洲最富庶的寧滬杭(含嘉、湖),蘇錫常、溫甬紹九個地區中有七個均在原吳越地區。很難設想,要是沒有錢氏三世近一個世紀的努力,今天的寧滬杭為中心的長江三角地區是否會有如此輝煌,是否能承擔起中國經濟振興的“龍頭”地位。吳越往事已越千年,但其意義卻綿延至今,錢氏三世實踐“善事中國,保境安民”的基本國策,為中國經濟文化中心南移作出的歷史性貢獻,已永垂史冊。

三、“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奠基人

  蘇州、杭州均為國內外享有盛譽的中國歷史文化名城,被譽為“人間天堂”,而今日的繁榮都是與錢王早年的努力分不開的。僅以杭州為例,錢王自滅劉漢宏,坐鎮杭州,後又平董昌,統一“兩浙”正式建立吳越國後,從唐大順元年(西元890年)到唐天佑四年(西元907年)的18年間,錢王帶領軍民5次擴建杭城,更值得一提的是西元907年,擴建牙城時,有術士向錢王獻策,如在舊基擴建,國祚只有百年,如填西湖更建,可以延長十倍,錢王回答說,百姓靠湖水為生,無水即無民,哪有千年不變的真主?有國百年就心滿意足了,並且化大力疏浚西湖,後人有“留得西湖翠浪翻”句讚揚他。後梁開平四年(西元910年),錢王增調軍民數十萬在沿江北岸,從六和塔到艮山門開展了氣壯山河的水利大作戰,並採用立幌柱、打竹籠的科學方法降服洶湧的湖魔,築起了一道長338593丈的捍海石塘,徹底根治了杭州城的潮浸之患,也留下了“錢王射潮”的美麗傳說。

  “五代之際,天下紛擾,殺人如麻,獨吳越人民安居樂業,百年不知兵革”,使吳越百姓免磷青骨百之苦,過了一段太平富裕的日子,錢王還鑿平錢塘江中暗礁以利通航,重視農桑,發展經濟,使吳越國“富甲東南”。

  隋代杭州只有15380戶,吳越盛時已達“十余萬家”。“蓋當時隋時杭地苦鹵,水鹹難飲,自唐鄴候李泌開六井,引西湖水入城外,錢王又鑿井九十九眼以澤民”。杭州的“百井坊巷”,傳說原來有井九十九眼,就是錢王開的,故稱錢王井,錢王第七子元灌命金華將軍曹杲,引西湖水入城為涌金池,便利居民汲取飲用。另設置龍山、浙江二閘,“以大小二堰,隔絕江水,不放入城,則城市專用西湖水,水既清澈,無由淤塞”。錢王對杭州城的飲水淡化做了大量工作。“沮洳斥鹵,化為樂土”。

  錢王對開發和繁榮兩浙經濟,文化之功,代有評述。著名的宋代鐵面御史趙汴的《表忠觀記》,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明代開國元勳劉基分別撰寫的《武肅王傳》中,均有詳細記載。宋代政治家、文學家蘇東坡稱道錢王有保衛兩浙之功,並說“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德于斯民甚厚。”綜上所述,錢王為“人間天堂”蘇杭的奠基人已當之無愧了。

  四、 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倡導者

  當年錢王衣錦還鄉,其父錢寬卻避而不見,他對錢王說“吾家世代田漁為事,未曾有貴達如此,至今為十三州主,三面受敵,與人爭利,恐禍及吾家”的教誨,對錢王后來實行的“保境安民”、“事奉中原不失臣節”的方針頗有影響。吳越立國後,雖曾建元,皆私行于國內,連自己的年號錢都未曾鑄行過,當時曾有一個農民在田堭o國璽獻給錢王,武肅王說:“此天子所用之寶,非臣下所宜留”,馬上獻于朝廷,這裡我們已清楚地看到錢王盼望民族統一不搞分裂的可貴精神。而錢王“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大之禮”的臨終政治遺囑更為後代錢王所遵循。西元978年5月4日,錢弘淑遵照祖上“如遇真君主宜速歸附”的遺訓,審時度勢,納土歸宋,使當時吳越國比較發達的生產力免遭破壞,民免受生靈涂炭。錢弘淑棄王納土歸宋後,為消除宋帝對在吳越國深得民心的錢氏王族的疑慮,避免燃起戰火,使吳越人民陷入水深火熱的戰亂之中,先後攜3000家人赴汴京居住,穩定和鞏固了中國和平統一的政治局面。吳越國三代五王的這種以民意為歸,民利為先,民族統一大業為重的偉大情懷,更加增添了廣大人民對他們的敬仰與愛戴之情。

  舉目當今世界,東西德國統一,南北北韓對話,世界人民都在期盼和平與發展,維護祖國的和平統一。眼下,香港、澳門已順利回歸,按照“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解決台灣問題,是所有炎黃子孫的共同心聲。當年錢王作為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積極倡導者,已成功地影響和指導了他的子孫,實踐了祖國的和平統一,為和平統一祖國樹立了典範。香港特首董建華先生有句話“香港好,祖國好,祖國好,香港更好”,我希望一切久離母親的炎黃子孫,海峽兩岸的有識之士當以此共勉,效倣錢王及早完成祖國統一大業。 (陶福賢 ) 
 
【來源: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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