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檔案為何未解密
2000年，為了撰寫紀念北韓戰爭50週年的文章，筆者開始收集相關的資料，並通過電子郵件採訪了西方學術界研究美國在北韓進行細菌戰的權威、加拿大約克大學的歷史教授史蒂芬·艾迪科特先生(中文名文忠志)和愛德華·海哲曼先生。
他們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線索：當年國際科學委員會的觀察員和顧問、義大利微生物學家佛朗哥·格雷齊奧西是這個委員會惟一健在的成員。2003年7月初，筆者通過電子郵件和格雷齊奧西取得了聯繫。老人很熱情。幾經通信來往，他提供了許多與美國在北韓戰爭中使用細菌武器相關的重要材料。
格雷齊奧西生於1923年，6月10日剛剛度過了80歲生日，也剛剛離開羅馬大學巴斯德研究所所長的位置。他參加國際科學委員會時年僅30歲，是委員會裏年紀最小的。這期間，他和李約瑟博士建立了很深的友誼。精通中國文化的李為他取了個中文名字“葛法藍”並贈給他一枚刻著這幾個字的圖章。
1952年晚春，葛法藍應邀參加國際科學委員會。當葛法藍于1952年8月初輾轉到達北京時，國際科學委員會的其他成員已經攜帶收集到的證據從北韓和中國東北返回北京了。因為這個原因，葛法藍只擔任了國際科學委員會的觀察員和顧問而不是正式成員。後來，國際科學委員會用4種語言發表了600多頁的報告，報告的封面是黑色的，因而被稱為“黑皮書”。
出於科學家的嚴謹，作為觀察員和顧問的葛法藍沒有簽署黑皮書，但寫了一份個人申明作為黑皮書的附錄。他在聲明中說：“對委員會報告的結論，即北韓和中國人民曾是美軍發動的細菌戰的攻擊目標，我表示支援。我完全可以作出這樣的結論，因為作為細菌學家，我確信我的中國同事的努力和工作是無可指責的。”
在後來的歲月裏，葛法藍接受過很多西方國家媒體的採訪，他說：“我一直表達我在聲明中的觀點。”
在接受筆者的電子郵件採訪時，葛法藍幫助澄清了幾個關鍵性的問題。
針對對黑皮書中沒有提供某些具體有力的證據的質疑，有些學者認為，中朝方面不願讓美方通過這些很具體的材料來判斷細菌武器的效果，這也是直到今天中國的相關檔案沒有解密的原因。
葛法藍證實了這一點。他回憶說：“……中國當局立即從委員會收回了有關瀋陽附近的腦炎疫情的部分文件。我當時意識到從其中的圖表和表格中有可能推斷出人口中的實際發病數，這對敵方是很重要的資訊。”
在葛法藍提供的另一個案例裏，擔負投放受感染動物任務的飛機被追蹤，很顯然飛機來自美國方面。應委員會的要求，中國軍方提供了詳細的雷達圖。“但這些雷達跟蹤資料歸還給中方了，因為中方不同意把雷達站的位置透露給敵人。”
葛法藍也談到科學委員會曾在北京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接見。他說：“那時，我們有機會親自鑒別他們的興趣和他們深深的憂慮。”有意思的是，葛法藍只是在1952年來過中國。
“我從中國回國後，義大利警方剝奪了我的護照，因為我沒得到許可就去了中國。我在上世紀50年代末才重新得到護照，而這期間中國也發生了很多變化。後來我沒有機會因專業上的原因訪問中國，我從來沒得到過邀請。”
2003年2月，葛法藍把自己保存的有關北韓戰爭期間細菌戰的大部分資料交給了倫敦的“皇家戰爭博物館”，李約瑟博士的相關檔案資料也存放在那裏。當被問及為什麼他自己沒有出版相關著作時，他說：“我一直打算就我在中國的經歷寫本書，但是，生物武器的問題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一直處於凍結狀態，只是在近幾年才出現了新的興趣。現在我太老了，承擔不了用英文寫一本書的重任。”
細菌戰試驗並不成功
從上世紀50年代起至今，中朝兩國對美國的指控一直都得到一批西方學者的支援。50年代早期，在上海出版的《中國月報》(China Monthly
Review)雜誌的編輯兼發行人約翰·鮑維爾先生，在他的雜誌上批評了美國及聯合國在北韓戰爭中扮演的角色並支援中朝兩國的指控。
因此，美國政府于1953年查封了該雜誌。1956年，鮑維爾先生和他的兩名編輯助理——其妻子席爾維雅和朱立安·舒曼(中文名舒子章)——被美方指控犯有煽動罪。但是6年後，他們被宣判無罪。
因為美國軍方未能向法庭提供任何檔案或人證，法官以證據不足結案。
西方學者中對美國實施細菌戰事實進行最深入調查的就是史蒂芬·艾迪科特和愛德華·海哲曼。他們的調查結果發表在1998年出版的《美國和細菌戰：來自冷戰早期和北韓的秘密》一書中。兩位歷史學教授在書中匯集了一系列通過採訪知情者和查閱政府檔案收集到的證據，並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即“美國邁出了最後一步，並在北韓戰場上秘密地實驗和使用了細菌武器”。
然而，兩位作者也承認，“在美國現有的公開供大眾查閱的檔案中，找不到明確的直接的證據證明美國曾經在北韓戰爭中使用過細菌武器”。但他們獲知美國官方的檔案部門有許多與美軍在北韓實施細菌戰有關的檔案沒有解密。
比如，美國國家檔案館得到過美軍化學武器部的各種記載。但是，1949年至1951年的檔案資料目錄的序言中說：“這些目錄是(美國)軍方在1956年把檔案資料交到檔案中心時準備的。目錄是全部卷宗的一部分，反映了1956年當時的檔案內容。1956年到1969年期間，一些檔案被軍方收回，另一些被銷毀。現存記載是1969年由國家檔案館整理永久保存的。”
艾迪科特教授在電子郵件裏說，美國許多嚴肅的學者在讀了他們的書以後要求美國政府向公眾開放關於北韓戰爭期間細菌戰活動的檔案資料。但美國政府對該要求至今保持沉默。在這個問題上，就是《自由資訊法案》也無能為力，這表明美國政府確實是在試圖掩蓋什麼。
海哲曼教授在電子郵件裏說：“通過從北韓和中國獲得的資料以及從美國、加拿大的國家檔案館和其他渠道獲得的旁證，可以得到的結論是，美國的軍事戰略家決定在北韓戰爭中試驗細菌武器。如果細菌武器有助於打破戰爭的僵局，試驗的誘惑力就更大。但從中美兩國得到的證據表明，試驗並不成功。”
海哲曼教授說：“如果中國的指控是一個騙局的話，這些證據應該不會存在，因為中國軍政領導層不會自己糊弄自己。希望我們的證據能夠提高國際科學委員會報告的可信度，從而讓西方學者更多地援引報告有關內容作為證據，同時，也提高了詹姆士·艾迪科特先生實地調查結果的可信度。”
“新證據”的蹊蹺出籠
西方學術界對美國在北韓戰爭中進行細菌戰問題的爭論，在日本《產經新聞》駐莫斯科記者內藤靖夫公佈了新的所謂出自蘇聯時期的證據後再掀波瀾。1998年1月，《產經新聞》刊登了內藤靖夫通過特殊渠道得到的來自蘇聯政府總統檔案館的12份“只供閱讀”的“文件”或摘錄。“文件”內容是關於蘇共中央內部1953年4月期間對“美國在北韓戰爭中使用細菌武器”這一指控的調查、結論和處理。
這些“文件”展示了當年蘇聯內務部、安全部、外交部、駐北韓大使館、軍事醫學院等各級部門參與這項指控及協助調查的有關人員的回憶證詞。通過這些證詞，文章試圖證明對美國進行細菌戰的指控是基於蘇聯駐北韓的顧問們和中國及北韓的醫學專家們的偽造的證據，即這是三國共同策劃的騙局。
這篇文章發表後，一些西方學者如獲至寶。他們紛紛援引這些所謂的新證據駁斥對美國的指控是“騙局”、“謊言”。
有鋻於此，艾迪科特和海哲曼多次撰文批駁了這些“新證據”。這兩位學者認為：首先，這12份“文件”的真實性值得懷疑。其次，《產經新聞》公佈的這些文件的內容主要涉及史達林逝世後蘇共高層的權力鬥爭，和細菌戰關聯不密切。
再次，從純學術的角度來看，這些“文件”不是學術研究所能依賴的證據：這些“文件”在莫斯科的原始來源沒有被透露；檔案名稱和登記號也沒有公開，其他學者無法依此找到和檢閱這些檔案；這些“文件”不是原件的複印件，而是手抄件或據稱是從原件中做的筆記。另外，為什麼一個神秘的消息提供者會把這些東西交給一個日本右翼報紙的記者也是個謎。
對於這些所謂的來自蘇聯的“新證據”，葛法藍以微生物學家和當年細菌戰調查的見證人的身份作出了評論，指出了這些“文件”中的醫學漏洞，並說，“……看過這些‘新證據’後，我有時有這樣的感想，那些批評黑皮書的人或者是對委員會所做工作有保留意見的人沒有認真讀過黑皮書”。“我非常驚訝專業的歷史學家怎麼會沒有注意到這些證據的前後矛盾”。
美日之間的秘密交易
在他們的著作中，艾迪科特和海哲曼教授用了幾章的內容來追溯美國從二戰中開始的生物戰項目的歷史。《美國醫學協會學報》發表的關於此書的書評說：“兩位教授的研究詳細地展示了聯邦政府、軍事單位、醫藥行業和醫療研究機構如何長時間協作研製生物武器並準備在戰爭中使用這種武器。”
更為重要的是，兩位歷史學家披露了美國和日本“保守得最好的官方秘密之一”，即美國是如何將日本在二戰中的細菌戰項目整合進自己戰後發展生物武器規劃的。
兩位教授描述了美國如何根據軍方的提議，豁免了一批日本戰犯，包括石井四郎中將，以此換來他們在共用生物武器秘密技術方面的合作。二戰中，臭名昭著的石井曾率領731細菌部隊在中國東北地區把盟軍的戰俘和中國老百姓用於令人恐懼的實驗。
至於美日之間的秘密交易，《美國和生物武器》與美國歷史教授謝爾頓·哈裏斯所著《死亡工廠：美國掩蓋的日本生物戰》兩本書可以相互印證。《死亡工廠》中譯本2000年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遺憾的是，時至今日，儘管已經解決了版權問題，《美國和生物武器：來自冷戰早期和北韓的秘密》這本書尚未在中國國內找到願意出版的出版社。
艾迪科特教授說，由於美國有大量的核武器儲備和通常意義上的尖端技術，因此，它是最有能力使用大規模殺傷武器——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學武器和放射性武器——的國家。北韓戰爭的事實表明，美國為達到其自身目的可能會採用各種手段，包括庇護戰犯，使自己也成為國際戰爭罪犯。
而葛法藍早在上世紀50年代初就告誡過從事科學研究的同行們。他在聲明中說：“我希望一門有如此高尚傳統的科學不應該服務於戰爭的目的，相信我充分地表達了全世界微生物學家的想法。那些為與疾病和人類的苦難鬥爭而做出奉獻、有時甚至獻出生命的人，不應該辱沒對他們的記憶。”（轉自：中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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