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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文摘》
去年5月2日，台灣“國防部長”李傑透露，臺軍正在發展“戰略型武器”，這並非只是過去外傳的短程戰術型導彈，而是“戰略的、遠端的”導彈，這是臺軍高層領導人首次公開宣稱臺軍正在發展所謂的“戰略導彈”。
在台灣軍方高層首次公開宣稱正在發展“戰略導彈”前，臺軍從未正式承認過擁有類似的研究計劃，即使臺“中科院”目前正在研發的“雄二E”巡航導彈的射程可能超過1000公里，也被臺軍方定位為“戰術層次的武器”。但事實上，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臺當局即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企圖發展可以“反制”大陸的“戰略導彈”。
研發隊伍陣容強大
根據國際上普遍認定的標準，射程在1000公里以下的導彈屬於短程彈道導彈(SRBM)，射程在1000∼3000公里的屬於中程彈道導彈(MRBM)，3000∼5500公里的屬於遠端彈道導彈(IRBM)，射程5500公里以上的則屬於洲際彈道導彈(ICBM)。通常情況下，後兩種導彈被視為戰略導彈。
不過，由於台灣視大陸為進攻對手，因此臺軍一般把射程在300公裏以內，能涵蓋福建省境內目標的導彈稱為近程導彈；射程300∼1000公里，能達到香港及上海的稱為中程導彈；射程1000∼2500公里，能夠達到北京的稱為遠端導彈。其中，後兩種導彈因為可以威脅大陸主要經濟、政治中心而被臺當局視為“戰略導彈”。
臺當局針對“戰略導彈”的研究計劃開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在歷時近三十年的研製過程中，臺當局先後制訂並開展了“青蜂計劃”、“天馬計劃”、“逖靖計劃”、“天戟計劃”等四項“極機密”級別的導彈研究計劃。
其中，“青蜂計劃”是台灣首個研究地對地導彈的計劃，為臺軍日後的導彈研發工作奠定了基礎。該計劃以由以色列提供的美國“長矛”導彈技術為藍本，由“中山科學研究院”從1976年開始實施。“青蜂計劃”還是台灣目前為止惟一一個取得了實際研究成果的彈道導彈研究計劃——1980年，最大射程約120公里的“青蜂”導彈研製成功，該導彈是目前臺軍惟一一種正式列裝的地對地彈道導彈。
在“青蜂”導彈研製成功一週後，更為龐大的“天馬計劃”就宣告誕生了，臺軍計劃用180億新台幣及七年時間，研製射程達1000公里的中程地對地導彈。但是，因為受到美國的壓力，“天馬計劃”于1982年6月被迫中止。九十年代中期，李登輝當政，臺當局又制訂了“天戟計劃”，投資200億新台幣，秘密恢復了中程地對地導彈的研製。陳水扁上臺後，台灣當局加快了地對地導彈的研製步伐。2001年7月，英國《簡氏防務週刊》披露，台灣正在根據“逖靖計劃”發展射程1000∼2000公里的遠端地對地導彈。2002年8月，臺“國安會諮詢委員”林佳龍證實，經過近兩年的研究，台灣已經有能力研製中/遠端地對地導彈。
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台灣已經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導彈研究體系，在這一體系中，直屬於台灣“國防部”的“中山科學研究院”是絕對主力。該院下設有航空工程、火箭導彈、電子通訊和化學等四個研究所，擁有各類科研人員11000余人。1991年，時任台灣“總統”的李登輝為掩人耳目，特別在該院設立了所謂的“航太與太空工業技術研究中心”，每年向該中心撥款20億台幣，專門用於研發“戰略導彈”。
除了“中山科學研究院”外，台灣“行政院國科會”所屬的“國家太空計劃室”、臺“經濟部”所屬的航空太空工業發展委員會，及台灣中央大學太空科學研究所、成功大學理學院等民間科研機構也都參與了臺軍導彈研製計劃。
研究進程阻力重重
儘管臺當局野心勃勃，投入大筆資金髮展戰略彈道導彈。不過，台灣彈道導彈的研究進程卻在技術、經濟實力和國際環境等各個方面都遇到了重重阻力，其研究成果用一名台灣“中科院”高級科研人員的話來說，實在是“令人傷心”。
從技術條件來說，台灣儘管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就開始研製運載火箭，並且曾經研發了“青蜂”地對地導彈、“天弓”系列地空導彈、“雄風”系列反艦導彈、“天劍”系列空對空導彈等不同型號的導彈，但這些導彈載具的射程都不超過300公里，離“戰略導彈”的要求相差甚遠。而且，台灣在導彈動力系統、制導系統以及尖端材料三個方面都存在嚴重的技術缺陷，其攻擊性導彈完全是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嚴格限制出口的敏感技術、生產設備、重要零部件組合而成(台灣“天弓”導彈採用了美國“愛國者”導彈85%的技術和部件)，導彈上使用的全部複合材料及特種合金都依賴進口。
兩年前，因美國廠商生產出現問題，台灣導彈武器的生產立即完全停頓。因此，就目前情況看，台灣尚未形成完整的研製和生產導彈武器的技術能力。
從經濟實力來說，台灣儘管人均收入位於世界前列，但因總體規模不大，其經濟實力比起大國來說相對弱小。而且，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尤其民進黨當局上臺後，台灣經濟一蹶不振，財政收入減少，軍火採購與社會福利開支卻大幅增加，台灣當局在導彈研發上很難有更多的投入。
從國際環境來說，台灣積極研發中遠端彈道導彈，對中國的統一與安全，乃至地區與全球穩定，都構成了威脅，大陸和國際社會不可能對此坐視不理。在世界主要導彈技術輸出國中，除美國政府明確表態不支援台灣擁有中程導彈的研製能力外，俄羅斯、以色列等國也出於國家戰略的全局考慮，拒絕了臺當局的種種誘惑，表示不會協助台灣進行相關武器的開發。與此同時，台灣島內的有識之士也一直規勸台灣當局迷途知返，就連一些民進黨的立委也在各種場合表示，台灣發展所謂“戰略導彈”來反制大陸，無異於以卵擊石。
導彈力量難形成“威懾”
2004年9月25日，時任台灣“行政院長”的遊錫堃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要維持台灣安全，就要像過去冷戰時期的“恐怖平衡”一樣，如果你打我一百顆飛彈，我也能打你一百顆飛彈，就算我不能打你一百顆飛彈，至少也打五十顆好了；或者你打台北、高雄，我至少也可以打上海。如果今天我們有這樣反制能力的話，台灣就會很安全了。”
遊錫堃的這番被媒體稱為“恐怖平衡說”的講話一經發表立即在海峽兩岸引起了軒然大波。分析人士指出，“恐怖平衡說”的實質在於台灣通過發展中遠端戰略導彈甚至是核武器之類的所謂“反制”手段，威脅大陸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和三峽工程之類的重要目標，增加大陸採用武力手段遏制“台獨”的成本和風險，削弱大陸選擇武力手段的決心和信心，實現對大陸的有效“威懾”。但事實上，即使台灣當局通過自行研製或別的渠道得到了夢寐以求的“戰略導彈”，由於海峽兩岸在軍事實力上的巨大差距，台灣也根本無法與大陸達成“恐怖平衡”，更無法對大陸形成所謂“威懾”。
從技術角度來講，所謂“威懾”，無非是兩個能力，一是打擊能力，二是抗打擊能力。即要麼能夠首先發動第一擊摧毀對手；要麼能夠承受敵人的第一擊，併發動令對手無法忍受的報復性還擊。從兩岸綜合實力、戰略縱深、戰爭潛力對比來看，台灣顯然不具備其中的任何一種能力。
更進一步說，即使不考慮這些因素，僅就導彈力量而言，大陸相比台灣也同樣具有絕對的優勢，台灣同樣無法通過發展“戰略導彈”對大陸形成所謂“威懾”。
中國是導彈的主要研製國與生產國之一，在導彈領域很多技術已經達到世界先進水準。尤其是戰略導彈的研製，起步較早，投入了數量驚人的人力物力，所以大陸的戰略導彈性能還是比較優異的，例如東風-5、東風-31、東風-41、巨浪-2等戰略導彈，可以攜帶分導式彈頭，連美國都頗感頭痛，對付台灣更是不在話下。在戰術導彈方面，大陸有很多種類型的導彈已處於世界先進水準，是大陸在關鍵時刻的“殺手锏”。大陸的M族導彈，尤其M-9和M-18更是世界一流的地對地導彈。
臺當局的真正圖謀
既然“戰略導彈”的研究面臨著重重阻力，實際戰略意義也並不顯著，那麼臺當局究竟為何在島內經濟不景氣、民眾失業率上升、生活水準降低的情況下，仍然挖空心思，不遺餘力地研製所謂的“戰略導彈”呢?
臺當局對“戰略導彈”如此情有獨鍾的背後究竟隱藏著怎樣的陰謀呢?從臺當局近幾年的所作所為看，其積極研究“戰略導彈”的真正目的恐怕更多的是在於政治方面。
首先是調整軍事戰略，增加“以武謀獨”的籌碼。臺當局認為，台灣島因地域狹小，無迴旋餘地，被動防守只能挨打，只有以“攻勢防禦”甚至“境外決戰”，“打擊大陸的重要目標”，才能與大陸對抗。因而，李登輝時期將臺軍“固守防禦”戰略調整為“防衛固守，有效嚇阻”，陳水扁時期進一步調整為“境外決戰”。
在具體策略上，一方面，通過購買“愛國者”3型系統、長程預警雷達等美國構建東亞戰區導彈防禦系統(TMD)的重要裝備，加速美臺軍事一體化；同時企圖通過建構台灣島北、中、南三大導彈防禦系統，“力爭在十年內達到有效防禦的目標”，夢想“有效攔截來襲導彈，反制大陸軍事行動”；另一方面，加速研製具有“報復”能力甚至“先制攻擊”能力的所謂“戰略導彈”。其最終的算盤是落實“境外決戰”構想，增加“謀獨拒統”的軍事籌碼。
其次是欺騙民眾，為台獨壯膽。通過加速研製針對祖國大陸的“戰略導彈”，甚至不斷編造所謂“臺軍具有攻擊大陸殺手锏”這一聳人聽聞的“特大新聞”，臺當局企圖向島內民眾展示一幅臺軍可以毫不費力地打擊大陸腹地戰略目標、把戰火燒到大陸的假像，其言外之意就是說，“大家可以安心搞台獨”。
第三是通過製造兩岸緊張氣氛，在島內煽動“台灣被大陸打擊的悲情”，激化“統獨矛盾”，藉以撈取選票。施 展
原載香港《廣角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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