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美國採購重要武器裝備
1990年，台灣陸軍的主要打擊能力還是傳統坦克，M-24“霞飛”、M-41“鬥犬沃爾克”和M-48“巴頓”等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北韓戰爭時期設計的坦克構成裝甲力量的骨幹。由於生產線關閉，M-24和一些M-41逐漸被淘汰。M-48繼續使用，其最先進的改進型在性能上類似于20世紀60年代初的美國坦克。台灣海軍擁有24艘以上的驅逐艦，水面戰艦數量起過英國
、法國和日本等許多國家的海軍。在品質方面，這些驅逐艦原先都是二戰期間或二戰結束後不久服役的美國海軍的軍艦，為保持其作戰能力，台灣的造船廠卻不得不對它們進行維修、保養和升級。台灣空軍使用的戰鬥機有兩種，都是美國造的，即F-104“戰鬥明星”和F-5“虎”式戰鬥機。保持足夠數量的F-104執行緊急升空和高空攔截任務越來越困難。由於該機型在美國已經停產，台灣空軍在維修和保養飛機時只能利用舊的或損壞了的“戰鬥明星”上的零部件。後來，“拆舊補新”的辦法也變得十分困難，台灣又從西德和義大利空軍獲得幾批退役的F-104。F-104在台灣的防空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駕駛起來卻很困難，只有空軍學院畢業的最優秀的飛行員才會被派去駕駛它們。但事故和死亡率依然很高，因此，有人將“戰鬥明星”戲稱為“寡婦製造者”。70年代初，美國允許台灣生產和組裝F-5多用途輕型戰鬥機，但該機型的發展潛力到90年代已達到極限。
90年代以來，裝甲部隊的現代化通過三種方式進行。第一，升級老化的M-48主戰坦克；第二，自行生產450輛CM-12“猛虎”坦克，該型坦克融合了美國M-48主戰坦克的炮塔和M-60的底盤設計，在綜合作戰能力上有了較大的提高；第三，從美國的存貨中購買了300輛舊的M-60A3坦克。陸軍第一次得到大量供步兵和小分隊使用的防空導彈，包括“毒刺”和“復仇者”導彈。在海軍武器裝備方面，90年代進行了1949年以來最重要的水面艦艇採購，台灣購買了8艘美國“佩裏”級護衛艦(在台灣建造)、6艘法國“拉菲特”級護衛艦，租借了美國海軍8艘舊的但仍有作戰能力的“諾克斯”級護衛艦。從90年代初開始，台灣倣造F-16戰鬥機自產的IDF戰鬥機逐步投入使用，現在已經達到130架。法國政府與台北經過幾年秘密談判，同意向台灣空軍出售60架“幻影-2000”戰鬥機，使台灣的空軍力量得到進一步加強。1991年，老布希在謀求連任的選戰高潮中，同意向台灣出售150架F-16戰鬥機。2001年，小布希宣誓就職頭100天內做出的一項重大決定，就是同年4月宣佈大宗對臺軍售，包括更多用於低空導彈防禦的“愛國者”導彈系統、P-3“獵戶座”反潛戰飛機、“基德”級驅逐艦和至少8艘柴油動力潛艇。除上述高額武器裝備以外，台灣空軍獲得AIM-120先進中程空對空導彈。還決定升級台灣的C4ISR設施，並購買專門用於對付遠程探測雷達。
台灣在如何發展坦克的問題上意見並不一致。許多批評者認為，升級老化的M-48坦克的火炮雖然著手太遲，但仍是一個較好的選擇。融合過時的M-48的炮塔和M-60的底盤自行產生的CM-12主戰坦克，這一做法雖然可以理解，但造價太高，每輛大約400萬美元。從美國庫存中買一台同檔次單價100萬美元的M-60A3更加明智。而且，50噸的重型坦克在台灣並沒有太大的實用價值，因為台灣地形崎嶇，眾多河流縱橫交錯，不便於行進。再者，陸軍人員大多是徵召來的，他們在戰時有效操作複雜火控系統的能力是有限的。批評家們經常提出這些問題，他們譴責陸軍領導人過於迷戀坦克，不承認潛在衝突的性質已逐漸發生變化，重裝甲部隊和地面部隊的重要性正在降低。此外，批評家們還指出，陸軍對採辦工作影響太大。
在導彈防禦方面，由於花費太高且懷疑其效能，臺軍對“愛國者”PAC-3低層系統及相關的遠程探測雷達並不十分熱衷。因為PAC-3系統不是用以攔截高空來襲導彈的，其對抗潛在飽和攻擊的綜合效能也有待證實。計劃部署PAC-3系統只覆蓋3個大城市，這使台灣其他地區的人口和軍事設施易受導彈攻擊。人們普遍認為，李登輝在任期間之所以決定購買該系統，是在為台灣加入未來的美日臺導彈防禦網鋪平道路，台灣受到美國國防部和軍火承包商的壓力，才決定購買該系統。台灣軍方是反對購買該系統的，但其意見被政治領導層駁回，台灣最終與美國達成交易。
過去10年間，台灣海軍一直在購買跟北約國家一樣的水面戰艦。理論上，這是一支可觀的打擊力量，能夠遂行水面戰、對空作戰和有限的反潛戰。但圍繞如何最有效地反擊潛在威脅的爭論依然不斷。與陸軍一樣，海軍也一直擔心徵召入伍的人員操作這些先進平臺的能力。2003年春，經過立法院激烈辯論，台灣決定購買4艘已經封存的“基德”級驅逐艦。雖然這些驅逐艦已經退出美國海軍的戰鬥序列，但構造比較新，品質也不錯。“基德”的一些姐妹艦，如主要是用於反潛戰的“斯普魯恩斯”驅逐艦等仍在美國海軍服役。“基德”級驅逐艦加入台灣海軍後，將增強台灣水面戰艦的區域防空能力。
2001年美國除向台灣出售8艘柴油動力潛艇外， 還向台灣出售12架“獵戶座”P-3反潛飛機。該機型為4引擎渦輪螺旋槳飛機，各方面性能都優於現役的S-2T機型，裝備部隊後，將大大提高台灣遠程反潛能力。但是，1架該型機價值30多億美元，由於無法承受巨大的軍費開支的壓力，陳水扁最終決定購買更多的固定翼反潛飛機來加強現有的S-2T機型的力量。對台灣空軍來說，增加300多架第三代戰鬥機可使其一躍成為東亞最強大的空中力量之一。配備法國的“米卡”導彈和美國的先進中程空對空導彈等超視距空對空導彈後，210架“幻影-5”和F-16A/B MLU戰鬥機將使台灣空軍保持一定的品質優勢。然而，台灣空軍的戰鬥機特別是F-16發生多次嚴重墜機事件。這些事故主要是因為飛行員不斷升空而過度疲勞、身體不適造成的，因此，人們對戰鬥機飛行員戰時的能力表示懷疑。
二、重組與調整指揮機構
1949年以後，“中華民國總統”兼任台灣武裝力量總司令。“總統”通過參謀總長行使作戰控制權。參謀總長和參謀總部在軍事戰略制定和武器裝備採購等重大問題上獨立於立法機關行事。“國防部長”主要負責行政事務。作為內閣成員，“國防部長”對立法機關負責，即使對於他不控制、亦無責任的重大軍事問題也是如此，因此，國防部長與議會之間的摩擦不斷。90年代初台灣進行了立法院改革，議會的權力有所加強，此後，作為內閣官員的國防部長常常受到議員們的嚴厲責問，但國防部長對軍隊的各項事務卻無能為力。然而在軍隊內部，儘管越來越明顯在島嶼防禦條件下(如戰後日本和英國)，海軍和空軍是確保台灣安全兩個最重要的軍種，但在預算分配和部隊結構方面，陸軍仍佔主導地位。戰後的許多戰爭已表明瞭聯合作戰的重要性，而台灣軍隊似乎並沒認識到這一點，在作戰理論上仍受到“煙囪”式結構和思維方式的阻礙。
臺軍在80年代晚期開始醞釀徹底改革指揮機構，經過幾年的爭論之後，于2001年，以通過了兩項“國防”法案為標誌，初步完成了指揮機構的改革。根據新的法案，“總統”仍然是總司令，文職“國防部長”取代參謀總長成為指揮鏈條中僅次於“總統”，代表“總統”實施軍事行動的人員。相應地，“國防部”負責戰略計劃、裝備採購和總體預算分配。參謀總部縮編為戰時的參謀機構。
2001年的兩項“國防”法實施後，台灣武裝力量不再隸屬強勢的參謀總長和弱勢的“國防部長”雙重的指揮機構。雖然朝著正確的方向邁了一步，但其總體國防政策和戰略還有待於進一步整合。從各自的利益出發，參謀總部和陸軍強烈反對改組法案。陸軍是參謀總部內最有影響的集團並且支配著各軍種，所以在權力向國防部轉移過程中損失最大。雖然“國防”法案得以最終獲得通過，但陸軍的現役和退役高級將領在改組後的國防部裏實力最為強大，這不可避免地影響這兩項法案的有效實施。即使法案得以成功實施，並且使台灣的垂直指揮機構合理化，但在制定統一的“國家”安全政策方面，武裝力量仍將完全缺乏橫向協調。根據政治上現行的做法，參與“國家”安全政策制定的人員主要有：“總統”、“總統”辦公室秘書長、“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國家”安全局局長、“國防部長”和“外交部長”。在制定“國家”安全政策過程中，“總統”和“國防部長”之間的關係只是眾多互動關係之一。在大多數情況下，全體成員之間的聯絡並不順暢，但所有成員都有權直接與總統接觸。“行政院長”作為“總統”的首席行政官，形式上有權監督“國防部長”和“外交部長”，但實際上作用有限。簡言之，台灣“總統”在制定“國家”安全戰略過程中具有最終決定權。但政策制定不透明，缺乏立法監督，成員之間也無有效交流的平臺。這一體系還遠不成熟。
三、精簡計劃
台灣1995年提出“精實案”，1997年開始實施，目標是用4年時間，把部隊中員額由45.3萬人削減到40萬人。第一階段精簡指揮機構中的高層人員，第二階段合併野戰部隊人員。另一個內容是建立5種不同類型的主攻旅，即裝甲旅、裝甲步兵旅、步兵旅、空中騎兵旅和特種作戰旅。加上相同數量的二線防禦旅，40個陸軍旅構成台灣地面部隊的核心打擊與防禦力量。軍校也由31所合併成20所。
從2004年1月起，“國防部”實施新一輪精簡，以優化部隊結構和人員配置。這次行動被稱為“精進案”，目的是鞏固“精實案”的成果，進一步將現役軍人的數量從2002年的38.5萬人，裁減到2006年的34萬人，最終減到2012年的30萬人。在這次裁軍中，陸軍將首當其衝，佔裁減量的75%。陸軍旅的總數也將由2002年的40個，減到2006年的20個，最終減到2012年的12個。
兩個精簡計劃朝著正確方向邁出了步伐。但批評家們仍認為，武裝力量總體員額減少10%還不夠，陸軍在各軍種中仍佔主導地位，這不符合台灣目前的戰略環境。的確，採用第二個計劃是因為第一個計劃太中庸了。批評家們還指出，陸軍當前的規模與其應發揮的作用比起來，顯得太龐大了，這使得大量軍費都花在了冗余人員的薪金上，而非購買新武器和維修現有武器裝備。
四、改革徵兵和軍事教育目標
軍方計劃與私人獵頭公司合作，加強徵兵工作，目標是將職業軍官和軍士與徵召入伍的比例由當前的3.6：6.4提高到6：4，增加大量軍士。如果條件允許，臺軍將從徵兵型的軍隊轉變為志願服役型的軍隊。應徵入伍者的服役期也將由兩年縮減到一年零八個月。
台灣需要提高職業軍官隊伍和軍士的總體素質，提高軍事訓練和教育的水準。縱觀歷史，人們在文化上對當兵服役的偏見根深蒂固。更重要的是，幾十年來被徵召入伍的人員始終認為，在軍隊服役兩年完全沒有意義。軍人的津貼也比平民的薪金低。多年來提高兵員品質的需求日漸突出，但並未採取重大舉措加以解決。由於台灣“外交”上處境困難，許多高級軍官任職初沒有機會赴海外接受素質訓練和教育。更糟的是，任職中期在海外服役和訓練一般不與提升掛鉤。由於世界各國軍隊都在朝著更加職業化的方向發展、更加注重技術，台灣對高素質軍官和軍士的需求也日益明顯。
五、加強與美國軍事合作
自1980年《美臺共同防禦條約》廢止後，臺美軍事交往大大減少，只剩下與軍售相關的活動如訓練和維修領域的活動。1982年《中美8·17公報》簽署後，台北對美國對臺平均每年約8億美元的軍售極為重視，視之為華盛頓對臺承諾的一個象徵。1996年台灣導彈危機發生後，克林頓政府採取措施，終致美臺軍事交流從與武器裝備相關的項目擴展到其他領域。1996台灣導彈危機發生後，台灣加強了與美國的軍事合作。美國現役軍人和文職官員經常光顧台灣軍事研究，涉及領域包括指揮、控制、通信、電腦、情報、監視與偵查、聯合部隊一體化、防空、海上能力、反潛戰、防禦計劃、後勤和訓練，等等。有時，美國會推薦使用適合台灣防禦的必要武器系統。此外，雙方還就戰略問題舉行高層會談。儘管並未引起公眾注意，但美臺“軟體”合作在近年來繼續進行，例如，2003年美軍派員赴臺指導“漢光17”合成兵種演習，華盛頓的思想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得到台灣的合同，舉辦上校級軍官教育研討會。
1996年以來美臺軍事關係日益增強產生了兩方面的結果。成功之處在於：布希政府向臺出售了多种先進武器系統，五角大樓鼓勵台灣進行徹底的機構改革，台北與華盛頓之間的軍事交流穩步增加。不足之處在於：儘管台灣已著手建立綜合的C4ISR網路，但該計劃卻未達到美國資助時所建議的標準，這使台灣一些立法委員感到沮喪。華盛頓建立台灣加固重要軍事設施增強被動防禦能力，但台北市郊聯合軍事指揮中心的加固卻因腐敗調查案而遭擱置。在加強各軍種間的協調和提高聯合作戰水準方向也沒有什麼進展。自然，任何軍隊進行機構改革都非易事，因為這與傳統思維方式相抵觸，並會觸動現有機構的權威。經過多年學習，台灣軍隊隊伍一般至少表面上承認“軟體”改革的重要性。但一些人仍然懷疑這種態度轉變的真實性。
作者：郭宏偉 賀尚鋒 南京陸軍指揮學院碩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