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德 簡 歷
提起李德，人們就會聯想到電視劇《長征》中的那個乙太上皇自居，橫行霸道，不可一世的外國人。就是這個外國人和當時黨內的領導人博古等，造成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湘江之戰的慘敗。在著名的遵義會議上，他們理所當然地被趕下臺。
但是，除了電視劇《長征》以外，人們對於李德的其他情況，知道的並不多。現在我將有關資料整理如下，供網友閱讀參考。
李德來華前的情況
李德，德國慕尼黑人。原名奧托·布勞恩，又名華夫，還曾用名李特羅夫。李德是他常用的中國名字，意思是一個姓李的德國人。
李德1901年9月18日生於德國慕尼黑郊區的伊斯瑪寧，父親是個會計，母親是個教師。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應徵入伍，成為奧匈帝國的一名士兵。後來在與俄國軍隊作戰時被俘。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爆發，他參加了蘇聯紅軍。一戰結束後，他返回慕尼黑，同年獲得師範學院的畢業證書。1917年加入社會民主青年反對派，1919年4月，加入德國共產黨。19歲那年，他參加了保衛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戰鬥。
巴伐利亞保衛戰失敗後，他被捕入獄，後獲釋。 1921年初，他在德共中央軍政情報處工作。 1921年底，他再次被捕入獄
，後越獄逃出。1924年初，他調到了中央委員會做情報工作，從事反對姦細和法西斯組織的特別工作。
1924年，他結識了女青年奧爾加·貝納裏奧，並吸收她參加了黨的工作。他們結成了夫妻。
1926年秋，夫妻倆雙雙被捕，投入了莫阿比特監獄。三個月後，奧爾加獲釋。而他卻一直監禁到1928年春。1928年4月，在戰友和妻子奧爾加的幫助下，他又一次越獄成功，逃往蘇聯。
在蘇聯，他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1932年春畢業後，被蘇聯紅軍總參謀部派往中國東北收集日軍情報。
李德在中國（1）（遵義會議前）
一九三二年初春，三十二歲的李德手持奧地利護照，躊躇滿志地登上了通往滿洲裏的火車。他經過滿洲裏，哈爾濱、大連，秘密來到中共臨時中央所在地——上海。
在上海，李德通過共產國際駐中共中央代表阿瑟·尤爾，認識了當時中國共產黨的負責人博古。並很快發現二十四歲的博古實際經驗不足和遇事決斷能力貧乏。
由於王明左傾路線的危害，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已經名存實亡。周恩來早在一九三一年底就離開了上海，來到中央蘇區，成為中央蘇區的實際最高領導人。此後，從一九三三年初開始，臨時中央的其他領導人也相繼離開上海來到瑞金，先是張聞天，接著是博古、陳雲等。隨著中央政治局總負責人博古的到來，瑞金也就成了臨時中央的所在地。
博古來到蘇區後，十分希望李德也能去。經請示共產國際，共產國際同意李德進入蘇區，但又明確表示：李德作為一個沒有發佈命令、下達指示權力的軍事顧問，須接受中共中央的領導。一九三三年九月，李德從上海啟程，乘坐一艘英國輪船到汕頭，然後，裝扮成旅遊者，經過六晝夜的艱險跋涉，于十月到達瑞金。
李德一到中央蘇區，很快便得到了博古等人信任。李德也積極支援王明博古所領導的在莫斯科留過學的那一派。他和博古等人，互相支援，他們一致認為：毛澤東不過是一個無知的鄉下佬，山溝裏出不了馬列，在落後的縣城裏也不可能建成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他們還一致認為，紅軍要大兵團作戰，打大仗，有機會要攻取長沙、福州那樣的大城市。他們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不僅剝奪了毛澤東的兵權，黨權，最後對只剩下一個頭銜蘇維埃主席的毛澤東仍不放心。
在李德、博古等人的錯誤指揮下，第五次反圍剿失敗，1934年10月，8.6萬名紅軍戰士被迫撤離中央蘇區，向西突圍，開始長征。也是由於李德、博古等人的錯誤，經過湘江一戰，紅軍由長征開始時的8.6萬，銳減到3萬餘人。中國革命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
1935年1月，黨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李德列席了會議，在受到會議批判後，被取消了最高軍事指揮權，撤銷了軍事顧問的職務。博古也被迫交出了領導權。
李德在中國（2）（遵義會議之後）
遵義會議後，李德繼續隨紅軍長征。他認為原來和林彪關係不錯，遂提出隨林彪任軍團長的紅一軍團行動。但到紅一軍團後，林彪對他冷淡，他又回到了中央縱隊。
1935年6月中旬，紅一、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後，會編為左、右兩路軍，李德隨毛澤東、周恩來率領的右路軍行動。8
月初被派到新組建的紅軍大學任教。在此期間，當他得知陳昌浩要拉原四方面軍的同志隨張國燾南下，並分裂紅軍時，曾上前攔住原四方面軍參謀長李特的馬，斥責他的分裂言行，並且把李特從馬上拉下來，硬要李特去見毛澤東，說不經毛澤東同意，任何人也不得把部隊拉走。針對李德此舉，一向看不慣他的彭德懷曾表揚說：“這次表現很好，站在正確的方面了。”
經過二萬五千里的艱苦行軍，克服了各種艱難險阻，陜甘支隊于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陜北吳起鎮，勝利完成了長征。李德高興地說：“從政治上來看，長征仍然是中國工農紅軍的一次勝利。”
到達陜北後，李德主要參加邊區學校的軍事教育，並從事一些研究工作。1935年11月，李德參加紅軍參謀部的工作，其間也曾列席軍委會議；1936年，李德先後在紅軍學校和抗日軍政大學任教；1937年“七七”事變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了軍事研究委員會，李德為軍事研究會委員，擔任該委員會下設的編委會主任。1938年，根據李德自己的要求，中共中央將他轉為中共正式黨員，編在紅軍後方司令部，擔任顧問。
1937年1月，他隨中共中央進駐延安，住在鳳凰山麓的窯洞裏，直到離開延安返回莫斯科。
1937年2月，李德曾向王明提出回蘇聯的要求。
因為當時蘇聯正在搞清洗，王明提醒他，若此時回蘇，有被流放和槍殺的危險，他遂打消了回蘇的念頭。李德覺得既然暫時回不了莫斯科，就準備留在中國。
李德在中國的兩次婚姻
李德到中央蘇區後，不斷追求各种女人，特別是有夫之婦。當時的中央領導遂給他找了一位年輕的農婦，名叫肖月華。肖月華長得並不漂亮，但是她賢惠壯實。在組織找她談過兩次話之後，她便痛快地答應了。這個出身貧苦的山村姑娘，以革命的犧牲精神嫁給了李德。她認為這是組織交給她的任務，她要完成好這項任務。她把李德看成是第三國際和革命的代表。但她不懂德語，也不會俄語，他們沒有共同的語言，無法進行語言交流，而且兩個人的生活習慣又不同，再加上李德性格粗暴，肖月華的婚後生活並不快樂。
肖月華隨李德從江西蘇區，經過長征，到了延安，還給李德生了個兒子。最後，肖月華實在忍不下去了，便提出與李德離婚，並得到了組織的批准。解放後，她到了長沙，在那裏工作了多年。于１９８３年去世。
李德的第二個中國妻子叫李麗蓮。李德和李麗蓮的婚姻，傳說眾多。但據李德所述，他們二人結婚是經過組織同意的。在李德離開中國時，李麗蓮曾經要求和他一同前往蘇聯，但因為李麗蓮沒有獲得赴蘇的簽證，而未成行。
關於李麗蓮的情況，我們知道的也不多。只知道她早年在上海從事過電影表演。李德離開中國後，她又嫁給著名戲劇家歐陽山尊(解放後曾任北京人藝副院長)。1939年她擔任過延安魯藝音樂系助教，是秧歌劇的開創者和傳播者之一，曾經參加過延安文藝座談會，對中國現代戲劇、電影、舞蹈等藝術事業做出過貢獻。後來主要從事統一戰線和婦女兒童工作，建國後曾任全國婦聯兒童工作部和對外聯絡部部長。李麗蓮後來與歐陽山尊離婚。1965年病逝北京。
李德在蘇聯接受共產國際審查
１９３９年，周恩來不慎從馬上摔了下來，胳膊骨折，造成重傷。限于延安的醫療條件，中央決定讓周恩來去蘇聯療傷。
1938年8月30日，李德奉共產國際之命，搭乘周恩來、鄧穎超等乘坐的飛機，經蘭州、烏魯木齊飛回莫斯科，結束了他在中國7年多的生活。
從突然接到返回蘇聯的命令時開始，李德便陷入一種莫大的恐慌之中。
在中國的七年時間裏，他對中國的革命事業究竟起到了什麼作用，他的心裏是清清楚楚的。事情到了這一步，他不得不帶著沉重的失落感、被拋棄感和被驅逐感離開中國 。
李德到達莫斯科機場，共產國際根本就沒有派人去接他。同機到達蘇聯的周恩來怕他實在太難堪，就讓李德的老相識、從20年代就到了蘇聯的師哲把他接到自已的住處，在師哲住處等待共產國際的通知。在此期間，李德一直疑神疑鬼，覺得所有人都在回避他，都在極力與他劃清界限。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人終於來了，他們不斷地給李德提問題，讓他回答問題、寫報告、寫補充說明。這更讓步本來就心存疑慮的李德草木皆兵了，他認為這次自己肯定完了，中國共產黨人一定是在共產國際那裏狠狠地奏了自己一本，弄不好要有性命之憂了。實際上則恰好相反，中共根本沒有為難他，而負責對李德進行審查的機構——共產國際執委會監察委員會的主席佛羅林就是一個德國人，監委會中也有不少德國人，情形對他很有利。
不久，共產國際監委會決定先讓李德作一次全面的檢查交待，再組織對他的批判質詢，然後討論如何處理。監委會要求中國代表團的同志以及正在莫斯科的比較了解李德情況的中國同志都去參加會議，並希望他們在會上“多多發言”，對他展開批評。周恩來、師哲、任弼時、毛澤民和劉亞樓等人參加了會議。在會上，李德先做了檢查，承認自己在中國犯了錯誤，內容與他在延安時寫的檢討報告大體一樣，語氣也很沉重。這大概是因為他在思想上已經轉過彎來了，也可能是真的害怕了。接著，劉亞樓、毛澤民等人相繼發言，嚴肅地批評了李德，指出他給中國革命造成的重大損失，建議共產國際監委會一定要從嚴處理。聽到這些，李德的臉色開始變得蒼白。然後，周恩來按照遵義會議決議精神，指出了李德的主要錯誤，同時也表示自己當時執行了李德的錯誤方針，沒能及時批評抵制，也負有一定的責任。
會間休息時，李德用德國話向自已的同胞、共產國際監委會主席佛羅林大吐苦水，佛羅林就寬慰他：“沒那麼嚴重，也不必太緊張。”
李德這才長出了一口氣。最後，共產國際監委會與中國方面的負責同志協商後，作出了對李德的處理決定，結論是：有錯誤，免予處分。至此，李德一直懸著的心終於落了下來，他得到了一個比自己原來預想要好得多，甚至可以說是令他喜出望外的結果。
李德在蘇聯（1939—1953年）
李德接受審查並免予處分後，共產國際當然不會再重用他，
他被分配到蘇聯外國文學出版社從事編譯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加入蘇聯紅軍，從事政治工作。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８年，李德在蘇聯的克拉斯諾戈爾斯克任教。
在此期間，李德恢復了奧托·布勞恩的原名，並嚴格遵守了某些人告誡他的“對中國的經歷和觀察保持沉默”的規定，參加了馬克思、恩格斯原著從德文譯為俄文、將列寧、史達林原著從俄文譯為德文的工作，他還將許多著名的蘇聯長篇小說，如《收穫》、《茹爾賓的一家》、《遠離莫斯科的地方》等譯成了德文，為德國同胞輸送了一些具有俄羅斯風味的精神食糧。
李德晚年在反華浪潮中死去
1953年，史達林去世以後，蘇聯的國際、國內政策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李德被迫回到了闊別26年的祖國，成了德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和社會科學研究所的“一名工作人員”，他除了編書、譯書外，自己也寫作併發表了不少文章，後來還擔任了東德作協的第一書記，達到了他一生中僅次於在中國時的另一個事業巔峰。
60年代中期，中蘇關係日趨緊張，時年已經63歲的李德突然不再遵守他已恪守了20多年的“保持沉默”的規定，重新“顧問”起國際事務，特別是中國問題來了，開始大講特講關於中國的事情。1964年5月27日，他發表了題為《毛澤東以誰的名義講話》的署名文章，大肆歪曲謾罵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之後，李德又接二連三地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從所謂的“歷史事件”到現實問題進行了“全面揭發”和“深入批判”，其代表作是長篇回憶文章《從上海到延安》，後來又對其作了大量補充修訂，定名為《中國紀事》，于1973年正式出版。就這樣，在已過古稀之年，李德
又枯木逢春、老樹開花似地成了新聞媒介、歷史研究界、特別是國際政治鬥爭舞臺上的一匹“黑馬”和一顆年邁的“新星”。但是，這顆“新星”轉瞬即逝了。《中國紀事》出版後還不到一年，李德，即奧托·布勞恩便於1974年8月15日病逝，時年73歲。
神農本草園博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