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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房子”洋顧問靠地圖指揮 “大搬家”長征行動遲緩 劉伯承遭斥
白崇禧收“口袋”
1934年10月中旬，離開中央蘇區的紅軍踏上了遠征之路，出發時8.6萬人的隊伍拉長到將近百里。為防備空襲，大軍只能夜間行軍並走狹窄山路，擁擠的隊列中還有幾千名挑夫擔著兵工廠裏的機械、銀行印鈔票的石板、裝滿文件的箱子。一些醫院以為目的地不遠，把X光機甚至是傷員用的尿壺都帶上。毛澤東看到這一情景，曾嘆息說：“就像大搬家一樣”。
在強敵圍追堵截之下，隊伍這樣遲緩笨重顯然面臨著嚴重危險。當時是誰安排了這種“大搬家”式的突圍方式呢？
李德對著地圖指揮作戰，訓斥劉伯承“水準不如一個參謀”
紅軍長征出發前，在紅色首都瑞金城外的一所小院裏就有一個黃頭髮、藍眼睛的洋人居住，因對外嚴格保密，這裡稱為“獨立房子”，裏面的住戶就是中共中央少數領導人才知道的“國際顧問”奧托·布勞恩。紅軍進行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前期的指揮，實際是由這個既不懂漢語，也完全不了解中國實際的德國人負責。
奧托·布勞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參加德軍，只當了一年列兵，戰後參加了德國共產黨，並被派到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來華前他從未指揮過大部隊作戰，在院校所學的只是蘇軍戰術。原先蘇聯只讓奧托·布勞恩到上海蒐集軍事情報，此人到上海後被臨時中央總負責人博古看中。這時博古是個二十幾歲的青年，雖有革命熱情卻缺乏軍事知識，便請奧托·布勞恩到紅軍中當軍事顧問。1933年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到瑞金後不久，就決定將此人接來。
一個洋面孔的人想潛入農村根據地並不容易。奧托·布勞恩先化裝成牧師，乘船到廣東汕頭，再由交通員接送，白天躲入船艙，夜間走小路，終於潛入中央蘇區，並起個化名叫李德。
李德到瑞金後，被賦予軍事指揮權，隨後完全否定了毛澤東的遊擊戰術，認為那是“山溝溝”裏的東西。他要求用蘇聯戰術同國民黨軍隊打陣地戰，結果紅軍雖英勇奮戰但仍節節敗退。李德一直呆在僻靜的“獨立房子”裏憑地圖指揮戰鬥，而當時的地圖大都是一些簡單草圖，極不準確，與實際地形相差甚遠，下達的命令大都不符合前線實際。彭德懷對此曾當面斥責說：“你們這些教條主義者，只不過是地圖上和紙上談兵的戰術專家！”
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曾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過，開始對李德這個老校友曾十分熱情。不久，劉伯承發現李德的指揮不合實際，便提出不能硬打死拼，不然會“變成千古罪人”!李德卻訓斥劉伯承道：“你白進過伏龍芝軍事學院，戰術水準還不如一個參謀，還當什麼參謀長!”由於臨時中央負責人盲目迷信蘇聯教條，一直袒護李德，長征之初仍讓他負責指揮。
“大搬家”讓蔣介石對紅軍路線一目了然
1934年10月，中央蘇區在敵軍圍攻下處境危急，臨時中央決定突圍前往湘西建立新根據地。出發前李德制定行軍計劃，又完全按照蘇聯紅軍正規戰行動方式，將五個軍團的戰鬥部隊全作為中央機關的掩護部隊，全軍成一條直線向西前進。
長征開始時，臨時中央對李德在生活上多方照顧，配給了兩匹騾子，一匹用於騎乘，一匹馱運行李文件。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歸國並擔任紅軍學校團政委的伍修權，還為他擔任翻譯。行軍開始後大家又感到，李德制定的行軍計劃完全不符合中國道路的實際，按地圖所劃定的路線看似不遠，行走起來卻大都是羊腸小道，加上攜帶的罈罈罐罐過多，人馬在小路上擁擠，常常一夜只爬一個山頭，部隊十分疲勞，掉隊甚多。
中央紅軍突圍西進之初，國民黨各省軍閥矛盾重重，難以協調堵截行動。紅軍若迅速前進並在敵軍間隙機動穿插，就能取得主動。但李德制定的行動路線卻十分呆板，且行軍遲緩，蔣介石從地圖上一眼就能看出紅軍下一步去向，因而能預先設置封鎖線並組織圍攻，突圍的中央紅軍完全陷入被動挨打的處境。靠著指戰員們的英勇，部隊衝破了三道封鎖線，卻也損失不小，11月下旬又進入到國民黨中央軍、桂軍、湘軍依託湘江組成的第四道封鎖線前。
渡江用時一週，白崇禧終於收了“口袋”
中央紅軍剛到達湘江邊後，白崇禧指揮的桂軍在封鎖線北面還有一個缺口，如快速前進可以通過。臨時中央負責人和李德卻捨不得那些罈罈罐罐，讓所有戰鬥部隊成甬道式掩護，部隊拉長到百里，渡江時間竟達一週。桂軍採取側擊，湘軍和蔣係中央軍追上猛攻，紅軍經血戰衝過湘江後只剩3萬多人，攜帶的笨重物件也大多被迫拋棄。隨紅五軍團擔任後衛的劉伯承最後渡江時，看到路邊倒下的大批烈士，四處散落的機器、裝備，滿江飄流的文件和蘇維埃幣，不禁長長嘆息：“這樣下去怎麼得了！”
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一些領導人和許多指戰員便對李德的錯誤指揮產生了懷疑和不滿，經過湘江戰役這場紅軍戰史上人數損失最大的一仗之後，不滿情緒達到頂點。面對中共領導人的指責，李德灰心喪氣地說自己只是個顧問，對失敗不能負責，臨時中央也不再讓他制定行動計劃。
聶榮臻回憶當時的情景說：“博古同志感到責任重大，可是又一籌莫展，痛心疾首。在行軍路上，他拿一支手槍朝自己瞎比劃。我說，你冷靜一點，別開玩笑，防止走火。”迷信蘇聯模式、照搬洋教條的做法，在無情的實踐檢驗面前已經完全破產。
湘江戰後中央紅軍進入越城嶺山區，指揮責任由周恩來擔當起來。他聽從毛澤東的意見，改變預定計劃，剩下的3萬多紅軍轉向軍閥分裂割據且統治薄弱的貴州，才避免了全軍覆沒。
1935年1月，中共中央舉行了遵義會議，李德參加了會議，卻只是坐在角落裏低頭受批判，會後被安排到紅一軍團隨軍行動。一、四方面軍會師後，李德表態支援北上，到陜北後又被安排在紅軍大學當教員，傳授蘇聯騎兵戰術，總算做過一點好事。
1939年，周恩來去蘇聯治傷，李德隨機返回蘇聯，到莫斯科後也受到批評。不過共產國際領導人認為他只是顧問，出的主意中共領導人可聽可不聽，最終未進行懲處，只安排他當翻譯，且不許參與中國事務。
留守蘇區的部隊缺乏遊擊準備陷入被動
紅軍主力突圍前，臨時中央決定留下1.6萬作戰部隊，加上傷病員和地方機關人員共3萬餘人在原地堅持。由於原計劃是在湘西站住腳後可以反攻，留下來的項英等領導人接受的任務又是堅持原有區域，因此沒有進行遊擊戰的準備，這又釀成了蘇區淪陷時的被動局面。★
（《法制晚報》2006年8月15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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