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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葛：中蘇在援越抗美問題上的矛盾與衝突[113]
中蘇在對越援助問題上的矛盾衝突，開始於1965年蘇聯大規模援越之後。此時中蘇關係惡化的現實，已將兩國重新合作的道路封死。當蘇共中央、蘇聯部長會議于1965年4月致函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舉行越、中、蘇三國最高級會晤，把分歧撇在一邊，採取聯合行動的建議後，7月，中國方面即復函予以拒絕，並指責說：你們所說的“聯合行動”，就是要兄弟黨服從你們老子黨的命令，就是要兄弟黨、兄弟國家成為你們推行美蘇合作主宰世界政策的工具。[114]
1966年2月底日共代表團訪華，日方同劉少奇等中共領導人討論通過的公報草案不僅在批判修正主義時未點蘇聯的名，而且還提出了關於建立包括蘇聯在內的反美國際統一戰線、與蘇聯統一行動援助越南的問題。對此，毛澤東向日方表示：你們這種態度是受到蘇共領導歡迎的，但是我們不歡迎。決定不發公報，只發消息。同時，毛澤東還否定了宮本顯治所說的：雖然不直接同蘇共領導採取聯合行動，但可以同其領導下的群眾團體採取聯合行動的意見。他認為：國際民主團體的活動用處不大，不可過高地估計它的作用。就是寫出最好的決議也沒有用。[115]
對於毛澤東而言，中國決不可以與修正主義蘇聯在援越問題上搞聯合，雙方只能是分別行動，各援助各的。[116]
只是，中蘇兩國在援越抗美大目標下各行其是的同時，因所處地理位置的不同，又不能不在對越援助的過程中發生接觸，進行某種形式的協作，這樣，矛盾和衝突也即由此而生。特別是，由於越南在其抗美救國戰爭中力爭得到中蘇雙方的最大援助，使得這種糾葛更加突出起來。
一、1965-1969年中蘇之間的矛盾衝突
1965至1969年中蘇之間在援越抗美問題上不斷發生摩擦和衝突，有時甚至進行激烈的鬥爭。這種情況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中蘇在實現蘇聯援越軍事行動計劃上的矛盾衝突
1965年2月柯西金訪越結束後，蘇聯制定了一個新的援越軍事行動計劃。25日，蘇共中央、蘇聯政府根據此計劃，通過蘇駐華使館向中國提出口頭聲明，要求1、派一個旅的戰鬥部隊和其他現役武裝人員4000人通過中國鐵路去越南；2、在中越邊界地區撥出一到兩個機場（如昆明機場），供蘇的一個米格-21截擊機大隊使用，並駐紮500名蘇現役軍人，用以保證機場的安全；3、在中國領空開闢空中航線，供蘇聯運送米格-21飛機和其他武器及蘇聯在越軍事人員所需的物資。為了進一步表明此項要求的迫切性，蘇政府又于2月27日通過其駐華使館提出：事情很急，他們應越南的要求，要用45架安-12飛機空運18門高射炮和75挺高射機槍去越南。[117]
3月10日，中國政府通過外交途徑正式答覆蘇聯政府2月25日的口頭聲明說：蘇聯提出的軍事計劃超出了通常的軍事援助範圍。對於第一條要求，中國以越南方面並不贊成蘇聯的作戰部隊進駐越南為由加以拒絕。關於第二條建立空軍作戰基地的要求，中國則強調，按照蘇聯通知的米格-21飛機的飛行距離，把昆明作為作戰基地，根本起不到保護越南領空的作用，故此也回絕了。而對於第三條在中國建立“空中走廊”的要求，此前中方已于2月28日回復說，大規模空運不符合蘇聯主張的絕對保密原則，建議改為陸運。此時再次重復說明，蘇聯給越南這麼一點武器和作戰物資，卻要派蘇聯飛機長期在中國領空飛來飛去，這不僅不能嚇退敵人，還會立即暴露給敵人知道。中國的“答覆”指出，像這樣的重大行動，沒有經過越、中、蘇三方協商，是強加於人。因此，中國方面不能同意蘇聯的這種軍事行動計劃。“答覆”並指責說：蘇方的要求，實際上就是把中國、蘇聯、越南三國置於目前就開始對美國公開作戰的地位，這將使當前越南人民反美鬥爭的形勢複雜化。總之，在中國政府看來，蘇聯的這些要求是另有所圖。例如，蘇方要求緊急空運高射武器去越南，但是卻直到3月8日才將這批飛機和高射武器交給中方，中方于當日兩天內全部起運交付越南。為此，中國方面認為，如果蘇聯真的那麼急於運，何以拖延8天才運來呢？[118]
蘇聯的行為令中國疑慮重重，感到在中蘇關係目前的狀況下，蘇聯提出這些要求，實際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和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威脅。
莫斯科則利用中方的答覆進行攻擊，大作中國阻止蘇聯援越的文章。蘇聯領導人于莫斯科三月會議上披露說：由於儘快掩護北越城市免遭美國空軍襲擊至關緊要，我們請求中國當局允許載有軍事技術裝備和必要數量軍事專家的蘇聯運輸機穿越中國領空。但中國政府拒絕了這一請求，理由是蘇聯飛機在中國上空飛行可能被敵人發現，從而“造成不必要的損失”。沒過幾天，中國領導人又想出了新的十分可笑的藉口。他們把蘇聯航空兵部隊經中國飛往越南的建議完全看成了“想控制越南和中國”的企圖。他們竟不為這種荒誕的論斷害羞，似乎在越南民主共和國邊境地區的幾百人“可以控制”有6.5億人口的中國。蘇方進而責備說：由於中國的這一立場，儘管美國在越南的侵略行為不斷加劇，我們給越南提供的必要的軍事技術裝備，主要是防空裝備，只有用鐵路運輸，而這是需要很長時間的。不過經我們的努力，部分蘇聯裝備還是運到了越南。[119]
對此，中國外交部雖然提出目前尚不宜公開表態駁斥蘇方，但認為，為了消除蘇方宣傳所造成的影響，有必要向有關人士吹吹風，由中方涉外人員在同國外左派和中間派人士的談話中澄清事實，說明：蘇聯在“莫斯科分裂會議”上“掀起了一個所謂中國阻撓蘇聯援越的謠言攻勢，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來反對中國”。但謠言的影子只有18門高射炮和75挺高射機槍。中國認為這批武器空運不好，也無必要，建議陸運，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對越南需要，而且蘇聯同意給的軍事物資，中國無不全力以赴，予以協助。過去如此，現在仍然如此。關於這一點，越南同志知道，蘇聯同志也知道。事實總是推翻不了的。而蘇聯歪曲事實，誣衊中國阻撓他們援越，是一種預謀的反華行動。[120]
1967年5月，蘇聯又向中國提出要經中國領空轉運米格-17和米格-21型飛機各12架。蘇聯關於空運問題的舊話重提，自然再次遭到中國拒絕。中國方面認為，蘇聯提出空運飛機的建議是在有意識地將軍事秘密暴露給敵人，是一個陰謀。這樣一個大的軍事行動，蘇聯不經協商就要迫使中國接受，無疑是十足的大國沙文主義態度。越南方面在傳達蘇聯的這個要求時，估計到中國不會同意，所以同時提出通過鐵路運輸飛機的方式，為中國所接受。[121]
（二）中國對蘇聯派志願軍援越問題的反應
1965年3月23日，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紅場為蘇聯宇航員慶功的群眾大會上發表講話，首次提到：目前我們中央機構收到不少蘇聯公民的呼籲書，表示準備參加越南人民爭取自由與獨立的鬥爭。我們很理解蘇聯人民所表達的這種兄弟團結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感情。此後，蘇聯又在4月17日就黎筍率領的越南黨政代表團訪越成果發表的聯合公報中公開宣稱：如果美國強化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侵略，蘇聯政府于必要的情況下，在越南政府請求時同意蘇聯公民前往越南。[122]
其實勃列日涅夫的講話只是對3月22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向社會主義國家提出的援助請求（包括派志願軍問題）所做的一個表態性反應。越南此時並無意向蘇聯提出派遣志願軍的實質性要求。是年3月26日，越南副外長黃文進在與蘇駐越大使謝爾巴科夫會見時曾透露說，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感謝蘇聯要派志願軍參戰的這種支援，但是目前他們還不需要，必要時他們會提出此項請求的。[123]
故此，蘇聯政府的聲明不過是一種政治姿態，其提出派志願軍問題，主要是作為一種宣傳手段向美國施加壓力。在這裡政治意義實際已大於軍事意義。
然而，蘇聯的表態對中國卻是一種刺激。當越南方面對蘇聯派志願軍的承諾表示感謝的時候，中國領導人即對此表示了不滿的看法。1965年10月，周恩來在與範文同的會談中提出：我不支援蘇聯志願部隊赴越的想法。彭真、羅瑞卿也同意我的意見。1966年3月，他在同黎筍談到越南要求社會主義國家派出志願飛行員時，特意提醒說：蘇聯可能把這個秘密洩露給了敵人。你們從蘇聯飛行員那裏得到的還不足以補償他們給你們所造成的損失。8月，周恩來又以中國的支援部隊是正規軍為由，正式向範文同提出：中國可以拒絕其他國家派遣志願軍到越南的要求。[124]
（三）中蘇在援越物資過境問題上的矛盾衝突
由於社會主義國家向越南民主共和國運送物資比較便利和現實的途徑是通過中國的領土，因此，在整個援越抗美期間，中國鐵路成為免費轉運蘇聯和朝、蒙、東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援越物資至越的一條重要通道。[125]
此期，中蘇雙方圍繞蘇聯援越物資經中國鐵路過境的問題，展開了尖銳的鬥爭，其糾葛過程複雜，更為突出地表現了中蘇之間在援越中的矛盾衝突。
1965年2月，柯西金訪越兩次途經北京時，向周恩來談道：美國轟炸越南北方以後，蘇聯可以放手援越了。蘇將無償向越南提供大炮、坦克、地對空導彈。周恩來表示：希望蘇聯快給越南武器，中國鐵路可以幫助運輸。毛澤東在2月11日會見柯西金時也指出，中國將協助把蘇聯的軍事技術裝備儘速運往越南。此後，中蘇兩國政府于3月30日達成協定，簽訂了關於轉運蘇聯政府供應越南民主共和國的特種物資過境議定書。中國方面隨即把轉運蘇聯援越軍事物資放在優先地位，成立了專門小組負責此項工作。[126]
4月，蘇聯援助越南的首批地空導彈裝備，包括13列火車、403個車皮、282名專家，及部分旅團指揮器材（大部為舊貨），相當與兩個火力營、兩個技術營、1個指揮營，開始經中國過境運往越南。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要求必須及時、安全地將這批裝備和人員運抵越南，並由副總參謀長李天佑親往廣西憑祥檢查布署工作。4月14日至5月20日，中越蘇三方在憑祥進行了此批物資過境的交接手續。6月，範文同等人在莫斯科與蘇方達成有關軍事援助的意向後來華，羅瑞卿在同文進勇會談時闡明瞭中國對運送蘇聯軍援物資的立場：你們向蘇聯要裝備，理直氣壯。但要有重點，逼他海運。要我們運也可以，但不許他搞陰謀。什麼提供空中走廊、機場、港口等，過去、現在、今後我們都不幹。羅瑞卿表示：關於蘇聯援越物資的過境運輸，我們還是像過去一樣免費運輸。他們的專家過境，我們也會招待的。此後不久，劉少奇于7月3日與阮維楨會談時指出：蘇聯和東歐的援越物資，今後應主要從海上運輸。中央援越領導小組辦公室隨即提出：蘇聯援越物資，大部分應要求蘇方海上運輸。凡過去與我達成協定由我負責轉運的物資，我們負責。如有少量急需或特種物資要求我轉運，可適當安排。海上運輸遇空襲要求在我港口待避，可視情況臨時商定。中央領導人批准了這一方案，周恩來、羅瑞卿並指示說：空運物資也可答應，因為其不同於開闢空中走廊和撥給機場。[127]
7月，中越運輸代表團在北京舉行會談，並於26日簽訂了會談紀要。據中越雙方達成的協議，1965年下半年蘇聯及東歐等國過境中國的物資計劃為14.85萬噸，其中軍事物資5.5萬噸，一般物資7.5萬噸。雙方商定，優先安排運輸軍事物資。[128]
根據中國的材料，1965年3月，中國方面根據蘇方提出的貨單運送了150車皮以上的物資去越南；4-10月，蘇方計劃有40列車左右的軍用物資過境。5月26日，蘇越雙方又在莫斯科達成由蘇聯向越南提供一批補充物資的協議，要求中國轉運。從1965—1968年，通過中國鐵路轉運的援越物資共179列火車、5750個車皮。中方認為，中國自始至終都忠實地履行了自己的諾言，嚴格按照協議，全部、及時、安全地轉運了蘇聯的援越武器。[129]
但是蘇共中央于1965年7月初致函中共中央，指責中方沒有及時轉運蘇給越的補充物資。對此，中共中央7月14日復函蘇共中央予以駁斥。此後，蘇聯方面繼續提出：中國當局違反毛澤東同志的保證，從蘇方一開始向越南運送軍用物資時起就製造困難。在蘇聯和越南民主共和國之間達成了關於增加提供軍事技術裝備和加速運送這些裝備的協議後，中國行政當局的代表阻撓運輸蘇給越的物資。[130]
那麼事實究竟如何？這其中的是是非非能否說清呢？
對於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援越物資過境問題的處理，中國歷來的做法是在援助國提出申請之後，首先徵求受援國越南的意見，然後協調好中越兩國的運輸計劃，再同援助國達成相應的協議。1965年8月26日，蘇聯方面向中國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遞交了一份關於1965-1967年補充供應越南的軍事技術物資過境的申請。中國方面依照慣例辦理，通過中國駐越大使于9月2日通知越南外交部蘇方申請之事，並在是月17日、27日和10月7日連續催請越方答覆。同時由中國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的有關人員于9月18至10月18日接連5次向蘇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代表和駐華武官說明情況，表示一俟得到越南的答覆，即與蘇方商談簽訂協議之事。但直至11月初，越方仍無回音。中國於是將蘇聯的申請暫時擱置。對於10月7日蘇對外經委代理代表請中國對外經委儘快簽協議的要求，中方回復說：在搞清蘇聯的這批軍事技術物資“哪些是越南方面首先必需的，它希望在什麼期限內收到，以及為了接受這些技術裝備在技術上有哪些可能性”之前，中國方面將不接受蘇聯給越南的軍用物資。據此，中方向蘇代表聲明，拒絕讓一系列載有蘇軍援物資的運輸車輛從中國過境，其中涉及到10輛軍機修理車以及40門高射炮的轉運。[131]
不過時隔不久，中國方面對於特殊問題還是採取了通融的態度，在徵得越方同意後於10月12日約見蘇駐華武官，正式提出就上述修理車和高射炮兩項物資的運輸問題與蘇方單獨辦理換文，以便儘早將其運往越南，而不必等待補充協議的簽訂。隨後，中方又多次催詢，蘇方卻遲遲不復。在中方人員質問其用意何在時，蘇武官和代理代表也表示不理解莫斯科的意圖。10月21日，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指責中國有意“拖延簽訂”協議，並拒絕接受轉運上述物資。對此，中共中央于11月5日復函澄清說，事實明擺著，這兩項物資不能及時轉運，責任完全在蘇方。進而回擊蘇聯是“無事生非，蓄意誹謗”，存心顛倒黑白，目的在於製造口實，作反華文章。[132]
另外，在運送蘇聯過境物資時，中國方面堅持按協議辦事，不願意遷就蘇聯，改變自己的運輸計劃。蘇聯方面則強調非常時期，援越不必完全照章辦事，可以作特殊處理。故而蘇聯常常違反同中國簽訂的運輸協議，或不按時提交計劃，或不按計劃發車，有時甚至既無計劃，又不通知，突然將列車開進中國邊境站。中國方面認為，這種情況不僅打亂了中方的計劃，而且使中越兩國的運輸計劃無法銜接，是破壞協議的行為，極大地影響了援越物資的正常運輸。9月2日，中國對外經委副主任李強約見蘇對外經委代表，指出：蘇聯的做法就是要造成一種形勢：如果我們接運你們違背協議運來的物資，你們就可以任意打亂中越兩國的運輸計劃；如果不接運，你們就造謠說中國阻撓蘇聯援越物資過境。李強表示堅決反對蘇方的這種做法。蘇代表則保證說，今後一定採取措施，按協議辦事。只是此後情況並未發生變化，僅9月一個月內，蘇聯方面無計劃和不按計劃發車數即佔總批數的72%。為此，中方從9月18日至10月23日，先後10次向蘇方提出這一問題，聲明此事如不加以解決，誤了運輸時間，一切責任完全由蘇聯方面承擔。蘇代表一面感謝中方“由於我們的過錯而造成的工作障礙所表現的巨大耐心”，表示要找出癥結所在，消除己方工作中存在的缺點，一面懇請中方“不要把我們看成是不可救藥的”。[133]
但遺憾的是，以後此類事情仍有發生。如是年11月25日，一批由中國代越儲存的蘇聯、波蘭炸藥和爆破器材提前到貨，給中國對外貿易總公司的工作帶來困難。1966年4月上旬，一批從波蘭發往越南的炸藥、雷管由蘇聯方面換票發運時在手續上造成了紊亂，運單與貨物名實不符，如未發現即辦理換裝和發運，又會成為中蘇之間的一場過節。[134]
1966年4月末，蘇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在訪問匈牙利期間談到，由於蘇聯同越南沒有共同邊界，蘇的援越物資非經過中國不可。如果中國不阻撓蘇聯援越物資過境，這種援助會更加有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旋即于5月4日發表聲明駁斥說：蘇聯交運的援越軍事物資，中國方面均優先、迅速、免費轉運給了越南。至1965年底，中國已轉運蘇聯援越軍用物資4.3萬餘噸。聲明指出：蘇聯援越的軍用物資無論在數量還是品質上，都是同它的國力很不相稱的。所有武器都是過時的，有些還是破損的。數量也很少。1966年第一季度，蘇聯要求中國準備1730個車皮的運輸力量，中國方面予以同意，並備好了車輛。但蘇聯方面實際交運的物資只裝了556個車皮。蘇聯與古巴沒有共同邊界，而且距離遙遠，但卻可以把火箭核武器運過去又運回來；為什麼對離得並不那麼遠的越南，連常規武器都運不過去呢？蘇聯同印度也沒有共同邊界，但蘇聯可以由海上把大量物資運去，幫助印度打中國，為什麼蘇聯不能由海上把它的物資運到越南，支援越南人民打美帝國主義呢？[135]
7月初，《人民日報》又特別發表評論員文章揭露“蘇修製造謠言”，宣稱：“越南方面同意接受的軍援物資，中國方面一律同意協助轉運，從未阻撓；蘇聯援越軍事物資到達中國邊境，中國鐵路都立即以特快的軍運辦法予以轉運，從未拖延，也根本沒有發生過積壓的現象；中國鐵路對所有軍援物資的轉運都是免費的，我們從來沒有向蘇聯政府收取過一個盧布、一塊美元、半個格蘭姆黃金，更不用說什麼地對空導彈之類的實物了。”[136]
中蘇之間在蘇聯援越物資經中國鐵路過境問題上的唇槍舌劍，頻頻交鋒，令急於獲得大量援助物資的越南左右為難。為保證軍事物資優先過境抵越，越南政府一方面于1966年初正式通知中國：他們已同蘇聯和東歐國家達成協定，今後援越經濟物資大部分安排直接海運越南港口；[137]
一方面在不得罪蘇聯的前提下對中國進行維護，于6月19日授權越通社發表聲明，將批駁的矛頭直指西方說：“中國對蘇聯等國援助越南的軍事物資都盡力幫助按計劃轉運過境，西方通訊機構散佈的所謂‘過境援越物資受阻’完全是捏造和極為卑鄙的挑撥陰謀。”並在1967年2月28日再次聲明指出：中國“把蘇聯和其他一些國家的援越物資妥善地並且按照預定的時間運到越南。”[138]
由於蘇聯的軍援物資繼續主要經中國鐵路運送，因此，1968年2月10日，中蘇雙方又就通過中國鐵路轉運蘇聯援越軍備物資問題達成一項新的協議。只是，這項協議的執行過程依然存在問題。1969年初，蘇聯方面指責中國拒絕運送蘇方交付越南使用的軍用車輛，迫使蘇聯在1到3月期間幾次推遲發出援越導彈技術物資列車。根據蘇方材料記述，500余輛裝載導彈武器的汽車被定期重新裝貨發往中蘇邊境，而後又不得不返還原處。蘇聯外交部聲明說，3月初，蘇對外經委代表為通告據1968年2月蘇中協議而發出的一列軍車事，多次求見中國對外經委有關部門。中方起初以“忙”為藉口推託，旋即又在會見時以消息傳遞太遲為由斷然拒絕接受此項通知；而且中方代表語調粗暴，帶有一股反蘇激情。聲明指責中國違反蘇中雙方達成的新協議，重新開始為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援越軍事物資過境運輸設置障礙。越南方面此時對越中之間就1969年將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物資轉運至越問題進行磋商的結果，極為關注，曾對蘇方強調指出：中國要使越南脫離蘇聯，因此他們給援越物資的運輸製造困難。這樣，軍援物資的運送也將變得非常艱難。是年，由於中蘇之間戰爭氣氛的日趨濃重，中國方面停止了蘇聯援越物資的過境運輸。[139]
蘇聯一度只能依靠海路向越南輸送援助物品。同年，蘇越另行開通了經寮國、緬甸、印度的空中運輸航線。
另外，除鐵路運送援越物資過境外，中國的港口也承擔有轉運蘇聯援越物資的任務。但中蘇之間在蘇援物資經中國鐵路過境及推動越美和談等問題上的矛盾衝突，實際上影響了從中國港口轉運蘇東援越物資任務的具體落實，蘇聯的大部分物資是直接海運去越的。
1965年7月中越兩國運輸代表團簽訂的會談紀要中關於“海路運輸”一項規定：對於其他國家過境中國鐵路運輸的援越物資及一般貿易物資，如遇越南鐵路接運能力不足時，越方將與有關用貨部門協商安排改為海運。海運物資的運力由中方盡力安排，及時發運。[140]
不過，此協議簽署時間不長，中國方面即在駁斥蘇方關於“中國阻撓蘇聯援越物資過境”的言論時質問說：你們為什麼不用你們為數眾多的遠洋船舶，運送你們援越的軍事物資呢？你們今年2月份答應給越南同志的海軍艦艇，又為什麼至今還不直接開往越南的軍港，而要運到中國的港口轉交給越南同志呢？你們辯解說，美國封鎖了越南，蘇聯與越南不接壤，通過中國領土運輸是“唯一現實的途徑”。事實果真是這樣嗎？誰都知道，到目前為止，各國的船隻仍然能夠進出越南港口，中國船經常去，蘇聯船也不是不去。你們就是不敢用你們的船隻裝運軍事物資去支援越南人民。你們是害怕美帝國主義。[141]
現在看來，中國方面的指責有些牽強。因為軍用物資通過鐵路運輸，確實比海運省時、安全，而且優先、迅速轉運援越軍事物資也是越南方面的迫切願望，所以，蘇聯才提出用中國鐵路運送其軍援物品。此外，蘇聯亦並非完全依賴中國的陸路和海運能力，除軍用物資外，1965年下半年蘇聯、東歐計劃運往越南的一般物資總量為52.29萬噸，其中未經中國港口直接海運越南量為44.79萬噸，分別約是此期計劃鐵路過境中國的一般援助物資（7.5萬噸）及軍事物資（5.5萬噸）的6倍和8倍，其比重不可謂不大。[142]
其實，如果中蘇之間沒有矛盾，無論鐵路還是海路運送蘇聯的援越物資，本來都是不成問題的。
至1966年，蘇聯方面未曾中斷過從蘇聯港口派遣裝載貨物的船隻開往越南，約20余艘船連續不斷地從事向越南的運輸活動。截至是年7月18日，準備運、正在運和已運達的物資計11萬餘噸。只是蘇方海運部報告說，越南海軍當局人為地拖延蘇聯船隻卸貨，認為在海防港地區蘇聯船隻越多，該港口就越安全。而且越方引水員引導中國船隻繞過危險水域，卻有意識地讓蘇聯的輪船通過危險水域，以檢查是否有深水水雷。[143]
為此，蘇聯方面希望中國承擔更多的海運任務。1967年4月，範文同在與周恩來會談時向中方轉達了蘇聯的建議：1、中國增加蘇援越物資的船運量，從每月1萬噸增至3萬噸；2、中國開闢2或3個港口裝卸蘇聯的物資。對於前者，中國方面表示，中國不能在情況不明的條件下答覆此項提議。而對後者則明確回復說，目前越南的海防港並未遭到轟炸，因此還沒有必要使用中國的港口。並且懷疑蘇聯要求使用中國的港口不僅只是為了運送援越物資，而且還有其他的目的。[144]
二、1970-1972年中蘇之間的矛盾衝突
在越南戰爭的最後階段，中國于加大對越援助力度的同時，對蘇聯加強援越、特別是對蘇聯援越物資過境的態度和方針也發生了變化，中蘇兩國在大規模援越行動上的矛盾和衝突趨向緩和。尤其是越南南方解放武裝力量1972年3月開始發動全面軍事攻勢以後，這種變化表現得更為明顯。
其一，此階段中國不僅同意蘇聯大批援越軍事物資過境，而且還主動讓越南催促蘇方儘速發運貨物過來。1972年1月和3-4月，中國分別與蘇、德、保、羅等國簽訂了關於1972年轉運特種物資的議定書。[145]
此後不久，周恩來在5月20日晚會見李班和越南駐華大使吳船時即提出：“對蘇聯和東歐國家已答應通過鐵路提供的物資，凡得用的，越方應催他們快點運來。中國給予免費過境運輸。”8月下旬，中國方面又要越方催促蘇聯將原定在該月海運但仍未見到貨的5萬噸麵粉，趕快通過鐵路運來。[146]
另外，中國還為加速運送蘇東援越物資事積極出謀劃策，向越方建議增辟公路運輸，開闢新的線路，中國援越導彈與過境軍事物資分走不同的公路；一些物資也可通過鐵路聯運的辦法運來等等。[147]
其二，中國方面同意蘇方押運特種物資人員隨車從中國過境，並且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裏，將允許的數額從不超過46名，增加到不超過60名，直至由周恩來批准，蘇400名軍事人員不帶武器隨物資過境。[148]
其三，1972年6月18日周恩來向黎德壽表示同意蘇聯、古巴及東歐各國的過境物資船在中國港口卸貨後，中國方面重新對蘇聯打開了由海運轉送援越物資之門。對此，越勞黨中央政治局非常感謝，認為這是對越南抗美救國戰爭極其巨大的援助。其後，中越雙方于7月10日就此事達成協定，確定通過陸路或海路轉運蘇方海運至中國港口的糧、鋼、油、糖及袋裝化肥等幾種物資。[149]
8月初，李強旋即又對越方表示，蘇東物資除個別品種如黃鐵礦、土豆種、鮮活商品外，中國方面同意都接卸，即便是孵小雞的機器設備也不例外。[150]
而這種東西實際上已不是戰爭所急需的了。此時，中國不只是准許蘇聯利用中國的港口卸貨，甚至還同意蘇供越的“米-6”直升飛機海運到湛江港後，在湛江機場安裝並試飛。[151]
1965年時的“空中走廊”之虞，至此似已大大減弱。
其四，恢復代越儲存蘇聯等國援越物資。[152]
1972年6月，黎清毅擔心因美國4月份開始轟炸越南北方，5月佈雷封鎖越港口，蘇東各國有可能以1972年援越協議尚未執行為由而不同越方進行1973年援助的談判，特指示李班與李強商量，並報李先念批准，請中國同意將越南非常急需的蘇東國家援助物資運來並寄存在中國。同時表示，這些物資（主要是糧、鋼、油）可請中方先使用，到越南有能力接運時，用中國的物資運交越南。另外，越方還要求中國恢復1966-1967年的做法，提供倉庫寄存蘇聯運來的軍用物資。對此，中國方面均予以同意，並向越方提交了儲存物資換文的草案，獲其首肯。[153]
關於越南讓中國先使用海運至中儲存的援越經濟物資問題，主要出於對蘇聯方面能否及時供貨一事的擔憂，如越方希望蘇提供的26萬噸糧食在三個月（9-11月）內全部運抵中國，但是倘若這些物資不能儘早運來，蘇方便有可能因適逢糧食歉收而交不了貨，故而請中國幫助將其無力接運的部分消費掉；認為1972年蘇聯援越物資共100多萬噸，而半年過去了，仍有100萬噸尚未交付。這些東西“放在他們那裏，還是他們的，運來放在中國，才是越南的”。[154]
另也含有顧慮中國不願儲存蘇聯物資，由此為達目的而以優惠條件促中國接受的因素。這樣，中國方面用掉了不少糧、油、化肥等蘇供越物資，表示將來以相同的或他種物資歸還。[155]
不久，中國又決定將越方不急需而中國用得著、將來能歸還的蘇東各國援助物資，先用掉，中國不用或無法返還的存入在華中、東北的倉庫，不再徵求越方的意見。[156]
上述狀況儘管表明此階段蘇聯援越物資從中國過境之事發展比較順利，但是中蘇雙方在此問題上的矛盾衝突依然存在，只是程度有所降低罷了。下面，略舉數例：
1、中國對蘇聯在援越問題上的一些宣傳舉措十分反感，認為這是向美國作姿態、向中國施壓力，既而做出強烈的回應。例如，1972年5月上旬柯西金致函周恩來，要求在中國港口卸貨，然後通過中國鐵路運越；出席巴黎和談的越政府代表團團長春水和河內也就此事向中國傳話或作了通報，希望中蘇之間能達成這個協議。此意向原本可以經過協商妥善解決，但是由於塔斯社報道了中國駐蘇大使到機場送春水由莫斯科前往北京的消息，周恩來在5月14日會見春水時即尖銳地指出，蘇聯是想製造一種空氣，使人覺得此協議可能已經達成，蘇的援越物資可以避開美國的水雷進入越南了。目的到底是什麼？如果真有這麼回事，你不就是要美國人來轟炸鐵路嗎？如果是假的，你不就是要壓中國同意嗎？到底是要認真商量事情還是放空氣呢？為此拒絕重新向蘇聯開放港口。5月20日周恩來又繼續對李班強調說：“蘇聯船我們仍不同意進來。”[157]
只是在越方的一再請求下，中國才答應讓蘇船駛入自己的港灣。
此外，1972年6月蘇聯援越的導彈運至中國，由於蓋的是油毛氈而未如以往那樣用篷布遮蔽，到中國境內時都破了，蘇方為此提出要中方以篷布加蓋。中國方面認為，憑祥鐵路越忙，蘇聯就越要增加過境運輸，而且還放風說給越南新的軍援，要運導彈過境；且不蒙結實的篷布，這不僅是想讓中國人看到他們過境的是什麼東西，更是“讓美國人看的，美國的地球衛星可以看到”。從而質問蘇方：為什麼發運時不蓋篷布？！[158]
2、中國不願意蘇聯介入接運援越物資的商談和安排等項活動。當1972年7月27日蘇聯海運部副部長要求由河內乘機來京商談有關問題時，李強斷然表示：“歸根到底一句話，我們只同越方談。我們代替越方在港口收貨。至於說貨到中國境內如何運，他不能管。”並且告知李班：“今後轉運物資都在北京談，我使館不辦理。”[159]
以此將該項談判權力牢牢控制在中國，避免蘇越之間私下達成什麼協議。
中國還提議與越南採取聯運的辦法處理蘇東等有關國家經海運從中國過境的援越物資，即這些國家的船隻到中國港口後就無須再管他們的貨物，余事均由中越雙方解決，運抵哪個港口由中方決定。越方表示明白並贊同說，船到港後“這些國家的事情就結束了，他們別再問貨物到越南了沒有，到了多少等等。他們的貨物交到中國港口後所發生的費用、損耗、運輸等問題，由越南方面負責”。“這個問題只有我們雙方知道，不對他們說”。[160]
這樣，中國通過此種防範措施嚴格地將蘇聯排斥在該項事務之外，有關轉運的時間、地點等諸般細節蘇方皆無權過問。
3、蘇聯對中國也是小心提防。1972年8月越方通知中國：在中方同意接運的蘇供越4條小船問題上，蘇方不願意按軍事物資過境辦理手續，建議越方派人到海參崴接貨，然後由蘇方負責與越方人員一起用三艘大船將小船運到中國南方港口，並在大船上安裝完畢，請中方將之吊下水由越方接運，蘇船隨即辦理離港手續，人員不上岸。反映了蘇聯對中國的防範心理。對此，中方答覆說：“須研究一下。他那麼怕中國人，連上岸都不上了，以後運導彈怎麼辦！？”[161]
4、中國極力反對蘇聯政府官員插手援越物資過境問題。1972年11月中國批准轉運蘇供越反干擾設備及蘇400名人員過境後，蘇聯提出擬準備6個專列運送，列車上武裝警衛的吃、住全部由蘇方負責，而且蘇駐華使館將派代表上車。為便於聯繫，也請越、中乾部上車。對此，中國方面認為此項要求不合理。“蘇聯妄圖整個武裝專列不受監督、不受檢查地通過我領土是不能允許的”。並且拒絕讓蘇駐華使館派代表隨行。對於蘇駐華使館派代表去湛江港參與接運蘇供越導彈艇的要求，中國告訴越方準備在快艇被接走後再答覆蘇方：“不同意他們派人去。”[162]
5、中國在重新啟用海路轉運援越物資之初，對海運物資的種類進行嚴格的限制，堅持規定只運送糧食、鋼材、油料、糖四種。1972年6月27日越方提出，除安排運來60萬噸糧鋼油糖之外，考慮再增加包括黃鐵礦、石棉瓦等在內的30萬噸物資；中方當即回絕說：周總理同黎德壽同志講可以多運一些來，指的是越方急需的（四種）物資，其他的以後再具體談。[163]
對於海運來的四種之外的貨物品種，中國還堅持須經越方提出處理意見後再卸。這種做法耗時很長，致使波、捷、匈三國抵黃埔港的船隻遲遲未能卸貨，招致蘇東方面的指責。對此，中國一方面指出這是造謠生事，一方面只得打破四種物資的限制，決定不論蘇東國家運來什麼物資，越方急需與否，全都接下來。[164]
造成這種矛盾衝突的原因可能有幾點，一是越方要貨多多益善，故沒有向蘇東方面強調海運過境只限四種物資；二是中方不願讓非越方急需物品長期積壓在中國，造成存儲困難；三則為蘇東國家有意不按中方的意思辦。這裡前兩者的成分更多一些。
結果：越南的天平開始向蘇聯傾斜
中越之間從1965年美國擴大侵越戰爭以來，在供需方針方面一直存在著優先軍事與經濟軍事並重的分歧。根據越方在要求中援問題上求多、規模大、時間急、經濟和國防齊頭並進以及分散多頭等特點，1965年下半年，中共中央確定了中國的援越方針、策略：1.主要援助越南在戰時的緊急需要；2.鼓勵越方向蘇歐要；3.援助統一歸口；4.說明中方情況和困難，取得越方諒解。具體做法是，在內定給予10億元援助的範圍內，提出一個初步盤子；先後提出一部分成套項目和物資清單，請越方轉向蘇歐提出，等等。在同越方會談時，首先進行摸底，摸清越方的要求與其在戰和、對蘇關係問題上的態度，而後貫徹中央集中力量確保戰爭需要，推遲一般經濟建設的原則，留有餘地，分清緩急，堅持一切從戰爭出發，先軍事後經濟；針對越方對蘇修的幻想和掩蓋矛盾的做法，堅持鼓勵其向蘇歐要的策略，以揭露蘇修假支援，真出賣的面目。此外，在談判中要劃清界限與責任，對越方依賴中國包攬其經濟建設項目的要求，不經請示，不要鬆口。[165]
1968年4月至1969年1月，美國從急劇縮小轟炸北越的範圍到最後完全停止轟炸；從同北越代表進行持續的預備性會談直至美越開始正式談判，其對越戰爭政策發生了顯著變化。此時越南方面對用於經濟建設的成套項目援助的需求也隨之加大。對此，中國方面與越方會談時，堅持要以1968年4月間周恩來與範文同有關經援方面會談的原則為雙方研究成套項目問題的共同依據，強調要準備戰爭擴大，要集中精力打敗美帝，和平建設不能多搞，要搞也是搞最急需最可靠的。[166]
進入70年代後，這種矛盾依然存在。中國于繼續主張優先援助越方急需物資的同時，還一度將海運物資的種類限定為糧、鋼、油、糖四種。越南方面經常抱怨貨源不足，而其實卻有大量車皮積壓，越方不接。[167]
特別是到越美和平協定簽字前夕，越方還出現了先接運經濟物資，致使軍事物資積壓的情況。[168]
當然，此類現象的發生同越南急於修復戰爭創傷，而中國則更熱心於幫助越南準備下一步的統一戰爭有關。
不過，中越之間的這種矛盾尚屬於正常的工作分歧，同樣的情況也存在於蘇越之間，它還不足以使越南為此而與中國離心離德。導致中越走向反目的原因，除歷史、民族等基礎問題之外，還有另外幾個因素。
第一，中國反帝必反修外交路線的影響。
中越兩國自60年代初中蘇兩黨關繫緊張以來，就在對蘇認識問題上存在著分歧。中國方面認為，越南勞動黨某些領導人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兩條路線的鬥爭，採取不分是非、只講團結、不講原則的錯誤態度，並且對當時國際上的某些重大問題持有錯誤的看法。而這些錯誤集中反映在“胡志明和諾沃提尼聯合聲明”等文件中。這些錯誤已經對國際反修鬥爭起了不好的作用。1963年3月12日《人民日報》集中發表了越勞黨的幾個文件，實際就含有批評之意。雖然中共方面此時仍將越南領導人的錯誤定性為國際共運內部同志所犯的錯誤，還不能與現代修正主義者等同起來，故而尚不準備進行公開批評；[169]
但其不滿之意，已令越方心存芥蒂。
另外，中國在所參加的一些國際組織的活動中，首要考慮的也是反蘇鬥爭，並且要求越南的配合。中國在社會主義國家鐵路合作組織中集中力量打擊蘇聯的活動，即是一個例子。關於該組織，越南方面一直認為其在過去一段時間內，對越南的鐵路發展事業做出了積極貢獻。認為鐵組活動如果中斷，勢必對整個國際客協和貨協聯運，尤其是對目前抗美戰爭時期的運輸帶來不良後果。但是，1967年初鐵組第十二屆部長會議籌備期間，中國計劃提出壓縮定員、精簡機構、減少經費等會議無法接受的提案，以達到揭露打擊蘇修，把鐵組搞得鬆鬆垮垮的目的。5月21日，對外經委在給國務院的請示報告中提出：退出鐵組不能出自我口。首先要堅決把蘇修鬥倒、鬥垮、鬥臭，使鐵組處於癱瘓，什麼事情也解決不了，失去作用。迫使鐵組不得不解散，以達到我退出鐵組的目的，而責任要落在蘇修身上。5月29日，周恩來批示：照辦。由於事關切身利益，越南方面自然無法在中蘇這場針鋒相對的鬥爭中配合中國。結果在討論中國提案時，越南代表不是一言不發，就是在爭論緊張時離開會場。對於越南方面的反應，中國方面表示不滿，認為其對鐵組抱有幻想，不希望鐵組垮臺，也不希望中國退出鐵組，因怕影響援越運輸，常取折衷調和態度。在這場鬥爭中，儘管中方表示退出鐵組後，仍可與越簽訂鐵路客貨運雙邊協定，不會影響援越物資的運輸，越南方面從援越的大局著眼，對中方的不滿還是顯而易見的。[170]
1965年初蘇聯大規模援越以來，越南在中蘇交惡之中如履薄冰。當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根據中越關於中國部隊于1965年5月份進入越南的規定，向越人民軍總參謀部正式提出中國方面已做好準備時，越方的副總參謀長起初表示經研究後再答覆，既而又將此事推託至交通部決定。待中方詢問交通部時，對方表示正在加緊準備，完畢後再通知中國部隊開進；並說為保密起見，不同意中國部隊沿公路乘車或徒步開進，也不同意乘坐敞篷車，而要求全部乘客車。對此，中國總參謀長羅瑞卿批示說：對方一定要堅持，只好同意。看來他們又想又怕，既怕帝，又怕修。[171]
是年7月，中國對外經委和對外貿易部在與越南政府經濟代表團會談中，建議越方轉向蘇歐提出17個成套設備項目和2.3億元的物資，越方顧慮重重，遲遲不願向蘇歐提出，只是反復要求由中方承擔。中國方面認為，這反映了越南在越蘇關係和反修鬥爭問題上回避矛盾的態度。[172]
1969年4月中共九大以後，在毛澤東與黎筍、林彪與範文同和長征分別進行的三次會談中，中國領導人都指責說越南勞動黨支援了修正主義路線。[173]
中國領導人在某種程度上要求越南服從自己反帝必反修外交路線的做法，無疑加重了越南對中國的離異傾向。中國領導人曾提出：我們堅持反帝必反修，這兩件事不能分開。對此越南領導人表示：我們之間的判斷有所不同，主要是如何評定蘇聯問題，你們說蘇聯正在出賣越南，我們不這麼說。其他一切問題都植根于這種評判之中。越南領導人認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評判，所依據的應該是國際主義原則，而不是其他。[174]
以此曲折地表達了對中國的不滿。
第二，中國對越南強硬態度的影響。
從1965年起，中國開始十分關注蘇聯大規模援越對蘇越關係及中越關係的潛在性影響。中國領導人認為，赫魯曉夫當政時，蘇聯不能把中越分開，因為蘇聯對越援助不大，而現在蘇聯加強了對越南的援助，顯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即如周恩來對越南領導人所說：“我們總擔心站在我們中間的修正主義者。”為此，中國領導人反復告誡越方：蘇聯的援助不真誠，他們的目的一是孤立中國；二是進一步控制越南，改善蘇美關係；三是進行顛覆破壞活動，給中國製造麻煩，也可能給越南製造麻煩。蘇聯就是要在中越關係中投下陰影，分裂越南和中國。可見沒有蘇聯的幫助更好一些。[175]
在越南逐步轉向依靠蘇聯，疏遠中國的情況下，中國方面于處理對越關係問題上也採取了某些強硬態度。如1966年4月中越代表團會談時，周恩來和鄧小平向越方聲明：你們將蘇聯的援助與中國的援助相提並論，這對我們是個污辱。因此從現在起，在你們提蘇聯的援助的時候，不應提中國的援助。[176]
另據鄧小平回憶，周恩來和鄧小平在1965年與胡志明的一次會談中，針對越南方面有人提出的來自北方的威脅問題表示：如果胡主席也認為中國威脅越南，中國就把部署在廣東、廣西的幾萬駐軍撤走，放到北方去。蘇聯正在威脅我們。[177]
1966年4月，鄧小平又向黎筍、阮維楨提出：越南同志對我們的援助方式有一些其他的想法。這使我記起毛澤東同志曾批評我們對越南的問題“過分熱心”了。現在看來他是有遠見的。這種“過分熱心”是不是引起了你們的猜疑？懷疑中國的援助有自己的目的，是要控制越南。因為我們有13萬人在你們國家，還向邊界地區派出了1萬軍隊。不過這個問題很容易解決。我們將立即撤走我們的軍隊。沿邊界部署的軍隊也將受命返回內地。[178]
在越南抗美戰爭形勢緊迫之時，中國的這種表態，已帶有了明顯的施加壓力的性質。對此，越南領導人在極力表白自己並不擔心中國控制的同時，離異心理事實上也加強了。可以認為，中國的強硬態度在某種程度上進一步將越南推向了蘇聯一邊。
第三，蘇聯離間中越關係的影響。
當中國要求重視蘇援的越南在反修問題上同自己保持步調一致的時候，蘇聯則加緊了拉攏越南，打擊中國的步伐。此期，蘇聯不僅在對越援助，特別是軍事援助方面與中國一爭高低，努力提高自己在越南的地位；而且還密切關注將越南納入蘇聯軌道，使其對外方針政策的傾向由北京轉向莫斯科，以及增強河內對東南亞地區影響的前景。[179]
尤其在中美開始尋求接觸之後，蘇聯方面對越工作的一項主要任務，就是充分利用所謂“印支事務中蘇聯路線的一貫性和國際主義原則與北京政策自私自利特徵兩者之間的鮮明對比”，挑撥越南認為中國調整外交戰略是對越南的“出賣”和“背棄”，激化中越矛盾；並對越南獨立自主傾向的增強予以支援和鼓勵，使之依靠蘇聯頂住中國的壓力。[180]
這樣，中越之間的裂痕不斷增大。此期，越南的報刊雜誌開始發表影射歷史的文章，宣傳中國封建統治者對越南的“侵略”，製造反華輿論。越南政府開始向中國入越軍隊封鎖越軍內部情況、兵力數字、戰況等軍事情報，以及與美接觸、探討和談可能性等外交行動的消息。中國支援人員與越軍指揮機構和地方政府之間也發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如越港口以維護主權為由，禁止一艘執行貿易協定任務的中國船隻進港；越以主權問題要求中國支援部隊的高炮部隊在名義上受越人民軍防空指揮部指揮，並派其聯絡組進駐等等。[181]
此外，1966年3月毛澤東在與宮本顯治談中國不派軍隊去南越的原因時說：是北越不要我們去。因為他們自己能打，不需要外國援助。[182]
此情就中國方面而言，與同美國達成戰爭界限的默契有關；而對越南方面來說，事實上則已帶有了某種戒備的成分。到1971年，中國為排斥蘇聯插手解決印度支那問題，提出了建立中國、北韓、越南、寮國和柬埔寨五國人民鬥爭統一戰線的構想，越南未予接受；[183]
次年，當中國提出派兩個師的軍隊去越南幫助搶修鐵路和橋梁時，又遭越方婉拒。[184] 這種反應表明，越南其時對中國的戒心更為加重。
隨著蘇聯對越南事務的“插手”，中國對越南的最大援助已由物質轉為精神，即“毛澤東軍事思想和人民戰爭理論”，而越南對中國援越意義的評價也發生了變化：過去是對越南取得勝利的“可靠保證”，現在則只是“基本因素之一”了。[185]
即如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司法部長張如磉所回憶的：黨早已決定同蘇聯結盟。向這個方向移動，早在1969年就開始了。而胡志明的逝世，為正式做出這項決定鋪平了道路。之所以沒有發表什麼公開的宣言，就是因為還需要中國的援助。[186]
越南在其進行的抗美救國戰爭中，既需要中國方面最直接、最及時的大量支援，又不願放棄爭取蘇聯方面的最大援助，結果是夾在中蘇之間，常常陷入一種十分尷尬的境地。由此，中越之間的不信任感增強，矛盾衝突給雙方都造成了一些傷害。[187]兩國關係漸漸蒙上了一層陰影，為以後的兵戎相見埋下了伏筆。
簡要的結語
在1961-1973年1月整個越南戰爭期間，中蘇兩國援越抗美的進程是在中蘇分裂，兩國關係不斷惡化，直至走到敵對，進而轉入全面對抗的背景下展開的，加之中越、蘇越關係的發展變化交織其間，致使這一進程呈現出一種複雜的局面。考察其中的是非恩怨，可以得出幾點認識：
其一，60年代中後期中蘇兩國在援越問題上是被動的配合，雙方矛盾尖銳，紛爭不斷。中國強調援越物資運輸的計劃性，蘇聯則強調非常時期特殊情況應特殊處理，中蘇之間無法良好地進行溝通。中方強烈的反蘇情緒，蘇方官僚主義、辦事效率不高和對中國的不滿，以及蘇聯爭取越南，而中國要防止越南向蘇聯傾斜等種種因素匯集在一起，導致雙方各執己見，矛盾衝突由此而生。蘇聯的一些做法對中國的運輸通盤規劃確有負面影響，但是這種情況如果在兩國關係友好時期是不會成為什麼大問題的，只是在關係惡化後才構成了嚴重的事端。這其中，無論中蘇雙方是無意而為，還是有意為之，都有通過此事項做反蘇或反華文章的成分在內。不過儘管如此，這種狀況卻並未嚴重地影響和阻礙兩國援越抗美進程的發展。
其二，70年代初，在中國對外戰略方針調整逐步完成；中國隨越南戰爭形勢的變化與發展加強援越，幫助越南搶運物資到南方，促進戰爭及早結束，以實現既定的戰略目標；中國顧及到蘇越關係的發展將使自己在中蘇越三角關係中處於不利的一角，故而注意避免引起越方的過度反感；以及中蘇開始邊界談判，兩國邊境形勢趨向平穩等諸多因素的作用下，中國與蘇聯在援越抗美問題上矛盾的尖銳程度較之60年代中後期有所減低，中蘇雙方在對越物質援助上基本以配合為主，矛盾衝突雖依舊存在，但已居於次要地位。
其三，此期儘管中蘇雙方在對越物質援助問題上矛盾根深蒂固，衝突接連不斷，但是兩國的援助量都是相當大的，其成效也是十分顯著的。而且，無論中蘇之間有什麼矛盾，衝突到何種程度，最後的受益者卻是越南。
其四，蘇聯加強援越後，越南得到了從赫魯曉夫那裏得不到的東西。對蘇式先進武器的依賴，使越南與蘇聯的關係日趨密切。而對中國來說，蘇聯這時卻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越蘇走到一起，必然令中國戒心倍增，在中國領導人看來，越南這個地區性大國如果能始終同中國站在一起，就可以打破蘇聯對華實行全包圍的企圖。[188]
由此，中蘇兩國圍繞援越抗美問題進行的激烈爭執和鬥爭，即帶有了與蘇聯爭奪越南的成分。中國援越的主旨已不僅是發揚國際主義精神，支援世界革命的問題。中國不能容許蘇聯取得對越關係的主動權，將越南納入其戰略勢力範圍，進而填補美國撤離越南後的空白，從南面威脅中國，合攏其對華包圍圈。而當中國要求越南在一定程度上服從自己重點反對蘇聯修正主義、霸權主義的戰略構想時，在地緣政治影響，歷史積澱，領土主權歸屬、邊界、華僑問題等因素的作用下，中越之間的矛盾也帶有了更多的利害衝突的性質。
總之，在國際冷戰格局發展變化的大背景中，在越南戰爭這個舞臺上，中蘇既受到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以及國際共運中的形象等問題的束縛，又要權衡各自的利害得失，並以此為準繩確定自己的方針和行動。故此，中蘇援越抗美的鬥爭才得以順利發展。只是從中國的國家安全利益及地緣政治利益的角度看，中國強硬的反蘇傾向和方針政策也從某種程度上使蘇聯感到了潛在的威脅，進而下定了介入越戰的決心。從此，蘇越關係趨向密切，中越關係逐漸走入低谷，蘇聯最終填補了美國撤離越南後的空白，使中國實際上處在了一種新的不安全的周邊環境之中。
作者簡介
李丹慧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北大國關學院兼職教授。主攻中蘇關係史冷戰史。沈志華的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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