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批數千頁機密文件被美國當年最大的媒體揭露，無疑將使政府決策人物受窘與難堪，但是畢竟不是泄漏國家安全之機密。權衡之下，使國人了解國策之決定過程，比衝擊政府官員威信重要得多。
編者按：李子堅，曾任台灣《自立晚報》記者、駐美特派員。自１９６４至１９９４年間，歷任《紐約時報》新聞助理、實習編輯、新聞版面組合編輯、資深組合編輯。３０年的美國報人經歷非常珍貴難得，作者將其所見所聞記述了下來，其中最為精彩的，也是在《紐約時報》歷史中最光輝的一頁，應該是１９７１年時報揭發與刊載美國國防部如何捲入越戰始末的最機密文件。時報為此與美國政府之間展開權利衝突的訴訟。這個關係國家最高機密之不容泄漏，以及新聞自由不容政府干預與限制的抗爭，最後經由美國最高法院做出終審決斷，支援時報繼續刊完這份“最高機密文件”。這雖然是時報的勝利，也是整個美國新聞界不同凡響的勝利。時報為此獲得１９７２年普利策新聞獎，以及新聞界與社會的肯定。本刊摘選部分內容以饗中國讀者。
“國防部機密文件”是什麼？
這裡所說的“機密文件”，英文簡稱為The Pentagon
Papers，也就是“五角大樓文件”。美國國防部所在地是一座“五角大樓”的建築，因此五角大樓就是美國國防部，乃有“國防部文件”之稱。
在１９６７年中，當時的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聘請了３６位專家學者，組織成一個專門委員會，徹底研究美國是如何捲入越南戰爭的。這３６位專家學者裏，包括了國防部與國務院裏文職及武職的專家，以及政府資助的專門研究機構的專家與學者。他們先後花費了一年半的時間完成了這一任務。他們的心血成果，收集在４７冊的報告書裏，後來《紐約時報》（以下簡稱“時報”）所收到的只有４５冊，其餘２冊被專家認為是“真正具有保密必要的資料”並未交給時報。
４５冊共有７０００頁，其中３０００頁是研究人員對２５年來美國在越南及中南半島各國戰爭中所擔當的任務及所扮演角色的敘述或分析，並附有為數４０００頁的有關官方的文件，總數達２５０萬字。
這些報告書包括從二次世界大戰起，至１９６８年８月５日巴黎和談開始這段時期，美國如何逐漸捲入越南及中南半島戰爭的經過，也包括從杜魯門總統以來四位美國總統任內，對越戰所作之政治及軍事決定。
這３６位被稱為政府的“越戰史家”，觸及了這段時期內所有政府的文件，但是，這裡面並沒有包括所有總統的文件，而許多計劃也多是為偶發事件準備的“應變計劃”。這些文件當然被國防部列為“最機密的文件”，而這些文件也是被認為有關越戰最豐富的政府資料。
時報怎樣取得這些文件？
時報是在１９７１年３月下旬得到了這批“機密文件”，很顯然那都是原始文件的複印本，而接受這大宗文件的，是時報採訪國防新聞的席漢。對於遞送這批文件的人是誰，一直是一個謎。直到同年６月１６日，一位前《紐約時報》的記者西德尼·澤恩（Sidney
Zion）在一家電臺上透露，才知道此人為參與研究越戰報告之一的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
當年４０歲的艾斯伯格，在１９６７年是以政府資助的加州蘭德研究所（Rand
Corp．）研究員的身份，參加國防部越戰研究工作的，因此有機會掌握“秘密文件”。他當年是很受信賴的政府官員，加入蘭德研究所以前（１９６４∼１９６７年），他曾先後擔任國防部主管安全事務助理部長的助理，及駐西貢大使館主管越南各省綏靖政策的主要助理。
在那段時期，艾氏是有名的“鷹派”發言人，曾多次力辯反越戰分子。從１９６６年開始，根據他實際了解的情況，對美國在越南努力之可能完成發生了疑慮。到１９６７年，他對友人表示，他覺得任何戰略上的改變，或對人力資源之調配，將無從挽回越戰的局面。他曾就他的觀感，向麥克納馬拉部長提出報告。
但從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６９年春，他還是以蘭德研究所專家的地位始終參與越戰的計劃。到了１９７０年，他開始談論越戰的“道義良心的問題，於是他便辭去了這一政府資助的研究所的工作，而受聘于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所，擔任研究員。從此他已成為名正言順的“鴿派人物”，不斷參與反戰活動了。
艾斯伯格被指認為秘密文件的“提供人”以後，他只有出面向司法機關投案，並公開承認他向新聞界傳遞文件，但他拒不指出是哪些報社。他說，他的做法是為了“贖罪”，因為他曾參與了越戰的策劃，那是很大的“罪過”。他相信他對“秘密文件”之提供與揭發，有助於越戰之早日結束，因而，即使為此坐牢，他也心甘情願。
艾氏雖然承認向新聞界提供了“秘密文件”，但《紐約時報》悶不出聲，堅持拒絕表示意見。這是基於時報及美國新聞界一貫的傳統，對“新聞來源”絕對保密。只有對“新聞來源”維持保密的原則，時報才能不斷獲得各方面對新聞線索的提供。
根據民主黨參議員麥嘉文透露，艾斯伯格曾與他接洽，表示願將“越戰秘密文件”交予發表，但麥氏稱，他經慎重考慮，深感自身是一位聯邦參議員，不能做此違法泄漏秘密文件之事，同時，他業已宣佈為民主黨總統提名候選人，就政治立場而言，也有不便之處，乃建議艾斯伯格將該文件交給“一家負責的報紙”。艾氏顯然遵照麥嘉文的建議行事，而這家“負責的報紙”當然就是《紐約時報》了。
時報如何進行報道的計劃
那是在１９７１年３月底的某一天，時報的總編輯羅森索把國外新聞部副主任傑瑞·戈德找到辦公室對他說：“現在我們要進行一個很大的計劃，是跟越戰有關係的。”羅森索神秘而又嚴肅地對戈德說著，並指示戈德應立即與華盛頓分社的特派員席漢一起工作。
戈德是一位老練穩重的一流編輯好手，身材高大魁梧，已在報館工作了二十多年，曾經擔當過很多次重大新聞計劃的策劃與執行。他的最大長處不僅是他在編輯及行政上的卓越能力，他也是一位在任何重壓之下依然能保持冷靜與幽默的人。他那戴著深度近視眼鏡的臉上，永遠展露著笑容。
１９７１年４月５日，戈德帶了一箱衣物，由紐約飛往華盛頓，住進為他預定的傑佛遜大飯店兩間臥室的套房，跟席漢會合，展開報導計劃的初步準備工作。
他們兩人把所有已經出版有關越戰的書籍與雜誌，約有４５冊，全部收集起來，以決定哪些有關越戰的資料是已經公開的，哪些是沒有公開過的。他們在兩個星期裏最重要的發現，乃是這個計劃的龐大可觀。
對於有７０００頁、總字數在２５０萬的文件，單單是“文字上的消化”，已夠龐大之至，加上要比較現已公開的資料，並弄出頭緒條理來，工程自然是浩大極了。於是，他們兩人便聯袂飛回紐約，把他們的發現向羅森索總編輯及國外新聞部主任葛林菲提出報告，羅森索乃將實情向發行人彭區·索爾茲伯格報告請示，得到了原則性的首允以後，這計劃便正式著手進行。
羅森索主持的會議中，決定把這件處理與準備報導秘密文件的計劃由華盛頓轉到紐約來，因為總社在紐約，人手及設備的支援與調配上都方便得多，而且最終刊載也在紐約。會中同時決定，為求易於保密起見，以在時報大樓之外的地方租用房子進行，較為妥當。
席漢與戈德于４月２２日住進紐約第６大道上的希爾頓大飯店。時報主管人事的副總編輯選擇了這家大飯店，鬧中取靜，進進出出不容易受人注意。三個臥室的套房裏，立即裝備了電動打字機、保險箱、文件櫃、桌子、椅子等，並特別為主要執筆人席漢預備了一張直背的木椅，因為他的背有毛病。
從這個時候開始，人手不斷地增加起來，首先被羅致的，是國外新聞部的另一位副主任亞倫·西格。這位當年才３０出頭的西格，是新生代傑出的編輯人，他頭腦敏捷、知識極廣，每週瀏覽的書報雜誌，不下三四十種。他也是戈德的“老搭檔”，當然少不了他。
先後被“徵調”加入此一陣容的，還有國外新聞部能力高強的編輯艾布特和另外五位編輯臺的編輯，在戈德和西格主持下，構成實際上的“特種編輯臺”。
華盛頓分社的一位政治特派員史密斯，本來已準備出任莫斯科特派員兼主任，由於他對華盛頓政治、外交及軍事知識之豐富，也暫緩啟程，被徵調前來紐約，參與此一計劃之寫作。華盛頓另一位有經驗的政治記者肯伍瑟，以寫作老練細膩著稱，前來助陣。與史密斯同樣出身哈佛、後為亞洲問題博士候選人的包德甫，當時為時報大都會新聞部的記者，他曾隨他的外祖父依頓訪問過河內。依頓是克利夫蘭的大工業家，是一位有名的反戰派。包德甫以他對亞洲的知識及了解，以及他的家庭背景受到延攬（包德甫後來曾為首任時報駐北京特派員，並著有《苦海余生》）。
另外，還有一位資深的組合編輯、我的好友理查·麥克蘇利，一位跑腿的記者，一位研究員，以及其他九位新聞助理和女秘書等加入陣容。
因為人員不斷增加，飯店的房間增至九間，都是用戈德的名字登記的，但是每次叫飯，總是十幾二十客。工作人員寫的寫、編的編、整理的整理、核對的核對，每天工作總在１２到１５個小時。主要的編輯和寫作人，都住在飯店，大家都疲勞到了極點，但是工作的性質與氣氛，以及這個計劃所能引起的影響，卻使大家的情緒非常高昂。
為了編排上的保密起見，時報在自己大樓的九樓設置了一個小型的排字房，包括排字機、小樣與大樣印刷機、鋼鑽機、拼版臺、整版儲藏櫃，以及用來銷毀所有多餘大小清樣的“碎紙機”（當年還是排字拼版，排字房在四樓，編輯部在三樓）。
這種技術上的準備工作始於５月下旬，但在６月９日才開始部署。一切具備後，參與工作的全部人員便搬出了希爾頓大飯店，在時報大樓九樓特辟的房間展開活動。報社的安全人員２４小時輪班把守九樓特別房間的進出口，只有總編輯在一張名單上指定的人才可以通過進出。
所有參加工作的編輯、寫作人及助理等，在同事們的印象中已經“失蹤”很久了，不知道是去“度假”，或是“調職”了，最後傳出他她們是在從事一項“專案”報導，至於是什麼“專案”，無人得知，可見內部“保密”得相當緊。那些工作人員奉命在準備階段不得以任何理由在時報的辦公室出現，為的是怕被同事“盤問”。
據我所知，在６月１３日星期日時報推出第一篇“國防部越戰最高機密文件”以前，幾乎沒有任何方面知道有這麼一回事。只有一份《村聲週報》（Village
Voice）在６月初的一期裏透露一點點小小的“風聲”，指時報編輯部正在準備與越戰有關的大新聞。但是，這種小風聲，並沒有引起什麼大波浪，因為沒有人想到會有“這麼大的場面”，難怪一旦刊出，像原子彈一般的震驚了世界。
時報如何決策，如何衡量
時報的發行人彭區·索爾茲伯格從開始便同意報導這批機密文件，他在聽取羅森索總編輯報告以後，便告訴羅森索“儘管去做好了”。可是，一直到時報刊登該文件的前三四個禮拜，彭區發行人才真正看到那批文件。那已經是經過“炮製”整理過的了。依然非常可觀地裝滿在一個手推車裏。當時羅森索和他的主要編輯人和寫作人，要請發行人作最後的決定。
最後的決策並非容易，因為這畢竟不是一件兒戲的事，刊登機密文件無疑是承擔了一項很重大的責任。彭區·索爾茲伯格跟他的高級幕僚，包括羅森索、社論版主編奧茨、星期版新聞主編史華茲、主管新聞的副社長兼政治專欄作家雷斯頓、執行副社長班克若夫、主管法律事務的副社長戈戴爾，以及主管公共關係的副社長兼時報發言人葛魯森開會商談，慎重地衡量了時報的立場與責任，做出了最後的決定。
彭區·索爾茲伯格事後對《紐約郵報》的記者說，時報所有高級主管對刊登此等文件的事從開始便沒有遲疑過。他解釋說：“一旦這許多文件到了我們的手上，我們在實際上已經沒有其他任何選擇了。”
他說，惟一的爭辯乃是用什麼方式來刊登？哪些資料應該採用，哪些不予採用？是否應以報告中之敘述分析為準，抑或應由記者做比較分析？整個的資料是一次登完，還是分成多次刊登？
時報對所有文件審閱結果的結論，認為絕大多數的文件都已成為“歷史”，其中並無軍隊移動的消息，沒有任何資料之公開，足以危及美軍在越南的生命安全，但卻對於幫助美國人民了解如何捲入越戰過程會有重大的貢獻。
文件之揭露，無疑將使政府當年決策人物受窘與難堪，但是畢竟不是泄漏國家安全之機密。權衡之下，使國人了解國策之決定過程比政府官員受窘重要得多。
國外新聞部主任葛林菲及副主任亞倫·西格在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０日對時報內部員工的報告中指出，編輯與寫作記者們已盡了最大的努力，仔細與反復審閱，考慮與衡量所有可能具有敏感性的資料，以避免給予敵人有利的情報，或有損於巴黎的和談。
亞倫·西格特別舉例稱，所有政府中來往的電文，均有“日期及時間”，這種電文時間經考慮之下，認為應屬“保密”的資料，因為敵人可以用來計算政府中往來電文所需之時間。最後決定將所有“時間因素”予以刪除不登。
西格說，“軍隊移動”的資料，是屬於“絕對的軍機”，時報是絕對不會揭露的。西格並說，在所有資料中，時報自動決定不予發表的有４００余頁文件，但是他說，時報希望將來有機會將此等文件提供學者參考。凡此足以說明時報處理“機密文件”之成熟、謹慎與負責。
彭區·索爾茲伯格在一次記者訪問中說，這次時報獲得“機密文件”之性質，跟１９６１年時報獲得美國支援登陸古巴豬灣情報的性質完全不同。他說，當年他的姊夫德里福斯身為社長，受到肯尼迪總統急電懇求之下，以事關許多人生命及國家安全（怕蘇聯之武力干涉）而決定不予發表此項新聞。彭區表示，即使他今日掌握同樣的新聞，也會像他姊夫一樣，不予發表，因為這是事關登陸者的生命安全。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機密文件”，時報認為揭發這許多文件並非“罪大惡極”，因為政府幾乎每天都向新聞界“自動泄漏”消息，其來源均為所謂的“機密文件”，而每次的泄漏，都有一定的目的。
時報深信政府對於文件過度機密化，以及“機密”圖章之濫用，已無疑使“機密”失去意義。同時，時報認為，這些所謂“機密”文件之揭發，可予政客們極大的教訓，也可使政府知所警惕，從此對於選民不敢有所隱瞞。因此，揭發越戰文件的最大受惠者，乃是美國人民，也有助於國家利益。
報道方式如何取捨？
席漢在時報所出《國防部文件》單行本的前言中，曾對當時如何報道“機密文件”的選擇方式有所敘述。他說，第一種處理的方式，是不管此一國防部文件報告作者對越戰研究所作之敘述與分析，僅報道文件之內容。但是討論的結果認為，如此必然迫使時報執筆記者對文件有所解釋，使記者成為文件的“史家”，認為這是不妥當的，因此，第一種方式乃被否決。
第二種方式，除將國防部報告作家之敘述與分析以及相關文件一併報道以外，進一步訪問文件中主要決策人士，並就已出版有關越戰歷史書籍中尋求對越戰中重大事件選擇性的解釋。這種方式，依然相等於時報撰寫越戰歷史，因而也被拒絕採用。
第三種方式，也是最終被採用的一種方式，乃是保持“機密文件”所有各篇原報告作家所作的敘述與分析，以及所引文件之一般範圍以內。為了幫助讀者了解文件起見，于必要時援引已經公佈的資料，予以輔助。當某些事件有解析的必要時，時報仍以在國防部報告的歷史文件內容作為範圍而作解析。至於原報告的作家們，如指出文件記錄中的漏洞時，時報報道中亦予以指出。
席漢說，時報的目的，在盡可能使越戰歷史的整體報道得愈正確愈好。但是他進一步說，不論在此越戰歷史，或在時報報導中，事實的選擇與安排，均無法避免反映執筆者的觀點和想法。因而他說，時報記者所寫各文，無疑地反映著執筆記者若干觀點和想法，可是，時報希望能對此一報告提供公允的看法更能使此種重要文件早日成為大眾所有，使一般公民及史學家對此等文件本身的得失作自我的鑒賞。
對於文件的整體，究竟一次刊登完畢，抑或分數次報導，時報有鋻於整體數字的過於龐大，不可能一次刊出，乃決定分段推出。新聞同業中如《紐約郵報》總主筆韋克斯勒在一個評論中曾有“馬後炮”式的異議，他說，如果《紐約郵報》取得此等文件，他會建議一次刊完，“免得政府啰囉唆唆”。
實際上，他說得也許很有道理，如果時報一天登完，恐怕也不會有“法院相見”這回事了。而時報在被法院“約束”繼續刊登１５天時間內的損失，以及大批律師的費用也許可以省去。
選自《紐約時報的風格》，長春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中國軍事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