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強大的蘇聯，日本關東軍從1934年至1945年，在中國“滿蘇”、“滿蒙”邊境修築了一條長達4700多公里的軍事要塞群——為實現戰略預謀，日本倣照法國修築的“東方馬其諾防線”。這是日本軍國主義思潮的產物，然其預謀性註定了它的失敗。

    它南起吉林琿春，西至內蒙古海拉爾，東北部經黑龍江的東寧、綏芬河、密山、虎林、饒河、黑河、孫吳等地。日本關東軍耗盡鉅資，強徵役使百萬的中國勞工，歷經十餘年，共秘密修築了14處要塞群。這組要塞群共有8萬多個永備工事，其中僅地下要塞相加竟約1700多公里。

    如此龐大的數字，單就國境軍事築壘體系已是舉世罕見，千古之最。其最初的修築目的、工程規模、戰略功能等，都已遠遠超過馬其諾防線。如此浩大的軍事工程，顯然非日軍衝動的盲目的決策，而是有其深刻的歷史預謀性。

    首先，從日本的歷史文化層面來看其修築“東方馬其諾防線”的預謀性：日本人認為他們的整個國家是由天神創造的國土，而天皇則是天照大神的後代。因此，維持“萬世一係”的天皇制是跨越神界與凡間的媒介。

    因此，從武士到庶民都有“報國恩”的觀念，這種信仰力的作用足以使他們無論對於什麼事，都能夠百折不回，能夠忍耐一切艱難困苦，能夠為主義而犧牲一切，能夠把全國民族打成一片，從而在歷史之流中去展現日本的“國運”。

    至於作為全國效忠對象的天皇制，則是一種制度化了的凝聚中心。這便是日本大和民族武士道精神的思想淵源。為更好的張顯國威，誓死報效天皇，軍國主義者便推出一項向外擴張的“大陸政策”，妄圖稱霸東方。這種大陸政策侵略擴張的對象不僅包括北韓、中國和東南亞各國，同時還包括蘇聯的遠東地區西伯利亞。

    第二，從當時日本的國際環境來看其修築“東方馬其諾防線”的預謀性：在20世紀初期，日俄戰爭爆發。小小島國的日本打敗了沙皇俄國。消息在日本傳起，激發了日本更大的戰略野心。日本以戰勝國的姿態不僅奪取了庫頁島，又接管了沙俄在中國東北的部分權益，把遼東半島的租借及中東鐵路南滿支線旅順至長春的鐵路都控制在自己手中。

    日本接管這些權力，絕非表面化的權益擁有,而是有著更大的侵略意圖。果不其然，日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把大批兵力調往中國東北，建成了幾座大型機車車輛廠、飛機製造廠，又遷搬一些本國大工廠，利用中國東北豐富的原料資源，大造軍備物資，為其預謀打下完備的軍事基礎。

    1917年俄國爆發震驚世界的“十月革命”，帝國主義聯合出兵干涉，這時日本就有侵佔蘇聯遠東的野心。1924年，日本的大川周明便積極鼓吹要進行對外擴張，張揚國威，提出“統治萬國國民是日本的天命”，主張不僅要佔領中國，還要佔領西伯利亞和南洋群島，野心十足。1927年，日本田中內閣召開了東方會議，制定了“欲稱霸世界必先佔領中國，欲佔領中國，必佔領滿蒙，視滿蒙為日本之‘生命線’的政策”。

    為達到上述戰略目的，日本發動了早已蓄謀已久的“九一八事變”，迅速佔領中國東北。為了以東北作為其擴大侵略戰爭的基地，從而進攻蘇聯遠東地區，日本帝國主義作了一系列的準備工作。首先，在法律上，日本佔領東北之後，于1934年5月15日簽訂了《日滿議定書》，使日軍在中國東北駐紮合法化。其後，日本又在國策上作了很多文章，發表《大東亞皇化圈》論文，制訂《大東亞共榮圈土地處理方案》，《大東亞共榮圈建設方案》等，把侵佔蘇聯東部領土納入國策之內，為侵略尋求合理藉口。

    中國東北淪陷後，國際局勢緊迫，蘇聯已看出日本的戰略野心。當然不會坐以待斃。1931年，蘇聯政府向日本當局提出雙方締結互不侵犯條約。這是與日本的侵略預謀相違背的。於是，日本當局便拖拖拉拉，遲遲不予回應，拖至1932年9月卻以“目前尚非兩國之間正式開始此項交涉的時機”為由，拒絕了締結條約的建議。

    1937年蘇聯再次表示誠意與日本友好相處互不侵犯，又遭到回絕。這六七年的拖遝與回絕，足以暴露了日本的預謀。日本之所以不與蘇聯和平相片，是因為蘇聯的遠東地區是日本的戰略進攻目標，日本豈可用條約約束自己的手腳？

    當然日本也不敢貿然宣戰，這無疑公然樹敵，大大增加冒險性，如此勝算甚微。於是，日本便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中國東北，以東北作為進攻蘇聯遠東的戰略基地，並著手擬訂侵略蘇聯的軍事計劃。同時，日本又積極尋找軍事同盟者，企圖兩面夾擊。為欺騙世界輿論，1936年1月16日，日本與法西斯德國以“防共”為由，達成軍事協議。

    最後，從“東方馬其諾防線”的修築過程來看其預謀性：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迅速佔領了中國東北地區，蘇聯意識到了日本的戰略意圖。為了加強遠東武裝防禦力量，蘇聯在國境及沿海重點地帶擴大鞏固築壘地域。蘇聯這一軍事行動，完全在日本的偵察視線之內。

    1932年，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宮崎義一發現並向上級提供了蘇軍在國境及沿海修築防禦工事的狀況。日軍獲得了這一可靠情報後，為防蘇聯這一防禦手段，進而進攻蘇聯，稱霸遠東，開始了兩手準備。一面策劃扶植滿洲國傀儡集團，一面謀劃對蘇聯作戰的軍事基了建設。日本把眼光投到了滿蘇、滿蒙、滿朝國境前沿，一幕幕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戰略鏡頭——修築滿洲國境築壘陣地和地下軍事要塞上演了。

    1933年初，日本挑出陸軍參謀本部作戰課長鈴木率道大佐全權負責此事。他奉命在本部內廣泛挑選得力的幕僚，組成了以工兵專家為主的考察隊，赴滿蘇國境進行築壘的秘密踏查，蒐集地理資料，選擇戰略要地，為築壘陣地做好一系列準備。從挑人選，組隊伍，到實地考查，樣樣慎思秘重，可謂深謀遠慮。日軍修築“東方馬其諾防線”的預謀性從這可見一斑。

    被日本尊稱為“戰爭幽靈”的鈴木率道，帶領其專家考查隊，在滿蘇國境地帶行程1000多公里，走遍了國境地區的重點戰略要地。為完成一項重大軍事使命，他們秘密地進行研討、繪圖、記錄、計算，並對要塞陣地的選址、國境偵察、要塞建設、火炮配備、工程資金籌劃、開工視察等做了大量詳備的工作，其速度和規模，在當時的條件下可謂罕見。在一切準備工作之後，鈴木率道便又回到日本大本營，調配組建了以工兵、專家為主的測量隊，秘密赴滿蒙國境進行要塞修築。

    1934年5月，長春的關東軍司令部審閱並簽發了一份絕密文件“關作命第589號”，也即《關東軍關於在國境地帶東寧、綏芬河、平陽鎮、海拉爾附近修築陣地的命令》。這一道命令便是修築“東方馬其諾防線”的第一個官方文件。6月份，根據這一命令，關東軍便開始正式組織施工。

    有一份日本要卷的譯文也許能更清晰地看出日軍的預謀：

    一、我軍將在國境地帶之必要地點修築陣地。

    二、第3師團和在東寧、綏芬河及平陽鎮附近，第16師團長在海拉爾附近，分別根據陣地修築計劃儘快施工。

    陣地修築人員配屬如下：第3師團山田工兵中佐等27名、第16師團岩仲工兵少佐等14名

    三、第7師團長及獨立混成第1旅團各自向哈爾濱出1個工兵小隊，進入第3師團長指揮之下。有關人員及派遣時間等，由雙方直接商量。

    四、騎兵集團長鬚為第16團長所實施之陣地修築作業提供支援。

    五、有關保密問題，須做到萬無一失。

    六、有關具體問題，將責成參謀長下達指示。

    上面便是根據吉林省檔案館藏3—7—736號日文原件譯文。不難看出，日本分工精細，配合密切，保密性強，若非計劃在先恐難如此週密。還有，妄想與德國、義大利劃分世界的日本，不可能不吸取馬其諾防線的教訓。

    面對強大的蘇聯，在戰略上日軍從築壘陣地之初，便貫穿一根針對蘇聯的軍事防禦思想線。所以，在滿蘇滿蒙國境築壘陣地的設計、施工、兵力、兵器的配備無一不是以蘇軍碉堡的強度，陣地的規模為出發點的。

    隨著1945年日本的戰敗，“東方馬其諾防線”的修築工程也隨之被遺棄了。“東方馬其諾防線”的修築從1934年5月第一道命令開始，一直實施到1945年日本戰敗，有些築壘陣地直到戰敗時也沒有完工。(節選自《近代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