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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塞勞工知多少
日本關東軍軍事築壘地域是“軍事禁區”。當年修築秘密要塞的勞工被秘密殺害的傳說在民間流傳了半個多世紀，但一直沒有見證人和史料記載。有人說在日本關東軍極其嚴密的封鎖下，無一人死裏逃生。
岡崎哲夫是當年日本關東軍虎頭國境守備隊一名普通士兵，他在《秘錄·北滿永久要塞》中回憶：昭和18年（1934年）某日，因要塞設施大致完工，日軍舉行慶祝竣工的宴會，將俘虜勞工人員集中在猛虎山的洼地裏，欺騙勞工說犒勞他們。“宴會正進行高潮時，忽然機槍噴出了火舌，宴會場頓時化作血腥的屠場和屍體堆積場。”“日軍守備隊立刻將洼地填平了。”“這樣一來，要塞被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
《秘錄·北滿永久要塞》1963年在日本《文藝春秋》雜誌上以摘要的形式發表後，在日本關東軍倖存者中引起強烈反響，一些有良知的知情人紛紛來信補證。
大阪的中道園一郎給《文藝春秋》的“讀者來信”中說：“當時（昭和19年左右），在駐紮部隊中間流傳，當要塞完成後，在中猛虎山後的山澗裏舉行酒宴，機關槍一齊從山頂掃射，殺死了俘虜們，射擊間隙逃跑的俘虜叫喊著‘先生，別殺我！’”。
八尾市的迦納傳三回憶：“我們入伍之初（昭和16∼17年前後），在猛虎山背後的野地裏，暴露出許多勞工的磷磷白骨”。
這些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有著深刻反省的老兵，雖揭露了史實，卻不知道屠殺要塞勞工的具體人數。僅有老兵鈴木正已在“讀者來信”中披露：“昭和14年到17年（1939∼1942年）期間，大量的俘虜來自遙遠的華北及其他地方，經過虎林運送到完達、虎頭方面去修築要塞。具體人數並不清楚，但確實塞滿了幾十輛悶罐車，持續了好幾列車。要塞修築完工之後，並未見一人返回。當時，我們暗中流傳有關他們的悲慘下場。”
鈴木正已雖然沒有提供出修築虎頭要塞的具體勞工人數，但岡崎哲夫卻在《秘錄·北滿永久要塞》第17頁中標明是“十幾萬勞力，”並確定“勞動力主要使用中國軍隊的被俘官兵，這些人被稱為‘特殊工人’，是未被解放的奴隸，他們在日本技術人員監督下，沒有任何人身自由。”
據《日本關東軍對蘇戰略與苦難的中國勞工》一文的作者考證：日偽通過“行政輸出”、“勤務奉公”、“國民皆勞”、“緊急救勞”等各種途徑，每年役使中國勞工達200萬之多，其中有40∼50萬左右勞工是在皮鞭、棍棒、刺刀威脅下從事著危險、艱巨、沉重的軍需勞役。
另據程鵬漢、韓茂才、宋吉慶、趙全等聯合調查組披露：“每年春季約2000多名中國勞工和滿洲國軍被送到要塞從事修築軍用道路和火炮陣地，即使從1934年開工到1939年完工的六年時間，共計強徵、騙徵普通勞工及戰俘勞工約12萬人，這僅僅是（東寧）築壘地域中一二個軍事工程設施的統計人數；在一處地上地下各種各樣的軍事設施達300個以上，如此計算起來，日軍強徵中國勞工達百萬人之多。”
1939年，日本關東軍拋出了“北邊振興計劃”，該計劃涉及面廣，耗資巨大，工程浩繁。以其交通、通訊、航空基地、軍儲為例，改修和新建軍用公路1．28萬公里，增設有線通訊線路4萬公里，修軍用機場420處，各種大型軍用設施500余個。這些軍事工程都是在偏僻的山林地帶和沼澤地進行的，施工條件異常艱苦。各項工程缺少必要的機械設備，主要依靠人力和人海戰術。
據偽滿洲國軍事部大臣邢士廉回憶：“在這些軍事設施中，平均每年動用勞工35萬人以上”。由此推算，“關東軍的軍事設施建設從1934年開始，到1941年《勞務新體制綱要》頒布前的這8年期間，共需要勞動力280萬人。從1934年到1945年上半年，共約徵調勞工525萬人，年平均為45萬人左右。
應該指出，在這525萬人當中，尚無史料和資料證明，滿蘇國境14個築壘陣地究竟役使了多少勞工。如果憑據東寧要塞“十七萬勞工”、虎頭要塞“十幾萬勞工”，來推算，其他13處要塞平均以5至8萬勞工來計算，徵用勞工總數應為112萬至157萬人。加上“二、三、四線陣地”和內地軍事設施役使的勞工，總人數在637萬至782萬之間。這樣，1931年至1943年日偽共掠奪華北勞工達900萬人之多。
從要塞逃生的勞工
“東方馬其諾”是百萬中國勞工用生命築成的。14處要塞就是14座“死亡工程”。
雖然在檔案史料中發現東寧要塞群中的“特種工人”，有數十名暴動成功，逃生到蘇聯境內，但至今沒有發現其中一人站出來舉證。看來，日本關東軍秘密屠殺要塞勞工的真相一時還很難揭示清楚。這也說明，日本關東軍為防洩露絕密，殺人滅口的程度達到舉世罕見的地步。否則，14個要塞群中的數十萬“內圍勞工”不可能只有一個張玉甫倖存下來。
張玉甫說：“偽滿康得2年（1935年），日本侵略者在我家鄉河北灤縣北小泰一帶燒殺搶掠，無惡不作，致使生活無法維持。無奈，我被迫離開家鄉來到鄭家屯。當年2月的一天，我在街上碰見一夥招工的人，他們聲稱，去東山裏開荒，每天工錢壹元伍，吃三頓饅頭。我信以為真，就報名應招，沒想到掉進虎口。”
我們這些“應招的人”，被集中在鄭家屯一個大四合院的旅館裏，一共有400多人。第二天，我們這些人就被裝進五六個大悶罐車裏，車門上鎖，只留一個窄縫。車開後，有一個去過東山裏、對當地地形比較熟悉的人對我們說：“這不是去東山裏，這是往北開，到滿洲裏下煤窯。”我們大家才知道受騙了，但也沒有辦法，因為想跑也跑不了。
火車開了四天后，一個夜晚，日本兵把車門打開，叫我們下車。我下車一看，四週軍警密布，個個荷槍實彈，當即把我們50人為一汽車拉到敖包山上。第二天天一亮，日本兵就逼著我們去幹活。到山上一看，山下勞工住的席棚子一眼望不到頭，在山上幹活的勞工少說也有二三千人。
山四週戒備森嚴，鐵絲網密密層層，相隔不遠就有一個崗哨。在山頂最高處有一個𪃸望塔，晝夜都有兩個日本兵向四週𪃸望。日本鬼子還對勞工嚴加監視，不許勞工互相交談。我們私下互相詢問，方知來的勞工不是被騙來的，就是被抓來的，家鄉大都是遼寧南部、河北北部一帶的。
日本侵略軍逼著我們給他們修炮臺、山洞等工事。我們幹的是挑沙子、拌水泥、灌水泥等繁重的勞動，住的是四處透風的席棚子。海拉爾二三月的天氣，十分寒冷，日本人也不給我們被褥，睡在硬木板上；每天吃的是兩頓帶不少殼子的高粱米粥；每天得從天亮幹到天黑，夏天天長，一幹就是十八九個小時。
幹活時稍微慢了一點，監工的棍棒、槍托劈頭蓋臉的打來。我在鄭家屯認識一個老鄉，幹了一個多月就被折磨死了，還有一個勞工受不了這比牲畜還不如的待遇，逃跑中被抓回來，當天晚上，日本鬼子把我們勞工集合起來，當著我們的面活活地把他打死了。後來，有人悄悄地說，這個人在這裡幹了三年了，家裏還有母親、妻子、兒女。我這才知道，這裡的山洞至少已經修了三年了。
繁重的勞動，非人的待遇，很多身體很棒的小夥子很快就累垮了，生病了，但只要還能動，就強迫你去幹活，實在動不了了，就到病號棚。日本人欺騙勞工說，送去隔離，以免傳染。實際上送進病號棚，就等於送進停屍棚。據我所知，當時沒有一個人能病好後回到工地。
我在這年9月，因兩眼爛了，看不見東西，被日本人送進病號棚，目睹了這裡面的慘狀：奄奄待斃的勞工躺在那裏沒有人管，連水也沒有，天氣冷了，身上還穿著破爛的和紗布差不多的更生布衣服。
“我們那個棚子裏躺著六七十個勞工，每天都有一些人死去，每天都有病號拉出去，隔幾天就拉出一汽車屍體扔到坑裏（我因為被逼著往坑裏扔過兩次屍體，所以記住了這個坑的位置，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的那個萬人坑）。後來，我的身體稍微硬實些，心想不能等死，在9月裏的一個黑夜我趁看守的日本兵睡覺之機，逃出病號棚。當時，我逃到現在海拉爾市西邊飛機場一帶，遇到幾個打草的中國人，他們同情我，給我飯吃，給我剃了頭髮（這時頭髮有半尺多長）。這樣，我僥倖逃出了虎口。”
“解放前，我一直不敢說自己是從敖包山上跑出來的勞工。解放後，黨和政府為了使人民不忘舊社會的苦難，搞新舊對比教育，讓我講述這一段血淚史，我才領路找到這個萬人坑。這裡埋葬的白骨就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的鐵證。”
埋葬勞工的“萬人坑”，用鐵鍬鏟下不到一尺的沙土，便露出了一層層白骨。各種形狀扭曲、糾結在一起的白骨，有的被粗鐵絲從肩胛骨穿過，五六個人連在一起，面不著地，頭插到下面的白骨中；有的頭顱上有彈洞，是被槍彈擊中；有的被用鐵絲捆著，頭部斷裂，似被棍棒槍托打擊；有的缺胳膊少腿，嘴形張開，似被埋時在高聲呼叫……其狀之慘，令人目不忍睹。
中國戰俘成了“特種工人”
強制中國戰俘修築“滿蘇”、“滿蒙”國境築壘陣地已成為無可否認的事實。日本法西斯再殘酷，終歸無法消滅和掩蓋應有的罪惡。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圖書館收藏了三份“秘密電報”，充分證實了當年在華北戰場上被日軍抓捕的戰俘及在“掃蕩”中抓捕的抗日幹部和群眾，經過日軍設在各地的俘虜收容所或勞工教習所的拘禁和訓練後押送東北，以“特殊工人”的名義從事勞役，有的被分配給關東軍在軍事工程中服役。
中國戰俘成為日軍的“特殊工人”，並非是關內侵華日軍和關東軍私下所為，而是日本最高統帥部的決定，是有著政治目的和背景的。1941年4月，日本關東軍和華北日軍岡村部隊簽訂了正式的緊急動員華北工人到東北勞動的協議，在協議中特別強調：“將討伐作戰及隨之而來的政治工作同募集工作緊密聯繫起來。”
同年6月，岡村部隊同偽華北新民會制定了向東北遣送“特殊工人”的計劃。按其計劃制定下列4種人為特殊工人：（1）因犯罪嫌疑現正拘押在當地部隊、憲兵隊、縣公署及警察分局等處者；（2）通過清鄉工作捕獲的通匪嫌疑者；（3）討伐作戰中的俘虜；（4）有害於新民會工作實施者。
偽滿後期，關東軍積極準備對蘇作戰，因此命令駐在中國東北的各部隊在“滿蘇”邊境加強修築各種軍事工程。在偽滿勞動力日益緊張的情況下，關東軍採取了即可保證對蘇作戰計劃的順利實施，又可分散瓦解抗日力量的一石兩鳥的惡毒措施，他們不顧國際公約對戰俘的規定，從1940年起，把華北日軍抓捕的中國戰俘，源源不斷地押解東北，分配到關東軍各部隊從事繁重的軍工勞役。
“特種工人”多為華北地區的共產黨八路軍和國民黨部隊的抗日軍人，他們絕大多數具有抗日意識，較一般勞工具有反抗性。因此，關東軍對“特種工人”在役使和管理上，也採取了極端嚴酷的防範措施。僅在1941年6月到1943年7月間，關東軍就針對“特種工人”，由不同部門制定出了7種之多的使用規定，對“特種工人”進行殘酷役使、監禁和鎮壓。
這些抗日將士有著非同一般的反抗精神。在押解東北的途中，“特殊工人”常常饑寒交迫，死亡不斷。為了一線生機，一些戰俘不惜從飛馳的列車上，在日軍的槍口下，伺機跳車，冒死逃亡。
據吉林省檔案館藏315－7－692卷《特種工人在輸送途中逃亡事件的報告》透露，滿洲某部隊仁平少尉，指揮由華北軍押送的1516名特種工人去往黑河山神府（雙峽）修築軍用工事，途徑奉天車站查驗人數時發現，有147名特種工人已從押送火車小窗跳車逃走。後經搜查，在沿途的興隆店至馬三家一帶，發現13具跳車摔死的工人屍體，另外還逮捕了11名重傷者。
同號卷中還存一份昭和18年7月14日奉天憲兵隊長關於上述事件呈報給關東軍司令部的調查報告稱：被捕逃亡工人證實，這些工人相繼逃走，是因為他們是從德州、天津、北平乘車出發時，日軍部隊只發給他們多人3個小饅頭，此後數日，每天只發給一次水，工人們饑渴難耐。
一個工人班長對同乘工人說，自乘車至今已有20多人相繼死亡，要到達終點尚有4天行程，如果跳車逃走，不過摔死而已，與其餓死，不如跳車逃走。由此不難看出，關東軍對“特種工人”是何等的苛酷。
到達工地後，關東軍對“特種工人”的管理，更是狠毒、殘酷和血腥。為了秘密、迅速完成軍事工程的計劃，憲兵和監視員還採取了狡猾而又毒辣的手段，在“特殊工人”內部安插極少數思想軟弱的投降兵當“眼線”，以隨時掌握工人的言行動靜。“特殊工人”稍不順從或有某種動向，就會遭到嚴厲的毒打和血腥的鎮壓。
然而，戰俘勞工不乏英勇壯舉。1942年，日本關東軍積極準備對蘇作戰，各軍火軍需庫的彈藥、槍支和軍需物資準備充足。突然，大肚川軍火庫發生大爆炸，給日本關東軍以沉重的打擊。爆炸聲整整響了一夜，沖天大火燒了好幾晝夜。軍火庫區內的庫房、槍支彈藥、樓房和堆積在露天的軍事物資，毀於一旦，甚至連車輛、坦克也被炸翻，燒燬。
日本隨軍記者聞訊趕來，拍下了一片狼藉的軍庫廢墟照片。日本軍方一連數日在大肚川村搜查、抓人，終無結果。也不知勞工壯士們是遠走高飛了，還是同軍火庫一起同歸於盡了。(摘自《“東方馬其諾防線”大揭秘》）
來源：中國書報刊博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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