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7年“七·七”事變後，國共兩黨開始實現第二次合作。這時，領導湘粵贛邊遊擊戰爭的項英、陳毅等人，就紅軍遊擊隊改編為抗日義勇軍等問題先後在江西贛州、吉安和南昌與國民黨當局談判。10月2日，國民政府正式宣佈，將南方八省的紅軍遊擊隊改編為新四軍。隨後，陳毅來到江西省吉安市籌建新四軍吉安通訊處，並去武功山尋找活躍于湘贛邊的紅軍遊擊隊。但鮮為人知的是，當年陳毅獨自一人前往武功山尋找紅軍遊擊隊時，卻被遊擊隊當成叛徒捆綁審問，甚至差點被槍斃。
陳毅等人為何要在吉安設立新四軍的通訊處？是什麼原因讓他在武功山險遭誤殺？後來又是如何化險為夷？日前，採訪了有關專家和黨史工作者，了解其中的故事。
在吉安設立通訊處
1937年10月，陳毅趕到吉安，與當地國民黨公署專員劉振群會談，就紅軍遊擊隊給養、在吉安設立新四軍聯絡辦事機構等問題達成了協議。之後，又在城內召集了幾位紅軍長征後失散的軍政幹部開會。這些與黨組織失散了多年的幹部，見到陳毅就像盼到了娘家來人一樣，滿腔熱情地投入工作。
11月中旬，在陳毅的主持下，新四軍吉安通訊處在該市的仁山坪3號正式掛牌成立。由郭猛任主任，韋瑞珍任副主任。不久後，又在永新黃岡成立了新四軍留守處，接受吉安通訊處的指揮。
那麼，陳毅等人為何要在吉安設立通訊處呢？吉安市委黨史辦助理調研員周瑞蘭告訴記者，當時設立這個通訊處的主要目的是尋找紅軍失散人員，動員紅軍遊擊隊下山接受改編，負責新四軍內部的聯絡、接待和後勤等工作。同時，也可代表我黨與國民黨地方政府進行政治協商，便於發動組織群眾開展抗日救亡運動。
周瑞蘭說，該通訊處是中共在吉安市公開掛牌的工作機關，它在遠離主力部隊的國統區裏，不僅為抗日前線輸送了兵員、護送幹部等，還有力地掩護了吉安市黨組織的恢復和發展，推動了該地區的抗日救亡運動。
入深山尋找遊擊隊
當時，武功山上還留有一支遊擊隊。項英和陳毅也一直在關注這支主力紅軍長征後留下的、久經考驗的部隊。但由於消息閉塞，不太了解上級的政策，第二次國共合作後，要和曾與自己進行過鬥爭的敵人合作，遊擊隊有的幹部怎麼也轉不過彎來。
對此，周瑞蘭介紹說，早在1937年9月，陳毅、項英就曾深入武功山山區各縣宣傳國共兩黨聯合抗日主張，並到處打聽武功山上這支遊擊隊的消息；隨後，又派出了湘南遊擊隊的一位曹姓支隊長去聯絡，卻也沒有音信。而此時，譚余保領導的這支湘贛邊遊擊隊，卻依然在襲擊國民黨的一些區、鄉政府。當地的國民黨政府借此指責共產黨沒有誠意談判，準備派大軍進山去“圍剿”，遊擊隊面臨被剿滅的危險。因此，陳毅非常著急，決定不顧個人安危，親自前去武功山尋找遊擊隊，做好收編工作。
11月初的一天，陳毅從吉安出發，來到安福縣武功山下的洋溪鎮。偌大的武功山，遊擊隊又神出鬼沒，到哪兒去找呢？陳毅於是找到洋溪鎮國民黨區公所區長彭俠民，向其宣傳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並要求他提供上山的裝備和嚮導。對此，彭俠民不敢怠慢，為陳毅找了一名嚮導，備了竹轎，還派了兩名保鏢護送他進山。
武功山山高谷深，溪澗縱橫，小道崎嶇，沿途人煙稀少。從洋溪鎮向南走，陳毅在一個叫茶樹坪的地方上山，經陳山、蔡家坪等地直插龍山口，再折九隴山區，走了一天多的山路，陳毅到達了一個叫高坑的地方。
據參與主編《崢嶸的井岡歲月》一書的井岡山學院教授劉文源介紹，當時，陳毅正患腳病，一路上跋山涉水，行走極為困難。但為了儘快找到紅軍遊擊隊，他在離開洋溪鎮的第二天，就打發走了轎夫和保鏢，只留下了嚮導繼續前行。沿途陳毅住在山區老表家中，幫助老表做事，宣傳抗戰政策。很快，陳毅尋找湘贛臨時省委和遊擊隊的消息，便傳到了遊擊隊在九隴山的團部。
一天臨睡前，陳毅對嚮導叮囑，要注意夜間的動靜。深夜時分，陣陣的狗叫聲沒有驚醒酣睡中的陳毅，但嚮導則判斷：“遊擊隊在行動。”接著傳來的是擊掌聲和輕微的交談聲，於是嚮導推醒了陳毅，告訴他發現了遊擊隊。陳毅故意咳了幾聲，引起遊擊隊的注意。
果然，一名山民打扮的遊擊隊員走了過來，對他們進行盤問，陳毅一一作答。接著，遊擊隊員發出暗號後，又有兩名同樣裝束的遊擊隊員走了出來。他們用布把陳毅和嚮導兩人的眼睛蒙上，將他們帶進了深山，安置在一間草棚裏“休息”。
遊擊隊難辨陳毅身份
湘贛邊遊擊隊負責人段煥競和劉培善聽了有關陳毅上山的情況彙報後，也分不清他到底是共產黨幹部，還是國民黨官員，或是進山做生意的商人。覺得事情非同小可，就派人將陳毅帶進山，當面問個究竟。
劉文源教授介紹說：“陳毅當時是一副大商人打扮，頭戴洋帽，身著長袍，腳蹬尖頭皮鞋，架了一副太陽鏡，還夾著一個公文包，所以遊擊隊對其身份一時難以斷定。這身打扮給陳毅帶來了不少麻煩，讓遊擊隊產生了誤會，以致險些遭到誤殺。這段歷史在郭小川的小說《下山》和電影《陳毅下山》等作品中也有描述。”
隔天后，陳毅被帶進了山裏，但包括段煥競在內的所有人都不認識他。見此情景，陳毅便作了自我介紹，從皮包裏拿出了一張“特派黨代表陳毅同志來你們這裡聯絡國共合作事宜”、署名為“項英”的介紹信，並向遊擊隊員散發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段煥競等看過介紹信後心生疑問：這“項英”是真是假，上面又沒有公章大印，怎麼能證實呢？殘酷的鬥爭現實，使他們不敢輕易相信陳毅。因為就在同年9月間，有人曾冒充我方人員，尋找遊擊隊和地下黨，我方因麻痹大意受騙。10月，安福縣東田村黨組織成員和革命群眾遭到被捕和殺害，三大隊險遭圍殲。
段煥競等人經再三考慮，決定派人將陳毅送往同屬於武功山脈的鐵境山省委駐地。
被誤認是叛徒險遭殺害
鐵境山位於江西永新、安福和蓮花三縣交界的武功山余脈。崇山峻嶺，村莊稀散，湘贛省委機關就駐紮在群山萬壑中的3個臨時搭建的杉樹皮棚子裏。
劉文源向記者介紹說，陳毅上鐵境山的3天，總是被捆綁著，也沒人來理睬他。到了第四天，來了肅反委員會主任顏福華。陳毅一見他，便大聲質問為什麼捆他？顏福華說他是大叛徒，報紙上都登了他向國民黨投誠的消息。陳毅和顏福華爭論了起來，但覺得這樣下去不會有結果，便要求見湘贛臨時省委書記譚余保。
譚余保是一位意志堅定的革命者，大革命時期為推動農民協會打土豪運動，他大義滅親，親自批准處決了自己的大財主親姑母。1934年中央主力紅軍長征後，他任湘贛省委副書記兼省蘇維埃主席。期間，他與軍區司令員彭輝明完成了掩護紅六軍團轉移和牽制任務後，以武功山為依託，堅持了艱苦卓絕的3年遊擊戰爭。
其實，陳毅上山一事譚余保早已知道，但一直沒有露面。當天下午，他們就召開會議研究如何處置陳毅。譚余保認定陳毅在艱苦環境中吃不了苦，已投靠了國民黨，成了叛徒，堅決主張將其殺掉。
段煥競和劉培善則認為陳毅不像叛徒，並將陳毅上山後的活動，及其所說的一些話向譚余保作了彙報。譚余保也感到殺陳毅事關重大，不敢輕易動手。
第二天上午，省委機關外的空地上坐滿了人，陳毅被綁著押上了會場。
譚余保從棚子裏走了出來，他頭戴褪色的紅軍帽，身背駁殼槍，手裏還拿著一根長竹煙管，神情嚴肅。陳毅首先問他是不是譚余保，譚余保回答說是，之後就大罵“陳毅是叛徒，吃不了苦，投降了國民黨”。性格火暴的譚余保甚至揚起煙管要敲打陳毅的腦袋。
陳毅則很沉穩，他一面熱情讚許譚余保有堅定的革命立場，一面耐心解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同時指出，湘贛邊遊擊隊必須從全局出發，服從決定。
劉文源教授介紹說，儘管譚余保早就知道陳毅在井岡山鬥爭時，就是一位有名的紅軍指揮員，這次又帶著項英的親筆信來，但他仍覺得真偽難辨，滿腹疑慮。這一點，在當時的環境下是情有可原的。由於鬥爭形勢錯綜複雜，無法找到上級黨組織證實，遊擊隊對外來人員都保持著高度的警惕。但當時陳毅大無畏的氣魄，對會場上的人震動很大，人們議論紛紛。譚余保只好把陳毅押了回去，沒有動手殺他。
經查證陳毅獲清白
會後，譚余保心裏覺得陳毅的話有道理，可自己的思想疙瘩又難解開。他認為，紅軍戰士換上國民黨服裝，不就等於摘帽投降？最讓他擔心的是，怕叛徒打進內部使革命受到損失。
譚余保決定去試探一下陳毅，便獨自來到陳毅身邊。陳毅知道他的來意，大聲說“遊擊隊堅持鬥爭是光榮的，但目前的考慮和做法是很沒道理的”。陳毅又對譚余保說，可以拿上自己的名片，派人下山去了解情況，他仍留在山上當人質，等搞清楚情況後再殺也不遲。
據周瑞蘭介紹，第二天上午，湘贛臨時省委主要負責人開了個緊急碰頭會，決定派劉全榮等兩名交通員趕赴吉安。在吉安新四軍通訊處，當韋瑞珍、賀怡兩位副主任聽說陳毅在武功山遇險後，大吃一驚，忙對交通員說陳毅是黨組織派去與遊擊隊聯絡的，要譚余保趕快放人。
之後，劉全榮背起半麻袋文件、報紙和宣傳品，租了一匹快馬，日夜兼程趕回了武功山。
遊擊隊接受改編去抗日
譚余保得知真相後，深感愧疚，給陳毅松了綁，並要求關自己3天禁閉。陳毅對他說：“你警惕性高，產生了些誤會。但我來得匆忙，手續不全，也有一定責任。”之後，湘贛臨時省委開會，譚余保在會上作了深刻檢討，並果斷地表示，堅決服從黨的決定，親自帶領湘贛邊遊擊隊進行改編。事後，陳毅高度讚揚譚余保是一個“立場堅定的無產階級戰士”。
1937年11月下旬，譚余保召集了湘贛邊黨的幹部會議，傳達中央指示，表示服從黨中央的決定，擁護國共合作，擯棄前仇，一致對外，接受改編。接著，300余名紅軍遊擊隊員，在譚余保的帶領下告別了戰鬥和生活了3年之久的深山老林，分別從武功山、鐵鏡山、九隴山等地，來到蓮花縣隴上集合。幾天后，又到了一個叫神泉的地方，接受延安派來的幹部整訓。
周瑞蘭說：“1938年2月，湘贛邊遊擊隊經過嚴格整訓後，除留下80余人由譚余保領導在湘贛邊區繼續堅持鬥爭外，其餘300余人編為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二團第一營，由段煥競等率領從蓮花神泉出發，途經安福、吉安、樟樹和上饒等地，開赴浙江開化的抗日前線。”
從此，這支隊伍馳騁于抗日疆場，在民族抗戰的烽火硝煙中，成為一支令日寇聞風喪膽的新四軍勁旅。(周惠華、吉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