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聯合報黑白集昨日刊登文章說，太百禮券案與中信金案的承辦檢察官皆是曾益盛，但兩案的表現竟判若二人，別如天淵。 

　　中信金案的手法迅雷不及掩耳，幾在一夕之間就全盤掌控了形勢，搜索、扣押、傳訊、機場截人、羈押、限制出境……，一氣呵成。如今，辜仲諒滯外未歸，屢傳未到，已下令拘提；再不到案，就將發出通緝令。步步進逼，步步為營。這是多麼精彩俐落的霹靂手段！ 

　　文章說，但是，反觀太百禮券案。先是縱容黃芳彥赴美，形同奉送串供假期。接著，居然僅查出吳淑珍只涉二十七萬元的禮券消費，但陳瑞仁在“國務費”中查出的即遠逾此數；尤有甚者，居然在一千余萬禮券不知下落的情況下，即徑指吳淑珍不可能只因二十七萬元的代價就介入太百案。至於白手套黃芳彥，曾益盛亦徑稱是“只介入，未協助”太百經營權之爭。起訴書公佈後，眾人發現，曾益盛不像是訴究的檢察官，竟然像是吳淑珍的辯護律師，甚至宛如串供的共犯。 

　　司法的貞操，只是一個“平”字。用嚴厲的手段偵辦辜家，值得肯定；但若不能以同一標準偵辦吳淑珍、黃芳彥，即失其平，即失去了貞操。檢察官可以叫辜府家破人散，卻將吳淑珍、黃芳彥洗刷得如無瑕白璧，這是雙重標準，而司法也就變成生殺予奪、恣意妄為的毫無標準。 

　　即使以中信金案而言，也要看曾益盛能否掀出其中的“官商”底細。倘若仍只辦“商”，卻又漏掉“官”，也只是為司法史上再添加了一件“選擇性辦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