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中國時報今日發表社論說，由於中信金副董事長辜仲諒依舊滯留外國，偵辦中信金並購兆豐金弊案的台北地檢署，已于日前以“滯留‘國外’，致拘提未到案”為由，對辜仲諒發出通緝令。由於辜仲諒所涉案件刑期可能在七年以上，因而此一通緝令的時效將長達二十五年之久，等於說要到一百二十年之後才得解除。本來此案已經進入司法程式，不宜再對其案本身再做議論，然而我們對辜仲諒在一年不到的時間，從幾乎是台灣最大金控的副董事長，旦夕之間淪為滯留海外的經濟犯，真的有不少的感觸。 

　　辜仲諒今年四十三歲，正逢事業生涯展開衝刺的關鍵歲月，做為中信集團第三代傳人，中生代最有明星架勢的金控接班人，如果就此長年滯留海外不歸，一切的生涯規劃與成就期待可能就此完全中斷。二十五年可是不短的歲月，一個人一生有幾個二十五年能夠虛耗？更何況從他接掌中信金迄今，今年正是事業版圖擴大佈局極其重要的一年，他本人又獲得今年艾森豪獎學金的資格，只要按照計劃完成兩個月研究繳出論文，他將和父親辜濂松成為父子檔的艾森豪獎學金得主。這意味無論是就資歷或是養望，都可望在今年之後更上層樓，誰能料到中信金遭檢調大舉搜索，三個中信金重要主管已經被收押，進一步就是他被約談乃至被通緝。辜仲諒驟然遭逢此一變局，不論就他個人，乃至辜家幾代在台灣與亞太金融界所積累的聲名與分量，處境之難堪可想而知。

　　社論說，根據先前媒體的報導，辜仲諒曾親口對友人說“如果沒有政治打壓，我就回來。”言下之意，他個人已經是將檢調這個舉措界定為政治打壓了。檢調日前會對中信金展開大動作，主要是指向中信集團在並購兆豐金的過程中出現違法弊端，這背後有無當局“政治打壓”的背景，恐怕永遠也無從證實。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中信金的崛起，乃至所有金控家族的擴張，無例外都是政治考量下的產物。畢竟，金融業是特許行業，所有業務都會受到主管機關的控制，而幾家金控業會在極短的期間內迅速擴張，正是當局在“二次金改”的口號下，積極推動“金控減半”所促成的結果。試想，如果沒有最高當局的欽點首肯，中信金如何可能在這兩年積極的向外擴張金融版圖？

　　社論指出，或許問題就出在這裡，所有被選定參與“二次金改”的財團，並不在於他們長年的經營績效與專業治理，而是在於他們與當局所經營的關係，更確切的說是他們與官邸所經營的關係。可以想見，為了確保中信集團在“二次金改”的版圖重整中能夠站穩基盤，辜家兄弟在政治人脈的經營上不知下了多少工夫，辜仲諒曾經被業界譽為政商關係最好的少主，他一通電話可以直達台灣“總統府”，過去十年，上自陳水扁、下至“內閣”部長，不分藍綠，都曾是他們家的座上賓。不論土地買賣、或是銀行股權購並，各種交易都或多或少靠著這些人脈串連而來。

　　然而，關係這麼好，還是出事了！中信金透過旗下中信銀香港子公司在海外大量收購兆豐金股票，拿下兆豐金的四席董事。在辜仲諒看來這本是華爾街的標準做法，然而他眼中這種所謂“最先進的交易模式”，卻被“金管會”認定違反行政法規，明明握有持股卻未申報，在六、七月間已經遭到兩次嚴重懲處。如今除了高幹被收押，他本人被通緝外，更嚴重的是，中信金連同海外分行在內的七張業務執照，全部被凍結，所有的新業務全部不能做，對一個老字號的企業而言，這個處境跟扼住人的咽喉已經沒有兩樣了。 

　　社論總結，辜仲諒與中信集團的處境，透露了台灣金融產業政商關係的一個現實的切面。企業領導人如果憑著經營理念、公司治理或是技術開發就能大展鴻圖，他們何須要放下身段去經營政治人脈？但，當許多問題必須要走官邸才能解決，他們又能有其他任何選擇嗎？而政治操作與政治打壓之間，往往就是那麼一線之隔。對辜仲諒與中信集團而言，能不能通過這次危機尚在未定之天，惟一年之間見識一個金融老字號的起起伏伏，令人心生感慨的地方實在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