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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一手扶植，而且得到台灣當局鉅額資金援助的海地總統阿裏斯蒂德，在國內反對黨武裝的強大壓力下，不得不前往非洲的中非過起流亡生活。海地是台灣當局寸土必爭的“邦交國”。長期以來，台灣當局與海地政府，尤其是阿裏斯蒂德政府保持密切往來。阿裏斯蒂德下臺前還遙傳他要前往台灣“避難”。如今阿裏斯蒂德已經下臺，海地不僅政權要更換，而且其對外政策也勢必有重大調整，其與台灣當局的“邦交國”關係也勢必面臨震蕩。
海地是台灣少有的幾個“小兄弟” 之一
海地是位於加勒比海地區的一個小國家，面積27750公里，人口約700萬。西元1492年，哥倫布發現了Hispaniola島。隨後，西班牙向該地進行殖民掠奪，並於1512年起從非洲輸入黑奴到海地進行掠奪性開發。1697年，西班牙將Hispaniola島的西部地區即今天的海地割讓給法國。法國佔領海地期間，也大量輸入黑奴，先後有100萬黑人被偷運到海地充作奴隸。因此，今天生活在海地的民眾，95%以上是黑人。1803年11月，在法軍服役的黑人將領Dessalines與其他黑人將校發動反法武裝鬥爭，推翻了法國殖民統治，並於1804年1月1日宣佈獨立。儘管建國時間很長，但由於受殖民掠奪和國內政局長期動蕩影響，海地經濟十分落後，主要靠出口咖啡、可可、香茅油賺取少量的外匯。海地人均國民所得只有550美元，民眾生活十分困苦。
由於歷史原因，海地于1956年4月25日與國民黨蔣介石集團主導的台灣當局“建交”。1966年，台灣當局與海地政府簽訂了“友好條約”。1974年，雙方簽訂貿易協定，1983年又簽訂文化技術暨科學合作協定，台灣當局根據協定向海地經濟、科技、農業生產等援助。但在1986年1月，海地發生政變，海地新政府為了贏得國際社會與國內民眾的支援而推行新的內政、外交政策，台灣與海地的所謂“邦交”關係生變，台灣當局終止了與海地各項合作計劃。但台灣當局為了凸顯“台灣主權國家”地位，想法設法增加“邦交國”和鞏固原有“邦交國”，於是又向海地輸誠，答應給海地政府“經濟援助”。1996年2月7日，時任台灣當局“副總統”的李元簇前往海地參加海地新總統的就職典禮。李元簇到訪海地時帶去了2000萬美元的“賀禮”。1996年8月7日雙方重新簽署“農業技術合作協定”，台灣當局與海地的“邦交”關係勉強維持下來。
台灣當局花錢買“邦交國”
聯合國第26屆大會于1971年10月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同時驅逐台灣當局。從此，世界上許多國家紛紛與中國大陸建交，與台灣當局斷交，台灣發生一波高過一波的“外交危機”。至20世紀80年代末，台灣的“邦交國”只剩下30個左右，而且都是馬紹爾群島、吐瓦魯、索羅門群島、教廷、多明尼加、格瑞那達、貝里斯、史瓦濟蘭、甘比亞、塞內加爾、巴拿馬、聖克裏斯多福、尼加拉瓜、吉里巴斯等“袖珍國家”，也是窮國家。即使這些“袖珍國家”，它們為了自身利益也希望與中國大陸建交，並想借助與中國大陸的交流與合作走向國際舞臺。因此，像巴拿馬、巴拉圭、海地、教廷等國家儘管與台灣當局保持“邦交”關係，但同時與中國大陸積極接觸。它們在擴大與中國大陸的經貿、文化往來與合作的同時，也跟中國政府協商建交事宜。因此，“斷交”的風聲不時傳到台灣，台灣當局面臨越來越嚴重的“外交危機”。
台灣當局為了挽救“外交”困局，除了通過增加互訪與合作來固守“邦交”之外，更多的是直接花錢來買“邦交國”、“買外交”。李登輝當權時代，台灣當局除了設秘帳收買美、日等國家的官員與議員，為其到訪這些國家買門票之外，還赤裸裸地拿錢買一些小國家與台灣保持“邦交”關係，如賴比瑞亞、瓜地馬拉、巴拿馬、薩爾瓦多等都是台灣當局花上千萬美元甚至上億美元買來的“邦交國”。陳水扁上臺後，繼承了李登輝的“金錢外交”衣缽。如陳水扁買吉里巴斯的“邦交”關係花了1000萬美元，陳水扁2001年出訪中美洲和非洲的“邦交國”，包括“贈款”、“貸款”、“經濟援助”等，共花了2.5億美元。至於海地，臺“行政院長”遊錫堃于2002年8月訪問海地時，答應5年內給台灣5000萬美元的“計劃性協助”。
海地遲早會與台灣當局“斷交”
為了實現分裂國家和對抗大陸的目的，台灣當局使用包括“金錢外交”在內的一切手段來增加“邦交國”，發展與“非邦交國”的“實質關係”，拓展“國際生存空間”。台灣當局的這種“凱子”做法，被一些人口少、面積小的小國和窮國所利用。這些國家採取“有奶便是娘”的策略，一方面獅子大張口，向台灣當局索要保持“邦交”關係的“好處費”，如海地、瓜地馬拉、巴拿馬、巴拉圭等國家都曾拿到了台灣當局的鉅額“善款”，另一方面使用敲詐的辦法，當想從台灣要錢的時候，就威脅台灣當局要“斷交”，迫使台灣當局拿出大把大把的美元來鞏固“邦交情誼”。還有一些台灣的小“邦交國”，如甘比亞、賴比瑞亞、布吉納法索等，曾多次與台灣當局“建交”後又“斷交”、“斷交”後又“復交”，而每次“復交”，台灣民眾都要負擔上千萬美元的“見面禮”。
台灣當局建立在金錢基礎之上的“外交”關係當然不牢靠。特別是台灣當局往往花錢賄賂、收買某些小國家的領導人，並沒有獲得這些國家的人民、議會與主要政黨支援。當某個“邦交國”發生領導人換屆、政變等政權更疊時，台灣當局與這個“小兄弟”的“邦交”關係立即面臨危機。海地便是最好的一例。海地阿裏斯蒂德政府拿了台灣當局的錢，因而與台灣維持“邦交友誼”。但海地主要反對黨、海地人民反對阿裏斯蒂德政府。阿裏斯蒂德下臺後，海地對外政策勢必要重新調整。而海地無論從國家利益出發，還是從順應國際社會普遍認同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一個部分的潮流考慮，都應與中國大陸建交。特別是經過動亂與浩劫之後的海地，不僅需要擺脫阿裏斯德政府的陰影，而且需要聯合國及世界大國的政治、經濟援助。因此，海地與中國大陸建交，與台灣當局斷交是遲早的事。就像馬其頓一樣，該國受台灣當局的金錢誘惑于1999年與台灣“建交”，但經過權衡利弊之後，又于2001年與台灣當局斷交，並與中國大陸建交。（朱顯龍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所教授）
華夏經緯網專稿 200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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