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緯國是蔣氏家族的重要成員。他八十一年的一生，經歷了中國現代史上的所有重要時期。他的身世與經歷，婚姻與家庭，與蔣介石、蔣經國的關係，晚年的政治抉擇，都曾經是主導社會新聞、影響政情發展或令社會高度關注的內容。他晚年曾說：“這輩子裏，充滿了挫折。”這部由他口述的自傳，完整地記述了他一生的重要內容。
為了革命，母親逼父親向宋美齡求婚
有人說我是因為哥哥說蔣家人以後不會再做“總統”，所以我想改姓，認祖歸宗。事實上，我並沒有想要認祖歸宗，只是覺得把這一段事實記錄下來，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沒有一絲邪惡存在，而且我也不想當“總統”。
民國七十九年（1990年）“總統”選舉時，蔣家已經開始被打擊，所以大家就建議我改姓戴。他們認為這樣一來，競選“總統”的事就跟蔣家無關。我說：“我不需要去認誰是父親或認誰不是父親，你們如果有更多的資料足以有個結論，我亦希望能夠弄清楚。”
當年父親從日本回到上海，被陳其美任命為滬軍第五團團長，辛亥革命光復上海後，陳其美由紳商及會黨擁為都督。後來因一次密謀策劃的暗殺，父親得以在陳其美的別館結識了一位年輕女子，那時父親正值二十齣頭，兩人喬裝為夫妻，混進府裏刺殺某人。那位年輕女子就是我的母親。他們完成任務之後，隱藏在上海法租界裏，不久之後，就拿著預先準備好的兩張船票，搭乘一條日本船到日本去，兩人就在日本結婚。袁世凱下令捉拿革命黨，許多革命前輩都到日本避難，父親與母親總算過了幾年安定的生活。
數年後，他們自日本返國。剛回國時，父親還在交易所工作過一段時間。在那個時候，父親還寫了一部《經濟學》。這點很重要，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
父母親回國後，住在陳果夫先生家的閣樓上，父親的經濟狀況也不太好。論輩分，陳果夫先生比父親小一輩，但是他的年齡和父親差不多。
民國十六年，北伐到了一半，發生寧漢分裂，這時候我和父母親寄居在上海朱姓朋友家。那年在朱家的三樓陽臺上，父親母親分別坐在大理石圓桌兩旁，我站他們兩人中間。母親對父親說：“我能夠幫你的忙到此為止，今天的問題是出在廣東幫身上，如果你要繼續革命，你就得把廣東幫團結起來，否則恐怕就散掉了。”父親說：“你的意思要如何整合呢？”母親說：“我不是跟你開玩笑，現在革命的成與敗就在一個人手上。現在宋家老太太與三小姐正在東京，如果你願意，我跟你就在此地分手，你去找孔家大哥（孔祥熙），請他陪著你到東京向宋老太太、三小姐求婚，如果你肯這樣做，重新把廣東幫整合起來，那麼以後的革命還有希望，我能夠幫你的忙就到此為止。今後是建國的時候，需要學術的幫忙，多過於冒險犯難。你如果願意，就把孩子交給我，我一定把他培植為可用之人，或者你要帶去也可以。如果你把孩子交給我，我就把培養這孩子作為下一段的革命事業，我唯一能幫你忙的就是這件事。如果你要把孩子帶去，我就重新開展我的革命工作。”父親聽了以後說什麼都不肯，最後母親就用了一個殺手锏，她說：“我沒有想到你對革命工作還猶疑不定。如果你不想革命，我要革命，我們還是得分開，我做我的事情。如果你想革命，就照著我說的去做，我們理智地分開，如果你不革命，我們就是情緒性的分開，我繼續去參加革命，你走你的。”父親被母親如此一說，也沒什麼好選擇的了，就對母親說：“照你說的，要如何做法呢？”母親說：“你趕快去找孔大哥，他會陪你去的。”就這樣，父親到了日本。當年12月父親就和宋美齡女士在上海結婚。
私底下，宋氏夫人與我母親彼此尊重
打從民國十六年母親帶著我到蘇州居住以後，一直就是吃長素。抗戰的時候，父親給母親的月規是四十六元大洋。這些錢都是父親托果夫先生給母親的，可是打了幾年仗之後，幣制改成法幣，母親問果夫先生能不能每半年領一次，至少還可以做一點事情，他不同意。等我從國外回來，這些錢更不夠用，我就想向果夫先生借二十萬，並向他說明：“只要緯國沒有被打死，抗戰之後，一定全數奉還。”他說：“你問我借，我問誰去借啊！”我心裏想，不借就不借，我這輩子也是第一次開口向人借錢，用這種口氣算什麼呢？不過，我總要把母親養活，我也從來沒有在父親面前提過生活的困難。
秀才唯一的生存方法就是寫作。我就開始寫作了，寫了幾本書之後拿了一些版稅，這些錢給母親生活是夠了，其他一些叔叔伯伯都會拿些實物送給母親和我，例如毛巾、牙刷、香煙（我不抽煙，香煙是給母親抽的）。有一位伯伯送了我一張床單，我把那張床單剪成兩份，一份給居正先生的長子居伯強，他那時候是戰車第二旅修理工廠的廠長。他的人格非常清高，絕對不拿任何一筆非分的錢。他也是留德的，所以我們兩人的交情非常好，我們共用這張床單，一人一半。後來他死了，是窮死的。我們沒有拿過父母親的錢，胡宗南長官也沒有暗中津貼我們一點，就這樣一直捱到抗戰結束。我報到時體重是一百五十二磅，等到抗戰打完時，只剩一百一十二磅，所幸還活了下來。
母親沒有兄弟，只有姐妹，遠房兄弟倒是有幾個，其中有一家與我們較常來往。大表哥留在大陸沒有出來，他的名字叫金河，二表哥銀河也沒有出來，只有三表哥菊河到台灣，來臺後改名為明良，現已過世。母親還有一位堂妹，排行最小，嫁給一位丁姓“國大”代表，也來到台灣，他們有幾個子女現在也在台灣，但是我們很少來往。姚琮與我們從來沒來往，他也不是母親的兄弟，而且如果他是母親的兄弟，基于宋氏夫人的關係，他不可能在侍從室任職。不過，私底下宋氏夫人與我母親兩人彼此非常尊重。
到了台灣以後，母親在台北住過一段時間，沒有多久，就搬到桃園。母親在桃園住了好幾年。一直等到我在台中蓋了一棟小房子後，母親才搬到台中。
民國五十六年，孔祥熙院長過世，父親要我護送老夫人到美國奔喪。我陪老夫人回臺途中，在舊金山接到內人的長途電話，才知道母親已經過世了。不過，我在離開台灣之前，已經把事情都安排好了。墓地、墓園已經做好，守喪的房子也蓋好了，母親的墓很像一棟房子，與附近的民舍一模一樣，所以根本看不出裏面有墳墓。母親去世時是七十九歲，那年我五十一歲，所以我在墓碑上寫道：“辛勞八十年，養育半世紀。”
先室靜宜故去，謠言四起
在大學以前我從未交過女朋友，也只有一次與女性朋友出遊的記錄。到德國留學時，歐洲風氣仍然很保守，特別是德國。
蔣經國（左）與蔣緯國兄弟
在德國時我認識了一個女朋友，她是一位伯爵的女兒，身高六尺三寸，我與她交往半年多，但連手都沒有拉過。我常常講一個笑話：“我跟她見面，她總是躺著的。”其實是因為她太高了，如果她站著跟我說話，我就要昂首看她了，所以她通常躺在斜椅上。我坐在旁邊的椅子上跟她聊天，因此對我的德語訓練幫助很大。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我奉命離德返國，路經比利時的時候，有人要幫忙做媒，對方是蔣百里將軍的三小姐蔣英。當時我考慮到回國後要做一個基層幹部，凶多吉少，所以就拒絕了。
回國後第二年，也就是民國三十年，我跟著何應欽將軍到西安，認識了幾位小姐，我請示父親之後，就和石家小姐訂了婚。當時如果不是母親催我，我仍然沒有結婚的打算，抗戰未成，何以為家？
民國三十四年，我與靜宜在王曲七分校的常寧宮舉行婚禮。民國四十二年，我先室病故。當時她的預產期已經過了兩個禮拜，10月31日父親生日當天，我們在軍官俱樂部舉行慶祝晚會；我母親又正好生病，住在廣州街中心診所。而靜宜當天開始陣痛，我發現後立刻聯絡她的主治大夫——台北市婦產醫院李院長，我跟他說要把靜宜送到醫院去，他來家裏看過之後，說那不是陣痛，離生產還有一段時間。沒想到後來他竟然跟別人說我要他打催生劑，想湊在10月31日生下小孩。
第二天早上五點鐘，我打了一通電話給李院長，他來到家裏聽診之後，發現小孩已經縮上去了，而且也沒有心跳了。結果他一句話都沒說，就走到陽臺上跳腳，說：“哎！我以後怎麼做人！我以後怎麼在台北市待下去！”
後來我們就趕快把靜宜送到醫院去，用產鉗把孩子拉出來，是個女孩子。靜宜身體受了很大的傷害，所以她經常要吃止痛藥，李院長就替她打嗎啡，劑量不是很多，但是外面卻傳言我妻子有嗎啡癮。
我把靜宜生下的死胎泡在藥水缸裏面，一直放在家裏。後來朋友勸我，如此做不僅傷感，而且對我們夫妻兩人心情的恢復也沒有幫助，所以我就把死胎送回醫院了。
過了一陣子之後，“國防部”應美國邀請，派我們陸海空軍將領組團訪問美國陸軍。我回到台北後，靜宜已經病故了。靜宜自從難產後，身體一直有病痛，也睡不好，在我回國的前一天，她吃了三倍的安眠藥，想要好好睡一覺，以備第二天歡迎我回國。沒想到第二天她還是熟睡，家人怎麼叫也叫不醒，就把她送到醫院。院方告訴我岳母說是靜宜自殺，等到靜宜醒來，我岳母便問她為何要做傻事，靜宜不解，並說她沒有自殺。結果當她想坐起來的時候，有四個男人分別把她的手腳按住，不讓她起來，她掙扎著要起來，結果就在掙扎之間，靜宜心臟病突發。她的心臟本來就不好，曾經有過八次小產，第九次是懷孕，雖然很成功，沒想到最後卻被李院長誤事，而李院長居然反過來造謠說是我們要他打催生針。
很多謠言都說她吃安眠藥自殺，又有謠言說是哥哥派人置她于死地，總之外面謠言四起，都是莫須有的。
我與父親之間不只是父子感情,後來變成了好朋友
父親很信任我，也很了解我，我們父子之間沒有保留，也沒有顧忌。我與父親相處的那一段時間，是我這一生中最寶貴的時光，我們之間不只是父子的感情，也有長官部下的感情，到後來變成好朋友。
有一次為了一個想法——選擇幹部究竟是道德重於學術還是學術重於道德，我們爭論了兩個禮拜，最後父親接受我的意見。一般來說當然是道德重於學術，不過，我認為在方法上一定是學術第一，不講道德，因為我們不能寄託在道德上，我們說某人是個了不起的君子，這是從結果顯示，而我們選擇幹部時，事前無法知道他的道德是否崇高。所以事前選擇幹部的依據只有學術，學是理論、術則是方法。我舉了一個例子向父親說明：有一群道德好但不學無術的人，帶頭者道德學術兼備；另一群人則是學術超群，帶頭者也是道德學術兼備。前者帶的這一群人雖然品德好，但不學無術，他自己雖然品學兼具，但是這也要幫忙，那也要幫忙，非常辛苦。我跟父親講：“那就是您。”後者的一群人是以學術取向，帶頭者也是品學兼具，他可以依照所屬的心理趨向，讓他們各盡其才，各取所需，這一群人便相安無事，所做的事情也都非常順利。
蔣介石、宋美齡與蔣經國、蔣緯國（後排右一）
父親過世以後，他的遺體暫存于榮總冰庫，當醫護人員將父親的遺體從冰庫移出來時，有專人幫他洗澡、化粧，最後要幫他穿上衣服。按照傳統，這件事應該是由長子來做，但是哥哥不懂這個規矩。我跟哥哥說：“你先把衣服套在你身上，從裏面一件一件加上去，不要扣扣子，然後整個取下來，由我扶著父親，你幫父親穿上衣服。”哥哥說：“我們一人套一個袖子吧！”我說：“不，這是只有長子才能做的。在身上套衣服，也只能由你來套。”後來哥哥就按照我說的方法做，替父親將衣服穿上，然後由裏到外將扣子扣好，最後扶著父親的身體，讓父親躺平。這一切事情都是在榮總懷遠堂進行的。
父親的遺體也是安置在懷遠堂，擺置遺體的地方不大，僅僅夠擺一張小床，再加上一張椅子，天花板上面有一盞小燭光燈泡的燈，我一個人坐在那兒守了一夜。當父親的遺體還安置在懷遠堂時，哥哥沒有來守靈，連後來父親的遺體安放在慈湖時，他也有兩夜沒有替父親守靈，我則是從頭到尾守靈，一夜都沒有離開。那一陣子，我不知道哪來的精力，整整一個月頂下來。
後來，哥哥的《一月守靈記》出版後，有好多人寫信來罵我，說我沒有替父親守靈。父親有一位專屬照相師胡崇賢先生，外號叫“胡照相”,有一天，他拿了一張相片給我，那張相片是我在榮總懷遠堂坐在父親遺體旁邊哀思時他幫我拍的。除了我以外，旁邊也沒有任何人在，他拿相片給我時跟我說：“緯國，以後再要有人說你沒有守靈，你可以拿這張相片給他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