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蔣氏父子反“台獨”與我當時對臺政策
台灣與祖國大陸分離的日據時期，在政治上脫離中國，在文化上台灣人民又不願意做“皇民”，這便產生了所謂“孤兒意識”，分離主義處於潛伏狀態。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因台灣沒有解放，這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戰前台灣與祖國大陸隔絕的
狀態，海外的反華勢力和島內一些戴著不同面具的分離主義者，便炮製出所謂台灣“託管”和“台灣地位未定”的謬論，企圖“劃峽而治”，讓台灣從祖國分割出去。蔣氏父子與中國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上尖銳對立，但在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台灣獨立”方面與中共不謀而合。面對海外的分裂勢力，中國國民黨在1992年以前表現出堅定的維護中國領土完整的立場。正因為如此，中共中央提出“台灣寧可放在蔣氏父子手裏，也不能落在美國人手裏”這種對臺政策。
從政治上宣揚“台獨”容易受到打擊，因而一些“台獨”人士往往從“文化台獨”尤其是“文學台獨”做起。所謂“文學台獨”，係“文化台獨”、“台灣自主論”、“台灣主體論”的一個組成部分。具體來說，是指國民黨為“外來政權”，“中國文學”也屬“外來文學”，屬“漂流到台灣來的一縷孤魂”。台灣文學雖受“五四”新文學的影響，但更受日本文學的影響。這種曾用日文書寫的文學,既不是“中國文學”，也不是“日本文學”，而是獨立的文學。所謂“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分支”，完全是“陳詞濫調”。“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已經“分離”，已經“斷裂”，這兩者的關係，有如英國文學與美國文學的關係。兩岸是“一邊一國”，兩岸文學其實質也是“兩國文學”。兩岸文學交流，不是國內文學交流，而是國際交流，即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學交流。這個“國家”，目前是“兩個中國”之中的“中華民國”，以後則是“台灣共和國”。
上述言論在1950—1980年代大體上處於萌發階段，遠未有1993年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後系統化和“學術化”，但只要上述言論一露頭，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蔣氏父子及其附屬文人，便給予嚴厲的批駁。如1982年9月28日，“黨外”人士發表《美麗島受難人共同聲明》，其中雲：“在台灣島完成民主，遠比中國製造統一更為迫切，更為重要”。當局敏銳地發現這是“台灣”高於“中國”的論調，便從上到下圍剿，《中國時報》所發表的文章態度尤為強硬。這說明到了多元文化的1980年代，當局的言論尺度及治安處置均沒有鬆動。這次以散發傳單形式發表“共同聲明”的四位黨外人士，便受到三周禁止與家屬團聚的處分。
用法律武器整肅“台獨”
“台獨”思潮的產生，有政治上的分歧、台灣社會的特殊性、國民黨對島內人民實行高壓統治，無視台灣人民利益等方面的複雜原因。不管什麼原因，“台獨”均損害國家尊嚴，使國民黨的統治地位受到挑戰和動搖，故蔣介石、蔣經國執政期間，對島內的任何“台獨”言論和行動，均採取嚴厲壓制和打擊的態度。對文學上的“台獨”傾向，同樣保持高度警惕，不讓其尋找任何機會和藉口出現。在1977年鄉土文學大論戰期間，“台獨派”的“台灣文學論”已冒頭，有部分鄉土作家強調台灣農村與中國不同，並由此否認台灣農村是中國農村的有機組成部分。作為國民黨文藝政策的執行者和發言人陳紀瀅，嚴正指出：“如果說，台灣是孤立的獨特的，是與中國分裂的，那我們百分之百反對，那是‘台獨’思想。”陳紀瀅之所以這樣敏感，是因為美國、日本反華勢力在策動和支援“台獨”，致使台灣文壇的分離主義傾向始終存在著，零星的事件時有發生。對此，國民黨當局均決不姑息，嚴懲不貸，對那些頑固的“台獨”分子，則重拳出擊。
為了反對“台獨”，台灣當局動用了法律武器，制定了“懲治叛亂條例”，以“涉嫌叛亂”或“涉嫌台獨”、“破壞國體，竊據國土”以及“顛覆政府”等罪名，給“台獨”分子和團體治罪，並以軍法審判“台獨”案件，還在1950年末，蔣介石下令大批抓捕“台獨”分子，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1960年代當局鎮壓彭明敏為首的“台獨”勢力這一重大事件。曾擔任台灣大學政治系主任的彭明敏，因宣傳“台灣獨立建國”和企圖推翻蔣家王朝，被軍事法庭判處8年徒刑。1987年10月，許曹德在台灣政治犯聯誼總會成立大會提案將“台灣應該獨立”列入章程，結果被判叛亂重刑。
當然，國民黨把打擊“台獨”與“顛覆政府”聯結在一起，難免借反“顛覆”之名，行獨裁之實，把具有民主自由思想、敢向蔣政權挑戰的愛國青年打成“台獨”分子。如以煽動“台獨”的罪名逮捕既不會講“臺語”，也不是“台灣人”的李敖，就是百分之百的冤假錯案。由於過於極端，把“台灣”、“臺語”一律視為“台獨”的同義詞，難免造成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情況。1984年杜十三的詩集《地球筆記》在電視臺朗誦時用了“臺語”，警備單位馬上調問節目製作人為何不使用國語，是否有“台獨企圖”？這不看內容只看形式的審查，自然引起對方的強烈反感。另一案例是1986年3月，“國防部長”親自出面在“立法院”以“挑撥民族感情散播分離意識，攻擊醜化政府”為名，查禁吳濁流的《無花果》一書。其實，吳濁流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海外分離主義者對他的愚拙的攀附不成立，台灣當局對他因揭發了國民黨的陰暗面而將其往“台獨”方面推，同樣是一種錯誤。
不許“台獨”人士回台灣和查禁“台獨”書刊
台灣當局對“台獨”勢力決不姑息，許多時候是準確和正義的。像還在20歲時就萌生台灣作家不是中國作家之意識的張良澤，1970年代在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新文藝”課程，以首次講授台灣文學為名宣揚分離主義思想，為漢奸文學即“皇民文學”翻案，故每個學年度校方均要討論這位認為“台灣文學不同於中國文學”的講師是否還有資格留任。1978年，張良澤投入黨外運動，在美麗島事件爆發後無法在台灣生存，只好在美國和日本流亡。在流亡期間受海外“臺美基金會”資助，鼓吹“台獨”十多年，否認台灣人抗日的民族正氣，稱台灣人為非中非日，介於“漢民”與“皇民”之間的“三腳仔”，並污衊中國人是“四腳仔”的豬，這種瘋狂的自我侮辱還不算，還熱烈讚揚戰後日本資本“使台灣獲致社會的安定和繁榮”。當局懷疑他是“國賊”，因而在其護照上加蓋“吊銷”的大紅字，不許他回台灣，一直到戒嚴令解除五年之後，才允許他返回探親。
陳芳明是一位詩評家，是一個複雜多變的人。他原來以“龍的傳人”自居，可他在1974年離開台灣到華盛頓大學深造期間看到美國人寫的鼓吹“台獨”的小冊子《被出賣的台灣》，由此受其影響背叛了原有的信仰，而中斷學業與“台獨”領袖許信良一起讓《美麗島》雜誌在海外復刊,並以“施敏輝”的筆名在每一期雜誌上寫鼓吹“台獨”的政論：疾言批評執政黨鎮壓“台獨”勢力做法的同時，為被投入牢房的“台獨”分子鳴冤叫屈，以致成為“台獨理論家”，被國民黨宣佈為不受歡迎的人，不許他回台灣長達15年之久。後來，迫於輿論的壓力和島內形勢的變化，國民黨當局于1989年允許他回臺，但只能停留一個月。當陳芳明到北美事務協調會辦簽證時，官方向陳芳明約法三章，其中第一條禁止事項是“不得主張台灣獨立”，不許參與任何政治性的演說活動。但陳芳明陽奉陰違，一到台灣便出版三本以反國民黨專制為名宣揚“台獨”思想的《在美麗島的旗幟下》、《在時代分合的路口》和由他主編的《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集》。這些書和林雙不的《大聲講出愛台灣》、施明德的《施明德的政治遺囑》、彭明敏的《自由的滋味》一起，被台灣當局以“主張台灣獨立，散佈分離意識”的罪名而查禁。為此，前衛出版社發表聲明“嚴重抗議”，“台獨”派文學團體“台灣筆會”也發表《愛台灣的思想能查禁嗎？》的聲明，但這些都沒有使當局查禁宣揚“台獨”書刊的態度軟下來。
文藝團體必須冠于“中國”、“中華”之名
蔣氏父子堅持“一個中國”，在“人團法”中規定“人民團體的組織與活動，不得……主張分裂國土”，“有違法者，不予許可”。這是約束黨外勢力組織黨團及其附屬的文藝團體的法令，是專為“台獨”團體及其活動治罪的。這表現在文藝團體的成立問題上，蔣氏父子認為民間團體的設立應有利於祖國的統一，而不應與“台獨”思潮沾邊，並對那些假“台灣”之名行宣揚“台灣文學不是中國文學”的思想保持高度的警覺。為此，“內政部”明文規定成立民間社團必須冠于“中國”或“中華民國”名稱，而不許以“台灣”命名——如確實需要，也只能用“台灣省”而不許單獨使用“台灣”二字，如1955年6月成立的“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便不用有可能引起誤解的“台灣”而改用“台灣省”，該會于1969年則乾脆改名為“中國婦女寫作協會”。其餘團體一律稱“中國”或“中華民國”，如“中國文藝協會”、“中國青年寫作協會”、“中國詩人聯誼會”、“中國古典文學學會”、“中華民國筆會”、“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等。
國民黨這一政策，直到蔣經國去世後仍然堅持不變。哪怕是解嚴後的1995年，“以台灣為名義的社團在內政部登記為全國性的社團時，都被打回票，沒有一個被核準”。典型的是1987年2月15日成立的“國際筆會台灣總會”(簡稱“台灣筆會”)，由於是逃避作家體制化，是有主體性和“台獨”傾向的社團，因而未被核準登記，官方後來在“必曰台灣”的年代即第七屆李喬會長任內才勉強將其核準，但仍不支援其加入“國際筆會”。
創辦刊物以“台灣”命名，在兩蔣時代同樣遭到冷遇。吳濁流於1964年4月創辦的《台灣文藝》雜誌，由於沒用《中華文藝》或《亞洲文藝》一類的刊名，曾幾次被“警備總部”約談，質問他不用“中國”而用“台灣”名稱是何居心，並再三禁止他使用“台灣”二字。吳濁流年紀大，什麼風浪都經歷過，他頂撞官方說：“除非‘台灣省’改了名稱，我就改雜誌名稱”。鋻於他威望高，一直以“漢節凜然”著稱，且又抓不到他轉向宣揚“台獨”的把柄，當局無可奈何，只得讓其出版，但仍緊盯不放，不時用各種藉口向其提出警告。《台灣文藝》的另一姐妹刊物《文學台灣》，因1982年出版的第五集有一篇名為《隔絕》的小說中一段話有問題，被“調查局”強令刪除。至於《笠》詩刊，繞了好幾個彎將“笠”視為“台灣意識”的圖騰，也被當局識破，難逃“台獨同路人”的指責。
“臺省文藝”是“中華文藝”的組成部分
和“一個中國”政策緊相聯繫，蔣氏父子認為只有“中國文學”，而無獨立於中國之外的“台灣文學”；只有“中華民國台灣省文學”，而無脫離母體、具有特殊含義的“台灣文學”。正因為如此，由官方文人尹雪曼主編的《中華民國文藝史》，只有“中華文藝”而無“台灣文藝”。談到本地區文藝時，用的是“臺省文藝”而非“台灣”的稱謂。且全書著重的是外省作家的創作而非“臺省”作家的作品。這固然體現了編著者對鄉土文學的嚴重偏見，併為後來台灣文壇外省作家與省籍作家的矛盾加劇埋下了禍根，但該書認為台灣只是中國的一個省，“臺省文藝”不應脫離中華文化這一母體的思想，並沒有錯。這一主張也影響到了大學中文系的學科建設。1990年代初，曾有日本學者要求到台灣大學進修“台灣文學”，官方的回答是“只有中國文學，無台灣文學”。這種回答過於籠統，且無視取材于台灣土地和人民的鄉土文學或曰本土文學的存在，誠然不對，但認為台灣本地的文學應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則是正確的。也正是基於這種觀點，官方于1984年和1999年兩次出版的作家辭典，均以《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錄》命名而不使用《台灣作家作品目錄》的書名。
在“台灣文學館”的籌建和成立過程中，如也有“中國結”與“台灣結”的碰撞。1992年，官方不許這個館用“台灣”命名，但為考慮對方的接受程度，便省去“中國”二字而用含糊的“現代文學資料館”取代，其用意是在(中國)現代文學名義下包容台灣文學。這引起“獨派”的嚴重不滿，將這種做法罵為：“如果在中國現代文學名義下設台灣文學組，那就是在名稱上被人做了手腳，成為‘傳統文藝’之下沒有名份的小老婆。”
不準成立“台灣文學系”
為了防微杜漸，防止“台獨”思潮向高等學校滲透，國民黨長期不許在大學中文系開設有特殊含義的“台灣文學”課程，申請增設這類課程也只允許在中文系名義下加開，而更不允許單獨成立“台灣文學系”和“台灣文學研究所”。如1990年代中期台中靜宜大學有意在中文系裏設立“台灣文學組”，官方認為這是讓“台灣文學”脫離“中國文學”的危險嘗試，因而不核準。後來迫於台灣本土化愈演愈烈的趨勢，也由於李登輝背叛了蔣氏父子反對“台獨”的思想，淡水工商管理學院(後改名“真理大學”)經過“七上八下”(七次上書，第八次獲准)，才于1997年2月率先成立了全台灣第一家“台灣文學系”。
如果說，民進黨執政前國民黨還不許設立“台灣文學系”，或認為設專業就應該在中文系之下的話，那到了陳水扁上臺後，“台灣文學系”的建立不再是下面請求，而是由上層鼓勵。2000年8月，“教育部”通令國立19所大學籌設“台灣文學系”和研究所。主政者十分明白：文學的作用雖然有限，但文學可以推動政治，有時甚至可以越位，走在政治前面。一旦將“台灣文學系”與各大學中文系、外文系、日文係並列，具有特殊含義的“台灣文學”就不僅是為台獨梳粧打扮的脂粉，而且是給台獨張目、插向中國文學的一把利刃。為了使這把利刃磨得更加光亮，成立“台灣文學系”的步伐在加快：2000年成功大學成立“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2002年8月成立“台灣文學系”和博士班，同時清華大學、台北師範學院成立碩士班，2002年靜宜大學成立“台灣文學系”，2003年真理大學成立“台灣語言學系”2004年有更多的大學成立“台灣文學系”和研究所。這說明“台灣文學系”成立不是一般的學科建設問題，而是受政治左右，是為了擺脫中國文學的“羈絆”，這將造成台灣大學生不認同中國文學，並在族群和國家認同上出現嚴重偏差。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台灣文學系”和研究所的教授許多人志不在學術而在分離運動，以至有人認為他們運動高於學術。正如有的學者所說：“目前台灣文學研究領域，一直是被‘非學術論述’所壟斷。”
不許用“臺語”取代“國語”
是堅持國語寫作還是用所謂“臺(灣國)語”寫作，這也牽涉到台灣地區文學走什麼道路的大是大非問題。蔣氏父子認為，語言寄寓著民族精神，並從台灣歸屬中國的關係出發，主張中國人應該講“國語”，“國語”應成為官方語言。用漢語寫作，用“國語寫作”，才是中國文學的唯一齣路。基於這種看法，台灣當局除在光復後初期允許中、日文並用外，在過渡期結束後的1946年，便雷厲風行推動國語本位政策，全面廢止日文寫作，禁止學校用日語授課，停止媒體的一切日文版，甚至連日語唱片也取締，以樹立“國語”的霸權地位。對那些習慣用日文或“台灣話文”的作家，當局強制他們學習“國語”。當有人認為台灣與大陸在互不相同的航道中發展，兩岸存在著不同的社會條件和生活方式，因而作家應用“台灣話文”寫作時，蔣氏父子對這種企圖顛覆國語統治地位的言論，毫不退讓：語言學裏，沒有“台灣話”。所謂“台灣話文”，說穿了就是閩南話和客家話，這兩種“話文”皆為中國大陸方言，而不是什麼獨立於漢語之外的“臺語”。
鋻於1949年後移居台灣的人所使用的是各省不同的方言，如“國家”，有的人發音為“果家”，有人說或“愧家”；有的人把“日本”說成“一本”，有的說成“二本”，個別的發音為“四本”，因而為了有利於溝通，當局大力推廣“北京話”，除辦有《國語日報》外，還倡導具有祖國意識的作家應用純正的中文寫作。這種禁日語同時禁方言的“去台灣話”而剛性推行“國語”的語文政策——如小學生在學校講方言罰打手心、把原住民貶稱為“山胞”並在其地帶強制推行“國語”的做法，引起當地人強烈的反感，乃至後來反彈為“深綠”人士主張廢除中文寫作，改用所謂“臺語”寫作並把“臺語”解釋為與“臺裔”、“台灣民族”一脈相承的與中國文化不同的“台灣文化”。可見，“文學台獨”思潮的滋長——諸如“只有用臺語寫作才是台灣文學”論調的出現，與蔣氏父子在政治體制中不信任、排斥台灣省人，不顧民意歧視臺胞的態度，完全不尊重乃至用“殖民遺毒”、“奴化”的帽子打壓地方方言的做法，負有一定的責任。
但不管怎樣，國民黨當局對“台獨”作品的查禁，驅逐“獨派”作家出境或囚禁“台獨”要犯，尤其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一環，討論台灣文學必須在中國文學的格局之下的立場，應充分肯定。目前，民進黨在推動“台獨革命”，全面批判兩蔣父子的戒嚴體制時，將國民黨執政期間包括反“文化台獨”在內的一切措施“污名化”、“罪惡化”，這是違反歷史主義的，因而是不得人心的。(古遠清)
來源：光明網—中華讀書報
轉自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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