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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檔案館裏珍藏有張學良將軍于1931年10月12日寫給他的親信部下何柱國將軍的一封密信。當時，何柱國指揮3個旅駐守山海關內外一帶，地位十分重要。張學良寫此信時距九一八事變爆發還不到一個月時間，正是寧粵和談之際，時局緊張不定。此信對我們了解張學良當時的內心世界很有幫助。因為過去學者們從未引用過這封信，故筆者認為有必要撰文加以介紹。
一
為了讓讀者全面了解這封信的內容，筆者認為有必要將這封信全文抄錄如下：
柱國兄：
函悉，因候羅總長由粵返平，昨日乃到，確知粵中情形後，再覆兄信。現和議進行甚順，弟已派羅總長昨日即刻返滬，參加和議，以便悉其內容。看現在情形，兄可不必再去廣東，兄之熱心可嘉，因弟不願兄離開榆關重地也。所以，候粵信，知有眉目，非不得已，必兄去廣東，才可去。因現在我們已半亡國軍人，所服任務，恐兄去，旅中乏人照料，而山海關又甚關重要，非兄，乏人可勝此大任也。現在最重要者，要確實團結，上下一心，外可以禦強敵，內可以除賣國賊。弟十分痛心者，真有不是人類者，確願作李完用第二，只求目前一點小利祿，言之不覺淚下。夫人必自惡，而後人惡之；國必自亡而後人亡之。可嘆！我生此時，親眼看見賣國奴，真使我五衷如焚，恨不得食彼輩肉而方快。切盼我兄，訓咱將卒，內憂外患紛來，此正男兒報國時也。敵國尚有可和之議，賣國奴非殺不可。弟書時心火上升，不修辭句，諒兄知我心矣。
此信寫了三天，今日忽接唐少川（唐紹儀字——筆者注）電，又唱高調（蔣下野，另組新政府），可嘆！到這步天地，大家（大老）還不犧牲一切，一致對外，真傷【喪】心病狂，不怪人民之不愛戴，敵人之看不起也。弟五衷如焚，寫了個亂七八糟，閱完切要一焚，以免落人手，笑我也。如兄對公對私，有所見，切不要客套，常來信為要。
弟良手奏
十月九日書
十二日完成
張學良是在一種十分憤懣的心態下寫這封信的，在這封信中用了許多憤激罵人的語言，所以他要求收信人“閱完切要一焚”。但何柱國並沒有按照長官的意願將信銷毀，還是保存了下來。何柱國在抗戰勝利後不久被任命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參謀長，正當他準備率領部下前往東北接收，一洗當年不抵抗丟失東北大好河山的恥辱的時候，他的政敵卻在一次國民黨軍方上層的宴會上在他的酒中下毒，將其雙眼毒瞎，致其成為殘疾人，不得不永遠脫離軍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何柱國曾居杭州多年（後定居北京），擔任過浙江省政協委員等職務，因此之故，何柱國保存的包括這封密信在內的一批歷史文獻資料均被浙江省檔案館收藏。
二
要理解張學良的這封信，有必要介紹一下當時面臨的國際國內局勢。
1931年春夏，因為國民黨元老、時任立法院院長的胡漢民反對召開國民會議制訂《中華民國約法》、選舉總統，急於爬上總統寶座的蔣介石（當時他的職務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兼陸海空軍總司令）因此而惱羞成怒，兩人為此爭論了好幾個月，弄成僵局。蔣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悍然解除胡漢民的所有職務並將其軟禁于南京郊外的湯山，使其失去人身自由。蔣的專制獨裁行徑激起國民黨內反蔣派的強烈反彈，各路反蔣派要人在反對獨裁的口號下，以兩廣（廣東、廣西）實力派陳濟棠、李宗仁的武力為依託，于1931年5月28日在廣州成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與蔣介石的南京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分庭抗禮，史稱寧粵對立。國民黨的分裂為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提供了可乘之機，3個多月以後，日本悍然發動了九一八事變。
身為南京國民政府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兼東北邊防司令長官的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前後，面對日寇的侵略威脅，他的基本思想是，單憑東北軍不足以抵抗強大的日寇，要抵抗必須得到中央政府的強有力支援。1931年9月28日，張學良在北平各界舉行的抗日救國大會上直言不諱地說：“欲抵制日本，則中國必統一。如果中國在統一之下，我敢雲此事不會發生。”張學良認為，要抵抗日本的侵略，必須立即結束寧粵分裂的局面，在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下，以全國之力來抵抗日本的侵略。
九一八事變爆發以後，全國輿論強烈要求國民黨結束分裂對峙的狀態，寧粵雙方雖然迫於輿論壓力不得不表示願意和平解決爭端，但又各執一端：粵方堅持以蔣介石下野作為和解的先決條件，企圖借此改組南京國民政府，掌握國民黨中央大權；而蔣介石則想借和議之名把胡漢民、汪精衛等粵方大老拉過來，取消廣州國民政府，使全國重新統一到南京國民政府領導之下。由於雙方各有所圖，和談陷入僵局。
從信中我們可以看出，身處前敵第一線的張學良對當時正在進行的寧粵和談十分關切。信中的羅總長即羅文幹（1888—1941），廣東番禺人，曾任北洋政府財政部長、司法總長等職務。北洋政府覆滅以後，羅文幹于1928年底開始擔任張學良的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高等顧問。寧粵和談開始後，張學良即派羅文幹南下廣州，了解情況，並敦促他們和平解決爭端。張學良原本還想派何柱國（廣西人，與兩廣的高級將領有同鄉、同學之誼）南下促成和談，但張學良從由廣州返回北平的羅文幹口中了解到“和議進行甚順”的情況後，又考慮到何柱國身負重大軍事責任，不便在此時離開部隊，便改變了要何柱國南下的主意。10月6日，張學良派羅文幹和劉哲乘坐他的專機前往南京、上海參與和議。
在寧粵和談期間，粵方曾發電報給張學良，要他“促蔣介石下野”。不久，粵方的唐紹儀又發表通電，要求蔣介石下野，另組新政府。
張學良認為，在空前的國難面前，反蔣派的政客們不恤國難，徒爭個人的“小利祿”，他對此非常氣憤，故而在信中說：“弟十分痛心者，真有不是人類者，確願作李完用第二，只求目前一點小利祿，言之不覺淚下。夫人必自惡，而後人惡之；國必自亡而後人亡之。可嘆！我生此時，親眼看見賣國奴，真使我五衷如焚，恨不得食彼輩肉而方快……敵國尚有可和之議，賣國奴非殺不可……今日忽接唐少川電，又唱高調（蔣下野，另組新政府），可嘆！到這步天地，大家（大老）還不犧牲一切，一致對外，真傷【喪】心病狂，不怪人民之不愛戴，敵人之看不起也。”
張學良當時對蔣介石十分迷信，1931年7月30日，他還應蔣介石的要求發表通電，攻擊粵方反蔣派“喪心逆理”，表示他自己堅決服從蔣的命令，時刻準備“徹底討伐”粵方反蔣派云云。由此可知，張學良信中所罵的對象顯然是粵方的反蔣派政客官僚。
三
九一八事變前後，張學良無疑是十分忠實地執行了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之所以如此，據筆者多年的研究，主要是對日寇的侵略野心估計不足，以為日寇還是像以前一樣，只是虛張聲勢，製造事端，勒索利益。他根本沒有想到日寇的侵略胃口是如此之大，要一口吃掉東北三省。由於對日寇侵略野心估計不足，張學良在事變前後一再命令部下對日寇的挑釁絕對不得抵抗，希望以此避免事態擴大。張學良在事變後承認：“不抵抗主義實乃誤會。此次時間除我想不到外，即各位亦恐想不到。事前為防止日人挑釁，故令取不抵抗主義……”
張學良雖然出身於舊軍閥營壘，但他本質上卻是一個難得的純潔的愛國軍人，自稱“愛國狂”。張學良執行不抵抗主義，被國人譏諷為“不抵抗將軍”，國難家仇集于一身的張學良從此背上了沉重的黑鍋，內心的痛苦是常人難以想像的。他曾沉痛地對部下說：“國土不能守，父仇不能報，我是一個民族罪人，我有何面目再見東北父老？”
在日寇的侵略野心暴露無遺後，張學良一直盼望蔣介石的中央政府全力支援他抵抗日本侵略，收回東北三省，但蔣介石頑固堅持先安內後攘外的反
動國策。在等待了數年以後，愛國心切、忍無可忍的張學良不得不聯合楊虎城將軍一道，于1936年12月12日發動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以非常手段迫使蔣介石放棄先安內後攘外的反
動國策，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這是張學良愛國主義思想合乎邏輯的發展結果。
（摘自《百年潮》 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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