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本週一針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ＮＣＣ）違法失職一事做出懲處，除了認定吳忠吉、劉孔中兩位委員涉及違法失職予以移送“監察院”審查並予停職處分，及書面告誡主委蘇永欽和副主委劉宗德之外，同時並向ＮＣＣ提出九項限期改正事項。面對“行政院”如此的大動作，ＮＣＣ也不遑多讓的強力響應，除了強調ＮＣＣ並非“行政院”的下屬機關之外，也拒絕接受“行政院”的懲處，並決定針對係爭事項向司法院提請“釋憲”。而在這一齣“行政院”與ＮＣＣ的角力對抗大戲中，“立法院”的藍綠陣營自然也跟著起鬨，反使法理之爭是非之辨因政治惡鬥而模糊焦點。

    回顧“行政院”與ＮＣＣ之間的紛爭，其實早在ＮＣＣ于去年二月間正式掛牌運作之前，就因“立法院”通過的ＮＣＣ組織法對於ＮＣＣ委員的組成設定採政黨比例方式而埋下了禍根。由於“行政院”認定ＮＣＣ委員的提名權應歸“政院”，因此除了在ＮＣＣ組織法完成立法後馬上提請“釋憲”之外，更是對於ＮＣＣ的掛牌運作極盡刁難之能事，包括遲不發佈人令，在人員、職掌和經費的移撥上也是不斷給小鞋穿。比及去年七月廿日大法官會議六一三號解釋文裁定ＮＣＣ委員的組成方式“違憲”後，“行政院”更是振振有詞的對ＮＣＣ行使指揮、監督權。而不久前爆發的Ｔ臺播放黑道恐嚇錄影帶假新聞事件，則成為雙方爭議臺面化的導火線。一時之間，但見“行政院”聲稱羅列ＮＣＣ十大罪狀，ＮＣＣ也不示弱的回以“行政院”的六大失職。最新的則是“行政院”開鍘懲處ＮＣＣ委員並提出九項限期改正事項，而ＮＣＣ則強調九位委員一個都不會少，並將聲請“釋憲”。

    在廣義同屬臺當局公權力機關之間，會出現如此針鋒相對的職權之爭，不僅為台灣“行憲”以來所僅見，睽諸中外也屬特例。而客觀來看，此時橫亙在“行政院”與ＮＣＣ之間的，其實已經是一種意氣之爭。既然我們號稱是“民主法治的國家”，則公權力機關之間即使有權責重疊的爭執，實在也沒必要鬧得如此不可開交。對於係爭事項，如果不能透過說理溝通協議共識，聲請“釋憲”也許不失為一個息紛止爭之法。而在ＮＣＣ真的提請“釋憲”，以及大法官會議做出解釋之前，我們認為其中幾個相關的議題的確有必要做進一步的厘清，以便不同公權力機關可以各就其位推展政務，而不是因無止境的紛爭對抗而陷入空轉。

    第一個待厘清的爭議，厥為ＮＣＣ的定位與屬性。ＮＣＣ依其組織法及“國家通訊基本法”，其為獨立機關殆無疑義。而所謂的獨立機關係依據法律獨立行政職權、自主運作，原則上不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之合議制機關。然而ＮＣＣ一方面定位為獨立機關，另方面就屬性而言其為行政體系之一環也是不爭的事實。而“行政院”做為全臺最高行政機關，與ＮＣＣ的關係理應是一方面尊重ＮＣＣ的獨立特性，對其職權之行使不應隨便插手指揮監督；另方面ＮＣＣ也應體認本身為臺當局行政體系下公權力機關的一員，更何況與“交通部”、“新聞局”等部會之間尚有諸多業務重疊亟待協調互動之處，因此如自恃獨立機關而拒絕與“行政院”及各部會進行互動，顯然也非公權力機關之運作常態。

    第二點待厘清的是，既然ＮＣＣ為獨立機關，委員有任期保障，因此“行政院”開鍘要ＮＣＣ委員停職，乃至開列九項限期改正事項，法理上是否允當，法源上是否站得住腳顯然大有商榷餘地。

    第三點待厘清的是大法官會議確于去年七月的六一三號解釋裁定ＮＣＣ委員的組成方式“違憲”，但並非意謂ＮＣＣ的存在是“違憲”。因此認定ＮＣＣ是違憲機關而否定其職權之行政，其實並非法治之道。

    第四點是“立院”民進黨團要求當初由該黨團推薦的石世豪應自行引退，但姑不論石世豪並非民進黨員，即便是依法也應暫停政黨活動獨立行政職權，因此要其去職實與法理不合。

    第五點是“行政院”具體要求加重懲處Ｔ臺，但此舉涉及新聞自由的維護，ＮＣＣ未必有此權責更何況是“行政院”。

    ＮＣＣ委員採政黨比例方式組成無疑是這一連串紛爭的原罪，而既然大法官會議已裁定為違憲，“立院理”應儘速完成修法。而過渡期的爭議，能厘清的就應予厘清，否則請求“釋憲”解套總勝過政治惡鬥兩敗俱傷。（工商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