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聯合報》今天發表社論說，陳水扁在此時此際施行全島性減刑，真正目的是在為他自己塑造“政治特赦”。

陳水扁失政敗德，其“統治”正當性深受質疑；“第一家庭”已有多名受審中的被告或初審判決的罪犯。陳水扁處此情境而發動減刑的動機至少有三：一、使用“總統”減刑特權，向民眾宣示“我仍是‘總統’”；二、即使“第一家庭”涉案者未在減刑範圍，但正可藉此醞釀寬赦的氛圍，向民眾傳遞“我在‘法制’上赦免你，你也在政治上赦免我”的訴求；三、更應注意的是：據稱，將受減刑之惠者逾三萬人，值此選舉前夕，亦不啻是向減刑犯及其家屬示好，確能發生“割喉”拉票效果，十數萬張選票就此“割”來，為民進黨的政權保衛戰增添籌碼。

由此觀之，陳水扁在此時此際施行全島性減刑，其實是在為他自己創造“政治特赦”！

社論指出，陳水扁明言這是政治性的減刑，他聲稱是為紀念“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及解嚴二十週年而激活。但是，連民進黨“立委”亦稱，紀念“二二八”應促進政治和解，而非減刑。紀念“二二八”是應加強當局對民眾的責任意識，但減刑卻涉及犯罪人與被害者的法益衝突；如今，陳水扁不能增加其作為“統治者”的正當性，竟欲以強制力來扭曲犯罪人責任及社會法益的比例原則來紀念“二二八”，實是文不對題，且反而更加彰顯了“統治權力”的粗暴強橫，實與“二二八”精神背道而馳。陳水扁一向操弄“二二八”，如今竟連減刑也要拖“二二八”下水，豈非走火入魔？至於說是紀念解嚴二十週年，更是不知所云。紀念解嚴，陳水扁及民進黨當局應當深切反省自己在民主及“法治”上的種種倒行逆施，豈宜用減刑市惠來為自己的失政敗德遮醜？

再就“法制”層面言，此次全面減刑亦不具說服力。減刑之制雖存，卻不宜輕試。因為，減刑原是封建體制及“司法”污濁的救濟手段，非此不能與民更始；但如今“法治”進步，不需主政者在“司法”上伺機市惠，反而是被害者及社會安全受到威脅，全面減刑自可能被視為“統治者”與社會為敵，不可不慎。其實，倘有特殊冤抑，“總統”可行特赦，以救濟個案，亦不傷社會共有之法益與感情。特赦既可兼籌並顧，豈宜輕啟全面減刑？

何況，此次減刑如何“劃線”已生爭議。例如，死刑在不在內，必有強烈爭議。有謂殺一人者可減，殺一人以上者不可減；則犯罪究竟是“量”的問題還是“質”的問題？又謂經濟犯罪不可減，則涉及千億的大案不能減，難道涉及百十萬者亦不可減？此處必有“罪名”與“罪行”的爭議。又如，趙建銘若不可減，勢須有“趙建銘條款”，否則與趙建銘同罪名者難道皆不可減？再如，邱毅的案子其實最有減刑的條件，但能否用“邱毅條款”將其強制排除？

社論說，討論到此，即可觸及本次減刑的核心問題。由於陳水扁是個心術不正的“統治者”，亦是公信力及正當性極度低落的“總統”，由陳水扁發動減刑，只會使人猜疑議論其政治動機，而不會令人覺得其間有多少公義或公益的意涵。前述此次減刑的“劃線”問題，倘若未來在朝野爭議中變得歪七扭八，成了“傑利蠑螈式”的減刑條例，放出了三、四萬“微罪輕刑犯”，則這次減刑即完全成為配合民進黨騙取選票的“割喉手段”，將反而更嚴重地傷害了“憲政”正義。

紀念“二二八”，當局要深切反省自己有否失政敗德？紀念解嚴，當局亦應深切反省自己有否在解嚴時代行戒嚴時代的“統治”罪惡？

陳水扁應謹慎操持此次減刑，倘若這又是一波濫權枉法的選舉操作，民眾非但不可給陳水扁“政治特赦”，反而應在其罄竹難書的失政敗德上再添加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