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中國時報》今天發表社論說，巴紐假“建交”案醜聞的發展在週二產生階段性高潮，邱義仁、黃志芳與柯承亨三位“閣員”先後辭職下臺獲准。我們說這只是階段性高潮，因為仍然有許多細節尚未公開，而將來是否有哪一位大員會遭到收押禁見仍未可知。但是，拋開這些“司法”層面，即使是單從政治角度觀察，就已經足以給所有的政治人物極大的警惕。

    巴紐案執行操作與付款的是“外交部”，但是黃志芳卻聲稱他是受“副院長”邱義仁之命而辦事。我們再把先前爆發的鐽震案與陽信銀行撥款案做比對，就發現其中的共通點：因鐽震案下臺的“國防部長”李天羽、同意郵政儲金轉存陽信的“交通部”次長何暖軒與“金管會”主委胡勝正，據報載也都是奉邱義仁之命而辦事。“行政院”團隊固為一體，“機關首長”奉“副院長”之命辦事也不能說錯，但是若因邱義仁之口頭指示就跳過所有的標準作業程式，甚至連個書面文件都付之闕如，那就問題嚴重了。

    社論指出，當邱義仁說要撥款“外交”掮客、要轉存百億郵儲、要成立軍火公司時，沒有任何一位“部長”敢向長官要一份書面手諭、敢向長官的長官（如“行政院長”、“總統”）查證原意，這就凸顯出邱義仁是今上親信、是權力核心、是惹不得的天子分身。一旦親信政治當道，所有的官僚標準作業程式就只能閒置一邊，僅供參考。即使黃志芳、李天羽、胡勝正覺得程式上有瑕疵，也絕不敢多所造次，因為他們知道，就算把事情原委呈報聖上，天子袒護親信的機率也極高，到頭來一切回歸原點，只是徒然平添了自己的一項污點。預知事後如此，週邊官僚在事前就絕不敢對宮廷內圈的親信有所詢問。久而久之，只要是親信口頭交辦事項，甚至謊稱是“上面”的意思，下層官員就不敢請長官書面下條子、不敢向“上面”查證、當然更不敢提出不同意見。發展至此，則親信政治之危害已經造成；至於何時會爆發弊案或醜聞，只是機運問題而已。

    華人政治圈的親信政治當然不是從扁當局開始；歷代皇帝身邊的宦官外戚近臣能有多大影響，就看他們與皇上“有多親近”。上古史不談，蔣經國時代的王升、李登輝時代的蘇志誠，顯然都是權力與官職極不相稱的親信典型。在劉泰英當紅時代，還曾經以黨營事業小主管的身分，聲言要把當時的“行政院長”蕭萬長“留校察看”。而蘇志誠對外放話斥責年齡、輩分、官銜比他高得多的政壇大老，更是時有所聞。王升的親信地位在蔣經國的警覺下告終，但蘇志誠與劉泰英則是權傾一時，直到李登輝卸任為止。

    回過頭來看看陳水扁時代的親信政治，大概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在吳淑珍、趙建銘、趙玉柱這些夫人派涉案之前，馬永成是扁當局最重要的親信。小馬不但是“總統辦公室”的主任，更是吳淑珍意志的延伸。除此之外，夫人身邊諸如黃芳彥、張兆順、羅太太之流，即使完全不屬官僚體系，都有呼風喚雨、到處喬人事的能耐；他們也是廣義的親信。在夫人涉入公務機要費案件之後，其代言人馬永成下臺，其餘夫人派親信稍事收斂，於是最近兩年成就了邱義仁的天下。我們回顧巴紐、鐽震、陽信等諸多邱義仁所涉之案，都是在第一親信馬永成下臺之後的發展，可見成為皇帝身邊第一親信之關鍵。

    “立委”柯建銘說，邱義仁也許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然而從制度面來看，標準作業程式原本就是為了避免官員糊塗疏忽而設。邱義仁糊不糊塗、聰不聰明、貪不貪心都不是重點；一但政治運作由行政官僚變為宮廷核心、由書面作業改成口頭指示、由體制運作轉為人際關係，則親信政治就已然成形。人類歷史上從沒有人逃得過艾頓爵士“權力使人腐化”的鐵律，從政治學理來看，民主政治之權力分立、有限授權、定期改選、相互制衡等設計，就是要防堵像邱義仁這樣的濫權。邱義仁身處權力核心之最內圈，不被“國會”監督、不受體制約束，走到這一步就已經是偏離了政治的常軌。一位念政治學的人糊塗至此，究竟聰明在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