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水扁的演說，主要是儘量釋除各界疑慮，以求“讓台灣人民接受，美國滿意，國際社會肯定，中共沒有藉口”。儘管這目標能否達到仍有待觀察，但他明顯已盡了很大努力。

　　首先，演說的語調異常溫和感性，充滿柔性訴求，包括“兩岸人民曾經擁有共同的血緣、文化和歷史背景，過去一個世紀以來也都遭逢強權的欺淩和專制的統治”；“我們可以體會海峽對岸源於歷史情結與民族情感，無法放棄對於一個中國原則的堅持”；“我們已經注意到，中共的領導人近來一再強調穩定發展的重要，強調13億大陸人民的福祉，並且選擇和平崛起做為拓展國際關係的基調”。

　　這些柔性訴求從歷史文化到政治立場再到發展策略，反復展現出台灣當局願意更多地從中國大陸的視野和需要看兩岸關係問題，這雖未必有助降低大陸對陳水扁的敵意，但至少大陸很難隨便“惡言相向”，而國際社會更會肯定認同。這種複雜的政治計算，正是陳水扁的用心所在。

“公投制憲” 幾近全面撤退的妥協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除了柔性訴求外，陳水扁對大陸認為最具挑釁性的主張──“公投制憲”，在演說中作出了幾近全面撤退的妥協。在大陸的“五一七”聲明中，清楚將“制憲”解讀為“台獨”時間表。如果陳水扁堅持重申“制憲”的主張，兩岸將失去迴旋空間而面臨攤牌。現在陳水扁釜底抽薪，將“制憲”改為“憲政改造工程”，而且承諾“憲改”不會“涉及國家主權、領土及統獨的議題”，並會“依循現行憲法及增修條文的規定”進行。換言之，未來的“憲改”只是過去“修憲”的延續，幅度也許很大，但不會碰觸現有“中華民國憲法”中隱含“一個中國”“主權”和“領土”象徵的條款。這無疑大幅平息了大陸有關“制憲”的疑慮，從而拆除了幾乎必然會導致兩岸關係全面破裂的重要藥引。

　　必須強調，“公投制憲”是陳水扁選前選後不斷向台灣民眾和國際社會重申的極重要承諾，如今竟在不足兩個月內大幅撤退至與在野陣營完全一致的“憲改”主張，背後所經歷的可能失信于其支援者的心理掙扎不言而喻。這亦可反映出，過去兩個月的互動，已使陳水扁清楚認知到“制憲”已觸及大陸和華府不能容忍的底線，只有全面撤退才能穩住兩岸和臺美關係。

　　其三，美國一直表示十分認真看待陳水扁4年前的“四不一沒有”承諾。這次演說雖沒有再次直接重申有關承諾，但陳還是婉轉地強調“2000年五二○就職演說所揭橥的原則和承諾，過去4年沒有改變，未來4年也不會改變”。這樣的婉轉表述或許會引起一些質疑，但必須知道，在陳氏作出決策的過程中，承受著獨派陣營強烈反對再提“四不一沒有”的巨大壓力，包括親自直諫和刊登廣告。婉轉表述“四不一沒有”，應是他在華府和“獨派”之間的平衡妥協。

美國和“獨派”之間 平衡妥協

　　其四，儘管陳水扁沒有接受大陸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但他還是對這樣的堅持表示“體會”。更重要的是，他不僅沒有重提經常挂在口邊的“一邊一國”，而且還指出，只要2300萬台灣人民同意，兩岸可發展“任何形式的關係”。“任何形式的關係”當然可以包括兩岸統一。

　　對大陸來說，這種台灣前途“統獨”開放的論述，也許只是對“台獨”的一種掩飾，但若考慮到陳水扁作為民進黨主席和泛綠陣營共主的政治現實，他能超越單向的“台獨”，接受兩岸可發展任何形式的關係，其實很大程度上已是他在“一個中國”和“台獨”之間所能妥協的極限，而一旦他越過此一極限，向“一個中國”方向傾斜，他隨時可能面對泛綠陣營推倒拋棄的命運。

對統“獨”開放妥協的極限

　　無論如何，這樣的政治現實儘管很難為大陸所認同，但大體上完全符合華府對台灣“不統不獨”的戰略定位，絕對可以達到安撫美國的目標，而這再次證明演說的對象，主要是美國而不是大陸。總言之，陳水扁的就職演說應不難滿足美國的要求，但對北京來說，卻充其量只能暫時緩和兩岸關係的緊張，無法帶來兩岸的真正突破。原因是大陸所堅持的“一個中國”，陳水扁仍一貫採取回避的態度。更何況，經過4年交手，大陸對陳水扁早已信心全失，演說雖有不少正面元素，但也不乏引起北京更多戒慎恐懼的動作，包括多番強調台灣的“國家地位”和“國家共同體”的重建；刻意將“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與中國並列，以至設定未來兩年達成台灣加入世衛的目標。

　　故可以預期，陳水扁的就職演說雖化解了兩岸實時攤牌的危機，但未來兩岸關係發展仍將因雙方之間的統“獨”角力而反復不定，充滿變數，而在這過程中，美國仍將擔當關鍵平衡者的角色。（王家英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統籌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