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鴉片戰爭爆發180週年。180年前，台灣雖然不是鴉片戰爭的主要戰場，但英國侵略軍曾多次侵襲台灣。台灣同胞奮勇抵抗，獲得了抗英鬥爭的勝利，接連在基隆之戰與大安港之役中重創英國侵略者，成功地保衛了祖國這片神聖的領土。台灣還是在鴉片戰爭中捕獲英軍俘虜最多的地方。 一、鴉片戰爭中台灣同胞反侵略鬥爭的主要措施 鴉片戰爭中台灣同胞的反侵略鬥爭是在閩浙總督鄧廷楨、台灣鎮總兵達洪阿、台灣道姚瑩、前任福建水師提督王得祿等人的領導下展開的，其中姚瑩“作為近代中國出現的第一批反侵略鬥爭愛國軍事家”，貢獻尤為突出。為了有效抵禦侵略，守土保臺，他們帶領台灣同胞，制定了一系列週密的防禦措施，最主要的有兩點。 其一是揚長避短，不與敵“決戰海上”，有效施行五項“嚴守口岸”的“守禦之法”。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之際，清軍駐臺總人數約為14000人，其中水師約為3000人。但水師裝備落後，僅不到百艘木質戰船，一旦發生戰事難以出海遂命。姚瑩、達洪阿經過調查得知，“夷人之長，全在大船、火器”，若揮師與之出海較量，無異於以卵投石，因此提出“夷人船高炮烈，不宜輕與決戰海上，應以嚴守口岸”。姚瑩還依據“台灣孤懸海外，南北道裏綿長，口岸紛歧，防禦誠非易事”的判斷，制定了沿海各口岸主要防守與次要防守區別對待的方針。由於澎湖列島是抗擊英軍自外海入侵台灣本島的第一道天然屏障，“為臺、廈中流鎖鑰，亦屬最要之區”，因而成為防守的重中之重。1840年7月，英國軍艦在澎湖外洋遊弋時，姚瑩即令“澎湖二協立即封港，不許小舟竹筏出口，以杜姦民接濟”，同時又“督飭舟師合力轟擊，旋皆竄去”。對於本島各口岸，則在普遍防守的前提下實行重點防守。1840年10月，姚瑩就台灣沿海各口岸在設防中的主次關係與防守狀況向道光帝奏報：“統計現在勘辦台灣府城（在今台南市）要口三處，曰安平大港、曰四草、曰國賽港。嘉義縣要口一處，曰樹岑湖。彰化縣要口一處，曰番仔，即鹿港外口。淡水廳（今彰化縣）要口二處，曰滬尾（在今新北市）即八里岔口、曰大雞籠（今基隆市）。噶瑪蘭（今宜蘭縣）界外一處，曰蘇澳。皆水勢寬深。其餘南北路次要小口九處，較為淺狹。鹿耳門昔稱天險，自道光二年來，已成淤廢，商船不能出入，故亦為次要。以上各口，共用防夷弁兵三千四百八十一名，屯丁二百名，鄉勇二千一百六十名，水勇五百二十名，或配戰船、商船，堵防海口；或在炮臺、炮墩，日夕登陴。此皆常川在地之師。”上述17個本島口岸中，安平、雞籠、滬尾三處尤為重要。因此，達洪阿、姚瑩領導台灣同胞在對各個口岸普遍“築設炮墩，調兵募勇設防”的同時，“復於滬尾添設石炮臺一座、雞籠炮臺改築石炮，臺左右添築石墻，並將督臣顏伯燾發運新鑄之八千斤大炮四門、六千斤大炮二門，分置安平及雞籠、滬尾三口，以期鞏固。” 事實證明，這些措施是得當的，尤其是改築加固後的基隆二沙灣炮臺，在基隆之戰重創英軍的戰鬥中發揮了重要的作戰效能。與此同時，為了避免與敵“決戰海上”，有效施行“嚴守口岸”的防禦戰略，抵禦侵略，達洪阿、姚瑩除了領導台灣同胞在沿海各口岸“修整炮臺、探量水勢，分途防守”外，還具體實施了“守禦之法”，“其要端有五”:“一曰塞港”，姚瑩指出：“近時塞港之法，各省皆有講求，當各因地勢而用。臺郡近城，惟國賽港與三鯤身之新港最為寬深。新港現用大竹簍及木桶載石填塞。國賽港則以不堪用之哨船數只，並制大木籠千余個，載石堆貯水中，攔其大小船隻。港內岸上，均設兵勇守之。至四草與安平大港對峙，安平為重兵所在，而以偏師扼守，四草港內複製大木排四座，上架大炮攔截港門，更制二丈長大木鑽數百枝，上安大鐵鑽帶鉤，貫以藤條，橫浮水上，以罣其船，此塞港與守港之法也”。“二曰禦炮”，姚瑩說道:“沿岸建設石壁，外以竹簍貯土堆作炮堆，或用大木篙夾築土墻，長數十丈及百數丈不等。其下更挖濠溝，或埋釘桶、竹籤，或布鐵蒺藜”。“三曰破其鳥槍”，姚瑩強調:“水中用竹筏，上張木架，懸挂牛皮、棉被，使水勇乘之以進。岸上則于藤牌之外，新添翻被架，五十名為一排，後藏小銅炮、抬炮、抬槍，可以破其鳥槍、火箭、火鏢。又練翻被手，其法用五十人為隊，手執水涇棉被，張其兩角，兼執兩刃，排列而前。長矛鳥槍隨進，較藤牌更為得力”。“四曰守城”，姚瑩說:“台灣郡城逼近海邊，安平即係西城。三郊商賈雲集之所，向有炮臺三座，近更加築堅厚。復圍木柵七百餘丈，守以義勇，城內八坊八十二境，諭令紳士、鋪民每段樹柵，自選壯丁，稽查嚴守”。“五曰稽姦民”，姚瑩指出:“夷雖猖獗，皆由所在姦民勾引。廣東、廈門、寧波，本洋商所聚，通市已久，無賴之徒，素食夷利。故為之用。台灣……民情不靖，則其患更深”，對於與夷“欲行勾結”者，應“痛加殲剿”。道光帝對姚瑩領導台灣同胞所採取的這些應對措施給予了充分肯定：“所奏塞港、禦炮、破鳥槍、守城邑及稽姦民五條，均屬周妥，著即照議辦理”。 其二是全面備戰，“募壯勇以貼兵防”，廣泛動員台灣同胞積極備戰。面對強敵入侵、島內兵力不足的困境，姚瑩與達洪阿首先想到了動員台灣民眾。其時，“台灣戍兵名雖一萬四千，內除澎湖兩營隔海，噶瑪蘭一營遠在山後，其山前一廳、四縣，地互一千余裏，海口林立，民情不靖。現當處處戒嚴”；“若遇大幫夷船，實形單薄，欲請兵內地，則本省防夷吃緊，缺額戍兵尚難補足。其不能添調可知。欲請兵外省，則客兵地利生疏，未見十分得力。且遠隔重洋，緩不濟急”。與此同時，本島民風強悍，加以積極引導，可以充分利用。“以臺人習鬥，膽氣較優，且自衛鄉邦，其情較切。若曉以大義，優其爵賞，尚可有為。”加之當時島內“遊民最多”，而“多雇鄉勇，既得防夷之用，亦可收養遊手，消其不靖之心”，可謂一舉兩得。姚瑩廣泛動員本島民眾積極做好反侵略準備，收到積極的效果。例如台灣郡城一地，“除由總兵達洪阿自練精兵六百名為防務主力外，在城外則增募鄉勇一千四百名，授以器械，分段協守，城內各街分七十二境，令紳士募勇二千余人，立木柵隘門，分巡街道”。據統計，至1841年9月，台灣鎮、道在島內共招募鄉勇3350名、水勇520名，佈防在台灣各口岸。各地的具體數字為：台灣府城雇募鄉勇1660名、水勇100名，嘉義縣雇募鄉勇440名、水勇120名，彰化縣雇募鄉勇550名、水勇100名，淡水廳雇募鄉勇400名、水勇200名，鳳山縣（在今高雄市）雇募鄉勇300名。這些鄉勇、水勇或隨戰船、商船堵防內港，或在炮臺、炮墩日夜守衛。同時，姚瑩還敦促地方各莊總董頭人招募團練壯丁一二百人至七八百人不等，加上各廳縣自行練備鄉勇來往巡查策應者二三百名不等，2廳4縣共招團練壯勇13000余人。一旦有警，則以一半守莊，一半聽候調遣，出防他處。1842年初，姚瑩向道光帝上奏:“用本地鄉勇，自衛鄉邦，現已練勇四萬七千有餘，設有大邦逆船，調取陸營官兵及團練義勇出擊”。道光帝閱後批曰:“所見甚是，所辦甚好”。這數萬壯勇或登陣防守，或巡邏稽察，或待命策應，成為台灣抗擊英國侵略者的一支生力軍，台灣全島也成為反侵略的堅強陣地。鴉片戰爭期間姚瑩與達洪阿等駐臺官員充分動員與組織島內民眾抗擊侵略，頗有成效。這與同時期林則徐在廣東提出“民心可用”思想及動員廣東人民抗英鬥爭有極大的相似之處。 二、鴉片戰爭中台灣同胞反侵略鬥爭的主要戰績 早在1824年英國船隻就曾在台灣附近遊弋，擅自進行測繪與考察工作。這是英國侵略者對台灣最早的覬覦。鴉片戰爭以前，同廣東、福建一樣，台灣也是鴉片走私活動最為猖獗的地區之一，英國商船時常出沒于基隆、淡水等港口，從事私售鴉片和收購樟腦等非法活動。1840年戰爭爆發之後，英軍見廣州一帶防守嚴密，難以突破，遂北上窺伺。7月初，英國侵略軍進犯廈門，被擊退後又北駛浙江，攻佔防禦薄弱的定海。面對沿海頻傳的警訊，閩浙總督鄧廷楨清醒意識到台灣的戰略地位。是年7月18日，他上《英船駛赴定海現在防禦情形折》，向道光帝說明台灣的戰略地位，曰：“閩洋緊要之區，以廈門、台灣為最，而台灣尤為該夷歆羨之地，不可不大為之防。”他飭令台灣鎮、道及澎湖協營等準備防務，嚴守口岸。道光帝于8月5日接到此折後即諭軍機大臣，強調，“至閩洋緊要之區，以廈門、台灣為最”，並明令：“台灣府準備事宜，在籍前任提督王得祿最為熟悉，或有應行商酌之處，著即飛檄該鎮道，與王得祿同心協力，以資保衛。”道光帝同時諭令前因“英夷兵船駛入浙洋滋事”而赴浙的鄧廷楨迅速回閩，佈置包括台灣防務在內的閩省防務。9日，道光帝又令鄧廷楨“折回閩省”後，“務當督率將弁，于閩省近海口岸，認真防堵，以期有備無患。”道光帝在諭旨中還特別強調：“至台灣孤懸海外，防堵事宜，尤應準備。著該督飛飭該鎮道等，遵奉前旨，與前任提督王得祿，同心協力，加意嚴防，毋稍疏懈。”王得祿奉旨赴臺後於翌年1月18日上奏“遵旨會同台灣鎮道商辦防堵事宜”折，道光帝批曰:“勉力防守，設有英入侵犯，相機痛剿，以彰國威。”可見，台灣同胞的抗英鬥爭除由鄧廷楨、達洪阿、姚瑩、王得祿的直接組織與指揮外，也得力於道光帝的諭令與敦促。 鴉片戰爭期間台灣同胞的抗英鬥爭，先後取得了基隆之戰與大安港之役兩次主要戰鬥的重大勝利。 基隆之戰。1841年9月30日，英軍雙桅桿運輸艦“納爾不達”號載270余名英軍駛抵台灣基隆，“該夷船駛進口門對二沙灣炮臺連發兩炮，打壞兵房一間”，達洪阿、姚瑩指揮守軍奮起反擊，“擊沉夷船一隻，杉（舢）板二隻，生擒黑夷一百三十三人、斬馘白紅黑夷三十二人，奪獲夷炮圖冊”。11月23日，道光帝讚基隆大捷“甚屬可嘉”，並作出如下獎勵：“提督銜灣鎮總兵達洪阿著賞換雙眼花翎，台灣道姚瑩著賞戴花翎，達洪阿、姚瑩及道銜台灣府知府熊一本均著交部從優議敘。其在事出力各員弁兵勇義首人等著據實保奏，候朕施恩。傷亡兵勇，查明照例賜恤。” 大安港之役。英軍總指揮享利·璞鼎查在浙江知曉英艦在基隆被中國守軍擊破，英軍百餘士兵被俘的消息後，即于1842年初派顛林率兵船多艘前來台灣實地探聽情況，“相機行事”。3月5日，顛林所率艦隊抵達台灣。姚瑩、達洪阿指揮島內軍民嚴格執行避免與敵“決戰海上”的防禦戰略，而“以計誘其擱淺，設計殲擒”，嚴行戒備。11日，英艦“阿納”號在淡水、彰化交界的大安港外洋欲行人入口，被守軍所雇募的漁船誘入土地公港，觸礁擱淺。守軍伏兵趁勢放炮，義首兵勇奮力圍擊，“殺斃白人一人，紅黑人數十人，生擒白人十八人、紅人一人、黑人三十人、廣東漢奸五名，奪獲洋炮十門，又獲鐵炮、鳥槍、腰刀、圖書各件”。戰鬥中還奪回英軍自定海營中所掠去的鐵炮、鳥槍及腰刀等物，又獲勝利。道光帝得報後即諭內閣，稱“覽奏欣悅，大快人心！英人上年窺伺台灣，業被懲創，復敢前來滋擾。達洪阿、姚瑩以計誘令英船淺擱，破舟斬馘，大揚國威，實屬智勇兼施，不負重任，允宜特沛殊恩，以嘉懋績。達洪阿著加恩賞加太子太保銜，並賞加阿克達春巴圖魯，姚瑩著賞二品頂帶，達洪阿、姚瑩均仍交部從優議敘。所有在事出力文武員弁及義首、義勇人等，均著開單保奏，候朕施恩。”為鼓舞人心，達洪阿等奏請“所有台灣出力義民，除勞績顯著者，隨時專折具奏請獎外，所有義民，遇事出力，可否準令臣等便宜賞給六、七、八品軍功頂戴，俾得立時奮勇，無誤事機，事後再行匯案具奏咨部，則臺地更有裨益”。道光帝旋即諭示“亦著如所請行。”基隆之戰與大安港之役是鴉片戰爭中台灣同胞抗擊侵略者主要戰績，英軍被擊斃近百人，俘虜近二百人。 三、鴉片戰爭之後台灣同胞繼續長期堅持反侵略鬥爭 鴉片戰爭中，面對英國侵略者的進攻，中國沿海各地軍民都曾英勇抵抗，但多數損兵折將，城破地失，唯台灣戰場卻連連告捷。其原因除台灣不是鴉片戰爭的主戰場，攻臺英軍非其主力之外，更與台灣同胞團結一致，英勇殺敵，以及姚瑩、達洪阿、王得祿等駐臺官員的精心組織、嚴密防範、指揮得當密切相關。雖然台灣同胞的抗英鬥爭最終沒有也不可能扭轉鴉片戰爭的總體結局，清政府被迫接受屈辱的《南京條約》，但台灣同胞的抗英鬥爭成功地保衛了祖國這片神聖的領土，他們抗擊侵略者不屈不撓的堅強意志和愛國主義精神值得我們永遠紀念與弘揚。 《南京條約》不僅沒有滿足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貪慾，反而進一步激起他們覬覦中國的野心。鴉片戰爭以後，作為東南沿海門戶的台灣，自然成為他們窺伺的重要目標，但台灣同胞同仇敵愾，不怕犧牲，保家衛國，堅決反抗外來侵略的行動從來沒有停止過。1848年，台灣同胞共同發起《全臺紳民公約》，義正辭嚴地宣佈：“……台灣非該夷應到之地，我百姓知朝廷寬大，許其和約；每有夷人前來，不與抗拒，非畏夷人也。彼既俯首恭順，我百姓豈敢生事，上煩皇上聖心，如該夷藐視我們，挑釁釀禍，地方官長以和約在先，不便過與爭較；我百姓固未嘗與之立約也！且所謂和者，但見之不殺耳，非聽彼之使命也！彼先侮我，我豈能讓彼！我百姓堂堂天朝子民，此地既未準設立碼頭，豈容任其雜處？如果百姓為夷人所用，是逆犯也，是犬羊之奴也，餓死也不肯為！我百姓不為所用，不但無罪，而且有功。粵人不許其進城，共受皇恩，可為明證。大眾同心仗義，人人武藝高強，何必畏卻走避？我百姓自為義民報國，即在地文武官弁亦不得而牽制之！這充分表現出台灣同胞抵抗外侮的信心與決心。 1850年，英國駐華公使兼香港總督文翰先後照會兩廣總督徐廣縉和閩浙總督劉韻珂，提出購買台灣雞籠山煤礦的要求，遭到嚴詞拒絕。1867年3月，美國商船“羅妹號”從汕頭開往牛莊，航經台灣風山縣七星岩時觸礁沉沒船長和船員乘小舢板在台灣瑯嶠灣登陸，侵入台灣原住民科亞人聚居區，並燒殺擄掠，台灣少數民族科亞人奮起抵抗，殺死全部入侵者。1867年5月28日，美國艦隊司令、海軍上將貝爾率巡洋艦“哈德福號”與“威奧明號”及陸戰隊181人從上海趕往台灣，駛抵瑯嶠灣後，陸戰隊倚仗船堅炮利，強行登陸上岸，結果又遭到科亞人的抗擊，狼狽退回。1874年日本發動蓄謀已久的侵臺事件，直至甲午戰爭後日本逼迫清政府于1895年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給日本。《馬關條約》簽訂後，台灣同胞進行了5個多月的反抗日本割佔台灣的軍事鬥爭。“台灣同胞不畏強暴、浴血奮戰，與日軍接仗大小百餘次，抗擊日軍三個近代化師團和一支海軍艦隊，打死打傷日軍3萬餘人，寫下了近代中國人民反抗外國侵略、保衛祖國神聖領土的極其壯烈的一頁。”在日本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期間，“具有反侵略鬥爭光榮傳統的台灣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可歌可泣的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鬥爭。這些鬥爭，充分顯示了中華民族不甘屈服於帝國主義奴役、追求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民族精神”。尤其在抗日戰爭時期，廣大台灣同胞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抵制和反抗“皇民化運動”的鬥爭，他們不屈不撓的鬥爭也是中國人民全面抗戰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他們為奪取抗戰的勝利同樣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同時，廣大台灣同胞的頑強不屈的鬥爭，也為戰後中國政府順利光復和接收台灣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鴉片戰爭已經過去180年，兩岸同胞都沒有忘記這段歷史，以不同的形式緬懷這段歷史，激發自己的民族自尊。海峽兩岸都保留了許多鴉片戰爭時期中國人民反抗侵略的歷史遺存。今天位於基隆市中正路大沙灣民族英雄墓對面山上的二沙灣炮臺保存完整，不管是雄偉的城門或是內部炮臺區，除了離城門最近的營區只剩下些許遺跡外，當時所留下的水井以及古墓都已經過整理，“修舊如舊”。當年，基隆之戰中台灣同胞曾憑此炮臺重創英軍。它與在祖國大陸的鴉片戰爭歷史遺存如廣州虎門炮臺等交相輝映，共同訴說著這段悲壯的歷史。台灣與祖國大陸，山水相連，血脈相通，禍福相依，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為了保衛台灣和發展台灣，不知共同付出了多少血汗。歷史必將證明，“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台灣同胞的福祉最終繫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本文摘自《台灣週刊》2020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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