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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台獨”運動的潮起潮落(上)
華夏經緯網   2020-08-31 09: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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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接收台灣後,島內開始出現“台獨”活動。但在高壓“威權”統治下,“台獨”分子不得不向海外謀求“新出路”。先以香港為中轉站,成立島外“台獨”組織;再以日本為大本營,發展海外“台獨”力量;後以美國為主戰場,通過“暴力抗爭”、“遊說美國國會”、“爭取國際支援”等方式,將海外“台獨”運動推向高潮。隨著島內政治環境的變化,海外“台獨”終於在90年代回流島內。但在民進黨公職挂帥、議會優先的強大磁吸效應下,海歸“台獨”或為謀前程而依附民進黨,強化了民進黨的“台獨”基因,或為固守“急獨”立場而被邊緣化,再難掀起大波瀾。輾轉海外四十多年的“台獨”運動,終歸消融于島內政治生態劇變的大潮中。

    一、“寇攘雖息尚遊魂”:“台獨”的先聲與“託管”迷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以牧澤義夫、宮中牾郎為首的侵臺“主戰派”軍官不甘心失敗,勾結徐坤泉、林熊徵、許丙等台灣親日士紳,在台北草山(陽明山)召開會議,密謀以殘存的40萬日軍為後盾,在中國政府接受台灣之前成立“台灣自治委員會”,宣佈“台灣獨立”。進而把台灣變成“第二個滿洲國”,作為“大日本帝國”的復興基地。但此陰謀被時任日軍駐臺司令安藤利吉制止而流產,成為一場短命的“台獨”鬧劇。究其原因:一方面投降的“大日本帝國”已自身難保,策劃“台獨”無異於引火燒身;另一方面,中國政府接受台灣在即,島內絕大多數人民對復歸祖國懷抱翹首以盼,密謀“台獨”必成眾矢之的。

    日本投降後,美國勢力染指台灣事務。以柯喬治(George Kerr)、卡度(Latto)、摩根(Morgan)等為代表的美國野心家公開否認《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的法律效力,甚至在島內物色“福爾摩薩未來領導人”,鼓動廖文毅等“皇民化”分子從事“台灣託管運動”。廖出身地主家庭,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上等臺人”,曾獲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博士學位,自然得到美國政客的“青睞”。台灣光復後,廖有意投身仕途,但因不滿國民黨當局開出的官職而憤然不就;1946年先後參選“國民參政員”和“國民大會代表”均遭落敗,徹底打消了其通過國民黨官僚階梯向上爬的念頭,開始從事“台獨”活動以滿足個人的政治野心。1946年9月,政壇失意的廖文毅與其兄廖文奎共同創辦《先鋒》雜誌,撰文批評時政,力倡政治革新、臺人參政,被國民黨視為“問題人物”而逃往上海。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國民黨當局懷疑廖參與其中,將其作為叛亂通緝的對象之一。1947年6月,廖文毅勾結廖文奎、林本土、陳炳煌、王麗明等人在上海成立“台灣再解放聯盟”,公然呼籲美國支援台灣成立“獨立國”。1947年7-8月,廖向準備到台灣考察的美國特使魏德邁遞交了一份“處理台灣問題意見書”,提出“台灣由聯合國託管,爭取公民投票自決”等“台獨”主張。魏德邁率團考察台灣後,報告稱“台灣人對美國監護或聯合國託管是會接受的”,其主要依據便是廖文毅等人的“意見書”。

    “台灣託管論”的拋出,不但遭致海內外各地愛國人士的一致譴責,還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高度警覺,廖文毅等“台獨”分子在上海已無立足之地,不得不于9月逃往香港。到港後,廖四處拋頭露面,與美國接觸頻繁,于“二·二八事件”週年之際,擴大成立“台灣再解放聯盟”並自任黨主席,黃紀男擔任秘書長。此後,該聯盟確立以爭取“台灣獨立”為主要宗旨,被視為島外第一個正式的“台獨”組織。1948年9月,廖、黃等人以“台灣再解放聯盟”名義向聯合國提交請願書,重復應暫由聯合國“託管台灣”的論調,再由“全體台灣公民投票決定台灣的前途是隸屬於中國或獨立自主”。然而,廖文毅等人在香港的“台獨”分離活動很快夭折。一方面,“台獨”在港受到共產黨、國民黨和“台灣民主同盟”等進步組織的堅決反擊,且絕大多數港人鄙視“台獨”分子,使“台獨”在香港沒有生存土壤。另一方面,美國雖不斷介入台灣事務、製造台灣分裂,甚至有美國籍人士與廖、黃之流暗通曲款,但其真正希望扶植的是孫立人、吳國楨等有實力的國民黨“開明派”政治人物,而不會對四處流竄的“台獨”分子以實質性的幫助。廖文毅等人不得不離開香港逃往日本,追求新的“台獨夢”。

    二、“直把他鄉作故鄉”:“台獨”在日本的流浪之旅

    20世紀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日本成為“台獨”活動的大本營。一是因為“台獨分子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多為“上等臺人”,受“皇民化教育”影響頗深,對日本有著天然的親近感。在國民黨的通緝追捕下,他們自然將日本作為潛逃的目的地。二是因日本長期殖民統治,臺、日之間的社會交往頻繁,50年代初期在日本生活的台灣人約有五萬人,這為“台獨”分子在日傳播分裂思想、籌建發展組織、獲取資金支援提供了極大便利。三是日本反華勢力仍對台灣心存“眷戀”,許多政界大人物暗中支援“台獨”,前首相蘆田均和議員尾崎行雄曾主張“通過台灣人民投票決定台灣主權歸屬”,政客藤澤親雄更對記者公開承認他與“台獨”地下組織有聯繫。在他們的包庇、慫恿和支援下,“台獨”赴日活動遂用猖獗。

    (一)日本“台獨”組織及其活動

    20世紀50年代後,“台獨”分子在日本成立了多個組織,他們之間的分化組合也成為常態。其中影響力較大的有三支力量:

    一是廖文毅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廖抵日後,在日本右翼勢力的暗中支援下,鼓吹“臺獨”更加肆無忌憚。1950年2月,廖聯合吳振南等少數“台獨”分子在東京成立“台灣民主獨立黨”,揭開了“台獨”在日本活動組織化的帷幕。北韓戰爭爆發後,美國調整對華政策拋出所謂的“台灣地位未定論”,給廖等在日活動的“台獨”分子以極大鼓舞;1952年“臺日和約”的簽訂,更為“台獨”分子以留學、經商之名赴日活動、籌建組織提供了便利。1955年9月,廖文毅等人以“台灣獨立時機即將成熟為由,糾集“台灣民主獨立黨”、“自由獨立黨”、“台灣公會”等“台獨”團體,拼湊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國民議會”,廖被選為“議會主席”。翌年2月,廖等人又自導自演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廖任“總統”、吳振南任“副總統”,骨幹成員還包括郭泰成、林臺元、林耀南、黃介一等人。“臨時政府”使用日本昭和紀年,“國旗”為太陽旗附一輪新月,媚日姿態一覽無遺。其主要活動有紀念“二·二八事件”、舉辦演講、向聯合國“請願”、創辦刊物(如廖文毅創辦《台灣民報》宣傳“台獨”理論)等。廖、吳一夥的“台獨”活動看似聲勢浩大,實則為引人注目而採取的自我膨脹之舉,而“臨時政府”開張不到半年便陷入內訌爭權、四分五裂的亂局之中。1965年5月,廖文毅在國民黨局的威逼利誘下,宣佈放棄“台獨”立場,決定返回台灣接受“招安”,伴隨廖的“臨時政府也名存實亡。

    二是王育德的“台灣青年社”。王出身台南望族,曾就讀于日本東京帝國大學,1944年因戰亂疏散返臺,1949年經香港偷渡日本,一邊繼續完成學業一邊從事“台獨”活動,是“台獨”中的“精日派”。在日期間,王育德曾加入廖文毅領導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後因對廖心存不滿及“台獨”主張不同而另立山頭,于1960年2月成立“台灣青年社”,該社採用委員制,王育德為首任委員長,黃昭堂、許世楷、金美玲、羅福全、黃文雄等為重要成員。王育德等人還創辦日文版刊物《台灣青年》,鼓吹所謂的“台灣人自由和幸福的精神”,企圖通過以此“啟蒙”學生,並且訴諸國際輿論。1963年“灣青年社”改名“台灣青年會”,黃昭堂接替王育德出任委員長,後陸續勾結吳振南所率的“台灣民主獨立黨”(因與廖不合而脫離“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張春興的“台灣自由獨立黨、林星火的“台灣革命同志社”等勢力,與廖文毅一派分庭抗禮。1965年一直暗中資助“台灣青年會”的辜寬敏由幕後走向臺前,出任委員長並將該會改名為“台灣青年獨立聯盟”,曾在東京銀座示威,要求聯合國支援“台灣自決”,一度引起轟動。1970年,“台灣青年獨立聯盟”併入“台獨聯盟”,成為其在日本的分支機構;與此同時,該團體也因辜寬敏、邱永漢等人棄“獨”返臺而失去金援,只能由王育德、黃昭堂等人苦撐局面。

    三是史明的“獨立台灣會”。史明原名施朝暉,出身士紳知識家庭,畢業于日本早稻田大學,青年時期受馬克思主義影響並赴大陸參加抗日,但終因對中國革命的偏見而萌生“台獨”邪念。1952年史明偷渡日本,在日本反華勢力支援下從事“台獨”活動,因其理論著述頗豐,被“台獨”分子捧為“台獨理論大師”。1965年史明任“台灣公會”會長,1967年4月,史明糾集“台灣獨立戰線”的何文燦、“台灣民主獨立黨”的郭泰成、“台灣自由獨立黨”的廖明耀、“台灣共和黨”的林臺元等,成立“台灣獨立聯合會”並創刊《“獨立台灣”》。但最終未得到“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及“台灣獨立總同盟”的加入,不能體現“在日台灣獨立運動大團結”的初衷,于兩個月後宣告解散。1968年史明又勾結一些在日“台獨”人士成立“獨立台灣會”,提出“主戰場在島內”的口號派遣人員返臺工作。1967年的“顏尹漠案”、1974年的“鄭評案”、1983年的“盧修一案”等島內暴力“台獨”事件,均係“獨立台灣會”所策劃。

    然而到60年代末期,在日本活動的“台獨”勢力已江河日下,逐漸失去了海外“台獨”運動的“中堅”地位。一方面,國民黨當局的威逼利誘、滲透策反成效顯著,尤其是“台獨領袖廖文毅返臺接受“招安”,致使在日“台獨”組織士氣大挫。數年間許多“台獨”骨幹步其後塵,鄭萬福、吳振南、廖文耀、簡文介、施清香等均解散組織、返臺投誠,辜寬敏、廖春榮、邱永漢等也陸續跟進。另一方面,“居留權”問題成為在日“台獨”分子面臨的不確定因素,隨時可能被遣返回臺受牢獄之災,使得有意向參加“獨立”運動及政治意識較高之台灣青年,視赴日留學為畏途。在日“台獨”組織難以補充新鮮血液,面臨盛極而衰、艱難度日的命運。

    (二)在日“台獨”運動的特點

    “台獨”在日本活躍了將近二十年時間,展現出明顯的時代性特徵,主要表現為:

    一是濃厚的“皇民化”色彩。以廖文毅為代表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以及以王育德、辜寬敏為代表的“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等在日活動的“台獨”組織,對日本有種天然的依附情節,是旗幟鮮明的“皇民化台獨派”。其成員多為日本殖民時期的“御用紳士”及“皇民世家”子弟,他們對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唸唸不忘,甚至極盡美化之能事。王育德在《苦悶的台灣》一書中為日本殖民主義大唱讚歌,稱“日本在整整五十一年的時間內孜孜經營,把台灣建設成幾乎十全十美的資本主義殖民地。”媚日仇華的奴才心態一覽無遺。在日本活動的“台獨”分子還常常與日本反華勢力沆瀣一氣,辜寬敏“整天跟日本權貴來往,乞憐于個帝國之間,一派皇民貴族作風”,甚至有許多“台獨”骨幹是用真名或者化名的日本人,如經常在《台灣青年》發文的宋重陽是日本人宗像隆幸、鄭飛龍是日本人池田民。但這些“皇民化”“台獨”分子並未得到日本人的真心支援,而是為日本反華勢力否認歷史罪行、美化殖民侵略做了嫁衣。

    二是持續不斷的權力鬥爭。由於資源分配的不均、人事地位的傾軋、理念訴求的差異等,在日活動的“台獨”分子之間充斥著勾心鬥角和權力矛盾。廖文毅自導自演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開張不到半年,即發生嚴重內訌。郭泰成向《東京週刊》記者透露,“一切爭執的中心是濫用他們的同情者所捐獻的基金”;史明回憶稱,廖文毅太愛花錢,以致于必須賣官求生,“想當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議長,就要捐款一百萬元,想當財政部長,就要捐五十萬元等等”,許多人對他很不滿,紛紛出走。廖對國民黨當局態度曖昧,不排除“在蔣死後繼承台灣”的漸進蠶食戰略,被吳振南為首的激進“台獨”分子視為軟弱。吳也因此率“台灣民主獨立黨”一部脫離廖陣營。1960年王育德成立“台灣青年社”,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對廖文毅行事作風的不滿,其發行的《台灣青年》批判廖的激烈程度遠大於國民黨。隨後幾年時間堙A廖、王兩股勢力各自拉攏一批人馬,為爭“台獨正宗”而針鋒相對、互別苗頭。此外,辜寬敏任“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委員長時,獨斷專權、用錢買票,黃昭堂、許世楷等骨幹被架空,金美玲、周英明等置身事外,使組織內部四分五裂。由此可見,權力鬥爭幾乎貫穿了在日“台獨”組織的全過程,“台獨”分子之間相互算計、矛盾頻發,不過是一群因利而聚、利盡則散的烏合之眾。

    三是“台獨”意識形態的建構。在日本活動的“台獨”分子“客居他鄉”,很大程度上靠日本反華勢力的“奶水”補給艱難度日,他們多把創辦刊物、宣傳理念作為經營的重點,在 “台獨”論述上投入了不少精力,建構了“台灣民族”的論述體系。廖文毅從“血統論”論證所謂的“台灣民族”,宣稱台灣人“融合原住民、漢、日、拉丁、條頓諸民族的血統”,是“混合民族”。王育德鼓吹“台灣民族同化論”,認為資本主義出現之前並不存在“民族”(Nation),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對台灣的社會結構乃至意識形態加以改造”,才使“台灣民族”大致成立;台灣人受日本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影響很多,因而在不知不覺間形成日本人的要素。”史明鼓吹“台灣民族超越論”,強調“經過了三百餘年殖民地性質的社會發展與反殖民地鬥爭的結果,到了日據時代,台灣社會與台灣人大體上已經超越(克服、揚棄)了這些跟中國相同的血緣、文化關係”,並在“與中國不同範疇的社會基礎上,發展為一個單獨、唯一的台灣民族。”這些“台獨”謬論具有很強的煽動力,成為島內外“台獨”活動的“精神支柱”,後經過不斷修補,支撐了“台獨”分裂主義幾十年的發展。

 

    【摘自《台灣週刊》第12期】

 

責任編輯:左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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