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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台獨”運動的潮起潮落(中)
華夏經緯網   2020-09-02 08: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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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何處黃粱做夢成”:“台獨”在美國三十年輾轉

    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海外“台獨”運動的重心開始由日本向美國轉移。此後,“台獨聯盟”、“世臺會”、“台灣建國聯合陣線”等聯合性“台獨”組織相繼成立,反映出“台獨”分子把力量分散的各派統合成跨國際整體力量的企圖。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海外“台獨”運動組織規模、群眾基礎和社會影響力明顯提升,甚至成為影響台灣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台獨”運動在美國的發跡與成長

    1956年1月,林榮勳、陳以德、李天福等人在費城成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英文簡稱“3F”),成為美國的第一個“台獨”組織。當時赴美的台灣留學生較少,在美華人多數不支援“台獨”,該組織的實際影響力極為有限,只能遙戴在日本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受廖文毅委託擔負向聯合國遊說任務。但由於該組織與在日“台獨”組織牽扯過多,聯邦調查局要求其按照“外國政府代理人登記法案”向美國國務院登記,為防止身份暴露,組織成員只能採取金蟬脫殼之計,先於1957年底宣佈解散組織,再于1958年初成立具有秘密團體性質的“台灣獨立聯盟”(英文簡稱“UFI”),繼續在美國從事“台獨”活動。但該組織成員稀少、資金不濟、力量薄弱,始終未能在美國掀起波瀾。

    60年代後期,美國的“台獨”組織日益活躍且有壯大趨勢。一是美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首屈一指,成為各類國際組織和國際活動的聚集地;二是赴美的台灣留學生迅速增加,從1960年的688人上升到1965年的1995人,再到1969年的3082人,十年間留學生總數達17423人;三是彭明敏師生起草“台灣自救運動宣言被國民黨當局抓捕,“宣言”手抄本流至美國,在赴美留學生中廣為傳播,使美國的“台獨”組織及其活動快速升溫。

    1966年6月,旅美“台獨”分子再次做出整合努力,在費城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英文簡稱“UFAI”),下設“執行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陳以德、周斌明分別擔任“主席”和“委員長”,另有專人負責“外交”、組織、出版、研究、海外聯絡等各項事務及在美國各地的“台獨”活動。該組織成立後,對內加強組織整合,鼓勵成員向紐約地區集中,張燦鍌、王秋森、賴文雄、蔡同榮等相繼搬到紐約市。對外發起“自由長征”(Freedom Trail)巡迴活動,向台灣人聚集的城市宣傳“台獨”主張。張燦鍌、陳榮成等負責西線,由洛杉磯出發向舊金山、內達華、俄克拉荷馬等地挺進,羅福全、簡金生等負責東線,由費城向紐約、波士頓、華盛頓等地開拔。兩路人馬深入美國各大城市的台灣人聚居區,宣揚“台獨”理念,拉起了一張“台獨”分子的聯繫網。

    1969年9月,各地“台獨”骨幹齊聚紐約,商討成立具有世界性的“全球台灣獨立聯盟”(簡稱“台獨聯盟”,“WUFI)。會議決定將各地“台獨”組織改稱“台獨聯盟”各地本部,各本部自行推選“中央委員”,再由“中央委員”選舉“聯盟總本部負責人”。1970年1月“台獨聯盟”正式成立,加盟組織包括“全美台灣獨立聯盟”、日本的“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加拿大的“台灣人權委員會”、奧地利的“歐洲台灣獨立聯盟”以及台灣島內的“台灣自由聯盟”等。“聯盟”的總本部設在美國,另以幾個加盟組織為主體分別在美國、日本、歐洲、加拿大、台灣等地設本部。“台獨聯盟”吸引了不少“台獨”活躍分子的加入,被視為海外“台獨”運動的“最強音”。隨著“台獨聯盟”進入活躍期,美國各地的“台獨”組織及活動風起雲湧,美國也因此取代日本,成為海外“台獨”運動的新策源地。

    (二)“台獨”組織在美活動及其暴力抗爭

    1970年“台獨聯盟”世界性組織的成立及彭明敏逃離台灣並輾轉赴美,極大鼓舞了美國“台獨”分子的氣焰。海外“台獨”運動將“暴力抗爭”作為主要鬥爭方式,形成了以“台獨聯盟”為主導,“台灣基督徒爭取自決協會”、“世界台灣同鄉聯合會”等密切配合,各地“台獨”組織遙相呼應的“台獨”運動新景象。

    作為海外“台獨”組織中最好戰的“台獨聯盟”,主張“使用一切可行的方式,達成倒蔣建國……在手段上一直堅持必須採取革命的手段。”任職最長的“主席”張燦鍌總結出“台獨革命”的五大特色,即“蔣家政權必亡、中共威脅使台灣唯有加快腳步、台獨可獲民心、動亂是台獨革命的良機、配合經濟危機引起全民革命是台獨革命的主要動向”,毫不掩飾其“台獨”理念中的極端暴力色彩。此後,“台獨聯盟”發表《台灣獨立自救手冊》,將矛頭完全指向“蔣家統治階級”,呼籲台灣人民“把他們喉扼,把他們命奪”,進而詳述了如何實行破壞行動,包括燃燒彈、炸彈的製造方法及投擲要點,流露出海外“台獨”運動的恐怖主義傾向。

    1970年4月臺“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訪美,“台獨聯盟”執行秘書鄭自才和盟員黃文雄密謀刺殺未遂,被稱為“剌蔣事件”。海外“台獨”組織的行動躍然登上世界各大報頭條,達到了以暴力手段擴大政治影響的目的。此後國民黨當局壓制島內外反對勢力,一再引發“台獨”的暴力反彈。1976年1月,“台獨”分子爆破高雄變電所高壓線,致使台灣南部大停電,“台獨聯盟”第四行動團隊對此負責;10月,“台獨”分子王幸男以郵包炸彈炸傷“台灣省主席”謝東閔,被捕後供稱受“台獨聯盟主席”張燦鍌指使。1979年初美國宣佈將與台灣“斷交”,再次引發海外“台獨”組織躁動。8月,“台獨聯盟”以定時炸彈爆破國民黨當局駐紐約辦事處,並在華盛頓的“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總部安置炸彈;12月,相繼破壞騷擾該委員會洛杉磯、西雅圖和舊金山辦事處,爆炸襲擊其華盛頓總部。1979年底,“台獨聯盟”、“獨立台灣會”、“美麗島週報社”、“臺美協會”等十個泛“台獨”組織共同協商成立“台灣建國聯合陣線”,主張“對國民黨政權作立即的、持續的、全面的、毫不容情的攻擊。”“台獨”活動更加猖獗,一些與國民黨當局有關的週邊機構和密切人士也慘遭池魚之殃。1980年1月,“中華航空公司”在洛杉磯和芝加哥的營業處先後被炸;2月,臺警特頭目王升之子王步天在加利福尼亞州的住宅被炸毀;4月在美國出版的中文報紙“世界日報社”遭受一連串的騷擾、破壞和縱火,時任高雄市長王玉雲之子王志雄在洛杉磯的住宅被炸;12月,擁護國民黨當局的紐約僑選“立委”曾燕山被毆打致不省人事。此外,“台獨聯盟”還在台灣島內製造多起暴力恐怖事件,如“慈湖爆炸案”、“中興號爆炸案”、“總統府電源爆炸案”、“國光號爆炸案”等,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整個70年代,海外“台獨”運動以美國為策源地,採取極端暴力的抗爭模式,甚至出現恐怖主義的苗頭,具有深刻的時代背景。一是由於國民黨當局採取各種手段打壓島內政治反對勢力,引起海外“台獨”運動的強烈反彈,提高了“台獨”分子暴力抗爭的動機。二是因為美國調整對臺政策,與大陸簽訂《上海公報》乃至最終建交,國民黨當局成為美國的“棄子”,加劇了“台獨”分子以暴力推翻國民黨政權的迫切心理。此外,70年代國際上興起第三次恐怖主義浪潮,全球恐怖活動頻發並出現跨國擴散趨勢,海外“台獨”運動難以避免受恐怖主義的影響,模倣其對暴力恐怖手段的使用。

    (三)暴力抗爭的退卻與溫和路線的轉向

    進入80年代,“台獨聯盟”主導的暴力抗爭式“台獨”運動逐漸陷入困境。一方面,在美國生活的台灣人多為中產階級,對暴力行動始終持有一種畏戒和審慎,更遑論直接參與其中;而一般的美國大眾,即使對“台獨”分子抱有同情,也很難認同其極端暴力形象。另一方面,美國不遺餘力防範恐怖主義氾濫,“台獨”組織的恐怖暴力逐漸引起美國政府注意,1981年3月加利福尼亞州總檢察長署的報告中,將“台獨極端分子”列入“組織性犯罪”的“國際恐怖分子”,並預測其活動將趨向暴力,表明美國政府已不再容忍“台獨”組織的暴力活動。

    在此背景下,海外“台獨”組織內部出現了反思暴力和走“溫和路線”的聲音。曾任“台獨聯盟主席”的彭明敏強調,“恐怖主義的戰略目標必須具有普遍性的意義,它至少要能夠獲得大眾或是外國政府的支援與同情,才能達成目標。”一貫殺氣騰騰的“台獨聯盟”也不得不轉變風向。隨著對暴力抗爭的反思,海外“台獨”運動轉向遊說美國國會、關注人權議題、加強國際聯繫的“溫和路線。

    早在80年代之前,即有“台灣人權協會”、“世臺會”等“台獨”組織做美國國會及政治救援工作,但主要是針對一些突發事件的快速反應,且挹注資源相對有限,未能形成廣泛影響。1982年2月,蔡同榮、彭明敏、陳唐山等在洛杉磯成立“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簡稱“FAPA”),以爭取有利於“台灣住民自決”的國際環境為宗旨,專門承擔對美國國會工作的重任,被稱為“台獨”的“外交部”。其他海外“台獨”組織如張丁蘭的“台灣人權協會”、黃彰輝的“台灣人民自決運動”、郭雨新的“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等,紛紛派出負責人擔任該會的“中央委員”,標誌著海外“台獨”運動向“溫和路線”合流。該組織主要通過在華盛頓的總會和各地分會對國會及各選區的議員展開遊說活動,尋求議員關心、支援他們推動有關台灣的議題。

    一是遊說國會議員成立“台灣民主委員會”(“The Committee for Democracy on Taiwan”),使台灣民主及“台獨”問題成為美國國會持續關注的的重點議題。二是通過各種途徑要求國民黨廢除“戒嚴令”、釋放政治犯。經蔡同榮等人的不懈遊說,1984年5月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亞太小組就台灣“戒嚴令”舉行聽證會,通過“促廢除戒嚴令決議案344號”,民主黨政綱中也列入“國民黨政權應廢除戒嚴令”的條文。對於“美麗島事件”和《蓬萊島》雜誌“七字官司”的政治犯釋放,以及“江南命案”的兇手引渡問題等。“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不斷通過美國國會議員和政府官員向國民黨當局施壓,達成解救“台獨”分子的目的。如“美麗島事件”政治犯林義雄、高俊明、許晴富和等人被保釋出獄,涉及“七字官司”的陳水扁與國會議員會談,“江南命案”兇手由台灣引渡到美國。三是促成國會通過一系列有關台灣“民主”的提案。經過對參議員克萊恩·佩爾(Claiborne Pell)等人的多年遊說,以“全體台灣住民參與政治”為主旨的“台灣民主修正案”,附加在國務院“外交關係授權法案”第806款,終被國會通過並獲總統簽署。同年促使斯蒂芬·索拉茲(Stephen Solarz)等數十名眾議員聯署“台灣民主決議案”要求“國民黨當局迅速民主化、准許成立反對黨、立刻終止檢閱制度、保障言論及集會自由、成立具有代表性的政府”。1987年眾議院在表決國務院預算案時再次通過了索拉茲提出的“台灣民主決議案”要求國民黨當局終止“戒嚴令”、取消“黨禁”、加速實現民主政治、保障言論和集會自由、全面改選中央民意機關等,後還增加了“由人民直選總統”的條款,最終獲參議院通過。四是促使國會通過有關台灣前途的提案。1989年“台灣人公共事務委員會”等“台獨”遊說團體促國會通過“台灣前途修正案”,明確了“中美未來的友好關係取決於中國對台灣避用武力或威脅”。1990年再次遊說眾議員提出具有“台灣住民自決論”性質的“台灣前途修正案”要求“應通過有效民主方式如舉行民投票等,以台灣住民的意願來決定台灣前途”。此後,有關台灣前途尤其是“支援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法案不斷在國會上演。

    由此可見,以“台灣人公共事務委員會”為代表的“台獨”組織做美國國會的工作頗有成效。美國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Edward Kennedy)曾評論稱,在其任職參議院二十多年見過很多遊說團體,但沒有一個團體能像該組織一樣,對美國國會議員的想法產生如此大的衝擊。值得注意的是,蔡同榮、張燦鍌等“台獨”頭目還尤其注重尋結國際盟友,先後與亞洲的南韓、菲律賓,南美洲的瓜地馬拉、阿根廷、巴西、烏拉圭、智利,非洲的南非及中東的巴勒斯坦等國的反對運動人士建立友好關係,擴大了海外“台獨”運動的國際影響力。

    (四)在美“台獨”組織的內鬥與分裂

    由於路線、立場、利益訴求及行為方式的差異,對抗與分裂始終是海外“台獨”運動的重要面向。有學者指出“台灣獨立運動本質便具有強烈的浮萍性格和搖擺性格,這也使得海外台獨運動因之而具有強烈的宗派性和分裂性本質。”隨著在美“台獨”組織的壯大,其權力鬥爭及分化組合日益顯現。

    早在1970年“刺蔣事件”後,“台獨聯盟”的內部分裂即開始上演。以主席蔡同榮為代表的“韜光養晦”派,為避免惹來美國聯調查局的搜查,使組織的秘密盟員曝光,主張撇清和“刺蔣事件”的直接關係;與之相對的是“有所作為”派,認為組織應主動承擔責任,利用“刺蔣事件”壯大“台獨”聲勢。兩派人馬一度僵持不下,導致張維邦、張維嘉、王秋森、賴文雄等人退盟,蔡同榮也不得不于一年後卸任“聯盟主席”。1972年“台獨聯盟”巴西分部內訌,部分激進分子另組“台灣獨立革命軍”並勒索其他“台獨”團體,牽扯到的金錢及人事紛爭,對“台獨聯盟”美國本部造成嚴重衝擊。

    80年代前後,被國民黨當局流放的許信良、郭雨新等人來到美國,為海外“台獨”運動注入了“新血液”。但他們身份背景複雜且鬥爭經驗豐富,所持“台獨”理念、路線及手段與以留學生為主的旅美“台獨”分子大有不同。這批新來的“台獨”生力軍,吸走了一批原有“台獨”組織的支援力量,使相互之間爭取“台獨”資源的競爭更加激烈,各“台獨”組織內部也隨之陷入更激化的理念分野和赤裸裸的權力紛爭。

    1984年“洪哲勝脫盟事件”造成“台獨聯盟”大分裂。洪早就對張燦鍌長期把持“聯盟”大權心生不滿,為爭位奪權積極部署。1984年1月“台獨聯盟”在洛杉磯舉行代表大會,洪爭取競選“美國本部主席”,並由親信林哲臺競選“副主席”,黃再添、柯柏、郭倍宏角逐中央委員席次。但選舉結果是“洪係”人馬飲恨敗北,陳南天當選為“WUFI美國本部主席”,李南及劉重義分任第一及第二副主席。洪哲勝等最終選擇退盟並抨擊“台獨聯盟”領導層“無識、無德、無能及無法無天”,以至於“運動推展不出去而又無法革新”。此時,許信良系統的《美麗島週報》為出走的“洪係”人馬提供了發泄不滿的投書管道,兩派又因持相近的“社會主義台獨”立場而一拍即合,于1985年共同成立“台灣革命黨”,洪任“總書記”、許任“副總書記”,與“台獨聯盟”互別苗頭。但雙方結盟僅僅維持四個月即因理念不合而分道揚鑣,許信良再與一些“台獨”團體組建“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未隨洪哲勝退盟的郭倍宏等人則在盟內嶄露頭角,不斷向“聯盟”權力核心發起挑戰,主張“聯盟”改組並要求張燦鍌等當權派下臺,先後得到楊宗呂、李端木、李應元等“盟內元老”的支援,郭也因此當選“台獨聯盟美國本部主席”,進一步擴“台獨聯盟”的內部裂痕。

    隨著海外“台獨”運動的分化,各“台獨”組織陷入各自為戰、爭強鬥狠的惡性迴圈。1985年“FAPA會長”選舉中,陳唐山與彭明敏各立山頭、紛爭不斷,雖然陳最終妥協支援彭擔任會長,但雙方矛盾難以彌合,導致海外“台獨”運動劃分為“台獨聯盟”與“非台獨聯盟”兩派,陳唐山陣營被稱為“盟內”,彭明敏陣營是為“盟外”。1989年3月“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中常委改選,“盟內”人馬全面奪權,一舉囊括了8席中常委,彭所提人選全部落敗,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不得不辭去“會長”職務,另有16位彭係人馬集體退出該組織。許信良成立“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之後,與“台獨聯盟”相互牽制、互別苗頭。1988年“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選舉中,雙方各推出一名候選人,經過長達五個月的選舉及選後糾紛的處理,“台獨聯盟”支援的蔡銘録最終當選。雙方的惡性競爭不僅加劇了海外“台獨”運動的混亂,還對島內黨外運動及“台獨”活動的產生連帶影響。“台獨”分子陳芳明曾強調,“海外台灣人的政治運動之所以變得如此紊亂不堪,這兩個組織必須負一半以上的責任。不僅如此,他們也把各自的歧見帶到島內,然後又把新的分裂因素攜到島外……”

    由此可見,上至“台獨”理念及領導權之爭,中至各“台獨”團體之間的利益糾葛及其相互撕扯,下至“台獨”組織內部的人士傾軋與私人恩怨,權鬥與分裂始終伴隨在美“台獨”運動的始終,這也凸顯出旅美“台獨”分子唯利是從、精於算計、貌合神離的陰暗面。

    【摘自《台灣週刊》2020年第13期】

 

責任編輯:左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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