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回首鄉關歸路難”：海外“台獨”回流入島 80年代末以來，台灣島內政治環境出現新變化，為海外“台獨”回流入島開啟了機會之窗。一方面，國民黨“威權統治”體制鬆動，相繼宣佈“解除戒嚴”，頒布新的“國家安全法”，開放“黨禁”、“報禁”，大幅放寬了集會結社、出入境、民事審判等方面的限制；尤其是李登輝上臺後，為穩固權力亟需與反對勢力達成妥協，對各種“台獨”動向採取包容甚至縱容態度。另一方面，島內反對勢力在於國民黨當局的博弈中日漸壯大，擁有“台獨”基因的民進黨宣告成立，此後以走“體制內”路線為掩護宣揚“台獨”主張，“台獨”取得事實上的“半合法”地位，激起了海外“台獨”返鄉的囂張氣焰。但海外“台獨”組織向島內回流並非一帆風順，不僅要衝撞國民黨當局設置的重重關卡，還要面臨調整“鬥爭路線”、擴充“社會基礎”尤其是處理與民進黨競合關係的多重挑戰。 （一）海外“台獨”的闖關與破網 國民黨當局一直將海外“台獨”的骨幹分子列入“黑名單”，限制其入境滋事。“台獨”分子則以“保障人權”為由提出“廢除黑名單、還我返鄉權”的口號，力爭返臺活動的自由；民進黨“立委”多次在“立法院”提出質詢，並組織請願、示威、聲援活動；美國政客也時常表示“關切”，要求“保障海外台灣人返鄉探親的自由”。在各方壓力下，國民黨當局不得不做出讓步，首次批准海外“台獨”的“世臺會”在島內舉辦公開活動。 1988年8月，“世臺會”第15屆年會在台北舉行。雖然包括“會長”李憲榮等人均被拒絕入境，但與會人員仍以公開鼓吹“台獨”的方式挑戰國民黨權威，並得到了以姚嘉文為首的民進黨要員的露面聲援，是為海外“台獨”組織回流入島的初試啼鳴。1989年適逢台灣“解嚴”後第一次“大選”，國民黨為應付民進黨挑戰而無暇他顧，海外“台獨”頻頻借機闖關。8月，“世臺會”第16屆年會在高雄如期舉辦，並繼續得到民進黨姚嘉文、張俊雄、盧修一等人的襄助，上年被拒絕入境的李憲榮在“大會”現身，大肆鼓吹“只有把台灣建成一個新社會和新國家，台灣才有出路，人民才有幸福”的“台獨”論調，使國民黨當局顏面掃地。是年，彭明敏領導的“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也積極向島內滲透，彭的秘書楊嘉猷、學生謝聰敏、“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日本分會會長”李宗藩、“全美台灣同鄉會”前會長楊黃美幸以及許信良的夫人鐘碧霞等，都堂而皇之地回到台灣。 在海外各“台獨”組織紛紛闖關之際，長期以“盟主”自居的“台獨聯盟”亦不甘人後。1989年11月，“台獨聯盟美國本部主席”郭倍宏在國民黨當局的圍追堵截下現身民進黨民事代表盧修一、周慧瑛的政見會，後躲過“情治機關”的嚴密監視而遁走，極大“鼓舞”了海外“台獨”分子返鄉的氣焰。1990年初，“台獨聯盟總本部”決定於未來兩年之內逐步公開該組織在“台灣本部”之活動，並將組織“指揮中心”遷回台灣。8月，“台獨聯盟”在美國舉行秘密年會，詳細討論了“遷盟返臺”的方針、計劃和步驟，並與前來接頭的“新潮流係”總召吳乃仁達成返臺後互用資源、以實際行動共求“台灣獨立”的協議。但“台獨聯盟”的返鄉之旅則因國民黨當局的內部矛盾而充滿波折。 1990年李登輝當選“總統”後，面臨黨內“非主流派”的嚴峻挑戰，不得不任命反“台獨”立場鮮明的“軍事強人”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所謂“李，郝體制”是黨內妥協的產物，雙方在權力地位、“政體”改革及處理“台獨”等方面立場迥異。李登輝就職當日即“特赦”許信良等政治犯，並邀請朝野人士于6月28日召開“國是會議”，蔡同榮、陳唐山、許信良等“台獨”要角均成為“座上賓”。但是，郝柏村“內閣”仍對“台獨”採取零容忍，尤其將激進暴力色彩鮮明的“台獨聯盟”作為重要圍堵對象。誓要“遷盟返臺”的“台獨聯盟”與國民黨當局展開激烈攻防。6月，為“台獨聯盟”返臺先行探路的陳昭南剛下飛機即被逮捕，被判刑3年6個月；11月，“台獨聯盟美國本部副主席”李應元成功“翻墻”，並在民進黨掩護下躲過通緝追捕；次年8月，郭倍宏二度闖關失敗在機場被捕，躲藏年余的李應元也終落法網；10月，“台獨聯盟”在台北舉辦“台灣本部盟員大會”，參會盟員達100多人，但返臺後的“秘書長”王康陸被捕；12月，“台獨聯盟總本部主席”張燦鍌持假護照返臺，在機場落網。 值得注意的是，民進黨等“反對勢力”一直積極協助並掩護海外“台獨”分子返臺，尤其是多次通過“議會”途徑向國民黨當局施壓，力圖從島內打破“台獨”回流的“防火牆”。1991年9月，李鎮源、林山田、陳師孟等人組成“100行動聯盟"”，強烈要求廢除“刑法100條”（該條將“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以強暴或脅迫著手實行者”定為“預備內亂罪”，是制裁“台獨”分子的主要依據），並於10月舉行“翻閱兵、反惡法”遊行，一度在島內掀起軒然大波。在各方持續加壓和李登輝當局妥協下，“立法院”終於1992年5月通過修訂“刑法100條”，此後大部分被收押的“台獨”分子獲釋，海外“台獨”的“大部隊”紛紛向島內開拔。 （二）“葉落歸根”後的“新挑戰”與“新定位” 經過四十多年的海外遊走，“台獨”分子終於實現“葉落歸根”的心願，使得島內的“台獨”勢頭日漸坐大。其中屬“海歸台獨”的有“台獨聯盟台灣本部”、“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台灣總會”、“台灣建國運動組織”、“公民投票促進會”等；屬民進黨派生團體及新生“台獨”的有“台灣主權獨立委員會”、“台灣建國聯盟”、“新國家連線”、“台灣教授協會”等。但海外“台獨”回流新景象的背後，即是其在島內生存發展的“新挑戰”：一是如何定位“台獨”路線的問題，是走“體制”內的改革路線，還是保留“體制”外的暴力路線？二是如何處理與民進黨競合關係的問題，是與民進黨及其派生勢力結合，還是保“台獨”組織的獨立性？三是如何打造“社會基礎”的問題，是將中產階級做為依靠對象，還是爭取工農階級或是全民力量？ 回臺後的海外“台獨”組織大多面臨發展前景的兩難，其中個性突出的“台獨聯盟”最具代表性。其所擬定的遷臺後運作重點包括：開發“建國運動”的人力物力資源，參加社會各種運動團體以匯聚更大的人民力量、落實“群眾路線”與“議會路線”交叉運作的共識、做“反對陣營”的“潤滑劑”以促成“大結合”。此“工作計劃”所蘊含的折中色彩，不啻為保持獨立性與適應新環境的妥協。但隨著島內“憲政體制”改革的深化，作為最大反對勢力的民進黨更將“議會路線”作為主攻方向，不僅在“立委”和縣市長選舉中穩定佔據約13席位，還通過選舉坐擁超過4成的民意基礎，海外“台獨”在島內的生存發展更難繞過民進黨。大批“台獨”分子返臺後不得不融入民進黨內的各個派系，多數甚至成為民進黨的骨幹分子。“台獨聯盟”雖極力避免陷入“民進黨漩渦”，辯稱“與民進黨是平行的團體，是互補的關係，而不是民進黨的次級團體”，進而試圖扮演“反對陣營的潤滑劑”角色，與民進黨分庭抗禮；但其“太強勢想介入島內長期以來已經有一定運作方式之生態裏，反而會引起其他一些合作團體的困擾甚至反感。”既要維持組織獨立性又要另辟蹊徑，最終只能是心有餘而立不足。 此外，與具有剛性約束力的政黨組織不同，“台獨聯盟”等海歸“台獨”一直延續著鬆散性、流動性和重疊性的傳統，各團體成員之間的交叉流動並不罕見，甚至領導層之間也經常互通有無。在民進黨強大的磁吸效應下，返鄉的“台獨”分子多選擇“西瓜偎大邊”，紛紛逐利而去。彭明敏、張燦鍌、陳唐山、蔡同榮、李應元等要角也加人民進黨謀前程，彭曾與謝長廷搭檔參加1996年“大選”，張于1994年參選民進黨主席落敗，後當選第11屆台南市長，陳曾當選7屆台南縣長及第2屆、5屆、8屆“立委”，蔡連續當選第2-7屆“立委”，李當選多屆“立委並多次任重要公職。當然，也有一批與民進黨反目或固守“急獨”立場的“台獨”分子另謀他路，如1996年李鎮源、林山田、郭倍宏等任新組“建國黨”。但其激進的“台獨”主張及脫離民進黨選舉機制的“非主流”路線，終難擺脫被邊緣化的命運。針對組織成員流失和向心力弱化，曾任“台獨聯盟主席”的黃昭堂稱，“‘台獨聯盟’成為一個強大的團體固然很好，但是‘台獨聯盟’不成為一個強大的團體，卻有無數的獨立的種籽散佈在各角落，這也是一個成果。”此言論與其說是對“台獨聯盟”發展狀況的勉強認可，毋寧說是對海歸“台獨”流於空泛的聊以自慰。 縱觀海外“台獨”運動潮起潮落，其肇始於1945年之後的台灣，成長于50-60年代的日本，繁盛于70-80年代的美國，終又歸落于90年代的島內。輾轉海外四十餘年的“台獨”運動自始至終充滿著矛盾：他們既不缺追求“台獨”理想的“昂藏誓言”，又不得不為躲避災難的茍且偷安；既充斥著與對手勢不兩立的激情暴力，又不乏尋求救助扶持的搖尾乞憐；既有努力整合各派的“宏圖之志”，又有權力利益至上的明爭暗鬥；既有對“台獨”運動主導權的留戀不捨，又難免時移世易的無可奈何。但無可否認的是，海外“台獨”回流入島後大多走上了民進黨的“體制”內路線，強化了民進黨的組織基礎及其“台獨”基因。尤其是海外“台獨分子對“台獨”理論的頗多建樹，如“台灣民族論”、“台灣地位未定論”、“住民自決論”等更對民進黨的政治路線及島內民眾的政治認同產生了深遠影響。 【摘自《台灣週刊》2020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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