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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遼寧、河北、內蒙古三省(區)交界,在一方大美之地,名謂朝陽。"朝陽"之名,語出《詩經•大雅》"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之句,雋美的意蘊昭示了此方水土的卓而不凡。朝陽之美,在於遍地散發的文化神彩。這裡是中華人類的發源地之一,早在10萬年前,"鴿子洞人"就在此開拓耕耘,繁衍生息。從秦朝開始,歷代統治者及北方的貴族勢力,相繼在這裡子設置郡、縣、府、庭,史有北方唯一重鎮之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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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燕古都
三燕古都
2013-06-17 15:14:21     華夏經緯網

    一、建國前的慕容鮮卑

    慕容鮮卑是東胡族的後裔。東胡,是自古以來一直活動在我國東北地區的古老的民族。戰國時期,東胡居住在燕國東北,就是現在的內蒙古赤峰和遼寧朝陽及其周邊地區。燕昭王時期,大將秦開率軍攻打東胡,東胡大敗,北退千余堙A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秦開卻胡"。燕國在東胡居住地區設立了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並且沿邊境修築了長城。朝陽地區屬於右北平郡和遼西郡。

    東胡族後來發展為烏桓和鮮卑兩個部族。東漢時期,烏桓和鮮卑兩個部族都先後居住在東北和北方沿邊諸郡。鮮卑族後又分為慕容、宇文、段氏三部。西元207年,曹操平定了遼西柳城的三郡烏桓之後,慕容鮮卑的首領莫護跋乘機率部入居遼西。西元238年魏司馬懿討伐割據遼東的公孫淵,莫護跋率部參加了攻打遼東的戰役。遼東公孫氏被滅之後,曹魏政權封莫護跋為率義王,莫護跋始定居於大棘城之北。莫護跋死後,經過其子木延、孫涉歸、耐幾代首領,後來共立涉歸子慕容廆為首領。涉歸的另一個兒子吐谷渾則率部到現在的甘肅青海一帶,建立了吐谷渾國。

    慕容廆是位有作為的政治家,他繼位後於西元238年又率部遷回遼西,居於徒河之青山,西元2 94年定都大棘城。遼西地區自戰國以來漢文化一直處於主導地位,而且是東北與華北的咽喉地帶,大、小淩河流域有肥沃的土地和豐富的資源,宜農亦宜牧,這對慕容鮮卑以遼西為根據地,建立政權、逐鹿中原都具有重要意義。

    慕容鮮卑入居遼西之後,不斷吸收漢文化因素,逐漸改遊牧經濟為定居的農業經濟,中原的先進思想文化、農業生產技術及貨幣、日用雜物、生產工具、兵器也大量輸入遼西,為其所用,從而加速了慕容鮮卑的漢化過程。那些在中原無法生存的大批流民和漢族知識分子,為逃避戰亂,紛紛涌入遼西,受到慕容廆的尊重,成為座上嘉賓,為慕容廆出謀劃策,建立典章制度,創辦學校,為前燕國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二、前燕

    西元333年,慕容廆死,其第三子慕容皝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統帥慕容鮮卑。西元337年,慕容皝稱王,國號燕,都棘城,是為前燕。

    西元341年,慕容皝派陽裕、唐柱于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築龍城。西元342年,慕容皝將都城由棘城遷到龍城。東晉成帝遣使正式承認慕容皝為燕王。

經過幾年的鏖戰,慕容皝消滅了段氏鮮卑和宇文鮮卑,又讓扶余和高句麗俯首稱臣,大大擴展了前燕政權的勢力範圍,成為東北地區的霸主。

    西元348年,慕容皝病死,子儁繼位。慕容儁 "博覽群書,有文武幹略。"慕容儁乘冉閔滅後趙、河北大亂的機會,率軍南伐,攻佔薊城,都城亦隨之遷薊。西元352年,冉閔的都城鄴城被慕容儁攻克,冉魏亡。慕容儁在薊城正式稱皇帝,署置百官。薊城在現在的北京西南,所以說,歷史上第一個在北京建都稱皇帝的,是前燕慕容儁。

    前燕政權成為南與東晉隔江對峙,西與前秦為鄰,以東北為後方,雄據華北的強大政權。

    西元357年,慕容儁將都城從薊城遷到鄴城。西元360年,慕容儁死,子暐繼位。

    西元370年,前秦苻堅、王猛率大軍圍攻鄴城。慕容暐率文武百官出城降秦,前燕滅亡。前秦在前燕故地設平州,以石越為平州刺史,領護鮮卑中郎將,鎮和龍(龍城)。

    三、後燕

    西元383年,前秦苻堅在淝水之戰中失利,那些投降前秦的慕容鮮卑貴族都趁機紛紛起兵複國。西元386年,慕容垂稱帝,置百官,立太子,定都中山,據有幽、冀、平三州,即今河北、遼西地區。

    西元397年,後燕慕容寶在中原被拓跋魏打的大敗,無法立足,將都城遷回龍城。

    慕容熙當後燕皇帝時,荒淫無道,窮奢極欲。西元407年,馮跋和高雲乘慕容熙出葬苻皇后之機,殺掉慕容熙,擁立高雲為天王。

    西元409年,高雲被豢養的爪牙離班、桃仁殺害,後燕亡。

    四、北燕

    高雲被殺後,馮跋被擁立為王,國號仍為燕,建元太平,仍以龍城為都城,是為北燕。

    馮跋繼位後,吸取了後燕亡國教訓,採取了一些有利於社會穩定、發展的措施,使北燕國力得到恢復,政權亦較穩定。

   馮跋死後,其弟馮弘殺太子馮翼自立為王。西元436年四月,北魏又派大將古弼、鵝青率軍來攻,魏軍克白狼,兵臨龍城。尚書令郭生開城門招引魏軍,這時,高句麗援兵亦到達龍城,馮弘及龍城民戶均隨高句麗軍隊東遷。高句麗軍隊將龍城庫府虜掠一空,並縱火焚燬了龍城宮殿。北燕滅亡。馮弘到遼東後,被安置在平郭,兩年後為高句麗所殺。

    從西元342年慕容皝將都城由棘城遷到龍城,到西元436年北燕被北魏滅亡,中間去掉前秦佔據15年,三燕王朝以龍城為都城或留都,前後共計約80年。

    五、三燕以後的慕容鮮卑

    自北燕滅國前後,拓跋魏將燕國治下的鮮卑慕容氏和漢族等各族人民大量地、同時分散地遷往今河北、山西等中原地區。上百萬的鮮卑慕容氏貴族和平民百姓,為了保全性命,大都更名改姓,或逃往遠方,或淹沒、融化在中原各族人民中間。昔日繁華興盛的龍城,頓時荒廢了。以龍城為中心的遼西廣大地區,漸漸荒寞無聞。繁榮一時的慕容鮮卑創造的三燕文化,也隨著燕國的滅亡、慕容氏的逃亡和時間的推移而消逝了。

    前燕、後燕、北燕均曾都于龍城,因此,朝陽有"三燕故都"之稱。所謂"三燕文化"即指這一時期以慕容鮮卑遺存為主體的考古文化。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遼西地區先後發現了一些三燕時期的墓葬,尤其是1965年發現的北燕馮素弗的墓葬引起了國內外考古界的注意。馮素弗墓本身有明確的年代可考,又出土了馬具、金步搖冠飾、玻璃器等文物。這些隨葬品在北韓半島和日本同時期的墓葬中也有出土,因而為慕容鮮卑歷史和相關考古文化的深入研究創造了新的條件。80至90年代陸續又有新的重要發現公之於世,如朝陽袁臺子壁畫墓、埋置有後燕紀年墓表的崔遹墓、十二台88M1大墓等。特別是自1993年以來,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北票喇嘛洞墓地進行了多次發掘,共清理三燕時期的墓葬四百二十座,獲得一大批珍貴文物,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將三燕考古向前推進了一大步。通過對這幾批材料的整理和研究,我們感到啟人思考的問題很多。

  自西元3世紀末以來,慕容鮮卑在遼西地區迅速崛起。他們縱橫馳騁在東北和華北大地,建都立國,在中國北方的歷史舞臺上上演了有聲有色的一幕。當時是騎馬文化的繁榮時期,而且主要是在這個時期,慕容鮮卑文化大量地傳到北韓半島和日本列島,並和當地文化相結合,使得騎馬文化在更廣泛的區域內出現了新的發展和新的繁榮,在東北亞文化交流史上佔有極其光輝的一頁。而今,歷史已進入21世紀。隨著有關考古發現不斷增多,慕容鮮卑及三燕文化的研究已為國內外學者所普遍關注。

  西元3世紀初至5世紀中葉曾活動於今遼寧西部大淩河流域的慕容鮮卑族(通常簡稱慕容鮮卑或鮮卑慕容部)是一個頗值注目的中國北方地區古代少數民族。三燕,即前燕、後燕和北燕,是中國歷史上五胡十六國時期由慕容鮮卑和後來的鮮卑化的漢人先後建立的三個地方性割據政權。從西元337年慕容皝稱公時起,到西元436年鮮卑化的漢人馮氏北燕的滅亡,其間雖幾經興衰,但仍在以遼西地區為中心的中國北方進行了長達八十七年的王朝統治,在五胡紛爭、十六國林立的歷史舞臺上曾扮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其傑出表現在當時的中國北方諸多少數民族中是不多見的。    

  這樣一支出色的北方古代民族在其活動中心地區都曾留下了哪些為我們所關注的歷史遺存呢?作為一種考古學文化,其遺跡的主要形式是已發掘的前燕以前的鮮卑墓葬和始自前燕的三燕史跡;其遺物的典型代表是屢見出土、造型獨特的金步搖飾和銅、鐵馬具系統。    

  1.關於鮮卑墓葬與三燕史跡    

   80年代前後的發現與研究概況:    

     陳大為先生在《考古》1960年第1期上刊發的《遼寧北票房身村晉墓發掘簡報》可視為有關鮮卑墓葬發現與研究的最初成果。此後,又有北燕馮素弗墓、後燕崔適墓、袁臺子東晉壁畫墓和其他一些北燕墓葬諸如朝陽八寶村一號墓、大平房村壁畫墓、北廟村一、二號墓和單家店的三座鮮卑墓等相繼發現。這些墓葬雖為數不多,但很重要,因為它們的發現對慕容鮮卑和三燕時期墓葬的認識與研究有著某種開拓或奠基性的意義。尤其是具有墓主可考的馮氏墓和有紀年墓表的崔氏墓的發現,為以後的相關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斷代依據。此外,對後燕龍騰苑的初步確認也值得注意。史載,龍騰苑係後燕末帝慕容熙于西元402年(一說403年)所建,後燕滅亡後便被廢棄。有學者經實地考察後推測,位於今朝陽北7公里的木頭營子村附近的"東團山子"和"西團山子"遺址有可能是龍騰苑中的景雲山遺址和宮殿建築遺址。    

  最早進行相關綜合性研究的是宿白先生。他在《東北、內蒙古地區的鮮卑遺跡--鮮卑遺跡輯錄之一》(《文物》1977年第5期)一文中除對北燕馮素弗墓的形制、壁畫和隨葬品進行了深入考察之外,還將北票房身墓和義縣保安寺墓出土文物分別同匈奴、拓跋鮮卑遺物相比較,初步推定了這兩座墓與內蒙古地區鮮卑墓之間的早晚關係,即:札賚諾爾墓群→保安寺墓→二蘭虎溝墓群→房身墓.其中札賚諾爾和二蘭虎溝墓群的相對年代的上限不早于西元1世紀,房身墓約當西元3世紀中葉,而保安寺墓的年代則介於札責諾爾和二蘭虎溝墓群之間,大致為西元3世紀初。    

  其後的綜合性研究可以徐基先生於1987年發表的《關於鮮卑慕容部遺跡的初步考察》(《中國考古學會第六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一文為代表。該文根據當時所掌握的遼西和周邊地區的相關資料,對包括三燕時期墓葬在內的慕容鮮卑文化遺存的分期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討,將其分為四組六段,即:內蒙古地區舍根墓群(第一組第一、二段)→北票房身村北溝墓地早期墓(第二組第三段)→朝陽龍城、北溝墓地後期墓、袁臺子壁畫墓和腰而營子墓及河南安陽孝民屯墓(第三組第四段)→後燕崔適墓、北燕馮素弗墓(第四組第五、六段)。  

  其中第二組的年代相當於西晉,即西元3世紀中葉至4世紀初;第三組的年代當在東晉,即西元4世紀中葉及其前後,亦即前燕時期;第四組的年代則為後燕建國到北燕亡國(西元384一436年)。這些文化遺存的源頭可溯至第一組--其年代約當西元2世紀初至3世紀中葉,亦即東漢中晚期至魏晉之際的舍根墓群,幾這樣從源到流的時間跨度為四百年左右。該文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文中以對相關諸遺存中的多種文化因素和時代特徵的綜合考察為基礎,首次明確指出新開河--大淩河流域的考古發現應是鮮卑慕容部的文化遺存,並將遼西地區的鮮卑墓葬和三燕史跡同內蒙古地區的早期鮮卑墓葬聯繫起來,明確了二者之間的淵源關係,從而初步確定了一個以遼西地區慕容鮮卑文化遺存為主線的具有編年意義的發展序列。    

    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表的新資料及研究新進展

    首先是對自20世紀80年代起至90年代以來新發現的鮮卑和三燕墓葬的初步研究。較為重要的有溝門子晉壁畫墓、十二台磚廠兩晉墓和88M1、奉車都尉墓、甜草溝晉墓、喇嘛洞墓地、大板營子鮮卑墓地、錦州李廆墓。此外,還有北票下喇嘛溝晉墓、朝陽淩河大街醫M3、倉糧窖鮮卑墓、袁臺子北燕墓等。從相關報告對這些墓葬的相對年代的推定來看,其時間跨度大致在西元3世紀中葉至5世紀初之聞,包括了前燕建國以前的慕容廆時期和整個三燕時期。這些新發現不僅使遼西地區的鮮卑和三燕時期的墓葬在總體數量上增多、在地域分佈上更廣,而且作為聚葬之所並具一定規模的墓地也多有發現,如十二台、甜草溝和大板營子墓地等,,特別是喇嘛洞墓地尤為突出。該墓地共有三燕時期的墓葬四百二十座,佔地面積約1萬平方米,是迄今我國北方地區所見規模最大的一處以三燕文化墓葬為主的墓地。   

    其次,是對與慕容鮮卑活動有關的建築遺跡的試掘和調查,包括:點金嶺寺魏晉建築群址:位於北票市大板鎮金嶺寺村西北,1994年發現並試掘。2000年7月至11月又進行了第二次發掘,揭露面積3900平方米,清理出東西並列的兩組大型"亭式"建築,每組建築皆有週邊夯土晼C其中東面的一組建築佈局較完整,圍椌F西長弘米,南北寬27米,棓p約1.1米。該建築共由五個院落組成,各院落南暀仇“○]有一門。每個院落內中部偏北處都有一較大的正方形夯土臺,臺邊長6米,存高0.5米,諸臺四角均有一個長寬為0.7米的方形夯土碟墩,夯土臺四週和院門的南北兩側散落有瓦礫、燒土和炭灰堆積。西面的一組建築除殘存的兩座夯土臺和週邊夯土晱~,余皆被大淩河沖毀。出土遺物包括板瓦、筒瓦(其中一殘片上刻有"令使"二字)和蓮瓣紋瓦當及涂有紅彩的白灰片、塊等。經初步研究可以認為,這一建築群址可能與史書上記載的曹魏初年慕容鮮卑先祖莫護跋自塞外入居遼西時曾"始建國于棘城之北"這一歷史事件有關。點"思燕浮圖"與龍城故址:朝陽北塔是遼西乃至整個東北地區現存的年代最早的方形十三級密檐式磚塔。以往認為此塔始建於唐,遼代重修。自1986年以來,通過對該塔塔基下周圍地面的勘探試掘,確認了塔基內的礎石和其下面的夯土基礎為早于唐代的樓閣式木塔遺存。有學者以這一發現和《魏書》中的相關記載為依據,將這處樓閣式木塔遺存推走為北魏太后馮氏在西元5世紀後半葉建於龍城三燕宮殿廢基之上的"思燕浮圖":至於北塔基內的四塊雕花礎石,更進一步的研究則認為,其鮮明的時代特徵已表明應屬於三燕時期的遺物,即這些雕花礎石是北魏在修建"思燕浮圖"木塔時從燕宮廢墟上搬過來加以利用上去的。尤值注意的是朝陽市營州路三處夯土臺基址和一處磚砌建築址的發現。夯土臺基址上的夯土最厚處約達3.4米,其表面尚存大致等距離分佈的柱礎石。夯土之上的地層中還出土了篆體"萬歲富貴"瓦當等建築構件。其中柱礎坑的發現為前述北塔塔基內礎石來源的推測提供了一個直接的證據。這樣,作為直觀反映當時營造宮殿建築的基本過程和框架結構的重要遺跡和遺物--夯土、礎坑、礎石、磚砌棸撽M瓦當等均大致齊備。所有這些無不都會喚起我們對《晉書·慕容皝載記》中所記述的當年慕容皝"使陽裕、唐柱等築龍城、構宮廟"時的歷史情景的追憶。現在可以這樣說,對三燕故都的認識和研究所能憑據的已不再只是古文獻上的只言片語,而是真實、直觀的考古學例證了。  

  此外,有關研究者還根據一些新的考古發現,進一步確認了以舍根墓群、十二台磚廠墓群、新勝屯墓群和北票房身諸墓為代表的文化遺存應是三燕遺存之"源",進而將慕容鮮卑的自身發展過程分為莫護跋率部入居遼西地區(西元3世紀初至末)、慕容廆自遼東回遷徒河之青山(西元3世紀末至4世紀初)和三燕時期(西元337一436年)三個階段,並對三燕遺存與慕容鮮卑早期遺存以及東部鮮卑三部遺存之間的差別進行了探討。這樣,在繼前述對鮮卑慕容部遺存的初步考察之後又將三燕文化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  

  2.關於金步搖飾  

  金步搖飾是遼西慕容鮮卑特有的重要服飾品,它在中國北方古代諸多少數民族的種類繁多、形態紛呈的金屬飾物中獨樹一幟,別具一格,是除馬具之外少有的一種曾對三國時期的北韓和古墳時代的日本發生過深遠影響的器物。作為騎馬文化的重要一支,如同提到三燕文化就自然要聯繫到馬具一樣,倘若言及慕容鮮卑早期遺物就不能離開它的金步搖飾。在本文論列的鮮卑、三燕時期墓葬中,房身墓、十二台磚廠墓、甜草溝墓和喇嘛洞墓及馮素弗墓中均曾出有這種器物,另在朝陽南郊姚金溝、王墳山等墓內也有發現,見於刊佈者已有十六件。從時代上看,除馮氏墓和王墳山一號墓所出者形制特殊、年代偏晚外,這種金飾皆見於前燕以前的鮮卑墓葬中,幾乎可以作為判定慕容鮮卑建國以前的早期墓葬的標誌性器物。在這些出此金飾的墓葬中,以甜草溝的兩座晉墓所出者最具代表性。其中甜草溝M2內的金步搖飾為原位出土,並與顱骨殘片共存,由此足可再次證明其屬於一種冠飾無疑。從其隨葬情況上看,有以下三點值得注意:    

  1)甜草溝M1中共出金步搖飾一大一小共二件,惜因發掘前已被當地村民取出,故兩者相對原位不詳。同一墓中隨葬兩件冠飾,這種現象以前在北票房身M2、M8和朝陽袁臺子墓中也曾見到過,並非孤例。但有關資料尚未正式刊發,出土詳情不得而知。作為一種冠飾,早在80年代學術界就已對其釘綴方式有所注意,但僅限于"一冠一飾"上。而對由同一墓中兩件冠飾共存所涉及的"一冠雙飾"的釘綴問題尚未作討論。在相關的後續研究中有學者認為,這種兩件一套的步搖"大約可以像《女史蔑圖》上所表現的那樣直接插在發前",此種推側可備一說。不過我們認為,二者相比雖在形制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其間的差異也是不可忽視的,即後者是直接插在額發上的如同釵一類的發飾;而前者則是一種冠飾,其牌座即"山題"的底邊平直,不可能直接插于發中,而只能釘綴在頭冠上,這一點也可從其"山題"上皆具用於釘綴的針孔得以證明。鋻於此,另一種可能的釘綴方式是,將這種一大一小的雙步搖飾一前一後同釘綴于冠的前額部,且應小者居前,大者居後,使上下錯落並間有一定空隙。當然,這一推測還有待於今後的考古發現去印證。    

  2)甜草溝M2內發現的金步搖飾和其他金飾皆為原位出土,如按自頭至足的順序排列,可知其配置關係依次為金步搖飾一件、銅包金耳環二枚、金鎖形飾二件、金方形牌飾一件、銀釧飾七枚、銀指環十六枚、銀泡飾六十八枚。同甜草溝M2全套金銀飾相比較,甜草溝M1多具一件步搖飾、一件半月形牌飾和一件方形綴葉牌飾及一定數量的銀指環、銀泡飾,這也許是一種雙步搖飾與其他金銀飾配套使用的基本形式。這種形式不僅表明瞭兩墓死者之間的等級差別,而且還意味著早期慕容鮮卑在封建化的過程中受中原地區輿服制度的某些影響,已在金飾的配套使用上形成了某種固定的組合關係。    

  3)甜草溝兩座晉墓中的陶器在種類、數量和陳放位置上均相同,即皆在頭上方和足下方分別置四和三件灰陶壺(其中甜草溝M1中的四件陶壺原在頭右側的耳室內,發掘前已被擾動取出),這也許是遼西地區早期鮮卑墓中陶器與金步搖飾之間的一種典型的共存模式,值得我們在今後的考古發現中予以注意。此二墓在身份等級上雖存在一定差別,但在金飾配置、陶器隨葬上的一致性則又表明兩墓主之間可能具有的某種親緣關係。    

  3.關於以鎏金銅鏤空鞍橋包片為代表的馬具系統慕容氏馬具系統現己成為三燕文化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據統計,遼西地區出土馬具的墓葬已有十余座,其中尤以鎏金銅鏤空鞍橋包片的數量為最多,其民族風格也最為突出。這種鞍橋包片在北溝M8、喇嘛洞M101和朝陽西溝墓、三合成墓中均有出土,特別是朝陽十二台磚廠88M1中隨葬兩副共四片,其在馬具系統中的代表性由此可見一斑。可以說,鎏金銅鏤空鞍橋包片之於三燕騎馬文化,如同金步搖飾之於鮮卑服飾文化一樣,已成為一種密不可分的考古文化實體。有關馬具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是從20世紀80年代初對馬鐙的專題考察開始,至90年代以後對以鎏金銅鏤空鞍橋包片為代表的馬具系統的綜合研究。最先關注於此的董高先生曾將包括河南安陽孝民屯等墓在內出土的馬具分為三期,即北票北溝M8馬具(一期,即西元3世紀中葉以後至一4世紀中葉以前)→朝陽袁臺子壁畫墓、姚金溝M1和M2、西溝墓、北票喇嘛洞墓以及安陽孝民屯M154馬具(二期,即西元4世紀中葉至4世紀末)→北票馮素弗墓馬具(三期,即西元4世紀末至5.世紀中葉以前).與之相關的是對該馬具系統的"源"與"流"的討論。而論及其"源",就離不開對產生年代更早的中原馬具的探索。根據孫守道先生的考察,認為中原騎術當出現于商周之際,而北方地區騎射以及騎戰的出現當不遲于西元前7一8世紀,即西周中期至春秋初期。其初步結論是:中國北方騎馬文化的確有其從發生到發展的循序演進的歷史過程,但有缺環,脈絡還不清楚,尚需進一步探索。因此,目前雖尚不能確指慕容氏馬具的來源所自由之,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決不會是孤立於上述歷史條件之外的產物。關於其"流",即其東傳過程,結論則是公認的和明確的,即:慕容氏馬具(西元3世紀末至4世紀中葉)→高句麗馬具(西元4世紀中葉)→北韓半島馬具(西元5世紀)→日本列島馬具(西元6世紀)即東北亞地區的馬具皆源自慕容氏馬具。 其次,是對同馬具密切相關的甲騎具裝的發現與研究。甲騎具裝即人甲和馬甲之謂,是流行于十六國時期的重裝騎兵的防護裝具。其相關實物最早在1965年9月發掘的馮素弗墓中曾有發現,但過於殘破,鮮有能完整復原者。1988年5月,朝陽十二台磚廠88M1中的一套前燕時期的鐵制甲騎具裝的出土無疑是一個彌補缺憾的發現。經整理,已復原出完整的兜、頸甲和馬胄,另外還有十七種計一千多片甲葉。有關研究認為,前燕的甲騎具裝是中原文化影響下的產物,其基本形制不僅為中國南北朝中的北朝(西元439-534年)的甲騎具裝所繼承,而且通過高句麗這一仲介又對古代的北韓和日本發生了影響。可以說,甲騎具裝是慕容氏馬具不斷發展、完善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在馬具有效解決了人的騎乘、人體與馬身的結合以及對馬的駕馭等諸問題的基礎上又進一步解決了人與馬的戰時防護問題,因而是其馬具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此外,在喇嘛洞墓地出土的馬具中還發現了一些新的現象。其一,狀如銅釘、高橋型、素面或在正面以楔形點鏨刻出龜背紋、其上再加刻龍、鳳、鹿和羽人紋等是以往所見鎏金銅鏤空鞍橋包片的基本特徵。而喇嘛洞IIM101所出同類鞍橋包片平面則為橢圓形、兩端狀如彎鉤、其上只刻龍紋、不具鳳和鹿等圖像,表現出一種"低橋型"包片的獨特風格;其二,在以往出土的木芯包銅、包革的鞍橋中所惟獨不見的鐵鞍橋包片現終於也在喇嘛洞II M202和IIM266中發現了,兩墓中的鞍橋均為一大一小各一副9其中IIM202所出者為素面,正面裁成銅釘形,其外緣具扣接鞍橋木芯的狹長條槽,其中後橋正面還具穿係鞍精之用的穿鼻;而IIM266所出者則為橢圓形,其上鏤空,外緣以鐵片條貼邊並加釘鉚固,下附翼形片各二件,其形制和做工與鎏金銅鞍橋包片相比如出一轍。這些鞍橋包片的出土,使得慕容氏馬鞍具的形式更加多樣化了,其中鐵鞍橋包片或許是在銅馬具的發達與鐵器的普及同時並舉、相互影響這一歷史過程中的必然產物。    

  4.若干問題的討論    

  1)宮城、皇苑與墓群--關於遼西地區鮮卑墓葬與三燕史跡的整體性一般認為,歷史上的鮮卑包括南、北兩大部:北部鮮卑史稱拓跋鮮卑;南部鮮卑則因世出東胡,故又稱東部鮮卑。東部鮮卑則在檀石槐死後又分化為慕容氏、宇文氏和段氏三個支系,其中較早接受漢文化影響的慕容部自4世紀初開始迅速崛起,至中葉相繼建立了以龍城(今遼寧朝陽)和鄴(今河北臨漳)為都城、以大淩河流域為活動基地進而將自己的勢力範圍擴展到黃河流域的兩個封建王朝--前燕和後燕,成為先於拓跋鮮卑稱雄北方的一個最有作為的少數民族。繼後燕而起的北燕雖為漢人所建,但也是一個完全慕容鮮卑化了的封建政權。考古發現表明,除與拓跋部活動相關的一些遺跡之外,東部鮮卑中有關宇文氏和段氏鮮卑的遺跡迄今尚無確證,惟有與慕容鮮卑活動有關的遺跡發現最多、最為集中、最有特色。從發表的有關資料來看,已發現分別與棘城有關的早期建築群址,與燕都龍城有關的夯土臺基址和與後燕皇苑址有關的東、西團山子遺址各一處、墓地五處(北票房身北溝墓地、喇嘛洞墓地、朝陽十二台磚廠墓地和甜草溝墓地以及大板營子墓地)、零散的鮮卑和三燕時期的墓葬數10座。它們大致以與棘城、龍城和龍騰苑有關的諸遺址為中心,集中分佈在今朝陽地區中部以北、北票地區中部以南、方圓約650平方公里的大淩河流域內,形成了一個由與宮城址、皇苑址有關的諸遺址和墓地、墓葬組成的頗具民族特色的慕容鮮卑考古遺存相對集中的文化區域。其中金嶺寺建築群址同喇嘛洞墓地相距約10公里,而龍城城址同其南部的十二台磚廠兩晉時期墓群(主要為鮮卑墓葬)相隔也僅12公里左右,這與慕容鮮卑在南遷東漸的過程中棘、龍二都的創建和政治、經濟、軍事活動重心的轉移不無關係。可以預想,隨著今後相關考古發現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我們對這個傑出的古代民族所留下的全部文化遺產的整體性認識會不斷深化和全面,這對中國五胡十六國時期的歷史復原無疑是十分重要的。    

  2)李氏、崔氏和馮氏墓-三燕時期紀年墓葬的重要性

    作為遼西地區鮮卑墓葬和三燕史跡的重要組成部分,李氏、崔氏和馮氏墓的發現意義和研究價值令人矚目。崔遹和馮素弗分別卒于後燕建興十年(西元395年)和北燕太平七年(西元415年),故二者墓葬的紀年意義是不言而喻的。而卒于"永昌三年,'(實為太寧二年,即西元324年)的李廆之墓的紀年則已超出三燕的紀年範圍,其絕對年代已溯至前燕建立以前的慕容廆時期。因此,就這三座紀年墓的重要性而言,似已不僅在於對其他相關墓葬的年代推定上所具有的尺規作用了。眾所週知,最富於變化因而又最能體現某一種民族文化發展演變過程的遺物是陶器。如果說崔氏和馮氏卒年之間的時間間隔較短,我們對二者墓中的陶器似乎還看不出其間所具有的某種分期意義的變化的話,那麼在相隔七十年以上的李氏墓與崔氏和馮氏二墓所出陶器之間,這種變化則是較為顯而易見的了,即見於李氏墓中的那種典型的鮮卑器物-展沿暗紋陶壺均不見於後兩墓中。馮氏墓中雖有陶壺出現,但已具明顯的向後世的釉陶瓶演變的趨勢。由此可見,這三座紀年墓的發現對遼西地區慕容鮮卑陶係的編年研究又有著重要的借鑒價值。此外,迄今在三燕紀年墓中還存在著一個人所共知的缺憾,即前燕紀年墓尚屬闕如。但李氏墓的發現似乎已在向我們作出這樣一種暗示,即從李廆到崔遹這類流附或出仕慕容氏的魏晉漢人至死都在保有隨葬墓表之習,其中崔氏墓中竟葬有兩塊,足見這種漢俗之根深、晉風之蒂固。有鋻於此,我們相信,隨著相關考古工作的不斷深入,置有前燕紀年墓表的墓葬終將有望面世,這一天會為期不遠。    

  3)金步搖飾和銅鎏金馬具-關於遼西地區鮮卑與三燕金屬文物的典型性.如果試圖在遼西地區鮮卑與三燕文化中確認某種具有典型意義的遺物的話,則就不難得出這一共識,即最能表現慕容鮮卑文化特色的金器是金步搖佩最能反映三燕時期騎馬民族文化風格的銅器是以鎏金銅鏤空鞍橋包片為代表的馬具系統。此兩種具有代表性的金屬文物無論是在內蒙古地區早期鮮卑墓中還是在曾對慕容鮮卑產生過很大影響的中原地區漢晉墓葬中,幾乎都很難找出與之相同或相似的器物作比較。由於這兩種罕見獨特的金屬文物的存在,因而使得遼西慕容鮮卑墓葬在整個北方地區鮮卑族係的遺存中更具典型意義。在這些墓葬中,因前燕建國以前的墓葬中多出有金步搖飾,建國後即前燕時期的墓葬中則多置有銅馬具,故而使得步搖與馬具幾乎可成為慕容鮮卑建國前後墓葬的重要標誌之一。而在其馬具系統中,從鎏金銅鞍橋包片的鏤空到當盧上的綴葉再到大量的綴泡套管搖葉等飾件文無不反映出金步搖飾在馬具發展過程中對其產生的重要影響。因此,金步搖飾的產生和流行是遼西慕容鮮卑文化在後來的發展中得以自成一體、獨具特色的首因之一。可以說,如果沒有銅馬具,或可使上述這種典型意義多有減少;但倘若沒有金步搖飾,則銅馬具上的鏤空與搖葉幾乎就會成為一種"空穴來風"式的文化現象而令人難以理喻。    

  4)慕容氏搖葉文化的東傳--大淩河流域鮮卑墓葬的特殊性

    在遼西地區鮮卑墓葬和三燕史跡中,大淩河流域及附近的鮮卑墓葬似乎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特殊部分。這一部分主要包括北票房身、朝陽十二台和甜草溝晉諸墓,是出土金步搖飾最多、最集中的三個墓地,其相對年代約為西元3世紀中晚期至4世紀初期,亦即西晉初至東晉早期。作為一種在西元前1世紀左右自西亞地區傳入中國、再經西元1至3世紀的燕代地區流傳過來的金質服飾品,因幸得遷居遼西地區不久的鮮卑慕容部大人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發襲冠"(《晉書·慕容廆載記》),使之得以在3世紀晚期至4世紀早期的大淩河上游一帶流行開來,形成了一種以金步搖飾為主要內涵的特殊的文化現象--慕容氏搖葉文化。這一文化約在5世紀前半葉經過北燕和居於今遼東地區的高句麗的傳承進入北韓半島,至6世紀以後開始對日本列島產生影響。根據孫機先生的研究,上述發展過程可作如下示:薩爾馬泰女王墓金冠(西元前2世紀)→阿富汗金丘六號大月氏墓金冠(西元前1世紀左右)→中國燕代地區(西元1至3世紀)→遼西房身、十二台、甜草溝晉墓(3世紀末至4世紀初期)→馮素弗墓(5世紀早期)→北韓新羅式"出"字形金冠、皇南大家北墳、羅州新村堣遘凳茧(5世紀)→日本群馬縣山王金冠家、奈良藤之木古墳步搖冠等(6世紀)。

    朝陽"三燕古都"舊城址重見天日

    建國以來考古學界苦苦尋覓的1600餘年前"三燕古都"舊城址,如今在朝陽市重見天日。這個當年在整個東北亞地區堪稱最大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歷經千餘年泥沙淤積與藏埋,其地下部分竟然保存完好,許多文化層基本未被觸動,從地下3米深直至地下8米,明、元、金、唐、北魏和三燕文化依次鋪展。有朝一日如能完好挖掘,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將是另一種意義上的一座"東方龐貝城"。

    朝陽老城區自西元341年前燕在此建都,其古城址從十六國至遼金元時期沿用了上千年。現在這裡大部分是平房居民,地下部分至今保持1600餘年,且少有人為擾亂。省文物考古專家組認為,此次是遼寧城市考古具有突破性的一次發掘,在整個東北地區城市考古中是空前的。

    省考古所從去年7月起做大面積發掘,所發現的古城內城遺址(第三地點)位於朝陽北塔東南300米,包括大型夯土城門墩臺、石砌門道、向南北兩側延伸的石子大路、磚路和東西兩側的城晼C城門墩臺由兩個東西對稱的大型夯土臺基構成。可明確分為早中晚3個時期,早期不晚于北魏,中期為唐代,晚期為遼金元時期。

    省考古專家組根據目前的發掘成果認為,此次發掘出佛殿遺址、北魏塔基東部邊緣部分和十六國三燕時期夯土臺基,進一步證明北魏塔確是建在三燕宮殿基礎之上,說明我國早期佛教寺院以塔和佛殿為主的佈局具有普遍意義,其影響遠達北韓半島和日本列島,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

    專家們認為,第三地點發掘出保存基本完好的城門與城晼A城門即兩個東西對稱的大型夯土臺基,其間為南北大路。它們都包括了兩個時代,上部為遼代,下部為隋唐。遼代部分以石條和條磚包砌四邊,應是遼興中府的一部分。隋唐部分以條塊包砌四邊,應是營州城的一部分。中央大道也提示出兩個時代,上層的遼代道路鋪砌大石板,下部的隋唐道路兩側為土路,中間一條以牙磚砌邊、條磚鋪路。此地建築遺址可能即十六國時期三燕國都龍城宮城的一部分,北朝、隋唐營州都督府及遼興中府衙署又曾多次增建沿用。此處古城遺址涉及中國東北邊疆歷史的主線,極具保存價值。

    古城朝陽作為十六國前燕、後燕、北燕的都城,北魏、隋唐營州及唐平盧軍節度使、遼金元興中府的治所,尤其是自3世紀至8世紀末近500年間,一直為東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中心所在,是東北亞地區的中心城市。中原王朝經營東北地區,聯繫、安撫東北少數民族,中原文化向東北及北韓半島、日本列島的傳播和影響都是以朝陽為仲介實現的,朝陽還是東北少數民族南下逐鹿中原的必經之地。此次朝陽老城區勘探發掘,在我國考古學界有著多方面的重大意義。

朝陽市臺辦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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