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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歷史沿革
2014-06-25 11:00:29    華夏經緯網

  阜新的史前文化可以追溯到7600年前的查海文化,上古以來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西周和東周春秋時期。阜新屬邊塞地區,除漢族外,先後有山戎、東湖、匈奴、烏桓、鮮卑、契丹、女真、蒙古族、滿等民族疊起興衰在此,使這裡成為各民族相互融合和文化交流的歷史舞臺。雖然阜新歷史悠久,但遼代以前的歷史痕跡都比較淺淡,能對阜新社會進程產生影響的還是自遼代開始的歷史文化。阜新歷史沿革的基本脈絡,可以歸納為五個階段。

  (一) 遼代草原州城的建立標誌著阜新開始成為古代農業經濟區

  在1000多年以前的遼代時期(916—1125),阜新是遼朝的腹地。從地理位置上看,阜新處在沙漠草原與農業區的過渡地帶,契丹人在此可牧可獵,漢人遷到這裡可耕可織,因此說阜新是契丹人活動的重要場所。遼代阜新的政治地位也很重要,全境已發現遼代墓葬50多處,其中遼朝皇族耶律氏和後族肖氏的墓地就有10多處。

  早在建國前契丹人就開始了以擴大領土,掠奪財富和人口為目的的征服戰爭。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當上皇帝後,繼續率領諸王,外戚,大臣及諸部攻城奪地,搶奪財富,掠虜人口。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把掠到的大量人口“依唐州縣置以居之”。在廣闊的草原上大興板築,修建城郭,安置從中原、渤海等俘掠的漢民和渤海、高句麗人。於是在諸王、外戚、大臣的領地上出現了許多大大小小的私城。遼代在阜新建立了很多草原州城。最早在阜新建立州城的是契丹國舅宰相阿古只。他于神冊二年(917年),跟隨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南征,將俘掠的涿州一帶的漢民6000余戶,置於今彰武縣四堡子鄉小南洼築城建州,取名壕州。以後,遼聖宗耶律隆儲于太平元年和三年(1021、1023年),為兩個女兒晉國長公主和燕國長公主,分別在阜新縣紅帽子鄉和塔營子鄉修築成州和懿洲,賜媵戶(陪嫁的奴隸)各4000,這些媵戶多半是俘虜來的,其中很多是漢民。

  這些州城的出現,標誌著阜新已經成為古代發達的農業經濟地區。因為隨著州城的建立而來到阜新的漢人,他們有著豐富的農業生產經驗,帶來了漢地的先進耕作經驗和農具製作技術,他們在頭下軍州的組織形式下,圍繞州城,開墾生荒,促進了農業發展。從各州的人數上看,多則上萬戶,少則幾百戶,可知生產規模是很大的。地處阜新縣舊廟鎮他不朗村的渭州當時的媵臣萬戶,在整個遼朝時期,是戶數最多的一個州城。幾萬人的生產生活,沒有相當的農業基礎是不行的。而且很自然的要帶動其他產業發展。

  遼道宗清寧年間(1055_1064年),今阜新地區的成州和懿州先後由公主城轉化為國家行政建制。懿州轄寧昌縣、順安縣,成州轄同昌縣,三縣均在阜新市境內,這是阜新市境內設置行政州縣的開始。

  從遼以後,阜新就是遼金元的戰略後方,12世紀初,女真族崛起于我國東北。女真族的傑出首領完顏阿骨打在1115年建立了金朝(1115——1234)後,在1125年滅亡了遼朝,而後迅速的揮師南進,于1127年(靖康二年)攻佔開封,滅亡北宋。阜新地區地處通向中原,連接東北的戰略要地,是女真族同遼王朝征戰的重地。

  到了金元時期,阜新地區的州城又有了很大發展,400多年來,阜新地區的人口已發展到30多萬。

  (二)明初戰亂導致城池廢棄土地荒蕪

  明初,阜新地區為北元勢力所控制,明洪武26年(1393年)在阜新地區的懿州設廣寧後屯衛,在今阜新的西北部設營州左屯衛,屯田練兵。為防北元勢力的侵擾,明王朝在重修萬里長城的同時,為防止蒙古、女真等民族的擾掠和制止漢民的潛逃,明正統七年(1442年),費時幾十年,修建了遼東邊晼A史稱明代長城。這道邊椌漕咻V是:西起山海關西北山上的吾名口關,向北延伸,經興城、錦州、義縣、清河門進入阜新與北寧交界的醫巫閭山,又經白土廠門過黑山、盤山、開原南折轉制鴨綠江九連山,長達1760余堙]一說為2300余堙^。

  經阜新的邊椔暆韘餖嘵晼A大致從義縣清河城的大清堡過清河門的細河堡,即鎮夷堡,沿山顛過二道領至白土廠門。邊暀ㄛO東北邊界的標誌,它是當時國內階級、民族矛盾鬥爭的產物。   

  由於持續20餘年的戰亂,阜新地區經400多年發展起來的大小州城,大都毀於戰火。明王朝令“民之近邊者,徙內地”,阜新地區各州城殘留的農業人口大都遷入邊晱H堙C洪武十年(1377年)罷遼東府縣,實行軍事屯田。為加強北京的防禦力量,永樂元年(1403年)將懿州一部分人口徙治三河縣、順義縣。阜新境內城池廢棄,土地荒蕪。

  (三)明末清初,蒙古貞入駐、柳條邊的修建和養息牧場的設立,阜新成為封閉的農牧經濟區

  據史料記載,蒙古貞部落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部落。在歷代漢文史書中,蒙古貞音譯為“忙豁勒真”、“蒙古勒津、”“猛古振”等。據《蒙古秘史》記載,早在9世紀是,它以“忙豁勒真”之名出現在歷史舞臺上。《蒙古族簡史》和《成吉思汗史》則載,1204-1217年,蒙郭勒津因參加反對成吉思汗的兩次叛亂而遭到鎮壓,其部最終被安置在今額爾濟斯河一帶駐牧。在14世紀後半葉以後,“正當北元內部戰亂時期,蒙郭勒津部落經博爾塔拉逐漸遷移到河套地區駐牧”。

  大約在16世紀中期,蒙古勒津部落開始了東遷,歷經幾十年時間,在17世紀初,蒙古貞部隨土默特部遷入阜新境內。(土默特部入駐朝陽)來到了現在的阜新地區。入駐阜新之後,當時歸蒙族兀良哈部落的領導,當時的善巴是領導人。從此蒙古族的文化習慣與漢族的相互融合,蒙族的生產方式、宗教文化對阜新地區的地域文化有較大的、深層次的影響。蒙古貞的入駐使阜新進入了穩定發展的時期。

  清朝崛起于東北,1644年奪取全國政權,進入北京。清朝認為“盛京、吉林為本朝的龍興之地,若聽流民雜處,特與滿洲風俗莜關”,以維護遊牧民族能騎善射的武略習俗和保護當地的土特產品資源為由,順治五年(1648年)開始劃界修邊,順治十一年(1654年)陸續完成。據《柳邊紀略》記載:“今遼東皆插柳條為邊,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中原)之竹籬,而掘壕與其外,人呼為柳條邊” 。並制定條律設置21處邊門,經阜新地區的“柳條邊門”有清河門、白土廠門、彰武臺門和臨近的葉茂臺門、法庫門。此項措施限制了邊堛犖~族和邊外的蒙古族互相往來,人為的阻斷了邊媄銗~的經濟和文化聯繫,延緩了邊外農業經濟的發展,使阜新地區長期處於封閉狀態,經濟發展遠遠落後於“邊堙芋C直到19世紀末,清政府實行“開放邊禁,移民墾殖”的政策以後,邊堣峇s東、河北的大批漢人涌入阜新地區,開墾土地,種植農田,於是阜新成了蒙漢共居的地區。特別是1902年設置彰武縣、1903年設置阜新縣以後,阜新的農業有了相應的發展。

  柳條邊修建以後,對阜新產生重大歷史影響的另一個事件是地處彰武的養息牧場的設立。彰武一帶人煙稀少,且水草豐茂。揚怪木河(養息河)流域,早在金元時期,就設置過官私牧場。明清之際,這裡是蒙古部落的駐牧地,清初名為蘇魯克。蘇魯克是蒙語,即“畜群”,意味放牧牛羊之地。順治初年,清廷從察哈爾部徵調蒙古牧民16個家族32戶230余人來此放牧。順治4年(1647年),蒙古王公將牧地獻給朝廷,改為清廷牧場,歸盛京禮部管理,其牧養的牛羊供三陵(興京新賓永陵、盛京東陵福陵、盛京北陵昭陵)祭祀之用。清朝遷都北京後,東北的“三陵”所需祭畜大部分仍依舊靠蘇魯克供應。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賓圖王旗和土默特左旗第四任扎薩克額爾德木圖正式奉旨,將賓圖旗大部分土地和土默特左旗東部土地由盛京禮部管理,乾隆三十九年(1764年)改由盛京群牧司管理。牧場東西150里,南北250里,東境至科爾沁左翼旗界(今為康平縣境)90里,西至土默特左旗界60里,南至彰武臺邊門60里,北至科爾沁左翼旗的旗界(今科爾沁後旗及康平縣界)200里。

  乾隆以後,牧場不僅供應“三陵”祭品,而且海供應宮廷王公所需的乳酪餅等畜產品,並供應武備院所需皮革以及駐察哈爾部軍士的犒勞,供應量不斷增加。於是乾隆三十二年(1769年)再次擴大牧場,將牧場西北的今庫侖旗三家子一帶新擴展的牧場,定名為新蘇魯克,由駐義州的察哈爾部遷五戶蒙古牧民來此放牧。

  牧場設有牛羊群、馬群、紅牛群、黑牛群、養馬最多時達到3000多匹。額設牛5000頭,羊10000隻。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因孽牲有限,需要繁多,將馬群裁撤,併入大淩河牧場馬群。嘉慶十八年(1813年)清朝廷定準,在養息牧牧場試墾。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養息牧場全面招墾,到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墾務報竣。至到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在養息牧場地方設立彰武縣。至此,養息牧場即不復存在,它從清順治二年議準設立,到光緒二十八年彰武設縣,有長達257年的歷史。

  (四)民國時期阜新成為日偽掠奪煤炭資源的重要礦區

  1895年日俄戰爭結束後,東北成為日本的勢力範圍,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日本乘機在中國東北大肆擴張侵略勢力,把魔爪伸向阜新地區。當年六月,日本國大倉組合派技師大日方一輔一行三人來阜新竊探煤炭情報,當他們走到距新邱四十里的大巴葦子溝村附近時,受到綠林英雄張鳳義的襲擊,張將大日方一輔當場擊斃。就大日方一輔被打死一事,日本政府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議,並要求發給撫恤金三萬元,同時日本以此為藉口,向中國政府無理提出以新邱六礦開採權作為賠償。中國袁世凱賣國政府喪權辱國,承認了日本人在新邱六礦的開採權,由日本大倉組合經營,開辦了所謂日中合辦的大新、大興公司。從此,日本殖民勢力侵入阜新煤田。民國五年(1916年),大倉組合將阜新大新、大興公司轉讓給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經營。“滿鐵”接管後,採取蠶食政策,制定進一步鯨吞整個阜新煤田的計劃。民國七年(1918年)滿鐵利用漢奸盜賣礦權,開展所謂“新礦區運動”。當年九月,滿鐵通過漢奸劉海軒等人,強行收買了華勝、興元、阜昌等12個礦區。

  繼大倉組合、滿鐵之後,日本財閥、商人紛紛把魔爪伸進阜新礦區。一部分北洋軍閥、官僚士紳則日本人勢力,利用中日合資名義,出賣煤礦主權而肥私,參與爭奪阜新礦權的日方會社有大倉組合、滿鐵、伊預組、久原會社、東洋拓殖會社、住友會社、奉天礦業會社、東亞興業會社、守田礦業事務所等;中國方面有安福派軍閥曲同豐,原京漢鐵路局長丁世元等。從民國八年(1919年)至民國十一年(1922年)由日方操作申請的礦區達118個,佔阜新礦區的96%;而中國民族資本申請的礦區僅5個,佔4%。由於受日本帝國主義的排擠打擊,阜新礦區民族資本發展緩慢,而且紛紛破產。

  民國20年(1931年)日本侵略者發動了“九一八”事變,12月日本侵略軍侵佔彰武,民國22年(1933年)4月阜新淪陷。

  民國21年(1932年)3月,由日本軍方操作,在中國東北成立偽滿洲國傀儡政權,阜新、彰武也相繼建立偽縣公署。日本帝國主義對阜新煤礦進一步展開瘋狂掠奪和殘酷的殖民統治。日偽“滿洲炭礦株式會社”(簡稱滿炭)於民國23年(1934年)5月成立,阜新的大新、大興兩公司所屬的13個礦井由“滿鐵”移交給滿炭。

  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加緊掠奪煤炭,強化統治機構,於民國29年(1940年)1月從阜新縣騰出海州街建立阜新市。這是阜新市建制的開始。

  自阜新礦業所建立後的10年間(1936-1945),日偽以各種手段搜刮中國勞動力總數在50萬人以上,掠奪煤炭資源2526萬多噸,死難礦工總數6.8萬人。1940年,當年的產煤337萬噸,佔滿炭總產量34.4%,死亡礦工1836人,據滿炭死亡率之首。民國30年(1941年), 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急需戰爭物資,在阜新礦區大搞“大出炭日”,規定每月8日、18日和28日為大出炭日,變本加厲進行掠奪式開採。

  (五)“一五”時期國家能源基地的建設使阜新呈現輝煌

  解放前夕,由於日本帝國主義長期掠奪壓榨和國民黨的嚴重破壞,阜新地區百業蕭條,滿目瘡痍,1947年煤炭產量只有122萬噸,發電能力僅為800千瓦小時,糧食畝產不足百斤。國民黨逃離阜新時,把煤礦設備器材拆運一空,全市缺水斷電,礦區停產,交通阻隔,商業倒閉。民國37年,即1948年3月18日阜新解放。

  從1953年開始,全國進入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時期。在“一五”期間,國家將156項重點工業項目中的58項落戶于東北,24戶落戶于遼寧,4戶(阜新電廠、海州露天煤礦,新邱立井、平安立井)落戶在阜新。從1950年到1957年,國家對阜新的工業投資總額大41625萬元,其中,阜新礦務局和阜新發電廠佔投資額的90.3%,與1952年比,煤炭生產新增生產能力899萬噸,發電裝機容量新增12.5萬千瓦,初步確立了阜新能源生產基地的地位,使阜新發展的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輝煌。建國50年來,阜新為共和國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貢獻,立下了汗馬功勞,累計為國家貢獻煤炭5.6億噸,輸出電力1600億千瓦時。每年的煤產量達到1200萬噸,用載重60噸的汽車產出的煤炭,排列起來可以繞地球赤道四週半。同時,阜新人也因此較早地經受了社會化大生產的鍛鍊,培育出中國產業工人所具有的團結協作、艱苦奮鬥、無私奉獻的優秀品格。這對改造阜新傳統的農牧文化,豐富阜新地域文化中的優秀成份都有不可否認的作用。然而幾十年來,由於計劃經濟體制自身的弊端及其所伴生的文化觀念,造成阜新人缺乏自主性、競爭性,辦事墨守成規,循規蹈矩,一切依賴國家,聽命政府的“等、靠、要”的思維定勢,嚴重地束縛了阜新經濟的發展。

(阜新市臺辦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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