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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川文化的內涵
2011-01-19 16:37:26     華夏經緯網

    “臨川文化,華夏奇葩”。這是1992年11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弘揚中國臨川文化暨興建湯顯祖文化藝術中心》新聞發佈會上,文化部常務副部長高佔祥的題詞。在這次會上,馮徵代表中國炎黃文化研究會指出:“臨川文化是華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所謂“臨川文化”,作為一個特定的文化概念,是指以臨川古治屬為核心,輻射而涵蓋現今撫州市十余縣(區)的區域性文化。它生成于秦漢,興盛于兩宋,延綿于明清,影響于當今。它是炎黃文化壯麗寶庫中的一塊熠熠生輝的瑰寶,是華夏文化百花園中一枝鮮艷奪目的奇葩。

  “遠色入江湖,煙波古臨川”。撫州,古為臨川郡。東漢和帝永元八年(西元96年),置臨汝縣,即後來的臨川縣。西元237年,建臨川郡,郡治設在臨汝縣。隋文帝開元九年(西元589年)滅陳,實現全國統一,廢郡擴州,平陳總管揚武通奉命安撫臨川郡一帶,將臨川郡改為撫州。縱觀歷史,古臨川治屬相當於現在撫州市的絕大部分,並囊括了廬陵、豫章、甌閩部分。東連吳越,西接瀟湘,南控閩粵,北襟江湖,橫跨吳、越、楚三地,為古代通往閩粵沿海地區的要衝。這裡,地氣殊異,山川炳靈,林奇谷秀,水繞川環。土地肥沃,氣候溫和,江山形勝而人稠勤富,交通便利而商賈常行。荊楚、吳越文化交匯於此,中原、閩粵文化滋潤其中。秀美的風光,發達的農業,悠久的歷史,豐厚的文化積澱,優越的地理位置,孕育出燦爛的“臨川文化”。魏晉以來,特別是兩宋以後,臨川古郡,撫河兩岸,名人輩出,文事昌盛,素有“才子之鄉,文化之邦”的譽稱。

  “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這是唐初四傑之一的王勃在《滕王閣序》中對“臨川文化”讚美的千古絕唱。臨川文化,博大精深,蘊涵深邃,影響久遠。

  1、才子輩出,俊彩星馳

  “名儒巨公,彬彬輩出,不可勝數”,“臨川才子”是“臨川文化”的得意之筆。自古以來,臨川才子之多向為世人矚目。“臨川文化”區內樂安流坑“千年古村”的“子男雙封爵,文武兩狀元,參政代天子,師保五六人,一門十進士,兩朝四尚書,進士五十二,知縣四十多,鄉舉百六余,會解監元群,鄉賢祀十二,秀才如繁星”的記述,就是臨川才子涌現的生動寫照。據有關資料統計,自宋而清,僅臨川(撫州)進士及第者2000余人,涌現了舉世矚目的才子群體。王安石、湯顯祖、曾鞏、晏殊、晏幾道、陸象山、樂史、饒節、謝逸、謝過、李覯、吳澄、紀大奎、李瑞清、譚綸、陳自明、危素、蔡上翔、吳與弼、羅汝芳、陳彭年、危亦林、鄧茂七、徐奮鵬、陳際泰、羅萬藻、章世純、艾南英、黃爵茲、歐陽竟無等等,就是臨川(撫州)古代才子群體中的佼佼者。

  撫州不僅文化名人多,而且檔次高,成就大。列入《中國名人辭典》的鴻儒100多人。《江西歷代文學藝術家大全》共收錄了1296人,其中撫州籍名家317人,幾佔三分之一。“宋詞四開祖,臨川有二晏”,“唐宋八大家,曾鞏、王安石”,“江南四才子,陳、羅和章、艾”。“江西詩派”前期25人,臨川有謝逸、謝過、汪革和被陸游稱為“詩僧第一”的堯節。全國兩宋詞人867人,江西為153人,而撫州就佔44人。特別是北宋著名詞人晏殊、偉大改革家王安石、文章大家曾鞏、南宋心學大師陸九淵、明代劇壇偉人湯顯祖等,不僅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作出了彪炳史冊的貢獻,而且贏得了世界性的崇高聲譽。

  文化之邦,才子之鄉,常是名人墨客聚會之地。歷史上有不少名人學士來臨川(撫州)任職和宦遊。東晉王羲之、南朝謝靈運、唐朝顏真卿、南宋陸游等,曾在這裡為官;宋代詩人黃庭堅、梅堯臣、范成大、明代思想家李贄、徐霞客也都來過此地遊覽常駐。《世說新語》和《詩品》的編著者劉義慶和鐘嶸均襲封臨川王。這些名人學士在臨川都留下了大量遺墨華章,為閃光的臨川才子群體增添了輝煌。

  近、現代史上,撫州的政界要員、科技名流、文壇巨匠、音樂明星、留學博士同樣各領風騷。黃祿祥、饒毓泰、周建屏、趙醒儂、傅烈、遊國恩、肖滌非、舒同、李井泉、盛中國、盛中華等,都是撫州人氏。他們超群拔萃,卓有成就,為豐富和推動人類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才鄉代有才子出”,“臨川神童今朝多”。從1977年恢復高考至1993年,全市各類學校為全國大中專院校輸送新生58415名,其中少年大學生147人,僅撫州一中、二中被錄取的少年大學生就有62人,在國外留學20人。出現了像臨川縣河東鄉農民武進興的“大學生之家”(6個兒子,5個考上大學,1個考上中專),臨川縣羅針鄉朱家村的“大學生之村”(全村總人口240人,擁有大專以上學生40名)。兄弟出國,姐妹留學,一家五個兒女出了三個博士、兩個碩士。這類現象在撫州是屢見不鮮的。1984年以來,撫州市中小學生在全國性和全省性的數、理、化三科大賽中,共有2284人次獲獎。其中獲全國一等獎的153人次,獲全國二等獎的365人次,獲全國三等獎的740人次。國家教委副主任柳斌稱此為“臨川現象”。引起了國內外學者、專家以及新聞界的極大興趣和關注,紛至遝來地對“臨川才子現象”進行考察、研究和探討。

  2、思想深邃,變革圖新

  作為撫州區域歷史時代精神之精華的哲學思想,是“臨川文化”的精髓。優秀的才子群體,必然產生一流的思想家、哲學家。以李覯、王安石、陸象山、吳澄、吳與弼、羅汝芳等哲人為代表的哲學思想的形式和發展,為中國文化進入強化期作出了傑出貢獻。

  李覯,是我國一位具有樸素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的著名哲學家。他從“陰陽二氣會合”而生萬物的觀點出發,說明瞭矛盾雙方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的樸素辯證法思想,並大膽地主張“通變”,“量時制宜”,他認為挽救失誤,克服弊端最有效的辦法是變革。特別是他目睹朝政混亂,決心站在革新者一邊,撰寫了《富國強兵三十策》、《慶曆民言》和《盱江文集》,在政治、軍事、經濟、法學、倫理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獨特見解,後人譽為“醫國之書”。南宋理學家陸象山,融孔孟思想和禪佛思想于一爐,建立了一個與程朱“道學”相抗衡的“心學”哲學體系。他所強烈的主觀能動作用和注重思考精神,在客觀上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成為“臨川文化”重要的精神動力。在中國哲學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元代傑出的哲學家吳澄,“和會朱陸”,即以陸學為主而參與朱學,強調自識本心的途徑和方法,獨成一家,創立了“草廬學派”。明代思想家羅汝芳曾作為泰州學派的重要人物蜚聲全國。他否認“存天理、滅人欲”的正宗教條,持見新奇,另辟蹊徑,一掃宋明理學迂謹之腐氣。明中期我國商品經濟繁榮,市民階層崛起,資本主義萌芽,羅汝芳的哲學思想體現了這一時代的要求,出現了將唯心主義理學向唯物主義理學方向轉化的大突破。

  特別是王安石的“荊公新學”和“熙寧變法”達到他所處時代思想理論和政治實踐所能達到的高峰。面對自兩漢以來,代表大地主階級利益的守舊、迂腐的思想學說和“二程理學”的沉悶統治,王安石在哲學、經濟、教育、倫理等方面,提出了一個完整的新的思想體系——“荊公新學”,為他的“熙寧變法”提供了充分的思想理論基礎。他概括了北宋蓬勃發展的自然科學成就,繼承了李覯的唯物主義思想,建立了以“氣”一元論為基礎,以“天人不相干”的思想為核心的唯物主義自然觀,提出了萬物皆變和運動變化的根據在於事物內部有“藕”、有“對”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在認識論上,提倡調查和“體驗”,主張學而知之、勤思好學的反映論。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所描述的“元氣—陰陽—五行—萬物”的宇宙生成理論,不僅在哲學上而且在自然科學上都有很高的價值。他天才地猜測宇宙的起點,不是在空間上相互間斷的物質微粒,而是一種綿延連續的物質——“元氣”。“元氣”是物質和空間的統一,空間不再是容納物質的框架;他所描繪的宇宙發展過程,不是機械力的作用過程,而是一種形態物質向另一種形態物質轉化的過程。王安石的宇宙論比起歐洲的宇宙論,包括古代原子論者的宇宙生成論和近代康得—拉普拉斯的星天假說,都要前進得多,合理得多。在這個思想基礎上,王安石大膽地提出了“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振聾發饋的政治思想。難能可貴的是,他從這些思想出發,積極倡導和推行政治變革,轟轟烈烈地幹了一番改革事業。面對“積貧積弱”的政治局面,他兩度為相,發動和領導了舉世聞名的“熙寧變法”運動。這場變法,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趙宋王朝政治危機為目的,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社會、政治、軍事、文化各個方面,是中國古代史上繼商鞅變法之後又一次規模巨大、威武雄壯的社會變革運動。因此,王安石被列寧稱讚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

  3、文事昌盛,戲藝繁榮

  詩書豐繁,“文獻之邦”是“臨川文化”的一大特色。據資料載,列入《四庫全書》存目的論著,撫州籍人氏著述就有近800卷之多。至今橫臥撫州市東門的“文昌橋”,就是“臨川文學”昌盛的象徵。傳說是“文昌橋上賞文章”、“文昌橋上賽文章”、“文昌橋上賣文章”、“文昌橋上曬文章”、“欲覽詩書文昌橋”、“無才莫進撫州門”。

  在中國古代文學中,宋詞與唐詩、元曲爭奇鬥妍。宋初的詞壇,主要是江西人氏佔據。據唐圭璋先生《宋詞四考》,兩宋時期全國有詞人867人,江西佔153人,其中撫州籍詞人42人,成為江西詞人的主體。特別是北宋詞人晏殊,辭筆清麗,氣度閒雅,“音情纏綿而不偎薄,達意明白而不發露”,樹一代詞風。後人稱他為“導宋詞之先路者”、“北宋倚聲家初祖”。晏殊的兒子晏幾道,擅長小令,後人稱他“把我國令詞推向頂點”。

  在中國文學史上,中唐和北宋時期兩次“古文運動”,實質上是散文革新運動。領導這場運動的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八大家中,撫州佔二家,這就是王安石、曾鞏。時人稱曾鞏文章是“曾子文章眾無有,水之江漢星之鬥”。特別是王安石在宋代新古文運動中,不僅理論上獨樹一幟,而且在創作實踐上別具一格,力主“以適用為本”,立意超拔,瘦硬奇崛,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反對了西昆派唯美主義頹風,實為北宋文學革新運動之主將,唐宋八大家之中堅。梁啟超說:“荊公于中國數千年文學史中,已佔最高的位置矣”。翻開現代《中國文學史》扉頁,五位主編,其中游國恩、肖滌非二人又是臨川才子。

  撫州是江南地方戲曲出現最早和最興盛地之一。南方戲曲,以“永嘉雜劇”為始祖,最早傳入南豐。清康熙初年,宜黃產生的“二黃腔”已在浙江流行,後傳播到安徽、湖北,再經藝人加以創造,遍及全國。嘉靖年間兵部尚書譚綸又將海鹽腔帶回家鄉宜黃,宜黃戲子竟有千人之眾。撫州採茶戲,是撫州地方戲的一支勁旅,很受當地人民的歡迎,得到戲劇界的青睞。

  儺舞,是“中國古代舞蹈的活化石”,是“臨川文化”的一塊瑰寶。撫州是我國“儺舞之鄉”。江西10個“儺”縣,撫州佔6縣,其中又以南豐儺為最古老、最系統、最完整,“延今三千餘年”,至今襲而不衰,蜚聲中外。撫州戲曲藝術的產生和發展,塑造了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一位戲劇巨人湯顯祖。他的代表作“臨川四夢”,即《牡丹亭》、《紫釵記》、《南柯記》、《邯鄲記》,標誌著我國明代傳奇戲劇發展的新高峰,在中國戲曲史上佔有突出的地位,形成了撫州獨特的戲曲文化。早在20世紀中葉,他的劇作已不斷被譯成英文、日文、法文在國外廣泛傳播,爭相上演。近幾年,上海昆劇團赴法國演出《牡丹亭》,反映依然十分強烈。湯顯祖與英國的莎士比亞齊名。日本戲曲史家青木正兒指出他們是“東西曲壇的偉人”。中國人稱湯顯祖為“東方的莎士比亞”;外國人稱莎士比亞為“西方的湯顯祖”。

  書法藝術是“臨川文化”輝煌的一頁。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於晉成帝鹹康元年至六年在臨川任內史,三十余歲,臨池學書,為他的書法成就奠定了基礎。唐朝大書法家顏真卿六十三歲在臨川任刺史,寫《麻姑山仙壇記》,被譽為天下第一楷書,從而使他的書法藝術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臨川籍人氏曾行、趙崇番、陳景元、虞集、李瑞青等都是書法藝術大家。東鄉的舒同是我國當代著名書法家,創建了別具一格的“舒體”,被譽為“紅軍第一書法家”。

  4、禪佛鼎盛,光照異國他鄉

  西元前一世紀佛教傳入中國,隋唐最盛,以後開始有了佛教宗派,禪宗就是其中之一。由於禪客眾多,禪學興隆,後又分成曹洞宗、雲門宗、法眼宗三個流派。其中又以曹洞宗影響最大,聲譽最高,在佛教史上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曹洞宗的宗風是由“二宜兩山”禪師共同創立的。他們一是撫州宜黃曹山寺本寂禪師;一是宜豐洞山普利寺良價禪師。本寂在宜黃曹山修持了大約30年,是我國禪宗史上“五家七宗”的創始人之一。曹洞宗創立之後,南宋嘉慶16年,日本國承陽大師來中國留學,跟從曹洞宗第13代受禪法,學成回國,便在日本福進縣建立了永平寺。700多年來,曹洞宗的宗風法輪常轉,承陽大師成了日本曹洞宗的總本山,第子達一千萬之眾,還專門成立了曹洞宗研究所。“臨川文化”東渡,光照異域他鄉,生根開花結果,成為“臨川文化”與日本國的文化交流和一衣帶水的友好鄰邦友誼的紐帶。南城的麻姑山,是江南名山,唐時皇帝為之立廟,於是道士爭相講道,麻姑山成為江南一帶道教勝地。此外,金山寺、疏山寺、天主教堂、龍鳳岩、正覺寺等,都是撫州宗教文化比較集中的名山勝寺。

 
   5、科學、技術昌明,經濟、文化交融

  撫州不僅是才子之鄉,在文化藝術方面有突出貢獻,而且,科學技術在“臨川文化”的大系統中也佔有重要位置。特別是在物理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冶煉技術和印刷技術上,曾創造了光輝燦爛的古代文明。宋代地理學家樂史,著有地理學巨著《太平寰宇記》200卷,堪稱古代地理學巨臂,為研究我國歷史地理要籍。著名地理學家朱思本,耗10年之功,繪成《輿地圖》兩卷,在製圖史上是一個傑出的創造。“盱江醫學”在江西醫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僅宋、元、明、清四代,盱江流域各縣有傳略可考的醫學家多達200余人,醫學著作100余種,是我國古代醫學寶庫的珍貴遺產。元代醫學家危亦林,著有《世醫效方》,其中關於麻醉藥的使用,骨折復位的懸吊復位法,創世界最早紀錄,各國沿襲至今。當代中國物理學家有“四大名旦”,撫州的饒毓泰就是其中一“旦”。古代的撫州府陶瓷製作和燒煉也非常發達。著名的《景德鎮陶錄》一書曾高度稱讚撫州的制陶藝術,南豐白舍,金溪小陂,臨川白滸三窯所產生的陶瓷,可以和景德鎮陶瓷媲美,因而被載入《中國陶瓷史》。與“臨川文化”昌盛相聯繫的,是金溪的木刻印刷和石板印刷,不僅歷史悠久,而且技藝精湛,與“臨川才子”相得益彰,世稱“臨川才子金溪書”。此外,樂安的毛邊紙,臨川的毛筆,在清朝均為貢品。

  古治臨川,是農桑富庶之地,江南魚米之鄉。幾千年來,勤勞、好學、聰慧的撫州人民在農耕經濟基礎上創造了獨特的物質文化。南豐蜜桔是著名的貢桔,在海內外有很大影響。它的栽培技術和歷史可追溯到唐開元以前。作為經濟交往和貢品,突破了純資源物質形態,創造了獨特的蜜桔文化。廣昌白蓮始種于唐高宗儀風年間,南宋紹定元年就有“蓮鄉”之美稱。撫州到處呈現荷花爭艷,子蓮飄香的蓮鄉風光。它遍佈國內,延伸國外,與祖國的飲食文化和醫學文化相輔相成,交相輝映,為中外文化交流作了重要貢獻。明清時,宜黃、樂安等地是江南重要的夏布產地,其中尤以宜黃為最。宜黃夏布有纖維細長,色澤光潔,透風涼爽,質韌耐用等特點。這裡長年舟車不斷,商旅繁忙,成為江南夏布的集散地。宜黃夏布在國內各大城市和高麗(北韓)市場上享有極高的聲譽,構成別具特色的撫州(臨川)服飾文化。

  6、革命詩章,悲愴壯烈

  人傑地靈的撫州,有著光榮的革命歷史。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撫州人民為“臨川文化”書寫了可歌可泣的壯烈篇章。隨著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南豐、宜黃、廣昌、樂安、資溪、黎川等縣也成為紅色革命根據地的一部分;臨川、東鄉、金溪、崇仁成為敵我雙方爭奪的“拉鋸”區。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鄧小平、陳毅等中央領導人都曾多次在這裡領導和指揮武裝革命鬥爭,建立蘇維埃新生政權。一九三O年到一九三三年,先後進行的五次反圍剿中,撫州是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次、第五次反圍剿鬥爭的主戰場。革命力量同國民黨反動派先後在這裡進行了幾十次激烈戰鬥。東、黃陂戰役,洵口戰役、團村戰役、金溪戰役和大寨腦、高虎腦、萬年亭戰鬥等都在中國人民革命鬥爭史上寫下了不朽的一頁。全區保留了一批像黎川湖坊的“閩浙贛蘇維埃政府”革命舊址,紅軍“第一號佈告”和大量紅軍標語等珍貴的革命歷史文化。膾炙人口的“漫天皆白,雪埵甇x情更迫……”就是毛澤東在廣昌行軍路上的佳作。“……工農兒子慣征戰,四破鐵圍奇中奇”的律詩,就是陳毅將軍“聞黃陂大捷,敵人第四次圍剿被粉碎”的“喜賦”。在這血與火的鬥爭中,涌現了李井泉、舒同等一批臨川英雄豪傑,誕生了趙醒儂、傅烈、周建屏等許許多多革命先烈,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為臨川文化譜寫了可歌可泣的壯烈詩章。像舒同為悼念東鄉李克昌烈士所作的“舍生以存義、殺身定成仁;可憐羊城(‘羊城’是撫州城別名)地,鮮血醒萬民。”像撫州鄒淵烈士的“獄中遺詩三首”--“寄母:忠孝從來兩難行,移孝作忠母訓明。望母莫為兒悲哭,兒能成仁母亦榮。”“寄弟:頭顱一擲事本輕,遺恨未能拳慈親。最後一句叮嚀語,菽水承歡弟繼承。”“寄妻:昔年鴻案曾相親,卿卿我我見真情,我今笑赴刑場去,孝親撫孤在汝身。”這些悲壯的詩句至今讀來不禁令人暗然淚下,更有一股氣貫長虹的浩然正氣。正是這些革命歷史文化,使“臨川文化”內在精神昇華到了更高的境界。

  綜上所述,自宋而明,隨著中國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和江南經濟的開發,在撫州確實出現過一個輝煌燦爛的文化昌盛期,涌現過全國第一流的政治家、詩人、詞人、古文家、哲學家、戲劇家、地理學家、醫學家、歷史學家。他們在各自的領域所達到的巨大成就和對華夏文化所作出的巨大貢獻,他們的天才創造對民族文化所投射的深遠影響,是永載史冊、永不暗淡的“臨川之筆”的光照。

  光輝燦爛的撫州文化,不僅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顯赫的地位,就是在當今國際上也享有很高聲譽。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成立了“撫州史研究會”,對撫州歷史和文化進行研究和探索。美國博士韓明士,1985年在美國出版了他的專著《中國宋朝江西撫州的精英》。日本是國外王安石研究的中心。研究隊伍蔚為壯觀,論文著述十分繁豐。東一夫,東村哈兵衛、高橋作衛、佐伯富、周藤吉之等,都是著名的王荊公研究家。日本戲曲史家青木正兒,致力於湯顯祖研究,著有《中國近代戲曲史》。美國哈佛大學博士、俄亥俄洲大學歷史系主任葛德衛教授,致力於吳澄和“草廬學派”研究。1986年,美國一批專家學者前往崇仁考察吳澄的故里。1982年,以松田文雄為團長的日本佛教考察團,專程前往宜黃曹山,對曹洞宗遺址進行考察。國外專家、學者前往撫州瞻仰、考察湯顯祖及其贛東民間藝術、南豐儺舞、民情、民俗者,不計其數。“臨川文化”對世界文化也投下了久遠的影響。

撫州市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