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光燾（1837（丁酉年）—1916），湖南隆回人。晚清政治、軍事、外交上的重要歷史人物。與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同為十九世紀八十到九十年代清政府的重臣。曾任新疆省布政使，新疆巡撫、雲貴總督、陜甘總督，後任兩江總督、南洋大臣、總理各國事物大臣。署理兩江總督期間，繼劉坤一、張之洞之後，實施籌建三江師範學堂，為開啟近代新疆博達書院，南京大學的重要人物。
人物簡介
魏光燾，清末官吏。早年隸左宗棠部，光緒時初任道員，累擢按察使、布政使，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募兵北上，與湖南巡撫呉大澄援遼抗日，在海城等地與敵多次激戰，1895.3敵軍進犯牛莊，指揮所部重創日軍。魏光燾戰後歷任江西布政使、陜西巡撫、陜甘總督、雲貴總督、兩江總督。
2任職情況
中國新疆地區建省後的第一任布政使，第二任代理行政首長（巡撫），一手建立新疆博達書院，並擔任第一任校長。後來他又歷任雲貴、陜甘總督，後官至兩江總督、南洋大臣、總理各國事物大臣。1891年在新疆創立博達書院，並擔任第一任校長，為新疆早期教育提供了先例。魏光燾
署理兩江總督期間，繼劉坤一、張之洞之後，實施籌建三江師範學堂，為開啟近代博達書院，南京大學的重要人物。曾國藩湘軍的承者，左宗堂的重要助手。1905年罷官，回到家鄉。1915年3月5日卒于寶慶城東郊湖山別墅。
代表作品
魏光燾是魏源的族侄孫，他曾出資刊印魏源的《海國圖志》幾其他多種著作。他本人亦有《勘定新疆記》（8卷）、《湖山老人自述》（家刻本）等著作傳世。
4人物故居
魏光燾故居位於隆回縣司門前鎮石山灣村。北距魏源故居1.5公里。故居座西朝東，前面
為盛產黃金、柔麗如練的金水河，西倚樟樹坳和貓頭寨，北抵金潭二十四景之一的獅子山（山上殘存清代所建文昌閣），南連五柱山。故居係清代乾隆年間（年份不詳）木結構建築，懸山頂，房屋窗花做工精緻，是一處較完整有代表性的清代民間建築群。整個院落前後四重，左右樓閣，飛檐翹角。前有護院磚墻和槽門，院內屋宇40棟，佔地約4000平方米。主體部分保護完好。1982年公佈為隆回縣縣級文物保護單位。2002年公佈為湖南省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人物生平
清邵陽縣金潭鄉（今屬隆回縣）人。字午莊。道光十七年（1837）十月生。初為廚工。咸豐六年（1856）入湘軍，從曾國荃攻吉安，辦老湘軍營務。後隸左宗棠軍，隨赴陜甘鎮壓回民起義。光緒初擢為平慶涇固化道道員。在任內倣行左宗棠治軍理政措施，修路植樹，勸課農桑，頗有政績。光緒七年（1881），升甘肅按察使。十年冬遷甘肅新疆布政使。精於理財，勤於治事，軍務報銷，綜核悉當。新疆與鄰國接壤甚廣，與俄國、英國等國際事務，交涉案件甚多，而隨著政局的逐漸穩定，吏治方面最感棘手的便是外文官的缺乏，而清朝末期，新疆及西北地區發展緩慢，教育落後，幾乎沒有教育科研項目。1891年魏光燾一手創立新疆博達書院，並擔任第一任校長，為新疆近代教育開創了先例，為全國開辦早期學堂提供了寶貴經驗。
光緒二十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淮軍屢戰屢敗，朝議起用湘軍。十一月，清廷授湘軍宿將兩江總督、南洋大臣劉坤一為欽差大臣，湖南巡撫吳大澄幫辦軍務，督辦東征軍務，節制關內外各軍。魏光燾應詔隨吳大澄率部赴遼東。光緒二十一年正月中旬，他率武威軍8營（一說為6營）2哨出關，抵田莊臺佈防，並立即會合宋慶、依克唐阿、長順等部，對海城發動第四次反攻，未克。二月初四日，發起第五次反攻。日軍第五師團從九連城一帶間道出岫岩北黃花甸，作虛攻遼陽之勢，駐守海城日軍第三師團也突圍北上。清軍誤中其計，長順軍因棄要道鞍山站，回師救遼陽。日軍乘虛佔領鞍山站，又派騎兵主力直取牛莊。
二月初七日，魏光燾得報，即由海城撤軍回援牛莊。初八日晨，以3000兵力抵抗日軍兩萬精銳之眾，展開激戰。他指揮所部誘敵深入，待日軍接近時，進行猛烈反擊，予敵重創。但日軍依恃優勢兵力，突入市內。湘軍11營被困守市區，據民房巷戰，肉搏衝鋒，短兵相接，將士裹創再戰，往復拚殺，血肉橫飛，部將余福章、陳勝友戰死，傷亡2000人。他往來督戰，竟至三易坐騎。直至深夜，始由西面突圍，僅以身免。牛莊失守後，遼東半島相繼淪陷。戰役結束，魏光燾調任江西布政使。旋擢雲南巡撫，又改陜西巡撫。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侵略聯軍犯北京，他率兵勤王，晉陜甘總督，旋調雲貴總督。二十九年移督兩江。次年鐵良南下閱兵時，劾罷所用將領，即調閩浙總督。三十一年鐵良又奏劾他昏昧無能，被開缺回籍。在職任用官吏，多以鄉誼為準，寶慶屬最多，湘籍次之，時人每有非議。
宣統三年（1911），辛亥革命軍興。清政府詔授魏光燾為湖廣總督。未赴任，旋卒于家。[1]
6開辦三江
魏光燾：三江開辦的組織實施者
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九（1902年12月8日）魏光燾即“奉調兩江之命”（魏光燾：《湖山老人述略》），
三江師範學堂籌建人員合影(2張)
但他並未立即赴任，張之洞也仍然署理兩江。直到翌年二月(1903年3月)魏光燾才到江寧履任。
張之洞與魏光燾在二月二十二日（1903年3月20日）交接關防印信、王命旗牌。前後兩任總督隨後即與有關官員合影留念，其中包括兩江學務處和三江師範學堂的官員。六天以後，魏光燾“天甫黎明”即赴下江考棚參加尊經校士館的甄別考試。但由於魏光燾“須臨三江師範學堂履勘，以故出題後即命駕回轅”。（光緒二十九年三月十一日《申報》。）這是魏光燾第一次視察三江。
光緒三十年七月二十二日（1904年9月1日），魏光燾奉調閩浙總督。他任兩江總督將近一年半時間。這正是三江建校和開辦的關鍵時期。對於三江師範學堂的創建方略與原則，魏光燾可謂“蕭規曹隨”，未作大的變更。對於三江建校及正式招生開學前繁雜的籌備工作，魏光燾則積極組織實施，有條不紊且卓有成效。因此他也是創建三江師範學堂的重要人物之一。
（1） 續聘教習。三江首次招聘中國教習僅錄取20名，未能足額，因而魏光燾命兩江學務處發出曉諭，囑各司道府州再次保薦，四月底齊集江寧，“特再行考試一次，以廣蒐羅而昭公允”。（光緒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申報》。）事實上，六月間和九月二十一日還各招選了一次，三次續考計錄取雷恒等50人，加上張之洞任內錄取的20名，共有70名。
（2） 委任漢文總教習。三江的“漢文總教習”原擬聘請通州舉人范肯堂，因為范另有他就，因此魏光燾改聘湖南進士翰林吳獬，由兩江學務處下札委充。（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二、初六《大公報》。）
（3） 擇日開學，中日教習“互換知識”。1903年6月，三江所聘菊池謙二郎等11名日本教習均已到寧。三江師範學堂總辦楊覲圭便在6月19日召集“洋漢文教習會議”。除明確日本教習和中國教習各自承擔課程外，還確定中日教習彼此以“學友”稱呼。6月25日，三江師範學堂開學。由於本年度尚未招收學生，因而所謂“開學”，即“華洋教習”互相教練、互換知識。即日本教習在中國教習指導下學習中國語言文學及經學；中國教習向日本教習學習日語及理化、圖畫等等。其目的如張之洞《創建三江師範學堂折》中所雲：“俟一年之後，學堂造成，中國教習于東文、東語、理化、圖畫等學通知大略，東語教習亦能參用華語以教授諸生，于問答無虞扦格。”此時再招考師範生入學，則教學時可以不一定借助翻譯，傳文達意避免誤會，又能節省時間。應當說這是一個很富創意的設想，但由於語言的阻隔，中日教習為期一年的“互換知識”並未達到預想效果。
（4） 建堂工程基本竣工。三江學堂堂址，經張之洞選定在北極閣前，建築規劃由湖北師範學堂長胡鈞參考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藍圖而定。自1903年6月19日起“鳩工建造”，工程監督為知縣查宗仁。（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七、閏五月十九日《大公報》。）在魏光燾的督促下，工程進展順利。至1904年1月，即已造好“洋樓五所”，“局面極其宏敞”。而1904年日本東亞同文會也有報告說，三江師範學堂計劃興建的“五百四十室大校舍及職員住宅，已完成一半，來年二月即可竣工”。（東亞文化研究所編：《東亞同文會史》，第366頁，轉引自蘇雲峰：《三（兩）江師範學堂：南京大學的前身》，第149頁。）1904年8月間，魏光燾派員查勘三江建堂工程，發現工程監督查宗仁有疏忽之責，立即採取補救措施。此年九、十月間，工程全部竣工。三江的中日教習均遷移至北極閣下新堂址。而魏光燾也在此前後奉調閩浙總督。因此，三江浩繁、宏大的建堂工程，是在魏光燾任內開工並基本完成的。
（5） 提款建立三江師範學堂。魏光燾對於三江建設的另一個重要貢獻，就是切實保證了三江開辦的鉅額費用。張之洞對於三江辦學費用早有籌劃：其購地建堂經費，由江寧藩司籌撥；其常年學堂經費，則由江寧藩司先行“協撥銀一萬兩，以後每年協籌四萬餘兩”，安徽、江西兩省“各按學生數額每名每年協助龍銀一百元，稍資津貼”；同時，將江寧銀元局“歲獲盈餘，專供該學堂經費之用”。（張之洞：《創建三江師範學堂折》，《張文襄公全集》，58卷，第15∼16頁。）張之洞的這些籌款設想和原則，有賴魏光燾一一加以落實。而且建堂工程費用，一再追加。因此，籌款就成為三江肇始時期最棘手也最關鍵之事。魏光燾到任後，首先整頓鹽政，“歲增款至二百餘萬；厘金、銅元，並增出二三百萬”，總督府財源拓展後，魏光燾首先“提款建立三江師範學堂”，確保了三江中日教習的薪水按時發放，建堂工程免除經費拮據之虞。魏光燾《江南創建三江師範學堂經費折》中提出，三江校舍可根據分批招生入堂而“次第增添”、“分別起造”，“核實估計，共需工料曹平銀九萬八千五百餘兩，擬於江寧籌餉捐輸款內解存司庫銀五萬八千余兩，盡數動撥，其不敷銀兩，由司設法另籌……”（轉引自《首都志》（下）第714頁。）這說明魏光燾為三江的籌款想方設法，不遺餘力。他在晚年所撰《湖山老人述略》中，不無自豪地將“提款建立三江師範學堂”列在他兩江任上德政要務之首。
（6） 制訂《三江師範學堂章程》。光緒三十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二十四日（1904年5月13日至7月7日），三江師範學堂總辦楊覲圭曾五次晉見兩江總督魏光燾。根據台灣學者蘇雲峰的研究，如此頻繁的晉見，應與制訂《三江師範學堂章程》及相關事務有關。（蘇雲峰：《三（兩）江師範學堂：南京大學的前身》之“附錄一：三江師範學堂章程”，第175∼196頁。此章程之原件存在日本，蘇雲峰1986年從日本東京專修大學商學部蔭山雅博教授處獲得副本。）這個章程由胡鈞負責草擬。章程 “照奏定優級師範並附初級師範章程辦理”，凡十五章，分別規定了“立學總義”、“考試規則”、“學科課程”、“各員職務”，有關講堂、齋舍、操場以及禮儀、賞罰、放假、畢業服務等“條規”和“學堂禁令”。在學堂正式招生開學前制訂這樣一個章程，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7） 正式招生開學。1904年7月，三江師範學堂總辦楊覲圭通知兩江所轄各府州縣，三江師範學堂將在9月15、16兩天舉行招生考試。（光緒三十年六月十六日《大公報》。）由於如期前來應試者人數有限，僅錄取120人。10月又舉行一次招考，錄取180人，共計300人。所取學生分為三年制初級本科32人，二年制速成科187人，一年制速成科81人。11月26日（光緒三十年十月二十日），學生正式入學上課。（光緒三十年十月十九日、十一月十六日《大公報》。）
三江師範學堂從1902年開始醞釀、籌備；1903年3月開辦，著手聘請師資、建造學堂；1903年6月19日開學，由中日教習“互換知識”一年；至1904年11月正式招生入學，在兩年多的時間內，完成了創建工作。這是當時江蘇的最高學府，“堪與京師大學堂比美”（日本東亞同文會報告語），也是“中國師範學堂之嚆矢”。[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