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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8月28日到9月3日，台灣富士康集團訴《第一財經日報》的“名譽侵權案”，經歷了從索賠3000萬元到1元，到雙方握手言和、富士康撤訴的令人瞠目的戲劇性過程。
事件雖已偃旗息鼓，但它卻暗示了全球正在發生的一種重要的社會結構性變革：即國家和市場以外大範圍的社會機構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這些機構包括政黨、媒體、社會運動、利益集團、監督群體等等，這些非營利部門構成了公民社會。
但從富士康事件的發展來看，作為公民社會組成部分的特殊利益保護組織的缺失或不作為，說明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任重道遠
2006年9月3日18點10分，《第一財經日報社與富士康科技集團(鴻富錦精密工業(深圳)有限公司)聯合聲明》出現在《第一財經日報》(以下簡稱“一財”)網站上。
雙方在相互致歉、相互致敬之後，富士康撤銷了對“一財”的訴訟。在“一財”與富士康沸沸颺颺地對抗了110小時後，這場官司就這樣，戲劇性地握手言和。
3000萬元索賠：惹怒全國媒體
2006年8月28日晨，上海。一篇題為《報道“超時加班”——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遭索賠3000萬元》的報道出現在當日《第一財經日報》頭版。報道中稱，“台灣首富郭臺銘所控制的台灣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鴻海”)旗下公司——鴻富錦精密工業(深圳)有限公司(下稱“鴻富錦”)，以名譽侵權糾紛為由，向《第一財經日報》的兩名記者翁寶、王佑提出總額人民幣3000萬元索賠，並已要求相關法院查封、凍結了兩名記者的個人財產。”
《第一財經日報》在當天的報道中附有一篇聲明，表示“本報將堅決支援王佑、翁寶二人，全力應對與鴻富錦公司的訴訟”，對鴻富錦公司採取訴訟保全措施查封記者個人財產“表示強烈譴責”，最後，指出“鴻富錦公司這種以公司組織行為針對記者個人的做法，勢必引發新聞界的公憤。”
果然，一場新聞界的“公憤”就此爆發。
8月29日，輿論批評高潮迅猛而來。
《中國青年報》刊文《起訴記者是一個危險的信號》，指出“這起訴訟的目的不在於維護自身的名譽權，而是要通過訴訟來打壓記者”。《南方都市報》引用北大法學教授賀衛方的言論，指責富士康起訴記者的做法“是一種震懾、淫威”。
緊接著，《南方都市報》刊文《資本有恃無恐，媒體有心無力》，《上海證券報》發表《查封記者個人財產，輿論監督遭遇挑戰》，《河北青年報》問《富士康告記者的牛氣從哪來》，《廣州日報》則請了專家分析“富士康天價賠償案如何了結”。
與此同時，多家媒體老總也紛紛“披掛上陣”。《財經時報》總編鈕文新質問，“企業黑箱操作誰管？”《環球企業家》執行總編楊福呼籲，“企業應重視社會責任”。《21世紀經濟報道》主編劉洲偉憤慨，“富士康在挑戰公眾知情權”。《IT經理世界》副總編張鵬更是疾呼，“反對霸權主義！”
同時，聲援“一財”的各種行動也相繼展開。國內部分財經傳媒人自發成立“中國財經傳媒人聯盟”，發表五點聲明，公開表示對被告記者方的“全力支援”。網上調查顯示，九成網友支援“一財”。有市民向王佑捐款，表達對其的關心與支援。甚至國際記者組織也“請求蘋果施壓富士康撤回對記者訴訟”。
事出兩月之前
富士康是在7月3日向深圳中級人民法院提交的“民事起訴狀”的。此時相隔“一財”首篇關於富士康“超時加班”報道的發表，已經過去28天。
而這28天前以及28天裏，究竟發生了哪些事情？
6月11日，英國《星期天郵報》發表《iPod之城》，報道生產蘋果公司主打產品iPod的富士康，其女工每個月的工資收入只有27英鎊。
6月14日，新浪科技頻道以《蘋果中國代工廠探秘：女工日工作15小時月薪300》為題，部分轉載該篇報道。
緊接著便是6月15日，《第一財經日報》刊發《富士康員工：機器罰你站12小時》。
“這應該是一種巧合。”“一財”發言人楊柏國告訴本刊，“我問過王佑，她當時應該是不知道《星期天郵報》發的那篇報道。新浪是14日轉載的，如果我們14日看到新浪的文章，15日肯定是做不出來這篇報道的。”
但是，不少網站將新浪的文章與王佑的報道列在一起轉載，並修改了王佑原報道的標題，在其中加入“血汗工廠”“黑幕”等字眼。
後來，王佑在情況說明中稱，她最開始關注此事是因為在《西祠衚同》網站上看到了數十篇富士康員工對公司內部人才體制的抱怨。後來，又在瀏覽一個小型的科技網頁的時候，看到了數個富士康員工的QQ號碼，並與一位剛剛畢業的大學生進行了30多頁的聊天。之後，她聯繫了富士康公司外聯部的賀小姐，進行了電話採訪。當文章寫完後，王佑還將該文交給該員工進行了確認。
根據王佑提供給富士康集團和深圳市中院的情況說明，第一篇稿件見報後，被“數十家網站大量轉載”，“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因此，“編輯決定繼續跟蹤該事件”。
6月20日，王佑抵達江蘇昆山的富士康工廠，在富士康員工聚居的村落(玉山鎮)進行調查。“在一個賣冷飲的攤位上，我遇見了一個剛剛從富士康離職的女孩和她的同伴，並對她進行了近50分鐘的採訪。”王佑稱。次日下午，她上交了第二篇文章。
6月22日，該文見報，題為《一位離職的富士康昆山工廠女工：底薪很低福利很好》。
本刊記者後來致電富士康公司外聯部賀蓉女士，但她只承認曾經接受過《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的採訪。
賀說，《21世紀經濟報道》于6月17日刊登了題為《富士康勞工門幕後調查：低於標準線30%的底薪》的文章。這篇文章斷章取義了一些她的話，隨後富士康方面即發出律師函，要求記者做出解釋。
經過溝通，雙方不久即達成和解。而富士康對於“一財”的訴訟，卻沒有那麼簡單。
據記者調查，有知情人透露，當時富士康打算兩家媒體都告，但由於《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與報社間簽署的勞動合同比較完整，而“一財”記者王佑的勞動合同關係並不完整。富士康方面知道了這一點，並由此認定王佑所作並非職務行為，因而將其作為被告。
據王佑的情況說明，6月30日，富士康的兩位代表——富士康的子公司賽博數位廣場管理部副總詹東海、賽博市場總部副總李廣約見了她和翁寶。她記得，兩人當天態度和藹、情緒自然，但表示希望《第一財經日報》方面不要再跟蹤報道下去，這樣會讓他們很為難。並且，在這次會面上，雙方並沒有就文章的真實性提出相關質疑。
這次談話一共進行了2個多小時，4人“愉快”地交換了意見，之後，“一財”停止了對富士康的採訪與報道。雙方本來還準備再會一次面，但是由於日程方面的原因，未能遂行。
9月1日，本刊記者致電賽博市場總部副總李廣，他的說法與此並不相符。他稱，當天由於質疑記者王佑的身份，把她約了出來，和她一起來的還有報社編委翁寶。“當時，我們並沒說什麼，只想求證記者的身份。”李稱，那幾天，關於富士康用工狀況的稿子很多，很多人自稱是記者，天天電話騷擾富士康。
王佑和翁寶都沒有想到，7月13日，深圳中級法院查封兩人財產的“民事裁定書”卻突然寄來。
風向突變——從3000萬到1，從1到0
面對洶湧而至的輿論“圍剿”，富士康也在思考自己的下一步。
8月30日上午11點，富士康發表聲明《起訴記者案是單純的法律事件》。聲明中稱，起訴“一財”記者所獲賠償不論大小，“都將捐助到慈善機構”。當晚22點31分，“一財”在報社網站上發表《第一財經日報第二次聲明：堅決反擊鴻富錦》，稱對鴻富錦，“本報記者保留反訴和另行起訴的權利”。
然而，僅僅18分鐘之後，《富士康撤銷兩名記者訟案財產凍結公告全文》在“一財”網站上刊出，富士康宣佈撤銷對“一財”兩名記者的財產凍結申請，將訴訟標的由3000萬元調整為1元，並且追加第一財經日報社作為被告。
3000萬元暫態變為1元。
消息傳開，媒體和輿情再次譁然。
事件的當事人之一翁寶在30日晚接受《新快報》採訪時即表示，“這是全國新聞同仁共同的勝利”，並且迅速表明瞭自己對富士康的態度——“我恢復對郭先生(鴻富錦老闆郭臺銘)的敬意，決策者每天面對那麼多決策，難免會有失誤，能夠快速調整決策，體現了郭先生的決策水準。適當的時候，我希望能跟郭先生有個會面，能冰釋前嫌。”
9月1日，《南方日報》消息稱，“富士康訴記者案將於10月23日開庭”。
就在人們漸漸安靜下來，開始等待10月開庭的時候，更具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
9月3日18點10分，“一財”與富士康發表聯合聲明宣佈和解。兩個小時後，“一財”網站上原本位於推薦位置的“特別報道”《報道‘超時加班’，記者遭索賠3000萬元》被全部下線。
“3000萬”索賠案雖然戛然而止，關於此案卻依然疑竇叢生：6天的時間內，造成這種戲劇性變化的真正推力是誰？
從地方法院到地方政府，在與企業和媒體的角力之中，都各自在扮演什麼角色？
來源：中國新聞週刊 王剛 袁野
王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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